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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通过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探析，揭示出造成“李约瑟难题”的原因，这对我国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小农经济；科举制度；天人合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
一、“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它的回答，必须从中国古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层面中去寻求答案。
1、经济层面：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它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的完美组合，就像一张罗网把人们桎梏在土地上面，使整个社会在周而复始的简单在生产中缓慢的发展。作为私人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一样都置身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虽有所发展，但都步履维艰，最终还是被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所摧残。在明朝中期，它的“商品经济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水平”［2］，家庭手工业发展的步幅也在加大，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使明代社会中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最重要的当属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但是，中国传统文明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中国人重视土地甚于海洋，不如航海民族和商业民族那样喜欢海上探险，即使有过世界领先的郑和船队，也只是宣扬皇帝的德威，而不是为了贸易。另外，当时的海禁政策遏制了同追求金钱的恶欲凝结在一起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长，成熟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作为强大的历史惯性力拖住了中国，使之不能积极参与蔚蓝海洋上血腥的资本主义争夺活动，这也注定了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前途是暗淡的。中国的工场手工业者和商人没能通过海外贸易来寻求新的经济出路，因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限制在大陆农业经济的范围内，无法取得冲击这个传统经济的强有力的开放性经济支点，进而在强大的皇权和专制官僚统治面前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样，随着农民和地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总爆发，中国城市中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便在整个社会破坏性的历史大震荡中被摧残了。总之，在强大的王权和专制统治面前，我国的自然经济没有过渡到商品经济，家庭手工业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没有开拓市场的需要；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也就没有改造和发明劳动工具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的最根本原因。
2、社会层面：自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3］，并且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为了防止新兴阶层的出现，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限制商会的范围，扼杀资本积累的萌芽。为了与其政治大一统相适应，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它摒弃了组织小团体研究科学技术的墨家，选择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将儒家思想的精华上升为意识形态，并推行儒学教育和实行科举制度。由于儒家学说对自然现象没有透彻考察和积极的研究态度，而科举制度又发挥着削弱思想文化活力、遏制学术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功能，因此儒家思想的胜利和实行科举制度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学而优则仕”的驱使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不惜皓首穷经去求取功名，很少去思考自然知识和技艺，因而知识分子的事业选择趋向单一化。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制度严重制约着科技人才和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培养，这对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来说，是个重大的制约因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3、文化层面：李约瑟看到了道家思想的科学成就，高度评价了道家的科学作用，并将其科学地位置于儒家之上：“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意的，诚然不错；但它至少也同样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是消极的……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比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4］“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5］自然是道家文化的核心，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自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先哲的这种天道自然的无神论思想将人格神的观念驱逐出他的哲学园地，不给上帝留下任何地盘，同时给予人们正视大自然的勇气和自由探索的活力，它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丝科学之光却被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所淹没。因为天人合一的人天观，不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客观自然界，因此它就不会涵盖关于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观念，也不会上升到将客体纳入主体认知和改造对象的理性层面，更不会期望自然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自然也就无法激起像希腊人那样猜破大自然内在奥秘的科学冲动与热忱，即使有许多古代学者被自然现象的观测事实和极为细致精确的计算数据引到了自然法则面前，但天命思想却使他们望而止步。再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偏重于知觉、意会、缺乏逻辑推理；偏重于实用和知识的获得，这样虽然可以使我国在技术发明上领先一时，但由于对科学理论的忽视，最终使技术改进和发明失去理论指导而显得底气不足，久而久之，自然就导致了中国科技的落后，这也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科技在封闭、稳定的封建专制统治背景下发展不同，欧洲兴起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如同两把利剑，不仅劈开了中世纪的天空，驱散了黑暗；斩断了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为世俗真理开辟了地盘，而且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利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不仅启迪了欧洲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维由封闭走向开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和自然科学的繁荣。“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欧洲人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从天国回到了人间’。天国的科学开始让位于世俗的科学，天国的美也开始让位给了世俗的美。这才……有了科学革命时代的开始。”［6］
二、“李约瑟难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以史为镜”！虽然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无数灿烂的技术和科学成果，成为古代世界重要发明和发现的故乡，但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小农经济的羁绊、官僚专制统治的摧残、皇权制度的吞食、天人合一思想的蛊惑和拒绝西学的浊流的侵蚀——中发芽成长，这片丛林一再地对新知识的幼苗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以至于在人类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科学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我国的科学技术却因为深深的历史旧辙和传统的阻滞力而徘徊不前。
在当今这个科技时代里，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理论反思，一方面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汲取中国传统科学有价值的因素，同时避免出现近代西方科学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关系上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做到“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融合，犹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7］，为我国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开阔的空间，在给人类文明再次献上一份厚礼的同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我以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8］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M］.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4 第5页
［2］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 第166页
［3］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文化生活译丛1987 第27页
［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 第1页
［5］朱亚宗著.中国科技批评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第73页
［6］张功耀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第17页
［7］祝亚平著.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 第471页
［8］（英）W.C.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通过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探析，揭示出造成“李约瑟难题”的原因，这对我国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小农经济；科举制度；天人合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
一、“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它的回答，必须从中国古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层面中去寻求答案。
1、经济层面：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它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的完美组合，就像一张罗网把人们桎梏在土地上面，使整个社会在周而复始的简单在生产中缓慢的发展。作为私人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一样都置身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虽有所发展，但都步履维艰，最终还是被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所摧残。在明朝中期，它的“商品经济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水平”［2］，家庭手工业发展的步幅也在加大，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使明代社会中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最重要的当属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但是，中国传统文明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中国人重视土地甚于海洋，不如航海民族和商业民族那样喜欢海上探险，即使有过世界领先的郑和船队，也只是宣扬皇帝的德威，而不是为了贸易。另外，当时的海禁政策遏制了同追求金钱的恶欲凝结在一起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长，成熟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作为强大的历史惯性力拖住了中国，使之不能积极参与蔚蓝海洋上血腥的资本主义争夺活动，这也注定了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前途是暗淡的。中国的工场手工业者和商人没能通过海外贸易来寻求新的经济出路，因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限制在大陆农业经济的范围内，无法取得冲击这个传统经济的强有力的开放性经济支点，进而在强大的皇权和专制官僚统治面前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样，随着农民和地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总爆发，中国城市中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便在整个社会破坏性的历史大震荡中被摧残了。总之，在强大的王权和专制统治面前，我国的自然经济没有过渡到商品经济，家庭手工业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没有开拓市场的需要；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也就没有改造和发明劳动工具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的最根本原因。
2、社会层面：自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3］，并且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为了防止新兴阶层的出现，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限制商会的范围，扼杀资本积累的萌芽。为了与其政治大一统相适应，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它摒弃了组织小团体研究科学技术的墨家，选择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将儒家思想的精华上升为意识形态，并推行儒学教育和实行科举制度。由于儒家学说对自然现象没有透彻考察和积极的研究态度，而科举制度又发挥着削弱思想文化活力、遏制学术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功能，因此儒家思想的胜利和实行科举制度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学而优则仕”的驱使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不惜皓首穷经去求取功名，很少去思考自然知识和技艺，因而知识分子的事业选择趋向单一化。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制度严重制约着科技人才和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培养，这对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来说，是个重大的制约因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3、文化层面：李约瑟看到了道家思想的科学成就，高度评价了道家的科学作用，并将其科学地位置于儒家之上：“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意的，诚然不错；但它至少也同样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是消极的……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比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4］“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5］自然是道家文化的核心，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自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先哲的这种天道自然的无神论思想将人格神的观念驱逐出他的哲学园地，不给上帝留下任何地盘，同时给予人们正视大自然的勇气和自由探索的活力，它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丝科学之光却被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所淹没。因为天人合一的人天观，不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客观自然界，因此它就不会涵盖关于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观念，也不会上升到将客体纳入主体认知和改造对象的理性层面，更不会期望自然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自然也就无法激起像希腊人那样猜破大自然内在奥秘的科学冲动与热忱，即使有许多古代学者被自然现象的观测事实和极为细致精确的计算数据引到了自然法则面前，但天命思想却使他们望而止步。再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偏重于知觉、意会、缺乏逻辑推理；偏重于实用和知识的获得，这样虽然可以使我国在技术发明上领先一时，但由于对科学理论的忽视，最终使技术改进和发明失去理论指导而显得底气不足，久而久之，自然就导致了中国科技的落后，这也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科技在封闭、稳定的封建专制统治背景下发展不同，欧洲兴起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如同两把利剑，不仅劈开了中世纪的天空，驱散了黑暗；斩断了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为世俗真理开辟了地盘，而且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利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不仅启迪了欧洲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维由封闭走向开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和自然科学的繁荣。“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欧洲人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从天国回到了人间’。天国的科学开始让位于世俗的科学，天国的美也开始让位给了世俗的美。这才……有了科学革命时代的开始。”［6］
二、“李约瑟难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以史为镜”！虽然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无数灿烂的技术和科学成果，成为古代世界重要发明和发现的故乡，但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小农经济的羁绊、官僚专制统治的摧残、皇权制度的吞食、天人合一思想的蛊惑和拒绝西学的浊流的侵蚀——中发芽成长，这片丛林一再地对新知识的幼苗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以至于在人类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科学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我国的科学技术却因为深深的历史旧辙和传统的阻滞力而徘徊不前。
在当今这个科技时代里，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理论反思，一方面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汲取中国传统科学有价值的因素，同时避免出现近代西方科学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关系上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做到“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融合，犹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7］，为我国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开阔的空间，在给人类文明再次献上一份厚礼的同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我以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8］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M］.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4 第5页
［2］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 第166页
［3］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文化生活译丛1987 第27页
［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 第1页
［5］朱亚宗著.中国科技批评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第73页
［6］张功耀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第17页
［7］祝亚平著.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 第471页
［8］（英）W.C.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