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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商业电影来说，以切入现实的姿态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底层人物，反映社会诉求，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职责
《我不是药神》无疑是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话题之作。
上映22天，票房30.7亿元，豆瓣评分9.0。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白血病患者面对天价进口药的生存现实，关乎社会民生，舆论热议之际更获得李克强总理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有评价称，长久以来，中国一直缺乏探讨社会议题的电影作品，《我不是药神》的出现，让中国电影终于有了一部可以在拍出《素媛》《辩护人》《熔炉》这类改编社会现实的韩国电影面前挺直腰杆儿的作品。
影片的监制、主演徐峥公开表示，这是他演员生涯中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表演作品。出品方坏猴子影业的CEO、影片制片人王易冰称其为“从业18年来做过的最好的电影”。主演之一章宇说，“这种片子拍出来，脸上是有光的。”
这部电影后来带来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投资方为白血病相关公益机构捐款累计超过1100万元。
口碑和票房达成一致，观众和市场统一口径：这是中国电影业需要的影片。
年度“爆款”
电影本身的好坏，市场大概是最直接的试金石。《我不是药神》于2018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点映之时，预售票房便已破亿。7月5日上映首日票房过2亿元，3天票房过6亿元。
在贡献票房的同时，观众也毫不吝惜夸奖之辞。“华语片爆款”“年度最佳”的评价频现网络，二刷三刷的人不在少数。
影片展现出一对很难调和的社会矛盾—贫困白血病患者和天价进口药之间的矛盾。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在王传君饰演的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请求下，从印度代购白血病进口药“格列宁”的仿制药，成为独家代理商。“格列宁”在国内市场要4万元一瓶，在印度相同药效的仿制药只要500元一瓶。
程勇积累一定财富之后转行做起自己的生意，没有药源的白血病友重新跌入生活的困境，吕受益的离世最终成为唤醒程勇的火种。他意识到自己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那些患者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开始免费为白血病病友代购印度药品。最终，因为涉嫌售卖假药程勇入狱。
“天价药”一直以来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一人生病拖累全家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影片中的台词，“4万块1瓶的药，我吃了好几年了，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呢？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我还想活着，我不想死……”
但是宁浩和徐峥并不希望把它拍成一部悲悲切切的电影，“而是（想做成）一部释放正能量、释放希望的电影。从情感上来讲，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蕴藏在里面。”徐峥说。为此，导演文牧野身兼编剧，和韩家女、钟伟一起花了两年多时间打磨剧本，最终带给观众笑着哭、哭着笑的观影体验。
编剧钟伟把《我不是药神》定义为社会英雄题材的类型电影。另有媒体评价，“这是中国电影市场长期以来相对缺乏的电影类型。”因为没有太多先例，早期投资方对这部电影的市场反应并没有把握。制片人王易冰曾说：“影片投拍前，我们的票房预估是4到5个亿。”最终，实际票房收入远远超出预期，但电影本身的价值已远非票房能够衡量。
“我以前拍的喜剧片比较多，更多的是带给大家欢乐，但这次这个题材拍完了以后，我觉得更多收获的是观众和同行给予的一种尊重，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徐峥说，这让他体会到了当初作为喜剧演员没有获得过的“尊严感”。
作为主演之一的谭卓也称，“票房大卖”不是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成为‘希望之光’”。
社会价值
电影的火爆效应引起公众对2015年“陆勇案”的重新关注。一度被舆论称为“药侠”的陆勇，正是《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
陆勇曾是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两年后他建立病友QQ群，以方便病友交流。
当时，瑞士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是白血病患者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药物，但价格昂贵，单价2.3万元一盒，很多中国患者为此几近倾家荡产。服用瑞士格列卫两年期间，陆勇花费了56万元。后来他发现，印度有一款药可作替代，只需要4000元每瓶，药效几乎与格列卫无异。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群友，之后担任起帮助群友代购印度药的角色。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这意味着，程勇代购的那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仍属于假药之列。
2014年，因涉嫌贩卖“假药”，陆勇被警方带走。群内病友为此实名发出《为白血病患者自救的行为进行一个非罪化的呼吁》一文，“1003个人签名，提供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陆勇说。
2015年2月26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对陆勇的《不起诉决定书》。
“陆勇案”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进口药及医保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不是药神》在片尾特地罗列出系列事件，让人感到欣慰：
2014年11月，國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七部委制定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
2016年，工信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瑞士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宁纳入医保。
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很难说陆勇的案件和这些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直接关系，《我不是药神》也未必能像韩国电影《熔炉》那样直接改变社会—推动电影原型事件中教师性侵残疾学生的暴力案件获得重审，并促成“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的出台。但正如钟伟所说，电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影片能够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就行了。
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他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愿我们生而平凡，却不忘创造更好的世界。”《我不是药神》片方及主创如是说。创造更美好世界首先需要正视现实—某种程度上，因外力的挤压以及娱乐至死氛围的笼罩，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电影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对于中国商业电影来说，以切入现实的姿态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底层人物，反映社会诉求，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职责。
也正因为如此，不抹彩、不抛光的《我不是药神》，来得正当时。
《我不是药神》无疑是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话题之作。
上映22天，票房30.7亿元，豆瓣评分9.0。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白血病患者面对天价进口药的生存现实，关乎社会民生，舆论热议之际更获得李克强总理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有评价称，长久以来，中国一直缺乏探讨社会议题的电影作品，《我不是药神》的出现，让中国电影终于有了一部可以在拍出《素媛》《辩护人》《熔炉》这类改编社会现实的韩国电影面前挺直腰杆儿的作品。
影片的监制、主演徐峥公开表示，这是他演员生涯中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表演作品。出品方坏猴子影业的CEO、影片制片人王易冰称其为“从业18年来做过的最好的电影”。主演之一章宇说，“这种片子拍出来，脸上是有光的。”
这部电影后来带来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投资方为白血病相关公益机构捐款累计超过1100万元。
口碑和票房达成一致，观众和市场统一口径：这是中国电影业需要的影片。
年度“爆款”
电影本身的好坏，市场大概是最直接的试金石。《我不是药神》于2018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点映之时，预售票房便已破亿。7月5日上映首日票房过2亿元，3天票房过6亿元。
在贡献票房的同时，观众也毫不吝惜夸奖之辞。“华语片爆款”“年度最佳”的评价频现网络，二刷三刷的人不在少数。
影片展现出一对很难调和的社会矛盾—贫困白血病患者和天价进口药之间的矛盾。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在王传君饰演的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请求下，从印度代购白血病进口药“格列宁”的仿制药，成为独家代理商。“格列宁”在国内市场要4万元一瓶，在印度相同药效的仿制药只要500元一瓶。
程勇积累一定财富之后转行做起自己的生意，没有药源的白血病友重新跌入生活的困境，吕受益的离世最终成为唤醒程勇的火种。他意识到自己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那些患者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开始免费为白血病病友代购印度药品。最终，因为涉嫌售卖假药程勇入狱。
“天价药”一直以来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一人生病拖累全家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影片中的台词，“4万块1瓶的药，我吃了好几年了，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呢？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我还想活着，我不想死……”
但是宁浩和徐峥并不希望把它拍成一部悲悲切切的电影，“而是（想做成）一部释放正能量、释放希望的电影。从情感上来讲，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蕴藏在里面。”徐峥说。为此，导演文牧野身兼编剧，和韩家女、钟伟一起花了两年多时间打磨剧本，最终带给观众笑着哭、哭着笑的观影体验。
编剧钟伟把《我不是药神》定义为社会英雄题材的类型电影。另有媒体评价，“这是中国电影市场长期以来相对缺乏的电影类型。”因为没有太多先例，早期投资方对这部电影的市场反应并没有把握。制片人王易冰曾说：“影片投拍前，我们的票房预估是4到5个亿。”最终，实际票房收入远远超出预期，但电影本身的价值已远非票房能够衡量。
“我以前拍的喜剧片比较多，更多的是带给大家欢乐，但这次这个题材拍完了以后，我觉得更多收获的是观众和同行给予的一种尊重，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徐峥说，这让他体会到了当初作为喜剧演员没有获得过的“尊严感”。
作为主演之一的谭卓也称，“票房大卖”不是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成为‘希望之光’”。
社会价值
电影的火爆效应引起公众对2015年“陆勇案”的重新关注。一度被舆论称为“药侠”的陆勇，正是《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
陆勇曾是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两年后他建立病友QQ群，以方便病友交流。
当时，瑞士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是白血病患者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药物，但价格昂贵，单价2.3万元一盒，很多中国患者为此几近倾家荡产。服用瑞士格列卫两年期间，陆勇花费了56万元。后来他发现，印度有一款药可作替代，只需要4000元每瓶，药效几乎与格列卫无异。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群友，之后担任起帮助群友代购印度药的角色。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这意味着，程勇代购的那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仍属于假药之列。
2014年，因涉嫌贩卖“假药”，陆勇被警方带走。群内病友为此实名发出《为白血病患者自救的行为进行一个非罪化的呼吁》一文，“1003个人签名，提供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陆勇说。
2015年2月26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对陆勇的《不起诉决定书》。
“陆勇案”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进口药及医保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不是药神》在片尾特地罗列出系列事件，让人感到欣慰：
2014年11月，國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七部委制定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
2016年，工信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瑞士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宁纳入医保。
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很难说陆勇的案件和这些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直接关系，《我不是药神》也未必能像韩国电影《熔炉》那样直接改变社会—推动电影原型事件中教师性侵残疾学生的暴力案件获得重审，并促成“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的出台。但正如钟伟所说，电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影片能够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就行了。
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他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愿我们生而平凡，却不忘创造更好的世界。”《我不是药神》片方及主创如是说。创造更美好世界首先需要正视现实—某种程度上，因外力的挤压以及娱乐至死氛围的笼罩，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电影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对于中国商业电影来说，以切入现实的姿态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底层人物，反映社会诉求，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职责。
也正因为如此，不抹彩、不抛光的《我不是药神》，来得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