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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的朝鲜族因为语言的便利会选择去韩国务工，这就造成了他们的流动，这一现象在朝鲜族村庄也较为普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相互介绍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带来“家庭式”流动。本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这一人群流动中的特点和功能，以及社会网络的具体运作方式，为深入了解朝鲜族的人口流动提供了视角。
关键词：东北朝鲜族;社会网络;人口流动;亲缘
一、引言
中国的朝鲜族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部，最典型的是朝鲜族聚居的村落。因为农村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加上朝鲜族语言的便利，所以他们会选择去韩国务工。在较高工资的诱惑下，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出生地而是在打工的地方定居。朝鲜族去韩国务工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第一批赴韩务工的人为后来者探清道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韩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的流动和迁移是社会网络在起着作用，那么对于这一群体来说，社会网络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在流入地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二、文献回顾
1.理解解释
社会网络的基本观点是将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视为一个“网络”，并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这些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侯钧生，2010）。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布迪厄把场域与资本联系起来并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持续性的构建、经营和反复的协调才能形成。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较成体系，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有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社会组织（科尔曼，1999）。林南让社会资本理论真正发展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理论模型。他通过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而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并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网络也只存在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是人们为了获得回报才把社会资本投资在社会关系中。
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他指出，影响社会网络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真正有效的沟通要求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相似个体之间的沟通是没有效率的。他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因为强关系的分布面较小，因此不太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 （Granovetter，1973）。边燕杰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求职情况进行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求职者们的第一份工作多是通过“强关系”来获取的，强关系在华人求职中具有很大的作用（边燕杰，1997）。他的研究说明在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中，具有强关系的亲属和朋友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是为求职者提供人情或传递有效信息（边燕杰，张文宏，2001）。至少在中国的独特的人情社会关系下，人们更注重感情交流和信任程度，所以强关系更有效用 （边燕杰，丘海雄，2000）。
2. 社会网络与朝鲜族相关研究
安成浩（2016）通过总结在日朝鲜族举办的活动、开创的网站等，指出在日朝鲜族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网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已经形成了各种规模的社会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在日朝鲜族社会更为普遍的是基于学缘、血缘、地缘关系的非正式的、规模不等的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更加多元化，不存在中心人。徐琼（2010）认为国外朝鲜族之间的感情不方便通过祭拜祖先来加深，但可以以父母为核心增进亲属之间的联络。通过一起过春节和祝贺生日等习俗来进行联络。他们通过参加民族之家的一系列活动，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网络。同时朝鲜族企业家组织和沙龙等活动为相互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礎。朴光星（2009）认为走出家乡的朝鲜族并没有 “各自为政”， 而是以家族、 地缘等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城市族群共同体。 社会资本得到了强化并直接促成了成员的 “跟进式流动”。朴海英（2013）进行了个案的跟踪，并把在韩国的社会网络划分为亲属、义务、私人网，并考察了在这种社网络下在韩朝鲜族跨文化适应的情况。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学者主要研究了这一网络的特点，在外务工朝鲜族加强社会网络的做法以及在韩朝鲜族的适应。并没有单独分析社会网络是怎样运作到人口流动中的以及这一网络的功能，也没有进行更加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本文旨在这些还未深入研究的方面进行探讨。说明社会网络怎样促进了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这一网络的特点、功能以及运作的方式。
许多赴韩的人都是通过中介（会社）机构办理出国手续的，但是中介机构不负责找工作，只是负责把人送出国门，所以下了飞机后还需要通过其他人介绍找到合适的工作。由此可见，对于外出的朝鲜族来说至少需要两次介绍（一次是介绍中介，一次是介绍工作）才能到流入地生活。根据强弱关系理论，弱关系联系的人较广泛，也能提供更多信息，所以为了能够走出国门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需要连接弱关系的人来提供信息。在出国务工、国际移民等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往往会出现欺诈、骗钱等事件，同时在国外没有合法的身份也难以保证工资的获得，这时就需要由彼此牵制的强关系来提供保障。与双方都无牵绊的弱关系相比，强关系更值得信赖和依靠。由此提出假设一：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既依赖强关系又依赖弱关系，但是强关系更加可靠。在流入地安顿好之后，与介绍的中间人并没有利益和生活上的交集，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联系减少。他们主要与同事接触较多，且能共同解决困难，所以关系更加亲密。因为在韩有很多亲属，在一些传统节日上会相聚，再加上中国人比较重视亲缘关系，因此他们与亲人之间联系较多。所以提出假设二：在韩东北朝鲜族的社会网络是依据新的业缘和原有的亲属网络建立的，亲缘关系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分析与结论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笔者选择了朝鲜族村庄S作为调查点，对两位外出者和两位外出者家属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进行了记录。访谈结束后反复阅读访谈资料，不断提取关键信息，深刻了解了社会网络对当地人口流动的作用和功能。
对于首次出国的东北朝鲜族来说，都是听了普通朋友或者亲密亲友的介绍找到了中介机构进而走出国门，但是也不乏被骗的情况。如果是相互有羁绊的关系则比较稳妥。如果有较强的亲密关系则信任感增强，增加出国的可能性，也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我在韩国从事木工的工作，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这样赚的会多些。我第一次出国被骗了，当时是经过朋友介绍的，结果我的那个朋友也被骗了，钱、护照、身份证都没有了。第二次是大女儿工作饭店的经理介绍的，因为信任，不着急要介绍费和帮助办理签证等的费用，这次非常快就出去了。但是他们只负责把人带到韩国，工作是不管的。我的工作是由做木匠的好朋友介绍的。在外的延边人就是一家人，主要干活的能力强就会有好的工作。”
根据强弱关系理论，弱关系的效力在不同地区可能不同，在中国根据边燕杰等人的调查证明，强关系在找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比较重视亲缘关系，如果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违背了强关系则会损失掉这一关系中连带的其他强关系，这被认为是不值得的。所以，强关系往往更能起到约束的作用，因而有更好的效力。利用强关系的求职者会比较放心且流动的意愿较强。
“我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有实在亲戚在韩国，是韩国人，所以去韩国比较方便，因为在建筑队有哥哥，不担心要不回来钱，所以可以放心跟着干，现在的程序比较规范了，儿子和老婆也因为便利的条件去了韩国。”
根据访谈发现，强弱关系在出国和找工作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需要提供复杂帮助的事务，强关系是更有效力的。而对提供帮助者要求不高且只需要提供个“消息”的事务，弱关系也起到了作用。在韩打工的外国人从事的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因而对求职者没什么太大要求，提供帮助者不需要核实受助者的能力，反而会让受助者欠他一个人情，所以即使是利用弱关系，还是比较容易获得帮助。这既借助了在国内已经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又因新人的加入形成新的网络。
“我们家他是通过会社出国的（会社即中介机构），当时经熟悉可靠的朋友介绍去的这个会社，我们办的是三年一签的这种，也可以随时回国，比较方便。出国后也是经由从事本行业的人人介绍做了建筑工人。”
“我父亲出国的时候也是听说有个中介不错，就通过中介去的。因为之前有亲戚已经在韩国，所以通过这种亲戚的亲戚介绍了工作，在韩的延边人很多，很多人都能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找工作也比较方便。”
这四位外出者都是先通过或弱或强的关系走出国门的，在到达韩国后，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但是可以看出弱关系有被骗的可能性，不是很牢靠，而强关系给予人很强的信任感，能够更加便利地走出国门，促进了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因此可以证明了假设一：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既依赖强关系又依赖弱关系，但是强关系更加可靠。
在有稳定的收入后，东北的朝鲜族忙于自己的工作，减少了与中介人朋友的联系，更多的是和同事、亲属进行娱乐活动，有困难时也乐于寻求他们的帮助。形成了在韩朝鲜族独特的社会网络。
“在国外主要和家人联系较多，之前的中国朋友和交际的网络较少，跟同事的韩国朋友一起喝酒，家里很多亲属也去了韩国，遇到困难更多的是寻求家人的帮助。”
如果是通过弱关系找到的工作，这种关系的持续性不长，仅仅是在找工作的初期会进行频繁的联系。在韩外国工人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当工作步入正轨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维持这种弱关系。而与他们相处最多的是新的同事，他们往往是有同样背景的中国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困扰，交流更加方便，关系更加亲密。同时能够共同面对和解决困难，因而，围绕着这种新的业缘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网络。
“我家他出国后也是经由从事本行业的人介绍做了建筑工人，但是在工作后就基本不和介绍人联络了，和中国的同事联络的比较多，当老板不给工钱的时候，他们一起去韩国负责劳务的部门要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找他们解决，平时也在一起娱乐。”
在访谈中发现，被提及最多的是：亲属。他们都提及了在外的亲属网络的重要性。这与中国人重视亲缘关系的传统一致。有些流动者是通过强关系的亲属介绍来的，自然在到达目的地后和介绍人亲属保持了更亲密的关系。有些是在到达目的地后联系到了先来到的亲属，因为在外生活艰难，所以更加珍惜难得的亲属关系。他们普遍的观点是亲属关系更加可靠，且是可以被麻烦和寻求帮助的对象。
“我父亲在工作后跟中间人也没有什么联系，还是跟亲戚联系较多，主要是以亲缘关系进行娱乐，在有困难时也寻求他们的帮助。”
“我们家他家里很多亲人都在韩国，有节日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主要还是中国的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要是真的有事情也会找亲属帮忙。”
通过以上的访谈可见，东北朝鲜族在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并不是持续和一尘不变的，当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很少与之前社会网络中的人联络，而是与新的同事和原有的亲属在迁入地建立了新的社会网络。在新的网络中加强彼此的联系和寻求帮助。因此可以证明假设二：在韩东北朝鲜族的社会网络是依据新的业缘和原有的亲属网络建立的，亲缘关系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切断了原有的联络，而是让原有以己为中心的网络处于静止状态，在这之上又形成了更有利益关系的新的网络。当有新的流动者靠近社会网络中他们所处的这一点时，新的朝鲜族流动者会通过各种网络联系到他们，而他们也会为新的流动者提供有效的信息。
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有自身的特点，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可以发现，强弱关系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是强关系更值得信任且能提供更多的保障。他们在流入地形成了新的以业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网络，让原来以己推开的社会网络更加复杂。但是因为在外生活的艰难和传统的观念，他们把亲属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可以让这一网络形成很多支链，为东北朝鲜族的人口流动提供了更多信息，因而加快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要想减少这种流动，为本地创造更多活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流动者的亲缘意识很强烈，他们之所以流动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亲属都在外地，他们感到在外地也是一种“团圆”。很多东北朝鲜族在外打拼多年，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可以选择留在韩国，也可以选择回来。如果能为他们的回流提供更多的便利或采取措施刺激他们的回流，则可以让这一亲属网络的人都进行跟进式的回流。这些措施可以是：购房优惠政策、经营公司的技术支持和税收减免、子女户口问题的解决、子女入学的办理、提供安全的工作岗位等。
参考文献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499-503.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38.
[3] Granovetter， M.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233.
[4]Bian，Yanjie. （1997）.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66-385.
[5]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77-89+206.
[6]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02）：87-99+207.
[7]安成浩.移民、社会网络与文化适应──以在日中国朝鲜族社会为例[J].思想戰线，2016，42（04）：13-18.
[8]徐琼.上海外来少数民族的社会适应——从朝鲜族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05）：122-125.
[9]朴光星.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05）：18-24.
[10]朴英梅. 在韩朝鲜族的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研究[D].延边大学，2013.
关键词：东北朝鲜族;社会网络;人口流动;亲缘
一、引言
中国的朝鲜族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部，最典型的是朝鲜族聚居的村落。因为农村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加上朝鲜族语言的便利，所以他们会选择去韩国务工。在较高工资的诱惑下，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出生地而是在打工的地方定居。朝鲜族去韩国务工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第一批赴韩务工的人为后来者探清道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韩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的流动和迁移是社会网络在起着作用，那么对于这一群体来说，社会网络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在流入地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二、文献回顾
1.理解解释
社会网络的基本观点是将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视为一个“网络”，并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这些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侯钧生，2010）。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布迪厄把场域与资本联系起来并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持续性的构建、经营和反复的协调才能形成。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较成体系，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有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社会组织（科尔曼，1999）。林南让社会资本理论真正发展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理论模型。他通过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而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并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网络也只存在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是人们为了获得回报才把社会资本投资在社会关系中。
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他指出，影响社会网络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真正有效的沟通要求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相似个体之间的沟通是没有效率的。他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因为强关系的分布面较小，因此不太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 （Granovetter，1973）。边燕杰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求职情况进行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求职者们的第一份工作多是通过“强关系”来获取的，强关系在华人求职中具有很大的作用（边燕杰，1997）。他的研究说明在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中，具有强关系的亲属和朋友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是为求职者提供人情或传递有效信息（边燕杰，张文宏，2001）。至少在中国的独特的人情社会关系下，人们更注重感情交流和信任程度，所以强关系更有效用 （边燕杰，丘海雄，2000）。
2. 社会网络与朝鲜族相关研究
安成浩（2016）通过总结在日朝鲜族举办的活动、开创的网站等，指出在日朝鲜族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网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已经形成了各种规模的社会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在日朝鲜族社会更为普遍的是基于学缘、血缘、地缘关系的非正式的、规模不等的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更加多元化，不存在中心人。徐琼（2010）认为国外朝鲜族之间的感情不方便通过祭拜祖先来加深，但可以以父母为核心增进亲属之间的联络。通过一起过春节和祝贺生日等习俗来进行联络。他们通过参加民族之家的一系列活动，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网络。同时朝鲜族企业家组织和沙龙等活动为相互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礎。朴光星（2009）认为走出家乡的朝鲜族并没有 “各自为政”， 而是以家族、 地缘等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城市族群共同体。 社会资本得到了强化并直接促成了成员的 “跟进式流动”。朴海英（2013）进行了个案的跟踪，并把在韩国的社会网络划分为亲属、义务、私人网，并考察了在这种社网络下在韩朝鲜族跨文化适应的情况。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学者主要研究了这一网络的特点，在外务工朝鲜族加强社会网络的做法以及在韩朝鲜族的适应。并没有单独分析社会网络是怎样运作到人口流动中的以及这一网络的功能，也没有进行更加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本文旨在这些还未深入研究的方面进行探讨。说明社会网络怎样促进了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这一网络的特点、功能以及运作的方式。
许多赴韩的人都是通过中介（会社）机构办理出国手续的，但是中介机构不负责找工作，只是负责把人送出国门，所以下了飞机后还需要通过其他人介绍找到合适的工作。由此可见，对于外出的朝鲜族来说至少需要两次介绍（一次是介绍中介，一次是介绍工作）才能到流入地生活。根据强弱关系理论，弱关系联系的人较广泛，也能提供更多信息，所以为了能够走出国门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需要连接弱关系的人来提供信息。在出国务工、国际移民等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往往会出现欺诈、骗钱等事件，同时在国外没有合法的身份也难以保证工资的获得，这时就需要由彼此牵制的强关系来提供保障。与双方都无牵绊的弱关系相比，强关系更值得信赖和依靠。由此提出假设一：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既依赖强关系又依赖弱关系，但是强关系更加可靠。在流入地安顿好之后，与介绍的中间人并没有利益和生活上的交集，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联系减少。他们主要与同事接触较多，且能共同解决困难，所以关系更加亲密。因为在韩有很多亲属，在一些传统节日上会相聚，再加上中国人比较重视亲缘关系，因此他们与亲人之间联系较多。所以提出假设二：在韩东北朝鲜族的社会网络是依据新的业缘和原有的亲属网络建立的，亲缘关系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分析与结论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笔者选择了朝鲜族村庄S作为调查点，对两位外出者和两位外出者家属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进行了记录。访谈结束后反复阅读访谈资料，不断提取关键信息，深刻了解了社会网络对当地人口流动的作用和功能。
对于首次出国的东北朝鲜族来说，都是听了普通朋友或者亲密亲友的介绍找到了中介机构进而走出国门，但是也不乏被骗的情况。如果是相互有羁绊的关系则比较稳妥。如果有较强的亲密关系则信任感增强，增加出国的可能性，也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我在韩国从事木工的工作，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这样赚的会多些。我第一次出国被骗了，当时是经过朋友介绍的，结果我的那个朋友也被骗了，钱、护照、身份证都没有了。第二次是大女儿工作饭店的经理介绍的，因为信任，不着急要介绍费和帮助办理签证等的费用，这次非常快就出去了。但是他们只负责把人带到韩国，工作是不管的。我的工作是由做木匠的好朋友介绍的。在外的延边人就是一家人，主要干活的能力强就会有好的工作。”
根据强弱关系理论，弱关系的效力在不同地区可能不同，在中国根据边燕杰等人的调查证明，强关系在找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比较重视亲缘关系，如果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违背了强关系则会损失掉这一关系中连带的其他强关系，这被认为是不值得的。所以，强关系往往更能起到约束的作用，因而有更好的效力。利用强关系的求职者会比较放心且流动的意愿较强。
“我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有实在亲戚在韩国，是韩国人，所以去韩国比较方便，因为在建筑队有哥哥，不担心要不回来钱，所以可以放心跟着干，现在的程序比较规范了，儿子和老婆也因为便利的条件去了韩国。”
根据访谈发现，强弱关系在出国和找工作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需要提供复杂帮助的事务，强关系是更有效力的。而对提供帮助者要求不高且只需要提供个“消息”的事务，弱关系也起到了作用。在韩打工的外国人从事的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因而对求职者没什么太大要求，提供帮助者不需要核实受助者的能力，反而会让受助者欠他一个人情，所以即使是利用弱关系，还是比较容易获得帮助。这既借助了在国内已经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又因新人的加入形成新的网络。
“我们家他是通过会社出国的（会社即中介机构），当时经熟悉可靠的朋友介绍去的这个会社，我们办的是三年一签的这种，也可以随时回国，比较方便。出国后也是经由从事本行业的人人介绍做了建筑工人。”
“我父亲出国的时候也是听说有个中介不错，就通过中介去的。因为之前有亲戚已经在韩国，所以通过这种亲戚的亲戚介绍了工作，在韩的延边人很多，很多人都能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找工作也比较方便。”
这四位外出者都是先通过或弱或强的关系走出国门的，在到达韩国后，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但是可以看出弱关系有被骗的可能性，不是很牢靠，而强关系给予人很强的信任感，能够更加便利地走出国门，促进了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因此可以证明了假设一：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既依赖强关系又依赖弱关系，但是强关系更加可靠。
在有稳定的收入后，东北的朝鲜族忙于自己的工作，减少了与中介人朋友的联系，更多的是和同事、亲属进行娱乐活动，有困难时也乐于寻求他们的帮助。形成了在韩朝鲜族独特的社会网络。
“在国外主要和家人联系较多，之前的中国朋友和交际的网络较少，跟同事的韩国朋友一起喝酒，家里很多亲属也去了韩国，遇到困难更多的是寻求家人的帮助。”
如果是通过弱关系找到的工作，这种关系的持续性不长，仅仅是在找工作的初期会进行频繁的联系。在韩外国工人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当工作步入正轨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维持这种弱关系。而与他们相处最多的是新的同事，他们往往是有同样背景的中国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困扰，交流更加方便，关系更加亲密。同时能够共同面对和解决困难，因而，围绕着这种新的业缘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网络。
“我家他出国后也是经由从事本行业的人介绍做了建筑工人，但是在工作后就基本不和介绍人联络了，和中国的同事联络的比较多，当老板不给工钱的时候，他们一起去韩国负责劳务的部门要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找他们解决，平时也在一起娱乐。”
在访谈中发现，被提及最多的是：亲属。他们都提及了在外的亲属网络的重要性。这与中国人重视亲缘关系的传统一致。有些流动者是通过强关系的亲属介绍来的，自然在到达目的地后和介绍人亲属保持了更亲密的关系。有些是在到达目的地后联系到了先来到的亲属，因为在外生活艰难，所以更加珍惜难得的亲属关系。他们普遍的观点是亲属关系更加可靠，且是可以被麻烦和寻求帮助的对象。
“我父亲在工作后跟中间人也没有什么联系，还是跟亲戚联系较多，主要是以亲缘关系进行娱乐，在有困难时也寻求他们的帮助。”
“我们家他家里很多亲人都在韩国，有节日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主要还是中国的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要是真的有事情也会找亲属帮忙。”
通过以上的访谈可见，东北朝鲜族在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并不是持续和一尘不变的，当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很少与之前社会网络中的人联络，而是与新的同事和原有的亲属在迁入地建立了新的社会网络。在新的网络中加强彼此的联系和寻求帮助。因此可以证明假设二：在韩东北朝鲜族的社会网络是依据新的业缘和原有的亲属网络建立的，亲缘关系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切断了原有的联络，而是让原有以己为中心的网络处于静止状态，在这之上又形成了更有利益关系的新的网络。当有新的流动者靠近社会网络中他们所处的这一点时，新的朝鲜族流动者会通过各种网络联系到他们，而他们也会为新的流动者提供有效的信息。
东北朝鲜族村庄的人口流动有自身的特点，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可以发现，强弱关系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是强关系更值得信任且能提供更多的保障。他们在流入地形成了新的以业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网络，让原来以己推开的社会网络更加复杂。但是因为在外生活的艰难和传统的观念，他们把亲属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可以让这一网络形成很多支链，为东北朝鲜族的人口流动提供了更多信息，因而加快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要想减少这种流动，为本地创造更多活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流动者的亲缘意识很强烈，他们之所以流动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亲属都在外地，他们感到在外地也是一种“团圆”。很多东北朝鲜族在外打拼多年，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可以选择留在韩国，也可以选择回来。如果能为他们的回流提供更多的便利或采取措施刺激他们的回流，则可以让这一亲属网络的人都进行跟进式的回流。这些措施可以是：购房优惠政策、经营公司的技术支持和税收减免、子女户口问题的解决、子女入学的办理、提供安全的工作岗位等。
参考文献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499-503.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38.
[3] Granovetter， M.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233.
[4]Bian，Yanjie. （1997）.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66-385.
[5]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77-89+206.
[6]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02）：87-99+207.
[7]安成浩.移民、社会网络与文化适应──以在日中国朝鲜族社会为例[J].思想戰线，2016，42（04）：13-18.
[8]徐琼.上海外来少数民族的社会适应——从朝鲜族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05）：122-125.
[9]朴光星.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05）：18-24.
[10]朴英梅. 在韩朝鲜族的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研究[D].延边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