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不久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发表了最终报告。随后，该校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旨在发布该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讨论中，引起最多反响的是报告所主张的“民主国家协约”（Concert of Democracies）。
　　据称这是一项旨在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安全合作的新制度。报告认为，“民主国家协约”是一旦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机制失效时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它可以超级多数表决授权采取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集体行动。民主协约的成员资格须经遴选，但也取决于自我选择。成员国必须保证相互间不得使用武力或计划使用武力，承诺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保证公民享有以独立司法加以实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履行保护的职责。
　　很显然，这大致属于“民主和平论”的范畴。“民主和平”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非我这篇短文所能尽述，这里只拟就“民主国家协约”论所涉及的一二问题，作些许讨论。
　　在“民主国家协约”说的提倡者看来，在国际上形成这样一个共同体并加以扩大，国际和平与秩序就将得到更大程度的维护。哪些国家是“民主国家”，其标准又是由掌握话语权的西方所定义的。照此，世界各国被二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大类。在前者看来，世界诸多问题都出在“非民主国家”一边，于是就需要促使“非民主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变革之，改造之。
　　如此，其政策推论必然是，要采取措施使更多的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当世界各国都成为民主国家后，世界上和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样，居于强势地位的“民主国家”很可能符合逻辑地采取如下行为取向，即“你不要民主，那就迫使你（接受）民主”。为了达此目标，可运用的手段有多种，其中包括使用武力。故除了动机外，还需要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当上述二者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迫使他国民主（化）的强烈冲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实在是其深层的“心理结构”。
　　今天，包括大多数美国人在内的世人都已看清楚了，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由此我们看到，强迫他国民主，尤其是一个超级强国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以民主的名义行事，会造成怎样的恶果。伊拉克战争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美国的权力受不到制约，为“民主国家越多美国就越安全”的理念所左右，它要强力以民主改造伊拉克、改造中东，并且不惜使用武力强制推行。于是，美国成了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民主国家似乎并不怎么“和平”。正如基欧汉所指出的，“民主国家”经常会对它们所认为的“非民主国家”使用武力，发动战争。这就使得它们对于其邻国或非邻国而言成为危险的国家。就此而言，“民主国家”并不那么和平，而相反可能好战，姑且不论它们使用武力的对象性质如何。即使“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这一点能够成立，若一些“民主国家”经常使用武力，那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主和平”失去意义。
　　仔细想来，“民主国家协约”论只讲一种目标状态，并不适用于讨论民主化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常常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民主被化约为定期选举，似乎选举是解决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在一些国家，继选举之后出现的是政府瘫痪、腐败盛行和部族战争。可见选举并非灵丹妙药。实际上，普林斯顿报告也承认，光靠民主本身并不能消除危险。相反，新近的研究表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有可能在新兴民主和走向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兴旺起来。
　　因此，事物是复杂的，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影响它们走向民主的因素也各种各样，绝不能用一种公式或模式套用，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国在国内倡导民主，在国际上也应该遵行民主，二者应该一致，方能在逻辑上服人。国家间存在种种差异是客观现实，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差异。应该看到，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接受。在民主实现的途径、步骤等具体问题上，各国必须在彼此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得共识和共赢。
　　关键的问题还是：民主国家不“和平”怎么办？在世界力量失衡的条件下，国际社会并无纠偏良方，只能希望“不法”者遇到的挫折迫使其改弦易辙，这是一种消极的纠偏办法。而要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仍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国际间的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