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在北大上学时的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洒）》。
　　北大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后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时间不长，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那时候的“职高”校长，比现在的强老鼻子啦。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实原名大墙缝）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安装了卫生设备，曾邀请中德学会的同事、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来住。父亲有一个管家，姓程，办事麻利清晰。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父亲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有几分神气。
　　这是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吃小窝头、芸豆卷、豌豆黄。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我有记忆。我也有旧日的什刹海的记忆，为了消夏，商家在水上搭起了棚子，卖莲子粥、肉末儿烧饼、油酥饼、荷叶粥。四面都是荷花、荷叶的气味。什刹海的夏季摊档，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每晚的点灯，那时的发电大概没有后来那么方便，摊主都是用煤气灯。天色黄昏，工人站在梯子上给大玻璃罩的汽灯打气，一经点燃，亮得耀眼。
　　父亲大高个儿，国字脸，阔下巴，风度翩翩。他说话南腔北调，可能是想说点显阅历、显学问的官话，至少是不想说家乡土话，又没有说成普通话。他喜欢交谈，但谈话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与外国人结交。他惠我甚多的，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一个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两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后，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们，他的第三代，到公共浴池洗浴。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只要一说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就快乐得浑身颤动。他的这些提倡虽然常常脱离我们的现实条件而受到嘲笑抨击，但仍然产生了影响，使我等始终认定挺胸、洗澡、体育不但是有益卫生的好事，而且是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一项标志。
　　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吃餐馆ABC的熏陶。尤其是西餐。他教我们怎样点菜，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怎样放置餐具表示已经吃毕或是尚未吃好。他常常讲吃中餐一定要多聚几个人，点菜容易搭配，反而省钱。而对西餐吃得正规的人，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吃饭不认真的、没有样儿的，如蹲着吃、歪着身子吃、趴着吃、看着报纸吃的，疾恶如仇。
　　父亲强调社交的必要性，主张大方有礼，深恶痛绝家乡话叫作“怵（chù）窝子”的窝窝囊囊的表现。说起家乡的女孩子在公开场合躲躲藏藏的样子，什么都是“俺不”，父亲的神态简直是痛不欲生。
　　母亲一生极少在餐馆吃饭，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嘆：“花多少钱呀！多贵呀……”而父亲，哪怕吃完这顿饭立即弹尽粮绝，他也能愉快地请人吃饭，当然如果是别人请他，他更会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我曾经讽刺父亲说：“餐馆里的一顿饭，似乎能够改变您的世界观，能使您从悲观主义者变成乐观主义者。”父亲对此并无异议，并且引用天知道的名人语录，说：“这是物质的微笑啊！”
　　童年随父用餐给我留下过不美好的印象。父亲和一位女士，带着我在西单的一家餐馆用餐，饭后在街上散步。对我来说，天时已晚，我感到的是不安，我几次说想回家，父亲不理睬。父亲对此女士说：“瞧，我们俩带着一个小孩散步，多么像一家三口啊。”女士拉长了声音说：“胡扯！”后来他又说了一些话，女士又说了胡扯，胡扯还是胡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且我想，父亲并不关心我的要求。
　　第二天我向母亲“汇报”了这次吃饭的情况。反响可想而知，究竟随此事发生了什么，我已记不起了。但是从小母亲就告诉我，父亲是不顾家的，是靠不上的。我的爱讲家乡话和强调自己是沧州南皮人的动机中，有对父亲“崇洋媚外”的反抗，也许还有“弑父情结”在里头。
　　数十年后，在父亲已经离世十余年后，我有一个机会在江南的一座城市见到父亲当年的那个（女）朋友，如今的老教授。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我想见见她，她发表过文学评论，有见解。我实在看不出她当年的风采来。而母亲此前也说过，她漂亮。时间是能破坏一切漂亮的。有一说，傅吾康与先父，都曾对此女性有好感。我读过她给傅的信，信里提到父亲，用语多有不敬，有什么办法呢？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晦气的人不会得到太多的尊敬。我完全理解，只能轻叹和一笑。长大以后，我与她谈得很愉快，我还帮她出了一本小书。
　　没多久，父亲就不再被续聘当校长了，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宁愿清谈、大话。这叫作大而无当，树立高而又高的标杆，与其说像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更易于被视为神经病。他确是神经质和情绪化的，做事不计后果。他知道他喜欢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但是他绝对不考虑条件和能力，他瞧不起一切小事情，例如金钱。他不适合当校长，也不适合当组长或者科长，不适合当家长，却是一个最爱孩子的父亲。对这后一点，母亲也并不否认。年近六十岁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人生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这话反而使我对他有些蔑视。他最重视风度和礼貌，他绝对会不停地使用礼貌用语，“谢谢”与“对不起”、“你好”与“再见”、“请原谅”和“请稍候”，但是他不会及时地还清借你的钱。他最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罗素，但是他不知道应该给自己购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衫。如果谈境界，他的境界高耸入云;如果谈实务，他的实务永远一塌糊涂。
　　立竿见影，校长不当，大翔凤的房子退掉了，从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贫民窟。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他的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英德日俄等语言，他都能对付一气，但都不精。
　　父亲热心于做一些大事，发表治国救民的高论，研究学问，引进和享受西洋文明，启蒙愚众，至少是教育下一代，但都不成功。同时，他更加不擅长做任何小事、具体事。谈起他的校长经历，父亲爱说一句话：“我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呀！”天乎？命乎？性格使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