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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文化运动发生已过百年，它是中国近代一次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曾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与否定，但全盘否定不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学的真实态度。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厘清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学的真实态度。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传统儒学;继承发扬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46-02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结束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封建思想、意识形态仍和以前一样，民主共和观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依旧是麻木的，早期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封建传统文化桎梏了人民的思想，只有破除封建思想，引进西方思想，重新在人们脑海中构建一种新的价值观，才能挽救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以“民主”和“科学”作为宣传口号反对以儒学为主的封建传统文化。
一、新文化运对孔教的批判的原因
民国初年，康有为回国后积极在各地建立孔教会，孔教会以封建文人、清朝遗老为主要成员，孔教运动在国内迅速发展，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热潮。1913年8月15日，严复、梁启超等人联名向国会两院请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及将孔教加入宪法，这些主张大多没有得到实现，但袁世凯仍与孔教运动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帝制。
1913年初，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声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6月，通令恢复学校祀孔。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23日到天坛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礼。1915年12月12日，袁发布命令承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袁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1月1日即皇帝位。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在袁世凯短短83天的闹剧后，张勋又带领辫子军企图复辟帝制，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两次复辟帝制的失败，使陈独秀和李大钊看到了孔教与帝制的关系。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①，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②君主专制以儒学为思想基础，实现思想专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追求思想的自由便被禁锢，致使许多优秀的思想都不为人知。正是思想的局限、视野的狭隘，导致中国在方方面面逐漸落后于西方。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想效仿法国大革命，启蒙和解放国民的思想，使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因此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康有为倡导的“尊孔”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是阻碍国民思想进步，由此对孔教深恶痛绝，反儒运动也由此兴起。
二、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一）对纲常礼教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主要围绕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特殊道德关系，是君权社会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级尊卑区分，与西方的共和制、人人平等思想水火不容。
对礼教的批判最著名的便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鲁迅通过描写一个被视为“狂人”的正常人的心理独白告诉大众，在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控制和禁锢后，人们不但不自知，反而会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并将这种行为一代传向一代，致使伪善盛行。封建礼教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尤为深重。鲁迅的另一篇文章《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被这种礼教“吃”掉的，善良的祥林嫂在失去丈夫后想依靠自己能力生活，但因为礼教，她在婆婆和大伯的命令下被迫改嫁;也是因为礼教，改嫁后被视作不忠贞、不干净的人而被社会所不容，最终悲惨死去。祥林嫂只是被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之一，儒学思想本身就带有男尊女卑的色彩，自程朱理学后，儒学对女性的压迫日益加重，有无数妇女牺牲在“节烈”的名义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流传百世，鲁迅认为应该将妇女从“节烈”的枷锁下释放出来。
（二）对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对孝的批判源于一篇文章《非孝》，该文章写作于1919年11月，作者是浙江一师的一名学生，他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儒学卫道者，但在经历母亲患了严重疾病后，父亲认为母亲已是必死之人，不必再花钱去治疗，便把钱用到了别处，当母亲逐渐病重时，他的父亲更是不管不问，每天只给她喂点硬锅巴和腐烂的蔬菜，父亲的冷酷使他万分失望，一方面他想帮助他的母亲治病，但他又不想违逆他的父亲。在左右为难后，他整个人由此发生转变。他在《非孝》这篇文章中指出，传统的“孝”是一种不自然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而人类应该是自由、平等、互助、博爱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和，所以应当反对。
新文化派以《非孝》的发表为契机，开始大规模讨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对传统孝道进行批判。吴虞写了一篇檄文《说孝》，指出：封建孝道就是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1919年，胡适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提出了著名的“无后主义”，他的诗里含有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父子平等思想。鲁迅也随之创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了新型父子关系应以“无我的爱”为基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对等的，彼此是相互尊重。1926年，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进一步批判了儒学的孝是荒谬、虚伪、迂腐甚至有时是变态的。 孝的本意是对父母和养育之人的奉养，但被儒家和封建统治者改造后，变成了家族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工具。儒家的“孝”思想是专门为尊者、长者、上者设计的，丝毫没有考虑到卑者、幼者及下者的权利，个人在家庭、宗族中经常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以家族荣耀为重，因而这种孝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学的真实态度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對旧文化为主，对历史的意义在今日已有目共睹，但国内学界一些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以彻底“反传统”的代价“全盘西化”，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致使中华文化断层，新文化运动也因此被扣上了“激进”的帽子。
百年回望，今天再去看待这场运动时，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有一些态度强硬而激进的思想行为，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均受过传统儒学的教育，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并非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对儒学的猛烈批判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受传统礼法制约，中国大地上不断有人企图利用儒学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只有大量引进西方民主的观点，冲击传统儒学的文化主导地位，使国民思想解放，使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古矫枉必须过正，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影响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新文化运动若是不采取彻底的、疾风暴雨的方式，是不可能唤醒民众、解放人民思想，推翻封建帝制的。1919年12月，胡适曾在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要反对调和，因为评判的态度只有是与不是，好与不好，没有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了三四十里。我们若是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会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不要回头讲调和。” ④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提出通过整理国故（即梳理、研究、评判旧有的学术思想），达到再造文明的地步。1935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中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我们不妨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⑤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并不是要否定或抛弃中国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全盘西化，而是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再创造新的文化，之所以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是出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下思想与政治建设的严峻情形和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新文化运动并未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对于传统文化仍然是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注释：
①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②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1917年2月4日。
③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④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七卷第一号。
⑤胡适：《编辑后纪》，《独立评论》1935年3月17日，第142号。
作者简介：
蒋蓥霞，女，江苏泰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传统儒学;继承发扬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46-02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结束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封建思想、意识形态仍和以前一样，民主共和观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依旧是麻木的，早期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封建传统文化桎梏了人民的思想，只有破除封建思想，引进西方思想，重新在人们脑海中构建一种新的价值观，才能挽救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以“民主”和“科学”作为宣传口号反对以儒学为主的封建传统文化。
一、新文化运对孔教的批判的原因
民国初年，康有为回国后积极在各地建立孔教会，孔教会以封建文人、清朝遗老为主要成员，孔教运动在国内迅速发展，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热潮。1913年8月15日，严复、梁启超等人联名向国会两院请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及将孔教加入宪法，这些主张大多没有得到实现，但袁世凯仍与孔教运动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帝制。
1913年初，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声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6月，通令恢复学校祀孔。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23日到天坛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礼。1915年12月12日，袁发布命令承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袁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1月1日即皇帝位。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在袁世凯短短83天的闹剧后，张勋又带领辫子军企图复辟帝制，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两次复辟帝制的失败，使陈独秀和李大钊看到了孔教与帝制的关系。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①，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②君主专制以儒学为思想基础，实现思想专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追求思想的自由便被禁锢，致使许多优秀的思想都不为人知。正是思想的局限、视野的狭隘，导致中国在方方面面逐漸落后于西方。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想效仿法国大革命，启蒙和解放国民的思想，使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因此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康有为倡导的“尊孔”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是阻碍国民思想进步，由此对孔教深恶痛绝，反儒运动也由此兴起。
二、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一）对纲常礼教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主要围绕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特殊道德关系，是君权社会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级尊卑区分，与西方的共和制、人人平等思想水火不容。
对礼教的批判最著名的便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鲁迅通过描写一个被视为“狂人”的正常人的心理独白告诉大众，在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控制和禁锢后，人们不但不自知，反而会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并将这种行为一代传向一代，致使伪善盛行。封建礼教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尤为深重。鲁迅的另一篇文章《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被这种礼教“吃”掉的，善良的祥林嫂在失去丈夫后想依靠自己能力生活，但因为礼教，她在婆婆和大伯的命令下被迫改嫁;也是因为礼教，改嫁后被视作不忠贞、不干净的人而被社会所不容，最终悲惨死去。祥林嫂只是被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之一，儒学思想本身就带有男尊女卑的色彩，自程朱理学后，儒学对女性的压迫日益加重，有无数妇女牺牲在“节烈”的名义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流传百世，鲁迅认为应该将妇女从“节烈”的枷锁下释放出来。
（二）对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对孝的批判源于一篇文章《非孝》，该文章写作于1919年11月，作者是浙江一师的一名学生，他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儒学卫道者，但在经历母亲患了严重疾病后，父亲认为母亲已是必死之人，不必再花钱去治疗，便把钱用到了别处，当母亲逐渐病重时，他的父亲更是不管不问，每天只给她喂点硬锅巴和腐烂的蔬菜，父亲的冷酷使他万分失望，一方面他想帮助他的母亲治病，但他又不想违逆他的父亲。在左右为难后，他整个人由此发生转变。他在《非孝》这篇文章中指出，传统的“孝”是一种不自然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而人类应该是自由、平等、互助、博爱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和，所以应当反对。
新文化派以《非孝》的发表为契机，开始大规模讨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对传统孝道进行批判。吴虞写了一篇檄文《说孝》，指出：封建孝道就是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1919年，胡适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提出了著名的“无后主义”，他的诗里含有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父子平等思想。鲁迅也随之创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了新型父子关系应以“无我的爱”为基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对等的，彼此是相互尊重。1926年，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进一步批判了儒学的孝是荒谬、虚伪、迂腐甚至有时是变态的。 孝的本意是对父母和养育之人的奉养，但被儒家和封建统治者改造后，变成了家族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工具。儒家的“孝”思想是专门为尊者、长者、上者设计的，丝毫没有考虑到卑者、幼者及下者的权利，个人在家庭、宗族中经常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以家族荣耀为重，因而这种孝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学的真实态度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對旧文化为主，对历史的意义在今日已有目共睹，但国内学界一些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以彻底“反传统”的代价“全盘西化”，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致使中华文化断层，新文化运动也因此被扣上了“激进”的帽子。
百年回望，今天再去看待这场运动时，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有一些态度强硬而激进的思想行为，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均受过传统儒学的教育，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并非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对儒学的猛烈批判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受传统礼法制约，中国大地上不断有人企图利用儒学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只有大量引进西方民主的观点，冲击传统儒学的文化主导地位，使国民思想解放，使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古矫枉必须过正，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影响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新文化运动若是不采取彻底的、疾风暴雨的方式，是不可能唤醒民众、解放人民思想，推翻封建帝制的。1919年12月，胡适曾在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要反对调和，因为评判的态度只有是与不是，好与不好，没有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了三四十里。我们若是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会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不要回头讲调和。” ④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提出通过整理国故（即梳理、研究、评判旧有的学术思想），达到再造文明的地步。1935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中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我们不妨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⑤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并不是要否定或抛弃中国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全盘西化，而是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再创造新的文化，之所以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是出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下思想与政治建设的严峻情形和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新文化运动并未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对于传统文化仍然是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注释：
①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②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1917年2月4日。
③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④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七卷第一号。
⑤胡适：《编辑后纪》，《独立评论》1935年3月17日，第142号。
作者简介：
蒋蓥霞，女，江苏泰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