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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本刊新开设“职言职语”栏目，旨在为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提供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平台，内容包括学术创新、政策解读、热点分析等。自本期开始，由陈玉华女士主笔的一系列文章将对职业教育热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以期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探讨。栏目投稿邮箱：hnjy204@163.com
作者简介：
陈玉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陈玉华具有多年职业教育科研和工作实践经验。曾参与教育部组织的校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专题调研以及河南省教育厅组织的职教攻坚、全民振兴工程等专题调研。主持、参与各级课题多部，在CSSCI、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人是一种习惯标记、并为标记赋予意义的物种。这些标记通常会成为人类文化、历史的重要记忆，或标志性、里程碑式的“节点”。就时间来说，每逢满十、满百、逢头、迎尾、过半等“关口”处，人们习惯驻足、反思、凝望。如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此，更明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此，整理好了再出发。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在时间跨度上，2015年是重要的一年。2015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教育部统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15周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0周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5周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1周年的“节点”。30余年来，职业教育集中围绕办学体制、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改革三大主题，在改革中经历发展、滑坡、重振等阶段，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不断遭遇着挑战和诸多矛盾冲突。
在办学体制上，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到2015年《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颁布，职业教育一直试图解决国家与教育、政府与学校、市场与教育、职业教育自身体系建设与其他类型教育体系互通等重要关系问题。按照当前常见的三分法，我们将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标志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内容是开始打破计划体制下的职教制度，以中职为重点，逐步建立起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第二阶段，从1993年前后到2005年，标志性文件是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2年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核心内容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职业教育制度，建立分级管理、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2005年至今，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标志性文件是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15年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核心内容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下的职业教育体制，并针对职业教育体制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补充。
在培养目标上，从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到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围绕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变革几经更迭，从“职业培训”逐渐定位为“高素质劳动者”，培养重心从“技术人才”向“技能人才”转变，并逐步形成了中职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职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的应用型人才的梯队人才培养目标。
1985年以来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表述一览表
在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上，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路径依赖与断裂发展的艰难选择期。在扩招之前，由于职业教育受惠于招生分配政策，课程与教学改革力度并不大。高校扩招及市场驱动的职业教育体制的建立，促使职业教育面临种种困境，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与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1985年至1995年十年间，地方获得课程设置权，职业学校根据培养目标，开始优化课程目标，调整各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强教材的编写，强化专业课师资力量。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组织的MES模式和加拿大的CBE模式引入我国，对我国课程结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间，恰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教育曾一度面临困境，人们开始围绕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时期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调动各方参与课程与教学改革，尝试适应学分制的模块式课程和综合化课程的实验。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也开始参与学校具体的课程与教学事务。2005年至2015年，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社会各阶层分化，就业市场形势变动，社会需求与劳动者素质之间存在落差，职业教育通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选择地学习国外发展经验，主要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开发课程，按工作过程逻辑构筑专业课程，基于多重整合进行课程开发”，课程教学改革内涵进一步深化。
回眸过去，历经30年的探索，职业教育从体制到培养目标，从培养目标到微观的课程、教学，都有了稳定的发展方向，社会多方参与，充满活力。虽经历波折、迷茫与困顿，但整体上，职业教育从封闭到开放，从政府主导的一元、线性到主体的多元、复杂，从单一培养目标到多维发展，改革整体从激进到渐进，势态喜人。不可忽视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新的、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前瞻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向，笔者认为尚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第一，政府、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国家能够较好实现引领、监督作用，促进效率，但“统得过死、管得过严”容易使学校实践缺少活力，脱离社会与市场需求。同样，教育的民营化、市场化在激活办学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一些教育乱象，影响教育公平。为此，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对于职业教育驱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是接受市场为职业教育带来的便利与机遇，二是严苛保留职业教育本身的属性，以防完全市场化失去其“教育本义”，三是政府需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保证教育公平。政府导向、市场导向两种改革取向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对此要加大研究，处理其动态平衡关系，以求达到职业教育最佳办学。
第二，规模、效率与内涵、质量的关系。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比例基本达到1：1，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也基本达到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在职业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人才培养的结构与质量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2015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质量转向。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发展会从扩大规模走向重视培养质量。为此，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确保提高职教质量所必需的硬件保障；二要深入研究职业教育理论，引领内涵发展理念，践行科学改革措施；三要促进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为实践过程与结果确立保障。
第三，政策引领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从上可知，近30年来，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通过政策不断引领实践变革。但从实践来看，变革力度还相对有限。在未来几年内，职业教育在加大政策引领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完善完备政策工具，灵活使用政策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导工具，弥补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力低、政策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回顾，不仅是为了重现历史记忆，更是为了下一步的启程与前进。历经30年的改革发展，职业教育还需要再出发。■（责编 周继平）
作者简介：
陈玉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陈玉华具有多年职业教育科研和工作实践经验。曾参与教育部组织的校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专题调研以及河南省教育厅组织的职教攻坚、全民振兴工程等专题调研。主持、参与各级课题多部，在CSSCI、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人是一种习惯标记、并为标记赋予意义的物种。这些标记通常会成为人类文化、历史的重要记忆，或标志性、里程碑式的“节点”。就时间来说，每逢满十、满百、逢头、迎尾、过半等“关口”处，人们习惯驻足、反思、凝望。如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此，更明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此，整理好了再出发。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在时间跨度上，2015年是重要的一年。2015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教育部统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15周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0周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5周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1周年的“节点”。30余年来，职业教育集中围绕办学体制、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改革三大主题，在改革中经历发展、滑坡、重振等阶段，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不断遭遇着挑战和诸多矛盾冲突。
在办学体制上，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到2015年《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颁布，职业教育一直试图解决国家与教育、政府与学校、市场与教育、职业教育自身体系建设与其他类型教育体系互通等重要关系问题。按照当前常见的三分法，我们将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标志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内容是开始打破计划体制下的职教制度，以中职为重点，逐步建立起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第二阶段，从1993年前后到2005年，标志性文件是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2年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核心内容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职业教育制度，建立分级管理、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2005年至今，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标志性文件是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15年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核心内容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下的职业教育体制，并针对职业教育体制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补充。
在培养目标上，从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到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围绕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变革几经更迭，从“职业培训”逐渐定位为“高素质劳动者”，培养重心从“技术人才”向“技能人才”转变，并逐步形成了中职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职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的应用型人才的梯队人才培养目标。
1985年以来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表述一览表
在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上，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路径依赖与断裂发展的艰难选择期。在扩招之前，由于职业教育受惠于招生分配政策，课程与教学改革力度并不大。高校扩招及市场驱动的职业教育体制的建立，促使职业教育面临种种困境，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与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1985年至1995年十年间，地方获得课程设置权，职业学校根据培养目标，开始优化课程目标，调整各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强教材的编写，强化专业课师资力量。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组织的MES模式和加拿大的CBE模式引入我国，对我国课程结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间，恰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教育曾一度面临困境，人们开始围绕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时期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调动各方参与课程与教学改革，尝试适应学分制的模块式课程和综合化课程的实验。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也开始参与学校具体的课程与教学事务。2005年至2015年，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社会各阶层分化，就业市场形势变动，社会需求与劳动者素质之间存在落差，职业教育通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选择地学习国外发展经验，主要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开发课程，按工作过程逻辑构筑专业课程，基于多重整合进行课程开发”，课程教学改革内涵进一步深化。
回眸过去，历经30年的探索，职业教育从体制到培养目标，从培养目标到微观的课程、教学，都有了稳定的发展方向，社会多方参与，充满活力。虽经历波折、迷茫与困顿，但整体上，职业教育从封闭到开放，从政府主导的一元、线性到主体的多元、复杂，从单一培养目标到多维发展，改革整体从激进到渐进，势态喜人。不可忽视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新的、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前瞻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向，笔者认为尚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第一，政府、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国家能够较好实现引领、监督作用，促进效率，但“统得过死、管得过严”容易使学校实践缺少活力，脱离社会与市场需求。同样，教育的民营化、市场化在激活办学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一些教育乱象，影响教育公平。为此，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对于职业教育驱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是接受市场为职业教育带来的便利与机遇，二是严苛保留职业教育本身的属性，以防完全市场化失去其“教育本义”，三是政府需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保证教育公平。政府导向、市场导向两种改革取向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对此要加大研究，处理其动态平衡关系，以求达到职业教育最佳办学。
第二，规模、效率与内涵、质量的关系。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比例基本达到1：1，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也基本达到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在职业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人才培养的结构与质量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2015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质量转向。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发展会从扩大规模走向重视培养质量。为此，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确保提高职教质量所必需的硬件保障；二要深入研究职业教育理论，引领内涵发展理念，践行科学改革措施；三要促进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为实践过程与结果确立保障。
第三，政策引领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从上可知，近30年来，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通过政策不断引领实践变革。但从实践来看，变革力度还相对有限。在未来几年内，职业教育在加大政策引领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完善完备政策工具，灵活使用政策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导工具，弥补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力低、政策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回顾，不仅是为了重现历史记忆，更是为了下一步的启程与前进。历经30年的改革发展，职业教育还需要再出发。■（责编 周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