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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两大分野的体系。本文通过分析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划分，揭示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存在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共同构成了修辞现象这个整体。
关键词：三境界 两分野 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一书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它贯通古今，创新理论，缔造体系，为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阐述清晰，例证确切，观点鲜明。《发凡》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国修辞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还对后来的学者起到了巨大的启迪和教育工作。本书初版于1932年，刘大白先生在初版序言中曾说：“陈先生低著成此书（指发凡），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由此可见，该书在初版时就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了，是毋庸置疑的“修辞学中国第一”。《发凡》从1932年初版至1944年共计出了8版，之后再版重印时不断有所修订。本书结尾部分特予说明的有：一九四五年本（渝初版），一九五四年本（新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一九七六年本（上海人民出版社）。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化，学术的推进，陈望道先生不断对其修改，提出许多关于修辞学的新看法，添换例证，改动某些用语、辞句、节段，使之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更接近。
陈望道先生在《发凡》中对中国现代修辞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阐述，并提出了现代修辞理论，其中主要的就是语辞的“三境界”和修辞的两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在此笔者就“三境界”说和“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我国现代修辞学的鼻祖陈望道先生把语辞分为记述、表现、糅合三个境界，并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从目的、手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做了详尽的阐述，并阐述了两大分野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
在修辞两分野理论之前，陈望道先生先给我们呈现了语辞的“三境界”。我国以前论表达的法式，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湖南文征序》所谓“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也是以这两个极端为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当然也很多。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
（乙）表现的境界
（丙）糅合的境界
（甲）境界的典型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乙）境界的典型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丙）境界的典型以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甲）（乙）分别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而（丙）则是前面两者的融合。陈望道先生还引用《文心雕龙·体性篇》和《湖南文徵序》中的论述做进一步说明。前者说：“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后者则说：“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面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册，斯皆自然之文。”（甲）（乙）便是这两个极端的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很多，以（丙）为代表。然后就修辞的手法，划分出两大分野。
二、修辞的“两分野”
从修辞的目的看，陈望道先生认为，消极修辞的目的在于记述。他说：“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力避参上自己个人的色彩。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细周密地记述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等，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积极修辞的目的在于表现。他说：“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是“具体的，体验的。”[1]上段所提《文心雕龙·体性篇》和《湖南文徵序》的引文实际上也是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目的做了进一步说明。由此可见，消极修辞就是想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义。它的适用范围占了（甲）境界的全部，同时也是其余两个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涉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积极修辞就是要有力，要动人。不是驻足在概念的明白表达上，而是同一切艺术手法相结合。它的适用范围占了（乙）境界的大部，并且用的异常多。此外，（丙）糅合的境界，如杂文、寻常的闲谈等，陈望道先生认为，积极的修辞手法用不用都无妨。既可以单独采用消极的修辞手法，也可以综合使用积极和消极两种手法，但并不包括单独使用积极修辞手法的情况。这两类手法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如图1显示：
陈望道先生把消极修辞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一部分偏重内容，讨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偏重形式，讨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想要做到前者，在文章话语中就要具备明确和通顺两条。想要把意思平稳地传达给别人，就需要具备平均和稳密两条。这四条是消极修辞的最低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要遵循的最高标准。和消极的手法一样，陈望道先生把积极的手法也分为内容和形式两种。认为“内容方面大体都是基于经验的融合。对于题旨、情境、遗产等等为综合的运用，其中尤以情境的适应为主要条项”；“形式方面，大体是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一切感性的因素的利用，简单说就是语感的利用。”所以，陈望道先生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和辞趣两种。辞格是综合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利用，辞趣则是“比较侧重于形式一方面的利用”。关于这两大分野形式、内容的不同，《发凡》还专门画出了“一个粗略的想象图”：
三、“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研究不平衡的分析
陈望道在《发凡》一书中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做出了如此详细的分析，拥有如此深刻独到的见解，对于我们的学习无疑是有很大启发和帮助的。随着学习的深入，笔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整本书的章节分配比例来看，消极修辞仅仅只占据一个章节，而积极修辞却占据了将近整本书的一半。这种分配的不平衡不得不使笔者认为这是由研究的不平衡导致的。《发凡》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并把修辞现象分为两类：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同时又将修辞手法区分为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从而建立了颇具特色的两大分野理论体系。陈望道先生研究得最为深入透彻、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两大分野之一的积极修辞，特别是其中的辞格，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了38个辞格。在消极修辞方面，虽然也提出了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稳密的要求，但是没有像积极修辞那样从方法、功能、结构等方面对它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研究不平衡的遗憾，并使人怀疑“消极修辞”存在的合理性。
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说，一提到修辞，脑海里首先出现的便是辞格。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厚爱积极修辞，冷淡、忽视消极修辞了。自《发凡》之后几十年来的修辞学研究仍然是厚爱积极修辞，忽视、冷淡了消极修辞。消极修辞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的薄弱环节，修辞方法的研究仍然还是重积极修辞、轻消极修辞，这是很不协调的。
笔者以为这种长期以来重“积极修辞”、轻“消极修辞”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消极修辞不像积极修辞那样生动、形象，较难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力。还有便是大家对“消极”两字的理解有所偏误。
那么消极修辞的“消极”该如何理解？它是否就像其字面意思“消极”那样呢？其实，“消极”和“积极”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称谓。在字典中，“消极”的字面义是“负面的，不作为，被动适应”等意思。而在《发凡》一书中，陈望道先生认为消极修辞是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那如何做到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呢？陈望道先生认为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内容方面，要做到明确和通顺。“明确就是要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要做到这一点，陈望道先生认为努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二是力求表达方式上的明确。所谓通顺就是“关于语言伦次上的事”。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成为通顺。由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目的、适应的“境界”不同，所以两者表现的手段途径也不一样。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第一要义在于能传达事理的责任。我们通常讲说话要得体、要到位，不在于你是不是用了修辞格，更多地在于用词用语用句是否得体到位。拿用词来说，朱自清的一些散文，如《背影》《河塘月色》等，都是名篇，在词语的选择上很讲究，这种功夫不是表现在用多少华丽的词藻上，而是表现在平淡的话语中。《背影》里有这么一段：“他给我拣定了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拣定、嘱、要警醒些、不要受凉”都是很普通的词语，但用在这里都很到位。联系整篇文章，质朴而有神韵，字字传情，真切地表现了父爱。用词、用语、用句要得体到位，并不是要用些华丽的词藻，也不是要刻意地雕刻、雕琢。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一段：“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第四十则）至于怎样才能做到“不隔”，静安先生开出方子曰：忌用替代字，忌用典，忌用生僻字。比如“月”不必说成“桂华”，“桃”不必说成“红雨”“刘郎”，“柳”不必说成“章台”“霸岸”。一个人骑马楼前过，不必说成“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忌用替代字，忌用典，忌用生僻字，那么这里的“不隔”也就是“通”，制约积极修辞，使不流于浮华，并不影响信息的正常传递。[2]
形式方面，要做到平均和稳密。所谓“平均”，就是在选词造句时，古今中外、文白官土、粗细生熟、难易繁简都有一个平正的标准。力求做到“平易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读听者便不致多分心于形式，可以把整个心意聚注在内容上面。”“稳密”，就是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词句的安排要同内容相贴切。“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二是词句要与内容的情状吻合。从陈望道先生就消极修辞所作的论述来看，对消极修辞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绝非易事，即使按照陈望道先生提出的要求做出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效果。不付出“积极”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有任何“消极”的思想了。所以切不可根据“积极”“消极”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两种修辞手法。不能根据篇幅的多少来断定重要与否，更不能怀疑消极修辞存在的必要。
四、不研究消极修辞将会改变修辞学性质
以前说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其实修辞的“好不好”也应该包含着“通不通”，这就是消极修辞的任务。消极修辞是积极修辞的基础，讲修辞就是首先要把话说通，然后才可以去追求超常发挥。[3]如果修辞学只研究积极修辞，那么修辞学也就成为只是研究“辞格”和“辞趣”的科学了，修辞学与辞格、辞趣划上等号，便意味着我们的修辞学失去了半壁江山，那么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任务也就仅仅变成了如何使语言更美丽、更生动，修辞学也就出现倒退的情况，倒退到传统的修饰文辞的框框里去。那么我们的先人为修辞学所做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修辞本身是一种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的言语行为。人们在一定的情景之下，依据特定的题旨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它们的目的可能不同（“积极修辞”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生动、形象，“消极修辞”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简练。），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所以“积极修辞”是修辞，“消极修辞”也是修辞。“积极修辞”现象不能概括全部内容。诸如科技、公文、一般说明等应用语体则少有积极修辞。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交际中，消极修辞是最基本的修辞手法。大多数人平时一提到修辞，往往就会想到怎样把话说得漂亮，怎样把文章写得漂亮。那文章的基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就都不用领会了吗？在学习修辞的时候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漂亮优美的话只有建立在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意义。
语言世界中贯穿着辩证法。“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存在是符合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事物的矛盾对立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转化，组成一个统一体。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一方面，两者各有用途，不可替代，这是它们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修辞现象的整体。
“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者不存在不相容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要求不同，“消极修辞”要求“表达的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和歧解”，而“积极修辞”却要使人去感受、去体验。一个以事实为出发点，一个以表达感情为起见。两者看起来不相关，但是细想起来，两者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题旨情景而做出不同的努力。它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去调整语言，去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离开具体的语言情景，便不能判断哪个一定是好的，哪个一定是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修辞现象这个整体。
五、结语
《发凡》作为我国一部较早的修辞学专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当今修辞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其中的一些理论、看法在今天看来有其不完备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陈望道先生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开拓崭新的领域。
注 释：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德春，李月松.修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冯亦山，何二元.消极修辞谈片[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2003，（3）.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陆文耀.消极修辞是客观存在[J].修辞学习，1993，（2）.
[5]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复旦大学.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7]胡玉树.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繁荣贡献力量[A].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赵天舒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10037）
关键词：三境界 两分野 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一书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它贯通古今，创新理论，缔造体系，为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阐述清晰，例证确切，观点鲜明。《发凡》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国修辞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还对后来的学者起到了巨大的启迪和教育工作。本书初版于1932年，刘大白先生在初版序言中曾说：“陈先生低著成此书（指发凡），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由此可见，该书在初版时就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了，是毋庸置疑的“修辞学中国第一”。《发凡》从1932年初版至1944年共计出了8版，之后再版重印时不断有所修订。本书结尾部分特予说明的有：一九四五年本（渝初版），一九五四年本（新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一九七六年本（上海人民出版社）。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化，学术的推进，陈望道先生不断对其修改，提出许多关于修辞学的新看法，添换例证，改动某些用语、辞句、节段，使之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更接近。
陈望道先生在《发凡》中对中国现代修辞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阐述，并提出了现代修辞理论，其中主要的就是语辞的“三境界”和修辞的两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在此笔者就“三境界”说和“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我国现代修辞学的鼻祖陈望道先生把语辞分为记述、表现、糅合三个境界，并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从目的、手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做了详尽的阐述，并阐述了两大分野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
在修辞两分野理论之前，陈望道先生先给我们呈现了语辞的“三境界”。我国以前论表达的法式，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湖南文征序》所谓“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也是以这两个极端为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当然也很多。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
（乙）表现的境界
（丙）糅合的境界
（甲）境界的典型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乙）境界的典型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丙）境界的典型以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甲）（乙）分别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而（丙）则是前面两者的融合。陈望道先生还引用《文心雕龙·体性篇》和《湖南文徵序》中的论述做进一步说明。前者说：“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后者则说：“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面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册，斯皆自然之文。”（甲）（乙）便是这两个极端的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很多，以（丙）为代表。然后就修辞的手法，划分出两大分野。
二、修辞的“两分野”
从修辞的目的看，陈望道先生认为，消极修辞的目的在于记述。他说：“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力避参上自己个人的色彩。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细周密地记述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等，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积极修辞的目的在于表现。他说：“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是“具体的，体验的。”[1]上段所提《文心雕龙·体性篇》和《湖南文徵序》的引文实际上也是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目的做了进一步说明。由此可见，消极修辞就是想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义。它的适用范围占了（甲）境界的全部，同时也是其余两个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涉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积极修辞就是要有力，要动人。不是驻足在概念的明白表达上，而是同一切艺术手法相结合。它的适用范围占了（乙）境界的大部，并且用的异常多。此外，（丙）糅合的境界，如杂文、寻常的闲谈等，陈望道先生认为，积极的修辞手法用不用都无妨。既可以单独采用消极的修辞手法，也可以综合使用积极和消极两种手法，但并不包括单独使用积极修辞手法的情况。这两类手法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如图1显示：
陈望道先生把消极修辞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一部分偏重内容，讨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偏重形式，讨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想要做到前者，在文章话语中就要具备明确和通顺两条。想要把意思平稳地传达给别人，就需要具备平均和稳密两条。这四条是消极修辞的最低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要遵循的最高标准。和消极的手法一样，陈望道先生把积极的手法也分为内容和形式两种。认为“内容方面大体都是基于经验的融合。对于题旨、情境、遗产等等为综合的运用，其中尤以情境的适应为主要条项”；“形式方面，大体是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一切感性的因素的利用，简单说就是语感的利用。”所以，陈望道先生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和辞趣两种。辞格是综合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利用，辞趣则是“比较侧重于形式一方面的利用”。关于这两大分野形式、内容的不同，《发凡》还专门画出了“一个粗略的想象图”：
三、“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研究不平衡的分析
陈望道在《发凡》一书中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做出了如此详细的分析，拥有如此深刻独到的见解，对于我们的学习无疑是有很大启发和帮助的。随着学习的深入，笔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整本书的章节分配比例来看，消极修辞仅仅只占据一个章节，而积极修辞却占据了将近整本书的一半。这种分配的不平衡不得不使笔者认为这是由研究的不平衡导致的。《发凡》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并把修辞现象分为两类：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同时又将修辞手法区分为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从而建立了颇具特色的两大分野理论体系。陈望道先生研究得最为深入透彻、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两大分野之一的积极修辞，特别是其中的辞格，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了38个辞格。在消极修辞方面，虽然也提出了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稳密的要求，但是没有像积极修辞那样从方法、功能、结构等方面对它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研究不平衡的遗憾，并使人怀疑“消极修辞”存在的合理性。
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说，一提到修辞，脑海里首先出现的便是辞格。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厚爱积极修辞，冷淡、忽视消极修辞了。自《发凡》之后几十年来的修辞学研究仍然是厚爱积极修辞，忽视、冷淡了消极修辞。消极修辞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的薄弱环节，修辞方法的研究仍然还是重积极修辞、轻消极修辞，这是很不协调的。
笔者以为这种长期以来重“积极修辞”、轻“消极修辞”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消极修辞不像积极修辞那样生动、形象，较难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力。还有便是大家对“消极”两字的理解有所偏误。
那么消极修辞的“消极”该如何理解？它是否就像其字面意思“消极”那样呢？其实，“消极”和“积极”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称谓。在字典中，“消极”的字面义是“负面的，不作为，被动适应”等意思。而在《发凡》一书中，陈望道先生认为消极修辞是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那如何做到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呢？陈望道先生认为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内容方面，要做到明确和通顺。“明确就是要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要做到这一点，陈望道先生认为努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二是力求表达方式上的明确。所谓通顺就是“关于语言伦次上的事”。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成为通顺。由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目的、适应的“境界”不同，所以两者表现的手段途径也不一样。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第一要义在于能传达事理的责任。我们通常讲说话要得体、要到位，不在于你是不是用了修辞格，更多地在于用词用语用句是否得体到位。拿用词来说，朱自清的一些散文，如《背影》《河塘月色》等，都是名篇，在词语的选择上很讲究，这种功夫不是表现在用多少华丽的词藻上，而是表现在平淡的话语中。《背影》里有这么一段：“他给我拣定了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拣定、嘱、要警醒些、不要受凉”都是很普通的词语，但用在这里都很到位。联系整篇文章，质朴而有神韵，字字传情，真切地表现了父爱。用词、用语、用句要得体到位，并不是要用些华丽的词藻，也不是要刻意地雕刻、雕琢。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一段：“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第四十则）至于怎样才能做到“不隔”，静安先生开出方子曰：忌用替代字，忌用典，忌用生僻字。比如“月”不必说成“桂华”，“桃”不必说成“红雨”“刘郎”，“柳”不必说成“章台”“霸岸”。一个人骑马楼前过，不必说成“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忌用替代字，忌用典，忌用生僻字，那么这里的“不隔”也就是“通”，制约积极修辞，使不流于浮华，并不影响信息的正常传递。[2]
形式方面，要做到平均和稳密。所谓“平均”，就是在选词造句时，古今中外、文白官土、粗细生熟、难易繁简都有一个平正的标准。力求做到“平易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读听者便不致多分心于形式，可以把整个心意聚注在内容上面。”“稳密”，就是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词句的安排要同内容相贴切。“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二是词句要与内容的情状吻合。从陈望道先生就消极修辞所作的论述来看，对消极修辞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绝非易事，即使按照陈望道先生提出的要求做出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效果。不付出“积极”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有任何“消极”的思想了。所以切不可根据“积极”“消极”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两种修辞手法。不能根据篇幅的多少来断定重要与否，更不能怀疑消极修辞存在的必要。
四、不研究消极修辞将会改变修辞学性质
以前说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其实修辞的“好不好”也应该包含着“通不通”，这就是消极修辞的任务。消极修辞是积极修辞的基础，讲修辞就是首先要把话说通，然后才可以去追求超常发挥。[3]如果修辞学只研究积极修辞，那么修辞学也就成为只是研究“辞格”和“辞趣”的科学了，修辞学与辞格、辞趣划上等号，便意味着我们的修辞学失去了半壁江山，那么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任务也就仅仅变成了如何使语言更美丽、更生动，修辞学也就出现倒退的情况，倒退到传统的修饰文辞的框框里去。那么我们的先人为修辞学所做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修辞本身是一种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的言语行为。人们在一定的情景之下，依据特定的题旨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它们的目的可能不同（“积极修辞”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生动、形象，“消极修辞”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简练。），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所以“积极修辞”是修辞，“消极修辞”也是修辞。“积极修辞”现象不能概括全部内容。诸如科技、公文、一般说明等应用语体则少有积极修辞。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交际中，消极修辞是最基本的修辞手法。大多数人平时一提到修辞，往往就会想到怎样把话说得漂亮，怎样把文章写得漂亮。那文章的基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就都不用领会了吗？在学习修辞的时候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漂亮优美的话只有建立在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意义。
语言世界中贯穿着辩证法。“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存在是符合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事物的矛盾对立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转化，组成一个统一体。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一方面，两者各有用途，不可替代，这是它们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修辞现象的整体。
“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者不存在不相容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要求不同，“消极修辞”要求“表达的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和歧解”，而“积极修辞”却要使人去感受、去体验。一个以事实为出发点，一个以表达感情为起见。两者看起来不相关，但是细想起来，两者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题旨情景而做出不同的努力。它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去调整语言，去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离开具体的语言情景，便不能判断哪个一定是好的，哪个一定是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修辞现象这个整体。
五、结语
《发凡》作为我国一部较早的修辞学专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当今修辞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其中的一些理论、看法在今天看来有其不完备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陈望道先生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开拓崭新的领域。
注 释：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德春，李月松.修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冯亦山，何二元.消极修辞谈片[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2003，（3）.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陆文耀.消极修辞是客观存在[J].修辞学习，1993，（2）.
[5]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复旦大学.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7]胡玉树.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繁荣贡献力量[A].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赵天舒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1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