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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ot to be”——思想与死亡
正如盲目是李尔王的致命弱点一样，行动的延宕是哈姆雷特王子的最鲜明的印记。
克劳狄斯在劝诱雷欧提斯时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你预备怎样用行动代替言语，表明你自己的确是你父亲的孝子呢？”[1]，可以看出，克劳狄斯对人的思想的多变感到深深的不信任，他是一个倾向于用行动代替思考的人，一个“行动者”。这一种倾向也体现在克劳狄斯的语言之中，他的语言是命令，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指向外部世界的事件，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总是处于“行动”之中。与之相对，哈姆雷特却总是表达着他的思想，它指向着内心世界，情节的时间线总是在思考中中断，在一种“思考”中延迟不前。可以说，哈姆雷特的延宕总是与他的思考者形象联系在一起。
哈姆雷特的思想一直围绕着死亡，他一直承担着另一个世界的重量，也就是一个死后世界的重量。在其最为著名的独白中他说：“……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伟大的事业在这样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1]，他是立足于一个死后世界来看待现实的。在作为全剧宗教背景的基督教语境中，死后的世界具有神圣意义的审判，这种审判规定着尘世的行为和价值，一方面使得哈姆雷特无法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痛苦，另一方面又让哈姆雷特对尘世价值失去信任。剧中反复出现的对伟大事业或人物的嘲弄总是基于死亡的意象之上，如“蛆虫是全世界最大的饕餮家……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的两道不同的菜”[1]、“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1]。《哈姆雷特》剧中一直设置了一个死者的世界——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出没的一个神秘领域，它使守夜者警惕，使戏剧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不安的氛围之中。鬼魂出没的夜晚是属于死亡的时间，而哈姆雷特从鬼魂那里接受了真相和使命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种夜晚的、鬼魂的时间，他用思考活动代替现实行动的延宕获得了一种隐喻——夜晚对白天不断推进的人类事务的打断，戏剧情节的发展在夜晚，同时也在哈姆雷特的思考中停止。哈姆雷特用对死亡的思考代替克劳狄斯式的行动，并否定它的意义。
二、作为思考者的哈姆雷特的复仇
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曾指出哈姆雷特是反抗在克劳狄斯式的“时间逻辑”。克劳狄斯反复强调对于“理智”来说，死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老哈姆雷特的亡灵是过去式的，只存在于“女人气”的记忆，而“男子”的理智应当忘记过去，这是一种“忘却的政治”;而哈姆雷特则接受了一种亡灵的记忆，它是对“理智”时间逻辑的颠倒和混乱，过去的记忆返回了现在，复仇的使命也被表述为“记忆”：“再会，再会！记着我”，在这一意义上，哈姆雷特的复仇是一种对“理智”时间逻辑的反抗[2]。高桥哲哉提示出了新的视角，笔者将顺着这个思路来进一步探究哈姆雷特的现象。
区别于对复仇作为一种“行动”的普遍理解，哈姆雷特是在以思考者的身份进行着他的复仇。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戏中戏这一情节之中，哈姆雷特认为戏剧的目的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1]，因此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戏剧不是纯粹审美的，自有其严肃性。他安排重现国王罪行的戏剧，其实是让记忆得到公共性回归，它是一场政治性的革命，它是在挑战名为“忘却”的统治，挑战克劳狄斯政权。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当克劳狄斯面对重现自己罪行的戏剧时，当他那白天的理智时间逻辑受到夜晚的亡灵记忆的挑战时，他高呼：“给我点起火把来”[1]，以驱散鬼魂出没其间的黑暗。而哈姆雷特那表达记忆或思想的语言总是承担着戏剧的“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的功能，可以说是在不断上演着某种政治戏剧。哈姆雷特也的确有演员这个身份，他演出一副疯癫的样子。他对奥菲利娅说：“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它已经使我发了狂……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1]，他无疑是指他母亲迅速改嫁的行为，那个不准再活下去的人当然是指克劳狄斯，他用乔特鲁德的形象覆盖奥菲利娅，用记忆取代现实，对于他这一番疯癫的言论，克劳狄斯却认为“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什么心事盘踞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产生危险的结果”[1]，可以看到，克劳狄斯确实受到了哈姆雷特的威胁。
哈姆雷特的思考者形象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和波洛涅斯的对比得到说明。波洛涅斯同样是一个思考者，同样总是用内心活动中断外部事件进展，然而他并非因为仇恨而必须拒绝现实，而只是因为他遵守远离现实的抽象道理。他是一出伟大戏剧中的旁观者，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的形象和他的语言一样是插叙式的：“他一定会用这样的话向你表示同意：‘好先生——’也许他称你‘朋友’‘仁兄’，按照着个人的身份和各国的习惯……然后他就——他就——我刚才要说一句什么话……说道‘用这样的话表示同意’，嗯，对了……”[1]，他的语言抓不住重点，他关注脑中的抽象道理多过现实。又例如，“王上、王后，要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那不过是徒然浪费了昼、夜、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1]，他用冗長的方式讲述为什么不要冗长，这种自我矛盾来自于他对现实的疏离，他的道理并不作用于现实，而只是抽象地把它保留在脑中。
而哈姆雷特在用思考进行复仇活动。哈姆雷特破坏了理智时间的秩序，外部的现实消解于内心，过去的事件回到现在，给现实覆盖上了鬼魂的阴影，这种错乱是哈姆雷特疯癫形象的起源，同时也是哈姆雷特沉溺于思考而行动延宕的形象的起源。但这也正是他革命性的起源，鬼魂现实的张力永远使他威胁着克劳狄斯的统治。
三、从思想到行动
一个单纯的思考者形象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并不完整，他是拥有政治性的哲学家，他是丹麦的苏格拉底。而且哈姆雷特在最后以流血的、行动的方式推翻了克劳狄斯的统治，以一个军人的形象谢幕，福丁布拉斯命令“让四个将士把哈姆雷特像一个军人似的抬到台上”。
与克劳狄斯的“行动者”形象不同，哈姆雷特是一种新的政治人物，他最终的行动与他一贯的思考密切关联。哈姆雷特变革的不仅是国家政权，他还诠释着一种新的政治信念。阿伦特曾指出真正的政治行动揭示着每个个体的独特存在，而非服务于一个外在目标，因此行动总是伴随着语言，没有哪种人类活动比政治行动更需要言说以揭示主体的独特身份，而功利主义政治总是为语言寻找更有效的替代品，如暴力等[3]。对于克劳狄斯来说，言说只是一种工具，他的暴力的命令或阴谋的劝诱总是缺乏真实性，总是阿伦特所谓的“空谈”。哈姆雷特的政治行动则始终伴随着对他独特的身份的言说，他反抗着对自我的遗忘，反抗以利益取代自我表达的功利主义政治，这种反抗一直到最后一刻：哈姆雷特在死前请求霍拉旭承担起记忆的责任，“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伟大故事吧”[1]，使记忆获得公众性的回归。哈姆雷特一直用记忆或思考的方式对抗着死亡对于人的尊严的讽刺，最终在故事的传述或一种公共的记忆中战胜命运和死亡，至此才是哈姆雷特真正完整的复仇。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7，第170页.
[2]参考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第40到47页.
[3]参考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8页到142页.
正如盲目是李尔王的致命弱点一样，行动的延宕是哈姆雷特王子的最鲜明的印记。
克劳狄斯在劝诱雷欧提斯时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你预备怎样用行动代替言语，表明你自己的确是你父亲的孝子呢？”[1]，可以看出，克劳狄斯对人的思想的多变感到深深的不信任，他是一个倾向于用行动代替思考的人，一个“行动者”。这一种倾向也体现在克劳狄斯的语言之中，他的语言是命令，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指向外部世界的事件，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总是处于“行动”之中。与之相对，哈姆雷特却总是表达着他的思想，它指向着内心世界，情节的时间线总是在思考中中断，在一种“思考”中延迟不前。可以说，哈姆雷特的延宕总是与他的思考者形象联系在一起。
哈姆雷特的思想一直围绕着死亡，他一直承担着另一个世界的重量，也就是一个死后世界的重量。在其最为著名的独白中他说：“……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伟大的事业在这样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1]，他是立足于一个死后世界来看待现实的。在作为全剧宗教背景的基督教语境中，死后的世界具有神圣意义的审判，这种审判规定着尘世的行为和价值，一方面使得哈姆雷特无法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痛苦，另一方面又让哈姆雷特对尘世价值失去信任。剧中反复出现的对伟大事业或人物的嘲弄总是基于死亡的意象之上，如“蛆虫是全世界最大的饕餮家……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的两道不同的菜”[1]、“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1]。《哈姆雷特》剧中一直设置了一个死者的世界——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出没的一个神秘领域，它使守夜者警惕，使戏剧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不安的氛围之中。鬼魂出没的夜晚是属于死亡的时间，而哈姆雷特从鬼魂那里接受了真相和使命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种夜晚的、鬼魂的时间，他用思考活动代替现实行动的延宕获得了一种隐喻——夜晚对白天不断推进的人类事务的打断，戏剧情节的发展在夜晚，同时也在哈姆雷特的思考中停止。哈姆雷特用对死亡的思考代替克劳狄斯式的行动，并否定它的意义。
二、作为思考者的哈姆雷特的复仇
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曾指出哈姆雷特是反抗在克劳狄斯式的“时间逻辑”。克劳狄斯反复强调对于“理智”来说，死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老哈姆雷特的亡灵是过去式的，只存在于“女人气”的记忆，而“男子”的理智应当忘记过去，这是一种“忘却的政治”;而哈姆雷特则接受了一种亡灵的记忆，它是对“理智”时间逻辑的颠倒和混乱，过去的记忆返回了现在，复仇的使命也被表述为“记忆”：“再会，再会！记着我”，在这一意义上，哈姆雷特的复仇是一种对“理智”时间逻辑的反抗[2]。高桥哲哉提示出了新的视角，笔者将顺着这个思路来进一步探究哈姆雷特的现象。
区别于对复仇作为一种“行动”的普遍理解，哈姆雷特是在以思考者的身份进行着他的复仇。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戏中戏这一情节之中，哈姆雷特认为戏剧的目的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1]，因此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戏剧不是纯粹审美的，自有其严肃性。他安排重现国王罪行的戏剧，其实是让记忆得到公共性回归，它是一场政治性的革命，它是在挑战名为“忘却”的统治，挑战克劳狄斯政权。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当克劳狄斯面对重现自己罪行的戏剧时，当他那白天的理智时间逻辑受到夜晚的亡灵记忆的挑战时，他高呼：“给我点起火把来”[1]，以驱散鬼魂出没其间的黑暗。而哈姆雷特那表达记忆或思想的语言总是承担着戏剧的“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的功能，可以说是在不断上演着某种政治戏剧。哈姆雷特也的确有演员这个身份，他演出一副疯癫的样子。他对奥菲利娅说：“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它已经使我发了狂……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1]，他无疑是指他母亲迅速改嫁的行为，那个不准再活下去的人当然是指克劳狄斯，他用乔特鲁德的形象覆盖奥菲利娅，用记忆取代现实，对于他这一番疯癫的言论，克劳狄斯却认为“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什么心事盘踞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产生危险的结果”[1]，可以看到，克劳狄斯确实受到了哈姆雷特的威胁。
哈姆雷特的思考者形象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和波洛涅斯的对比得到说明。波洛涅斯同样是一个思考者，同样总是用内心活动中断外部事件进展，然而他并非因为仇恨而必须拒绝现实，而只是因为他遵守远离现实的抽象道理。他是一出伟大戏剧中的旁观者，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的形象和他的语言一样是插叙式的：“他一定会用这样的话向你表示同意：‘好先生——’也许他称你‘朋友’‘仁兄’，按照着个人的身份和各国的习惯……然后他就——他就——我刚才要说一句什么话……说道‘用这样的话表示同意’，嗯，对了……”[1]，他的语言抓不住重点，他关注脑中的抽象道理多过现实。又例如，“王上、王后，要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那不过是徒然浪费了昼、夜、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1]，他用冗長的方式讲述为什么不要冗长，这种自我矛盾来自于他对现实的疏离，他的道理并不作用于现实，而只是抽象地把它保留在脑中。
而哈姆雷特在用思考进行复仇活动。哈姆雷特破坏了理智时间的秩序，外部的现实消解于内心，过去的事件回到现在，给现实覆盖上了鬼魂的阴影，这种错乱是哈姆雷特疯癫形象的起源，同时也是哈姆雷特沉溺于思考而行动延宕的形象的起源。但这也正是他革命性的起源，鬼魂现实的张力永远使他威胁着克劳狄斯的统治。
三、从思想到行动
一个单纯的思考者形象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并不完整，他是拥有政治性的哲学家，他是丹麦的苏格拉底。而且哈姆雷特在最后以流血的、行动的方式推翻了克劳狄斯的统治，以一个军人的形象谢幕，福丁布拉斯命令“让四个将士把哈姆雷特像一个军人似的抬到台上”。
与克劳狄斯的“行动者”形象不同，哈姆雷特是一种新的政治人物，他最终的行动与他一贯的思考密切关联。哈姆雷特变革的不仅是国家政权，他还诠释着一种新的政治信念。阿伦特曾指出真正的政治行动揭示着每个个体的独特存在，而非服务于一个外在目标，因此行动总是伴随着语言，没有哪种人类活动比政治行动更需要言说以揭示主体的独特身份，而功利主义政治总是为语言寻找更有效的替代品，如暴力等[3]。对于克劳狄斯来说，言说只是一种工具，他的暴力的命令或阴谋的劝诱总是缺乏真实性，总是阿伦特所谓的“空谈”。哈姆雷特的政治行动则始终伴随着对他独特的身份的言说，他反抗着对自我的遗忘，反抗以利益取代自我表达的功利主义政治，这种反抗一直到最后一刻：哈姆雷特在死前请求霍拉旭承担起记忆的责任，“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伟大故事吧”[1]，使记忆获得公众性的回归。哈姆雷特一直用记忆或思考的方式对抗着死亡对于人的尊严的讽刺，最终在故事的传述或一种公共的记忆中战胜命运和死亡，至此才是哈姆雷特真正完整的复仇。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7，第170页.
[2]参考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第40到47页.
[3]参考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8页到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