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年前，17岁的亚美尼亚姑娘阿斯特丽德·波戈斯扬飞到了上海。怀揣着上海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她，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也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来中国。
如今，喜欢交响乐的上海人，也许不知道波戈斯扬是谁，但提起星星，许多人有所耳闻。没错，星星，正是波戈斯扬的中国名字。因她于去年秋天拿到了《留學生在沪工作证》001号，而被媒体争相报道。最新的消息是一一她已经成为所在单位上海交响乐团的团长助理。
从改革开放后允许自费留学生来华学习，到如今向留学生发放工作许可证；从1978年来华留学生1200人到2017年在华留学生近50万——40年来，来华留学生的各种变化，证明了中国的吸引力正在大大增强。
数量增长源于吸引力增长
回顾历史，自1950年以来，即有海外留学生陆续来华。第一批33名来华留学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5国，全部进清华大学中国语文专修班。1954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发展，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国留学生相继来华。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共培养了12800余名海外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几乎全部由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改革开放后，海外留学生来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一一中国开放自费留学政策。1978年，有1200人在华学习。当1979年国务院批准《关于接受自费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后，当年有300余名自费留学生来华。拥有多年驻美国、澳大利亚使领馆教育领事工作经验的魏礼庆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曾做过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我国共接受130多个国家的40221名留学生，其中奖学金生13699名，自费生26522名。从此，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的主体。“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队伍中出现了学位生，海外留学生不再是短期培训为主。加之自费生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的来华留学工作的层次、质量和规模，也体现了来华留学工作逐步与世界接轨。”魏礼庆如此说道。
穆拉图·特肖梅算是深入经历这一阶段的一位来华留学生。这位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谈起中国历史文化更是头头是道。原来，他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于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在北大国政系继续深造，师从赵宝煦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在北京学习期间，随着逐步过了语言关，穆拉图渐渐对周边熟悉起来，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时候，他常和中国同学一块逛街、喝啤酒、聊天。对北京的大小胡同，他都十分熟悉。取得北大博士学位后，1991年，年仅34岁的他以参赞衔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很快就晋升为政策制定及培训司司长。此后，穆拉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担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2002年10月起任议会联邦院议长。
2003年4月，穆拉图携夫人、儿子访华。这一次，他故地重游去了桂林。穆拉图当时回忆起1981年北大组织的150多名来华留学生的桂林之游。“那时候，我一口‘京腔’，人家会以为我是北京人。”穆拉图笑言。
1990年代，中国相继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教育兴国和强国战略，比预定计划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魏礼庆回忆说，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是招生主体。“这意味着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工作的管理职能由政府向非政府机构转变，同时外国留学生管理逐步法制化和社会化，逐步淡化在华留学生的外国人、客人和外交色彩，拉近了中外学生的距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如今，自费来华留学生已经占来华留学生的绝大多数。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来华留学的48.92万人中，有43.06万人是自费生，占总数的88.03%。从中亦可见中国吸引力的增强。
来华留学与中国梦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韩国留学生尹娜瑛说：“2017年9月份，我来到上海。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拿着手机很简单地扫—下二维码就可以付钱。在出租车上，在餐厅里，借共享单车的时候，甚至在路上买便宜的夜宵时候也是如此！”
中国的吸引力，往往要等来华留学生到中国后一段时间，才有更多体会。
2015年，上海市制定出台多项人才政策，其中就包括开展在沪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明确在上海地区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只要在上海自贸区、张江高新区工作，凭借管委会出具的证明，就可以申请办理外国人就业手续，然后办理相应的工作类居留证件。而在此之前，外国留学生须具有国外2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才可以来华工作。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印尼籍华裔留学生张健炽，成为首个以应届硕士毕业生身份在中国获得外国人就业证的国际学生。
2016年9月，上海市人才新政再次升级。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业的外国留学生可以申办外国人就业手续的学历条件，从2015年版的“在上海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放宽到本科及以上。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改革政策措施中，放开外国留学生在北京中关村及北京实习、创新创业的限制。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从政策层面放宽了优秀国际学生在华就业的限制，为他们毕业后在中国工作和申请永久居留提供了渠道。天津“津洽会”专门组织了一场京津冀外籍人才招聘会，为意愿留华的国际学生提供找寻工作的渠道。广州、深圳等城市也在积极通过人才引进促进地方发展。
2016年，首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收集的数据显示，参与招聘会的国际学生中，希望留在中国工作的比例高达95%。
2017年1月，由人社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符合条件的优秀国际学生毕业后无需工作经历即可在华就业。
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令海外留学生到中国后，感到了一种国际交流的便利。复旦大学乌克兰留学生安塔夏说：“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乌克兰、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奥地利、菲律宾等。我们在复旦讨论和交流，对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理解有很大的好处。这样，我对从没去过的国家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开阔了我的眼界。”
魏礼庆认为，中美、中俄、中英、中德、中法等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推动着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改革。
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劲。因此，掌握与精通中文的国际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看好，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氛围越来越被国际同行看好，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国外院校落户中国。
如今，喜欢交响乐的上海人，也许不知道波戈斯扬是谁，但提起星星，许多人有所耳闻。没错，星星，正是波戈斯扬的中国名字。因她于去年秋天拿到了《留學生在沪工作证》001号，而被媒体争相报道。最新的消息是一一她已经成为所在单位上海交响乐团的团长助理。
从改革开放后允许自费留学生来华学习，到如今向留学生发放工作许可证；从1978年来华留学生1200人到2017年在华留学生近50万——40年来，来华留学生的各种变化，证明了中国的吸引力正在大大增强。
数量增长源于吸引力增长
回顾历史，自1950年以来，即有海外留学生陆续来华。第一批33名来华留学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5国，全部进清华大学中国语文专修班。1954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发展，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国留学生相继来华。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共培养了12800余名海外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几乎全部由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改革开放后，海外留学生来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一一中国开放自费留学政策。1978年，有1200人在华学习。当1979年国务院批准《关于接受自费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后，当年有300余名自费留学生来华。拥有多年驻美国、澳大利亚使领馆教育领事工作经验的魏礼庆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曾做过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我国共接受130多个国家的40221名留学生，其中奖学金生13699名，自费生26522名。从此，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的主体。“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队伍中出现了学位生，海外留学生不再是短期培训为主。加之自费生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的来华留学工作的层次、质量和规模，也体现了来华留学工作逐步与世界接轨。”魏礼庆如此说道。
穆拉图·特肖梅算是深入经历这一阶段的一位来华留学生。这位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谈起中国历史文化更是头头是道。原来，他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于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在北大国政系继续深造，师从赵宝煦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在北京学习期间，随着逐步过了语言关，穆拉图渐渐对周边熟悉起来，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时候，他常和中国同学一块逛街、喝啤酒、聊天。对北京的大小胡同，他都十分熟悉。取得北大博士学位后，1991年，年仅34岁的他以参赞衔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很快就晋升为政策制定及培训司司长。此后，穆拉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担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2002年10月起任议会联邦院议长。
2003年4月，穆拉图携夫人、儿子访华。这一次，他故地重游去了桂林。穆拉图当时回忆起1981年北大组织的150多名来华留学生的桂林之游。“那时候，我一口‘京腔’，人家会以为我是北京人。”穆拉图笑言。
1990年代，中国相继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教育兴国和强国战略，比预定计划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魏礼庆回忆说，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是招生主体。“这意味着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工作的管理职能由政府向非政府机构转变，同时外国留学生管理逐步法制化和社会化，逐步淡化在华留学生的外国人、客人和外交色彩，拉近了中外学生的距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如今，自费来华留学生已经占来华留学生的绝大多数。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来华留学的48.92万人中，有43.06万人是自费生，占总数的88.03%。从中亦可见中国吸引力的增强。
来华留学与中国梦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韩国留学生尹娜瑛说：“2017年9月份，我来到上海。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拿着手机很简单地扫—下二维码就可以付钱。在出租车上，在餐厅里，借共享单车的时候，甚至在路上买便宜的夜宵时候也是如此！”
中国的吸引力，往往要等来华留学生到中国后一段时间，才有更多体会。
2015年，上海市制定出台多项人才政策，其中就包括开展在沪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明确在上海地区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只要在上海自贸区、张江高新区工作，凭借管委会出具的证明，就可以申请办理外国人就业手续，然后办理相应的工作类居留证件。而在此之前，外国留学生须具有国外2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才可以来华工作。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印尼籍华裔留学生张健炽，成为首个以应届硕士毕业生身份在中国获得外国人就业证的国际学生。
2016年9月，上海市人才新政再次升级。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业的外国留学生可以申办外国人就业手续的学历条件，从2015年版的“在上海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放宽到本科及以上。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改革政策措施中，放开外国留学生在北京中关村及北京实习、创新创业的限制。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从政策层面放宽了优秀国际学生在华就业的限制，为他们毕业后在中国工作和申请永久居留提供了渠道。天津“津洽会”专门组织了一场京津冀外籍人才招聘会，为意愿留华的国际学生提供找寻工作的渠道。广州、深圳等城市也在积极通过人才引进促进地方发展。
2016年，首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收集的数据显示，参与招聘会的国际学生中，希望留在中国工作的比例高达95%。
2017年1月，由人社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符合条件的优秀国际学生毕业后无需工作经历即可在华就业。
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令海外留学生到中国后，感到了一种国际交流的便利。复旦大学乌克兰留学生安塔夏说：“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乌克兰、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奥地利、菲律宾等。我们在复旦讨论和交流，对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理解有很大的好处。这样，我对从没去过的国家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开阔了我的眼界。”
魏礼庆认为，中美、中俄、中英、中德、中法等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推动着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改革。
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劲。因此，掌握与精通中文的国际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看好，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氛围越来越被国际同行看好，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国外院校落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