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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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区别于留学生题材中常重在描画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西方”处境,聂华苓先生的《桑青与桃红》则是对20世纪中国人“何处是归程”的持续追问。借主人公桑青漂泊流亡中从正常逐渐走向人格分裂的过程,有层次地截取重庆、北平、台湾、美国四个时期的片段,串起主人公桑青的漂泊之路。作为极具厚重历史感的文学作品,聂华苓先生给予女性群体诸多关注,关心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自我救赎。同时带有自传色彩地诉说着从一个困境到另一个困境的逃亡经历,这是作者的生命体验及时代社会的缩影。
  【关键词】《桑青与桃红》;聂华苓;身份认同;漂泊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4-196-03
  【本文著录格式】袁芳芳.何处是归程——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女性漂泊之路[J].中国民族博览,2021,02(04):196-198.
  著名旅美作家聂华苓历经漂泊与动荡,由此创作大量风格独特的小说享誉文坛。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的前言中里曾说,“1978年6月13日,我顺着‘出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啊。6月19日,我顺着‘出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中国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啊[1]”。聂华苓先生跟中国一样走过许多风雨,跟中国承受着一样的伤痛,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写于1970年,是她代表作品中的精品,正如作者在自传中所说,“这是具有历史感与时代感的作品[2]”。小说以桑青的日记和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四封信展开叙述,两者以跳跃式的结构形式将过去与未来交织。一部桑青的流亡史,在故事发生的25年间,桑青1945年到1970年的生活经历正好牵涉了当时的重大历史时期。聂华苓将这部作品描述为“一支浪子的悲歌”,是小说主人公桑青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一生的漂泊宿命。针对小说的探讨,很多评论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白先勇一派探讨中国人在动荡历史时代内心的挣扎、放逐主题[3],也有从女性角度揭露在父权文化下被压迫并反抗的状况,还有从离散文学出发认定小说是海外华裔流亡时身份不被认同的思考。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除去忧愁悲观的一面,我们同样应看到主人公积极寻找自我,永不退缩的顽强力量。这与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跋《帝女雀填海》以神话故事表达的寓意是相符的,“住在发鸠山的帝女雀直到今天,还在那儿来回飞着[4]”。
  一、自我解救——漂泊之路的觉醒意识
  《桑青与桃红》以开创式的书信文件讲述战争动乱年代女主人公桑青的流亡故事。由于无法忍受母亲的暴戾与父权的压制,天真单纯的十六岁少女桑青第一次主动离家出走,并偷走了象征父权的祖传玉辟邪。关于玉辟邪的描述:“像兽,又像鸟,爬在黑布上。玉辟邪活了,在黑布上动起来了,翅膀一拍一拍的,越拍越大了”。台湾学者陈忠源对其中的神话寓意进行解读,认为“兽”是父权霸权的象征,“鸟”“翅膀”则是平等自由的愿望,翅膀“越拍越大”暗示桑青追求男女平等、突破传统封建的意志力越来越强烈[5]。桑青偷走玉辟邪,以及后面玉辟邪被有意或无意地摔成两半,是桑青第一次反叛男性继承论,主动追求平等的体现。可以说,桑青骨子里就渗透着反叛精神。
  擅长于描述女性关怀的聂华苓,在作品中也通过各种人物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在作品第一部分,老先生、老史、桑青、桃花女、流亡学生,在船上的几个人也被作者安排得颇具典型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怀抱婴儿寻夫的桃花女形象,“穿着一件桃花衫子,敞着领子,大襟扣子也不扣”。作者赋予她热情奔放的气质,她拥有女性丰腴的体态,她的举止在常人看来是稍显轻浮的,而后又突破传统道德束缚,在绝境中给男性带去安慰。且桃花女在被丈夫遗弃之后并没有觉得是天塌了下来,仍然带着孩子独立自主、正常地生活下去。在桃花女这个人物隐去之后,她的精神部分延续到了桑青身上。
  北平时期,桑青与并没有爱情基础的沈家纲结婚。沈老太,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忠实拥护者。“你嫁了小纲,他规规矩矩,是你福气;他不规矩,你心里有数也就不那么苦了”。“夫为妻纲”的沈老太给桑青灌输女性道德,完全不知女性有自己的权利。沈老太病死后,桑青家纲这对乱世夫妻因战乱去到台湾,又因家纲挪用公款一家人開始了阁楼里的生活。阴暗狭小的阁楼暴露了家纲自私暴躁的脾性,家纲也不允许桑青走出封闭的阁楼,甚至将桑青夜晚出走阁楼的事情描绘给桑娃“妈妈在外面吃男人”。桑青曾主动提议让家纲自首,家纲则质问是否她一个人想逃走。暗无天日的死寂生活促使渴望自由的桑青甘愿做蔡先生的仆人和情人,在警察巡查时问及身份,桑青毅然决然地重复两遍“他的名字叫沈家纲”,足以见桑青的决心,是桑青本身的女性反叛精神的觉醒。
  日记里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时期,桑青逃离台湾来到美国的独树镇,然而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使她不断遭受移民局的质询。于是桑青又一次开始流亡生活,用性放纵获得一次次搭便车的机会。有人说这是精神的毁灭、道德的堕落,而从某种角度看,桑青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彻底解放了自我成了桃红,她酗酒、性交,她瞧不起江一波的不负责任,并不渴求依靠在他身上找到出路,“我要保留一个孩子,我要保留一个新生命”。她也不想将孩子交给并不爱孩子的美国家庭。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使她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物存在。且作者给予桑青/桃红一个开放式结局,一场离奇的车祸让她的一切又重新开始,以其强劲的生命力活了下来,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空间。
  二、困境突围——漂泊之路的逃亡写实
  小说中桑青日记记录的四个时期,是桑青不断迁徙的各种困境写照。困于瞿塘峡、困于北平沈家大院、困于台北阁楼,以及谜一样地困于美国孤寂水塔,从困境中漂泊逃亡,根源涉及侵略者的入侵、政治力量的争斗、独裁统治的压抑、移民的身份认可,是一个大的历史命题。
  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与桑青流亡路线类似的是聂华苓本人的体验,她曾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在爱荷华[6]”。为躲避日军,桑青与史丹等人划船逆流而上前往中国西南部。又因木船搁浅,被困在瞿塘峡进退不前。时值1945年抗日战争,滚滚长江水困住他们,小船只是艰难岁月的缩影。搁浅的7天有大批日本飞机从头上经过,“隆隆声大起来了,高射炮也响了”。阅历丰富的老先生道出抗日战争的真实惨烈境况,而此时作为新时代力量代表的流亡学生冲头顶乌鸦喊去:“你们毁得了人的身体,毁不了人的精神呀!”这也是聂华苓先生的宣言。桑青一行人等在困境中表现出顽强的活力,以喝酒、唱歌、掷骰子、占卜、抽签、划拳排遣心中苦闷。日本人投降之后,搁浅的船终于脱险。以家国历史为背景,在困境中表现出中国人难以泯灭的生命力。   桑青这样形容北平:“北平是个大回字。皇城。内城。外城。共产党在城外”。同样是受困,当笔触对准北平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桑青初来见到的沈家大院,“沈家住在西城太安侯胡同的一幢四合院里。大门。垂花门。跨院门”。这些带着封闭式的词语暗示桑青走入了另一更复杂的困境中。北平此时已是一座恐惧的围城,沈家大院也看似是一个梦魇,散发着毫无生机、颓败衰亡的气息。古老皇权大势已去,象征旧制度的沈老太病死、九龙壁坍塌,以及有意交插的解放军电台、民间戏曲渲染出复杂的气氛。终于,桑青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迁徙,从北平到台湾。
  而台湾的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甚至因沈家纲挪用公款被台湾警方通缉,桑青不得不走入另一封闭的阁楼。这个阁楼里无法开窗,也不能站直,靠排火柴、手心写字、看报纸、手抄金刚经打发时间。阁楼里压抑与苦闷的生活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缩影,幽闭、昏暗的政治氛围,赤东村僵尸吃人的传言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控制自由的映射,反映当时的台湾人迷茫、惶恐不安的心境。这段素材的来源是,聂华苓先生亲身经历台湾白色恐怖,聂父因警察的追捕逃到阁楼里,聂先生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经历弟弟空难殒命、母亲病故、婚姻破裂、失去工作并遭到特务的重重监视。过着两年囚居生活的桑青困于阁楼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最后,作者将桑青“放”出来,桑青在遭到警察询问身份时举报沈家纲,自己走出阁楼,选择再次逃离。
  当桑青逃到美国的独树镇,美国移民局对桑青这样一个外国人的频频审讯,甚至是关于性生活的追问不休,这个看似自由的国度则是另一层困境。移民局盘问她若被递解会去哪里时,她坦言说“不知道!”一语道破当时中国人遭放逐之后的迷茫。桑青日记里,桑青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他们一旦被递解,就无家可归。这也正是在那个动荡时代下中国人流离失所的困境和悲惨现实,桑青不再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而是海外华人经受漂泊迁徙的困境化身。桃紅日记里写自己困于水塔之中,又遭到水塔主人的驱赶,不得不再次上路。但附给移民局的地图里则表示,虽“困”于美国,但她始终在地图上流动着,还会顽强地不断迁徙。
  三、身份认同——漂泊之路的心灵渴求
  桑青总是逃,总是困,但她精神饱满地用精卫填海般的勇气和决心一直走在路上。那么,桑青是在追寻什么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后,就有了安全感的需要。
  安全需要来自家园,来自身份认同,但在这场逃亡持久战中,桑青却始终没有找到归宿。老先生对她说:“人都有个根呀!过去是你的根,家是你的根,父母是你的根”。而桑青的出逃就是由于身份的未被认同引起的。父亲伤中要害后母亲主掌权力,并有意传给儿子,桑青没有地位,家庭对她的不认同让她决意出走。去北平投奔未婚夫沈家纲时,僵死的信条使她觉得格格不入,她只觉“我在沈家仍然是个外乡人”。逃难去台湾被迫躲在阁楼里,“套中人”生活使她不断想出走,夜晚去医院照顾蔡婶婶以及女儿桑娃对身份证的渴望,化形为她们对身份认同的期盼。看似摆脱原有困境来到自由的美国,然而移民局对她身份的问询及追捕迫使她到处流亡,桑青仍然没有得到身份认同,她最终精神分裂为“桃红”,而写信暴露自己的地址折射她依然希望得到认同的恳切心态。
  联系聂华苓先生的漂泊经历,作者于1964年移居美国期间,也一直坚持用中文写作,她的回望文学充分证明了她对母国的态度。聂华苓曾说:“1964年从台湾来到爱荷华,好几年写不出一个字,只因不知道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儿,一支笔也在中文和英文之间飘荡,没有着落……当我发现只有用中文写中国人、中国事,我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爱荷华是我的家,于是,我开始提笔写《桑青与桃红》”。所以在移民局盘问国籍时,桑青回答“我是中国人”。
  聂华苓先生的一生经历两次放逐,故而小说多是漂泊者的共鸣,借以慰藉漂泊者的孤寂灵魂。通过文学创作影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困境”中“寻路”,却最终找不到“出路”的历史宿命。聂先生清楚自己的根在中国,故园永远是她的精神家园,心底有根的支撑。而小说中的桑青,寻找的认同感来自“根”,桑青分裂成桃红是寻根失败的悲剧。作者以桑青的逃亡经历向读者诉说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危机感,生存的不适与无根漂泊的精神分裂。桑青/桃红仍在漫无目的地漂泊,唱出一曲“浪子的悲歌[7]”。
  四、结论
  跳跃式的剧情勾勒出主人公颠沛流离的一生,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国民党白色恐怖事件,以及海外华人漂泊美国的困境,运用大量历史事件加以点缀,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宏大历史背景下,桑青的逃亡之路具有典型性,聂华苓先生通过小说表现对动乱年代中漂泊者的关怀。
  与同类留学生文学相比,《桑青与桃红》讲的是一个边缘弱势却不甘受困的女性寻找认同之路的故事。从重庆到北平、再去到台湾,结合亲身经历和政治背景描绘漂泊者的迷惘;而美国之路则更深一步体现作者的家国思考,根深蒂固的寻根意识。
  在文学创作中,聂华苓先生始终将她的目标锁定在困境中的女性身上,笔下的桑青就是一直逃离与寻找[8],历经重重困境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她一直顽强地抗争着。这部《桑青与桃红》带有自传性质,聂华苓先生经历“三生三世”的苦难,她彷徨过,焦虑过,绝望过,如同桑青从困境到另一个困境,但一直在不断寻找突围之路。除寻根的忧愁、郁结的情绪外,我们还能深刻体会到桑青为寻求身份认同的积极乐观色彩,这是一种无法被摧毁的力量。分裂成的桃红依旧在路上,昭示聂华苓先生面对困境时不甘死亡,她与桃红一样行走在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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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梦花.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3]李恺玲,谌忠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5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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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陈忠源.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神话寓意[J].华文文学,2011(1):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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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丽.一曲“浪子的悲歌”——读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J].华文文学,2004(4):75-77.
  [8]许彩兰. 在逃离与追忆中寻找[D].广州:暨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袁芳芳(1999-),女,湖南娄底人,本科,暨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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