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放缓以及印度可能发生的增长急剧减速，或许会在2020年引发更多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经合组织已经将印度2019年至2020年度的增长预期下调至6%左右，是近十年以来最低的数字。还有机构则声称，即使是该数字也过于乐观了，并给出了更悲观的说法。比如最近才卸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就指出，基于各种经济指标的交叉印证，印度经济增长可能低至3.5%。
　　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18年的6.6%，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GDP增速会降至5.5%。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因此，当前的放缓可能会阻碍贫穷人口生活的改善进度。
　　中国和印度该如何应对？或者，换一种说法，它们不应该做什么？当笔者在2018年撰写《用好经济学应对坏年景》（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时，有关印度经济发展趋势的坏消息尚未呈现，但我们已经在忧虑该国可能会出现的衰退。面对着增长下降的预期，我们当时就警告说：“印度应小心，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的观点很简单：对于一些在起步阶段没能合理进行资源配置的国家来说，改革的最初好处可能来自将资源转移到最能发挥其作用之处。例如在印度的制造业企业中，工厂层面的技术升级急剧加速，并且资源也从2002年开始面向各行业的头部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这看上去与经济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不相关，并且被描述为“神秘的印度制造业奇迹”。
　　但奇迹是不存在的，实际情况不过是从一个糟糕的低起点开始的适度改进而已。人们可以列举出造成这一情况的各种原因：这或许是由于管理权迭代的结果，那些受过国外教育、雄心勃勃、对技术和世界市场也更为精通的子女们从父母手中接管了企业;也或许是日积月累的微薄利润最终使人们有财力去建设更大更好的工厂;也许这两种原因以及其他原因都起了作用。

　　在更普遍意义上，像中国这类国家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长期的高速增长，也许是因为它们初期拥有大量可被配置于具有更高价值经济活动的人才和资源。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资源严重错配问题的逐步解决，那些最底层的工厂获得改善的空间自然会缩小，随之就可能会被摈弃。与中国一样，印度的增长也得放缓，并且也不能保证印度能在达到与中国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时才减速。反之，印度可能会陷入与马来西亚、泰国、埃及、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在于，各国很难摆脱这种增长依赖。为了恢复经济增长，政策制定者们有可能病急乱投医，而在这方面日本近几十年的历史则是前车之鉴。
　　倘若日本经济能维持其在1963年至1973年这10年间的增长率，那么该国的人均和整体GDP将分别在1985和1998年超过美国。但后来的状况则足以让人不得不陷入迷信。1980年，也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著作《日本第一》的那一年，日本经济出现雪崩，并且从此再未真正复苏。在整个1980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5%，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是，低生育率以及几乎不接纳移民意味着日本曾经并正在遭遇迅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此后一直以每年0.7%的速度收缩，并将继续收缩。
　　此外，在上世纪50、60和70年代期间，日本从太平洋战争的废墟中开始崛起，迎头赶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也逐渐被调配到最能发挥才干的位置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切都结束了。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许多还沉浸在70和80年代高涨情绪中的日本人依然深信，日本仍能借助发明新技术来维持快速增长，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投资率（超过GDP规模的30%）依然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当时所谓的泡沫经济中，大量优质资金追捧着稀少的优质项目，结果银行最终落下了大量不良贷款，从而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严重金融危机，经济也如一潭死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迷失的十年”末段，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开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必须摒弃的东西。毕竟与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相比，日本已是一个相对富裕且贫富差距要小得多的经济体，还拥有强大的教育体系。同时，日本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保证其老龄人的生活质量。但政府的思维似乎一时无法扭转过来，因为在当时，恢复经济增长可是件关乎民族自豪感的大事。
　　于是，歷届政府都争相制定一系列刺激方案，将数万亿美元大多投入到用处不大的道路、水坝和桥梁建设上。也许可以预见的是，这类刺激措施对促进经济增长没多少作用，并且会导致国债大幅增加，到2016年时竟相当于GDP的230%，目前为止也是G20国家中最高的，还可能预示着大规模债务危机的爆发。
　　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日本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接受增长会不可避免地放缓的事实。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开始有意识地相应管理公众的增长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谈到了“新常态”，即年增长率为7%，而不是10%或更高。与此同时，中国正着手推进庞大的全球建设项目。

　　本质上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GDP是手段而非目的，才是关键所在。GDP无疑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或充实政府预算以便进行更多二次分配时，但最终的目标仍然是要提高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最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不仅仅意味着消费。大多数人关注自身人生价值并希望受到尊重，当他们感到自己无法自我实现和养活家人时，就会痛苦不堪。
　　虽然生活的改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可以消费更多，但即使是那些非常贫穷的人也会关心父母的健康，关注子女的教育，希望别人能聆听自身诉求以及有能力去追求梦想。较高的GDP增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而且不应假设它始终是最好的方法。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所取得的许多重要发展成就，其实是基于上述更广泛的社会福祉而采取的政策的直接结果，甚至那些曾经且仍然非常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这些赤贫国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也已大幅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新生儿护理、疫苗接种和疟疾预防的重视。
　　回到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放缓状况上，在改善公民福祉以及让我们对地球的未来抱有希冀方面，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一味关注提高GDP增长率的短视行为，则可能让机会被挥霍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