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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间，人类对文化发展的认识，从最初的对“物”的保护，逐渐转变为注意到“物”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从单一地对“物文化”的保护，扩展到了对“物”背后所承载的人类先祖文化的认同与重视。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大地千里江山，孕育出无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财富。秉持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辨精神，通过经济学的知识，透视劳动分工理论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优越性。
一、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理论
（一）古希腊、古代中国的劳动分工思想
古希腊历史学家 Xenophon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写道，小城镇里不同的商品是同一个人生产的，而大城市里不同的人制作不同的手工艺品，它们在规模和劳动分工方面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柏拉图认为，分工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指出，分工的不断深化带来了日益专业化的现象，这就是城市扩张的好处。与此同时，城市的扩张会带来生活和经营成本。城市化带来的成本，在两者之间的折衷，决定了城市的规模。
管仲认为，社会职业的组织分工，使得民众司其业，安其位，方可称作“圣人”。在战国后期，赵国思想家荀子认为，社会分工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相信人们获得知识和组成社会的能力，人们寻求建立有利于分工的社会体系，以获得最大的效益。
（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建立功能完善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劳动者发挥优势，创造最大利益。劳动分工在文明社会中的利益随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这不仅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也能提高上层阶级的福利。社会财富会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断增长，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三）马克思和哈耶克的劳动分工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进行了区分，他提出社会劳动分工是手工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的起源。社会劳动分工以商品的分散性市场交换作为协调机制;而手工制造业以雇佣关系中的权威对劳动进行集中调配作为协调机制。在生产中由于存在机器的使用，工厂手工业逐渐向现代工业发生转型。
哈耶克认为，就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每一个人具备的特征和掌握的信息内容大不相同，通过正确的计划调整对价格体系作出相应的反应，匹配个人对资源的价值边际评价与价格。
（四）劳动分工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复兴
由于劳动分工的扩展和空间集聚的经济性，城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张。现有市场不断扩大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工作岗位，劳动分工逐渐精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认为，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城市中的集聚经济性与交通成本两方面的权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舒尔茨认为专业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是现代生产的主要特征。贝克尔和凯尔文·墨菲认为，专注于特定任务或活动的人力资本、个体选择从事的任务、专业知识和协调成本构成了决定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保护和传承的目标
（一）非物質文化遗产的特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准则指出，非遗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决定其必定不断演进和发展，确保非遗的原真性的同时要避免对非遗的保护形成障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作为一种文化财富，继承和发展的实质是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永久保存和增值。因此，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以及提高社会各界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的工作中来的意愿和能力，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或索洛余值），将经济增长分解，计算这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生产函数为：Qt=AtF（Lt，Kt）。其中，At是t时期的技术进步程度，L、K分别是劳动、资本。
经济增长率的分解式为：
经济增长率=技术进步+（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资本份额﹡资本增长率）即：GY=GA+αGL+βGK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特定时期和空间下的保护和传承的效益受非遗传承人的道德操守和工艺水平、 政府对项目的重视、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等因素影响。
为了更清晰展示这些因素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联系，我们通过模拟单个非遗项目在特定时空下的保护和传承效益为Qts，并且引入一系列影响因素：非遗传承人的德艺因子，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因子，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因子，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因子，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因子，针对单一个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均贡献了相对应的份额，定义如下：
G1--非遗传承人的德艺因子（The craft factor and the moral factor）
根据历史经验，非遗传承人作为中华优秀基因的守护者的使命便是是将祖辈们所创人类文明原汁原味地继承再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同时，持有较高的道德操守，也应该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心中不可忽视的“戒律”。
G2--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因子（The recognition of the government factor ）
政府制定科学规划，落实相关政策法规，保持规范的运作模式，加大宣传和管理力度，逐渐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重视保护非遗的氛围，为非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此时，政府重视程度越高的项目，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G3--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因子（The level of cultural value excavation factor ） 专家学者站在理性的角度，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解读并深入挖掘非遗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归纳并整理出其中关键的文化元素和传承要点，形成标准化范式，避免在传承中，因人为因素而变形或流失。此时，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越高，对文化元素的和传承要点的整合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形成更有价值的范式。
G4--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因子（the organization lev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protect and inherit）
社会组织通过把社会各界有机地联系起来，在非遗传承人、政府、专家学者和企业之间建起一座整合社会资源的桥梁，合力推动非遗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此时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越强，协调和配置社会资源的效果就越好。
G5--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因子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with products，packaging capac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是否在推动文化产业或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在企业产品融入非遗文化元素后提升了产品的文化底蕴，提高了产品档次或附加值。并且，是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配置更多社会资源到非遗保护和利用之中，形成良性循环，与非遗文化同产品的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息息相关。
经济效益分解式为：Qts=G1+G2+G3+G4+G5
t代表时间区域，s代表地理区域。
通过经济效益分解式直观可视，在一个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工作开展过程中，非遗传承人的德艺水平、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以及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作为重要的影响力因子，任何一方面的提升都会对整体效益的提高产生重要的提拉。所以，可以认为在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达到项目扶持的效果。
三、以建盏为例模拟劳动分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效能提升中的应用
（一）建盏的历史
建窑建盏诞生于中国，根植于华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富含艺术价值，是我国的非遗资源基因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茶文化鼎盛时期的“见证者”，建盏的命运和茶文化息息相关。宋朝期间，中国的茶文化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以点茶、斗茶为乐事，民间也开启了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建窑建盏在这个阶段也被推上了历史的最前端，成为宋朝社会各阶级生活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符号。直到南宋，国势一蹶不振，建安地区，百业俱废，民生凋敝，建盏也不再作为贡器，“斗茶”之风渐衰。元代之后，人们对点茶、抹茶的热衷程度逐渐被清茶、奶茶所替代，那些在往日备受青睐的建盏茶具也由于缺乏了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逐渐退出市场，从此，建窑的炉火逐渐熄灭，烧制工艺逐漸失传，随之而来的是建盏文化近800年的历史断层。
（二）劳动分工在建盏保护、传承和发展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东风吹遍中华大地，随着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建盏工艺的恢复过程中，G1指标得到提升。1979年9月，由中央工艺美院、福建省科委等部门和单位组成建盏保护工作相关的攻关小组，进行仿古建盏实验，促使G2和G3指标得到提升。
Qts↑=G1↑+G2↑+G3↑+G4+G5
t代表改革开放东风时期，s代表建盏产地范围为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现辖行政区域。
1981年3月，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的仿宋兔毫盏（图2）首次向社会公开，得到了有关人士的一致好评。1981年，福建省科委邀请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仿宋兔毫盏进行鉴定，结果显示，仿宋兔毫盏不仅形似神似，而且釉色、纹理、胎骨、造型等均达到了宋代建盏水平，并获国家科技四等奖。从那以后，仿宋兔逐渐进入市场。
如今，作为品茶圣器的建盏，一夜之间“身价”暴涨，特别是一口杯“小圆盏”价格一骑绝尘。从2005年至2015 年的短短十年间，小圆盏升值几十倍，从 2015 年至 2019 年，小圆盏的价格又翻了一翻。
四、以建盏为例：探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偏重经济利益忽视项目保护
建阳区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偏重经济效益，忽略公共利益、文化价值研究。建盏产业的过度开发，异化了建盏文化的传承，出现部分追求利益的经营者，在建盏的生产过程中粗制滥造，对建盏的品牌信誉造成了影响，有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2.对专业人员的保护和培养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多个门类，如：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手工技艺、医药、民俗等，需要传承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缺乏稳定性的工作人员和人才，容易致使非遗的保护工作过度依赖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结合地区特色的长期规划不足，造成工作质量与期望间的差距。
3.项目管理缺乏合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部门和单位联合起来推进工作开展，由于各个部门在工作中存在各自的考量，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都产生一定的影响。非遗保护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面对绩效考评等压力冲击，可能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有效开展大打折扣。
4.资源分配失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渊源颇深，受现代科技社会的影响下，往往比较脆弱，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但是，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环，为了维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需要人为保护。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存在“扶强不扶弱”的思维惯性，所以，部分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需要承受更高的压力。 （二）措施建议
1.重视人才培养
非遗活态保护的关键在人，应当结合当地资源特色等实际清理，及时跟进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对履行传承义务情况的评估，建立退出机制取消不能履行非遗传承义务的传承人资格和所享受的政策优待。同事，注重多渠道培养传承人群，鼓励成立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或者传习所，不断吸纳优秀的非遗技艺持有者进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當中。
2.资源分配上整体统筹规划
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中要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优势，同时要避免只看短期经济利益，不考虑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情况，综合考量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产业发展等各有关主体利益，制定规划和政策措施中要注重整体性和延续性。在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设置有关保护机制，在“资金”上做好预算准备，设立专款资金，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人力”保护上，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建立人才数据库，形成专家组。在“资源”保护上，对非物质文化工艺产品的常用原料进行整理入库，尤其是涉及一些稀有资源时，进行相应原料统筹。整体性规划文化生态保护区，避免为了完成经济考评任务重复建设产业聚集区，造成公共用地的浪费。
3.健全专业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专业多且门类丰富，具有区域性的特点，这决定其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机构提纲挈领。例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系统地开展全区非遗保护有关工作，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的培养力度，开展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中挖掘有价值的内容，形成项目进行申报，提高知识普及化程度。规范评审委员会制度，遴选权威专家进入组委会，参与重要事项决策和论证评审工作。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保护，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级别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五、结语
本文追溯历史上的劳动分工理论，通过对古希腊、古代中国的劳动分工思想、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和哈耶克的劳动分工思想以及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理论的梳理，结合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目标和对经济增长分解式的理解，探讨特定时期和区域下，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各劳动分工主体对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影响。并以国家级非遗建盏的复兴为例，穿越时空，让东方工艺与历代经济学理论思想对话，展示劳动分工理论作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真实场景。正如亚当斯密在《论分工原理》中提到的：“分工引起了一般的富裕”，通过劳动分工产生效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社会财富自然涌现，最终造就繁荣。同时，建盏复兴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通过劳动分工来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一、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理论
（一）古希腊、古代中国的劳动分工思想
古希腊历史学家 Xenophon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写道，小城镇里不同的商品是同一个人生产的，而大城市里不同的人制作不同的手工艺品，它们在规模和劳动分工方面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柏拉图认为，分工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指出，分工的不断深化带来了日益专业化的现象，这就是城市扩张的好处。与此同时，城市的扩张会带来生活和经营成本。城市化带来的成本，在两者之间的折衷，决定了城市的规模。
管仲认为，社会职业的组织分工，使得民众司其业，安其位，方可称作“圣人”。在战国后期，赵国思想家荀子认为，社会分工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相信人们获得知识和组成社会的能力，人们寻求建立有利于分工的社会体系，以获得最大的效益。
（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建立功能完善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劳动者发挥优势，创造最大利益。劳动分工在文明社会中的利益随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这不仅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也能提高上层阶级的福利。社会财富会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断增长，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三）马克思和哈耶克的劳动分工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进行了区分，他提出社会劳动分工是手工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的起源。社会劳动分工以商品的分散性市场交换作为协调机制;而手工制造业以雇佣关系中的权威对劳动进行集中调配作为协调机制。在生产中由于存在机器的使用，工厂手工业逐渐向现代工业发生转型。
哈耶克认为，就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每一个人具备的特征和掌握的信息内容大不相同，通过正确的计划调整对价格体系作出相应的反应，匹配个人对资源的价值边际评价与价格。
（四）劳动分工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复兴
由于劳动分工的扩展和空间集聚的经济性，城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张。现有市场不断扩大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工作岗位，劳动分工逐渐精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认为，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城市中的集聚经济性与交通成本两方面的权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舒尔茨认为专业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是现代生产的主要特征。贝克尔和凯尔文·墨菲认为，专注于特定任务或活动的人力资本、个体选择从事的任务、专业知识和协调成本构成了决定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保护和传承的目标
（一）非物質文化遗产的特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准则指出，非遗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决定其必定不断演进和发展，确保非遗的原真性的同时要避免对非遗的保护形成障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作为一种文化财富，继承和发展的实质是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永久保存和增值。因此，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以及提高社会各界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的工作中来的意愿和能力，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或索洛余值），将经济增长分解，计算这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生产函数为：Qt=AtF（Lt，Kt）。其中，At是t时期的技术进步程度，L、K分别是劳动、资本。
经济增长率的分解式为：
经济增长率=技术进步+（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资本份额﹡资本增长率）即：GY=GA+αGL+βGK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特定时期和空间下的保护和传承的效益受非遗传承人的道德操守和工艺水平、 政府对项目的重视、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等因素影响。
为了更清晰展示这些因素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联系，我们通过模拟单个非遗项目在特定时空下的保护和传承效益为Qts，并且引入一系列影响因素：非遗传承人的德艺因子，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因子，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因子，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因子，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因子，针对单一个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均贡献了相对应的份额，定义如下：
G1--非遗传承人的德艺因子（The craft factor and the moral factor）
根据历史经验，非遗传承人作为中华优秀基因的守护者的使命便是是将祖辈们所创人类文明原汁原味地继承再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同时，持有较高的道德操守，也应该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心中不可忽视的“戒律”。
G2--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因子（The recognition of the government factor ）
政府制定科学规划，落实相关政策法规，保持规范的运作模式，加大宣传和管理力度，逐渐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重视保护非遗的氛围，为非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此时，政府重视程度越高的项目，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G3--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因子（The level of cultural value excavation factor ） 专家学者站在理性的角度，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解读并深入挖掘非遗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归纳并整理出其中关键的文化元素和传承要点，形成标准化范式，避免在传承中，因人为因素而变形或流失。此时，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越高，对文化元素的和传承要点的整合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形成更有价值的范式。
G4--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因子（the organization lev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protect and inherit）
社会组织通过把社会各界有机地联系起来，在非遗传承人、政府、专家学者和企业之间建起一座整合社会资源的桥梁，合力推动非遗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此时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越强，协调和配置社会资源的效果就越好。
G5--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因子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with products，packaging capac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是否在推动文化产业或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在企业产品融入非遗文化元素后提升了产品的文化底蕴，提高了产品档次或附加值。并且，是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配置更多社会资源到非遗保护和利用之中，形成良性循环，与非遗文化同产品的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息息相关。
经济效益分解式为：Qts=G1+G2+G3+G4+G5
t代表时间区域，s代表地理区域。
通过经济效益分解式直观可视，在一个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工作开展过程中，非遗传承人的德艺水平、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专家学者对非遗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水平、社会组织对于非遗保护传承资源的组织程度以及企业将非遗文化同产品交融度、包装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作为重要的影响力因子，任何一方面的提升都会对整体效益的提高产生重要的提拉。所以，可以认为在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达到项目扶持的效果。
三、以建盏为例模拟劳动分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效能提升中的应用
（一）建盏的历史
建窑建盏诞生于中国，根植于华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富含艺术价值，是我国的非遗资源基因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茶文化鼎盛时期的“见证者”，建盏的命运和茶文化息息相关。宋朝期间，中国的茶文化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以点茶、斗茶为乐事，民间也开启了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建窑建盏在这个阶段也被推上了历史的最前端，成为宋朝社会各阶级生活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符号。直到南宋，国势一蹶不振，建安地区，百业俱废，民生凋敝，建盏也不再作为贡器，“斗茶”之风渐衰。元代之后，人们对点茶、抹茶的热衷程度逐渐被清茶、奶茶所替代，那些在往日备受青睐的建盏茶具也由于缺乏了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逐渐退出市场，从此，建窑的炉火逐渐熄灭，烧制工艺逐漸失传，随之而来的是建盏文化近800年的历史断层。
（二）劳动分工在建盏保护、传承和发展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东风吹遍中华大地，随着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建盏工艺的恢复过程中，G1指标得到提升。1979年9月，由中央工艺美院、福建省科委等部门和单位组成建盏保护工作相关的攻关小组，进行仿古建盏实验，促使G2和G3指标得到提升。
Qts↑=G1↑+G2↑+G3↑+G4+G5
t代表改革开放东风时期，s代表建盏产地范围为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现辖行政区域。
1981年3月，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的仿宋兔毫盏（图2）首次向社会公开，得到了有关人士的一致好评。1981年，福建省科委邀请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仿宋兔毫盏进行鉴定，结果显示，仿宋兔毫盏不仅形似神似，而且釉色、纹理、胎骨、造型等均达到了宋代建盏水平，并获国家科技四等奖。从那以后，仿宋兔逐渐进入市场。
如今，作为品茶圣器的建盏，一夜之间“身价”暴涨，特别是一口杯“小圆盏”价格一骑绝尘。从2005年至2015 年的短短十年间，小圆盏升值几十倍，从 2015 年至 2019 年，小圆盏的价格又翻了一翻。
四、以建盏为例：探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偏重经济利益忽视项目保护
建阳区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偏重经济效益，忽略公共利益、文化价值研究。建盏产业的过度开发，异化了建盏文化的传承，出现部分追求利益的经营者，在建盏的生产过程中粗制滥造，对建盏的品牌信誉造成了影响，有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2.对专业人员的保护和培养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多个门类，如：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手工技艺、医药、民俗等，需要传承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缺乏稳定性的工作人员和人才，容易致使非遗的保护工作过度依赖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结合地区特色的长期规划不足，造成工作质量与期望间的差距。
3.项目管理缺乏合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部门和单位联合起来推进工作开展，由于各个部门在工作中存在各自的考量，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都产生一定的影响。非遗保护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面对绩效考评等压力冲击，可能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有效开展大打折扣。
4.资源分配失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渊源颇深，受现代科技社会的影响下，往往比较脆弱，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但是，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环，为了维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需要人为保护。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存在“扶强不扶弱”的思维惯性，所以，部分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需要承受更高的压力。 （二）措施建议
1.重视人才培养
非遗活态保护的关键在人，应当结合当地资源特色等实际清理，及时跟进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对履行传承义务情况的评估，建立退出机制取消不能履行非遗传承义务的传承人资格和所享受的政策优待。同事，注重多渠道培养传承人群，鼓励成立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或者传习所，不断吸纳优秀的非遗技艺持有者进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當中。
2.资源分配上整体统筹规划
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中要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优势，同时要避免只看短期经济利益，不考虑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情况，综合考量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产业发展等各有关主体利益，制定规划和政策措施中要注重整体性和延续性。在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设置有关保护机制，在“资金”上做好预算准备，设立专款资金，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人力”保护上，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建立人才数据库，形成专家组。在“资源”保护上，对非物质文化工艺产品的常用原料进行整理入库，尤其是涉及一些稀有资源时，进行相应原料统筹。整体性规划文化生态保护区，避免为了完成经济考评任务重复建设产业聚集区，造成公共用地的浪费。
3.健全专业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专业多且门类丰富，具有区域性的特点，这决定其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机构提纲挈领。例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系统地开展全区非遗保护有关工作，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的培养力度，开展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中挖掘有价值的内容，形成项目进行申报，提高知识普及化程度。规范评审委员会制度，遴选权威专家进入组委会，参与重要事项决策和论证评审工作。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保护，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级别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五、结语
本文追溯历史上的劳动分工理论，通过对古希腊、古代中国的劳动分工思想、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和哈耶克的劳动分工思想以及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理论的梳理，结合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目标和对经济增长分解式的理解，探讨特定时期和区域下，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各劳动分工主体对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影响。并以国家级非遗建盏的复兴为例，穿越时空，让东方工艺与历代经济学理论思想对话，展示劳动分工理论作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真实场景。正如亚当斯密在《论分工原理》中提到的：“分工引起了一般的富裕”，通过劳动分工产生效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社会财富自然涌现，最终造就繁荣。同时，建盏复兴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通过劳动分工来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发展和改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