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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采用熵值法构建环境质量指数来代表一国的环境质量水平，以“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通过“三效应”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负，结构效应为正。
[关键词]一带一路;FDI;环境质量指数;熵值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7.015
1 引言
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的关系的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为实现沿线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FDI环境效应的基本观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FDI的环境效应主要存在污染天堂假说、污染光环假说、污染不确定论三种观点。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会加重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因为投资国会将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相对低下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污染的天堂（Boumol and Oates，1988;List and Catherine，2000）。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会减轻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相比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清洁技术以及环境管理体系，在FDI的过程中会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在东道国的传播，提供学习示范效用，即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减少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Daniel and Andrés，1999;Liang F H，2008）。污染不确定论认为FDI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多面的，不能够简单地定论，其同时承认FDI的“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的效应，但认为FDI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各自的大小;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FDI所产生的两种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FDI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Jie He，2006;盛斌、吕越，2012;张宇、蒋殿春，2014）。
2.2 FDI环境效应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关于FDI环境效应的作用机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Copeland and Taylor（2003）的研究将其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效应的具体影响还在争议中，不同地区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力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国际研究大量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因此现阶段关于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
3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构建
文章参照一般均衡模型的思路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按照EKC模型（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的基本思想，将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二次项引入到模型中。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EQit=C+β1FDIit+β2GDPit+β3GDP2it+β4TECit+β5SIit+β6URit+μi+δt+ε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EQ（Environmental Quality）为环境质量指数，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核心解释变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存量数表示;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增长（GDP）、技术水平（TEC）、产业结构（SI）及城市发展水平（UR），分别用GDP总值、每千亿美元GDP专利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城镇化率衡量。
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μi为国家的个体效应，δ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使数据平稳，避免残差的非正态性，并减少异方差，本文对FDI、GDP及GDP的二次平方项、用于衡量科技水平的每千亿GDP美元专利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建立如下半对数模型：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μi+δt+εit（2）
3.2 交互效应模型构建
由于FDI除了会对环境质量有直接影响外，可能还会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有影响从而对环境质量造成间接影响，即FDI与经济增长、工业份额、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为避免加入交互项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应将交互变量中心化，建立如下模型：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lnGDPit-lnGDPit-+μi+δt+εit（3）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lnTECit-lnTECit-+μi+δt+εit（4）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SIit-SIit-+μi+δt+εit（5）
3.3 数据说明
文章样本年限为2008—2018年，共11年;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原则上“中国一带一路网”所列明的国家均在样本选择范围内，共65个。但由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巴勒斯坦所有指标数据不可得;叙利亚FDI、GDP值在2012年后数据不可得;缅甸、东帝汶、马尔代夫、阿富汗及摩尔多瓦每千亿GDP（美元）专利數据不可得，因此将这7个国家在本次研究样本中剔除。本次研究国家为58个，11年数据，共638个观测值。 4 实证结果分析
将基本模型及考虑交互影响的模型进行回归，可得如下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
（1）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可知，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FDI的流入会让东道国环境质量综合评分下降，加重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引进会让其环境质量综合得分下降，而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效应显著为正。
（2）根据模型（2）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技术引进以及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后，发现现阶段“一带一路”地区FDI对环境质量的规模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负、结构效应为正。
5 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实证结果可得，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即FDI的流入会加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的观点。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引进外资时提出以下建议：①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相关政策规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惩罚制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②提高FDI流入的技术门槛，减少粗放型技术的引入，增加清洁型技术的引入，同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提升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耗，清洁生产，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③引导FDI流入清洁型产业，在引进外资时应该发布相关的政策文件，有目的性地引导排放污染较低的产业的发展，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④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对引资的条件及要求制度化，对生产排放的规定法律化，并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筛选符合本国门槛的外商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BAUMOL W J ， OATES W E .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J]. Cambridge Books， 1988， 27（1）：127-128.
[2]JOHN L， CATHERINE C.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2000，40（1）：20.
[3]DANIEL C， ANDRS L.“TNCs and the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to devel- oping countries”[J].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cross bord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ject， 1999（9）.
[4]LIANG H.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rm the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Current Topics in Management， 2014（12）.
[5]盛斌， 呂越.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2（5）：54-75.
[6]张宇， 蒋殿春. FDI、环境监管与能源消耗：基于能耗强度分解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 2013（3）：103-123.
[7]贺培， 刘叶. 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地理距离工具变量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6）：79-86.
[8]张磊， 韩雷， 叶金珍. 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一个跨国经验研究[J].经济评论， 2018（6）：69-85.
[9]葛翔宇， 周智敏， 周艳丽. 城市化，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中国环境的影响[J].中国环境科学， 2020，40（3）：448-459.
[10]施震凯， 邵军， 王美昌.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基于S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7（9）：107-117.
[作者简介]苏敏华，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就职于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投资研究。
[关键词]一带一路;FDI;环境质量指数;熵值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7.015
1 引言
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的关系的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为实现沿线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FDI环境效应的基本观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FDI的环境效应主要存在污染天堂假说、污染光环假说、污染不确定论三种观点。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会加重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因为投资国会将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相对低下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污染的天堂（Boumol and Oates，1988;List and Catherine，2000）。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会减轻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相比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清洁技术以及环境管理体系，在FDI的过程中会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在东道国的传播，提供学习示范效用，即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减少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Daniel and Andrés，1999;Liang F H，2008）。污染不确定论认为FDI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多面的，不能够简单地定论，其同时承认FDI的“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的效应，但认为FDI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各自的大小;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FDI所产生的两种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FDI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Jie He，2006;盛斌、吕越，2012;张宇、蒋殿春，2014）。
2.2 FDI环境效应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关于FDI环境效应的作用机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Copeland and Taylor（2003）的研究将其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效应的具体影响还在争议中，不同地区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力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国际研究大量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因此现阶段关于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
3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构建
文章参照一般均衡模型的思路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按照EKC模型（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的基本思想，将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二次项引入到模型中。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EQit=C+β1FDIit+β2GDPit+β3GDP2it+β4TECit+β5SIit+β6URit+μi+δt+ε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EQ（Environmental Quality）为环境质量指数，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核心解释变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存量数表示;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增长（GDP）、技术水平（TEC）、产业结构（SI）及城市发展水平（UR），分别用GDP总值、每千亿美元GDP专利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城镇化率衡量。
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μi为国家的个体效应，δ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使数据平稳，避免残差的非正态性，并减少异方差，本文对FDI、GDP及GDP的二次平方项、用于衡量科技水平的每千亿GDP美元专利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建立如下半对数模型：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μi+δt+εit（2）
3.2 交互效应模型构建
由于FDI除了会对环境质量有直接影响外，可能还会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有影响从而对环境质量造成间接影响，即FDI与经济增长、工业份额、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为避免加入交互项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应将交互变量中心化，建立如下模型：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lnGDPit-lnGDPit-+μi+δt+εit（3）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lnTECit-lnTECit-+μi+δt+εit（4）
EQit=C+β1lnFDI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lnTECit+β5SIit+β6URit+β7lnFDIit-lnFDIit-×SIit-SIit-+μi+δt+εit（5）
3.3 数据说明
文章样本年限为2008—2018年，共11年;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原则上“中国一带一路网”所列明的国家均在样本选择范围内，共65个。但由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巴勒斯坦所有指标数据不可得;叙利亚FDI、GDP值在2012年后数据不可得;缅甸、东帝汶、马尔代夫、阿富汗及摩尔多瓦每千亿GDP（美元）专利數据不可得，因此将这7个国家在本次研究样本中剔除。本次研究国家为58个，11年数据，共638个观测值。 4 实证结果分析
将基本模型及考虑交互影响的模型进行回归，可得如下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
（1）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可知，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FDI的流入会让东道国环境质量综合评分下降，加重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引进会让其环境质量综合得分下降，而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效应显著为正。
（2）根据模型（2）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技术引进以及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后，发现现阶段“一带一路”地区FDI对环境质量的规模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负、结构效应为正。
5 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实证结果可得，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即FDI的流入会加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的观点。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引进外资时提出以下建议：①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相关政策规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惩罚制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②提高FDI流入的技术门槛，减少粗放型技术的引入，增加清洁型技术的引入，同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提升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耗，清洁生产，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③引导FDI流入清洁型产业，在引进外资时应该发布相关的政策文件，有目的性地引导排放污染较低的产业的发展，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④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对引资的条件及要求制度化，对生产排放的规定法律化，并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筛选符合本国门槛的外商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BAUMOL W J ， OATES W E .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J]. Cambridge Books， 1988， 27（1）：127-128.
[2]JOHN L， CATHERINE C.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2000，40（1）：20.
[3]DANIEL C， ANDRS L.“TNCs and the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to devel- oping countries”[J].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cross bord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ject， 1999（9）.
[4]LIANG H.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rm the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Current Topics in Management， 2014（12）.
[5]盛斌， 呂越.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2（5）：54-75.
[6]张宇， 蒋殿春. FDI、环境监管与能源消耗：基于能耗强度分解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 2013（3）：103-123.
[7]贺培， 刘叶. 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地理距离工具变量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6）：79-86.
[8]张磊， 韩雷， 叶金珍. 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一个跨国经验研究[J].经济评论， 2018（6）：69-85.
[9]葛翔宇， 周智敏， 周艳丽. 城市化，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中国环境的影响[J].中国环境科学， 2020，40（3）：448-459.
[10]施震凯， 邵军， 王美昌.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基于S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7（9）：107-117.
[作者简介]苏敏华，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就职于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投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