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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教育家黄全愈博士曾介绍说，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在学习绘画时所关注的评价方向是迥然不同的，中国孩子画完后总是问：“像不像？”美国孩子画完后喜欢问：“好不好？”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两种教育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透视这种教育现象后就不难发现，中国教育是先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榜样”，塑造一个偶像，然后千方百计地诱导孩子去模仿、去追逐、去复制、去膜拜。中国孩子问“像不像”，其实是将自己与“榜样”去做比较和鉴别，内心中充满“榜样”的高度，高度关注着自身与“榜样”的差距，而很少关怀自己的“天性”和内心需求。而通过美国孩子学习绘画时的表现，可以洞见美国教育的内在追求：老师往往不树“榜样”、不立样板，让孩子们的想象自由徜徉，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一塌糊涂’的画。”
黄博士所描述的真实故事也许会使我们的教育良心受到震撼、教育良知受到拷问。达琳·叶格是美国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1994年11月她作为访问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期间她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然后让一群中国孩子去绘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样的圣诞树。于是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而且是一样的圣诞树?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悬挂着一幅画有圣诞树的画。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让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耳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露出来……
当“圣诞树”被覆盖时，孩子们心中的“榜样”也失落了，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是彷徨、迷茫和无所适从，找不到前进的路径。纵观我们现今的教育，我们太习惯于进行所谓的“榜样教育”了，孩子们在懵懵懂懂时就学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然后就被一次又一次评先进、比分数强制着向预设的方向拼命地奔跑，为了一朵小红花、一张荣誉证书，孩子们压制着兴趣、放弃了个性，明里暗里和“榜样”较劲，甚至内心充满敌意地和“标兵”争高低。因此中国教育让孩子从小生活在“榜样”的光环下，心中只有“榜样”，心中没有自我，以至于一旦失去“榜样”的感召和引领，内心就充满惶恐和不安，行为上表现为手足无措。“榜样”有时是一座“神像”，使人只有顶礼膜拜的下跪，没有自我自主的自立；“榜样”有时是一尊“偶像”，使人只有盲目的模仿传承，没有独到的开拓创新；“榜样”有时是一副模具，使人只有摹写复制，没有突破超越。一句话，榜样教育只有自外向内的桎梏，没有自内向外的张扬。我们所接受的宏大的教育方略总是要孩子从小树雄心、立大志。为了什么什么，成为什么什么。与之相匹配，我们强调榜样的力量，把榜样成长描述为什么什么而含辛茹苦的过程。我们的师长也不时地推出一些榜样供他们效仿。然而，这种效仿使活的生命个体成为僵硬的工具，使思想全无乐趣可言。究其本质，“榜样教育”其实是我们为孩子所进行的一种成人化、模式化的预设和规划，使教育远离了每个孩子现实生活和真实体验，过早地结束了孩子的童年幸福，抹杀了原本应该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幸福和自由，孩子们的想象力像坠落的风筝失去了辽阔的蓝天，孩子们的思想没有了山的起伏和水的荡漾，因此内心世界变得过于平面、呆板和无聊。生活在描摹中延续，没有创作的冲动、创造的乐趣和创新的惊奇。我们的教育可能有助于“榜样”伟大的提升，却有愧于生命尊严的失落。学生在“伟大”的牵引和支配之下，失去了对自我的认识和尊重，对周遭的“细小”和“琐碎”漠不关心，看不到小草的摇曳，听不到小鸟的鸣叫。在“榜样”的长期教育下，学生成为“榜样”的随从，学生的思想不能独立行走，更不会在没有路的地方另辟蹊径，而世上本没有路的，因此要行走人生，就必须让学生学会独立行走。在此方面，丹麦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12岁以下的孩子，连一份成绩单都没有，也不评选模范学生。丹麦的老师和家长积极鼓励孩子自然成长、发展天赋，不鼓励孩子相互攀比、相互竞争，不让分数和证书主宰孩子的生活历程和发展轨迹，因此孩子们顺其天性，就那么快乐地成长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应该让教育充满生命的气息、涌动生命的活力、绽放个性的魅力，使教育有助于实现发自每一个生命体内心的自我追求，有助于彰显每一个人之个性的宏大，这样的教育世界才会变得百花齐放、千姿百态，而一两个榜样的教育引领是难以造就一个姹紫嫣红的教育春天的。
别把榜样塑造成神，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精神奴役，从而心甘情愿地放弃独立和自我。让榜样走下神坛，让天性和个性自由地绽放，或许是教育的一件幸事!
责任编辑 萧 田
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两种教育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透视这种教育现象后就不难发现，中国教育是先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榜样”，塑造一个偶像，然后千方百计地诱导孩子去模仿、去追逐、去复制、去膜拜。中国孩子问“像不像”，其实是将自己与“榜样”去做比较和鉴别，内心中充满“榜样”的高度，高度关注着自身与“榜样”的差距，而很少关怀自己的“天性”和内心需求。而通过美国孩子学习绘画时的表现，可以洞见美国教育的内在追求：老师往往不树“榜样”、不立样板，让孩子们的想象自由徜徉，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一塌糊涂’的画。”
黄博士所描述的真实故事也许会使我们的教育良心受到震撼、教育良知受到拷问。达琳·叶格是美国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1994年11月她作为访问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期间她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然后让一群中国孩子去绘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样的圣诞树。于是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而且是一样的圣诞树?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悬挂着一幅画有圣诞树的画。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让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耳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露出来……
当“圣诞树”被覆盖时，孩子们心中的“榜样”也失落了，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是彷徨、迷茫和无所适从，找不到前进的路径。纵观我们现今的教育，我们太习惯于进行所谓的“榜样教育”了，孩子们在懵懵懂懂时就学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然后就被一次又一次评先进、比分数强制着向预设的方向拼命地奔跑，为了一朵小红花、一张荣誉证书，孩子们压制着兴趣、放弃了个性，明里暗里和“榜样”较劲，甚至内心充满敌意地和“标兵”争高低。因此中国教育让孩子从小生活在“榜样”的光环下，心中只有“榜样”，心中没有自我，以至于一旦失去“榜样”的感召和引领，内心就充满惶恐和不安，行为上表现为手足无措。“榜样”有时是一座“神像”，使人只有顶礼膜拜的下跪，没有自我自主的自立；“榜样”有时是一尊“偶像”，使人只有盲目的模仿传承，没有独到的开拓创新；“榜样”有时是一副模具，使人只有摹写复制，没有突破超越。一句话，榜样教育只有自外向内的桎梏，没有自内向外的张扬。我们所接受的宏大的教育方略总是要孩子从小树雄心、立大志。为了什么什么，成为什么什么。与之相匹配，我们强调榜样的力量，把榜样成长描述为什么什么而含辛茹苦的过程。我们的师长也不时地推出一些榜样供他们效仿。然而，这种效仿使活的生命个体成为僵硬的工具，使思想全无乐趣可言。究其本质，“榜样教育”其实是我们为孩子所进行的一种成人化、模式化的预设和规划，使教育远离了每个孩子现实生活和真实体验，过早地结束了孩子的童年幸福，抹杀了原本应该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幸福和自由，孩子们的想象力像坠落的风筝失去了辽阔的蓝天，孩子们的思想没有了山的起伏和水的荡漾，因此内心世界变得过于平面、呆板和无聊。生活在描摹中延续，没有创作的冲动、创造的乐趣和创新的惊奇。我们的教育可能有助于“榜样”伟大的提升，却有愧于生命尊严的失落。学生在“伟大”的牵引和支配之下，失去了对自我的认识和尊重，对周遭的“细小”和“琐碎”漠不关心，看不到小草的摇曳，听不到小鸟的鸣叫。在“榜样”的长期教育下，学生成为“榜样”的随从，学生的思想不能独立行走，更不会在没有路的地方另辟蹊径，而世上本没有路的，因此要行走人生，就必须让学生学会独立行走。在此方面，丹麦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12岁以下的孩子，连一份成绩单都没有，也不评选模范学生。丹麦的老师和家长积极鼓励孩子自然成长、发展天赋，不鼓励孩子相互攀比、相互竞争，不让分数和证书主宰孩子的生活历程和发展轨迹，因此孩子们顺其天性，就那么快乐地成长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应该让教育充满生命的气息、涌动生命的活力、绽放个性的魅力，使教育有助于实现发自每一个生命体内心的自我追求，有助于彰显每一个人之个性的宏大，这样的教育世界才会变得百花齐放、千姿百态，而一两个榜样的教育引领是难以造就一个姹紫嫣红的教育春天的。
别把榜样塑造成神，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精神奴役，从而心甘情愿地放弃独立和自我。让榜样走下神坛，让天性和个性自由地绽放，或许是教育的一件幸事!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