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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忠实和拉斯普京在中俄当代文学史上都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作家，虽然他们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但其作品都是以乡土农村为故事背景，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土地意识”成为两位作家创作的共同标志，本文通过对这一审美经验的重新解读，一窥中俄两个不同民族关于人与土地、人与传统的哲理思考，并揭示其背后的道德文化心理。
关键词：《白鹿原》 《告别马焦拉》 土地意识 人与土地 人与传统
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各个国家早期的神话故事可见一斑。中国上古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在希腊神話中，普罗米修斯也曾用泥土按照自己的身体造出人类；而日耳曼民族神话则认为人是植物所变。无论如何，人的起源和存在总是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离开大地的泰坦巨人会失去所有神力一样，人一旦背离土地，就会丧失精神的居所和生命的根系。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相似的情况，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让人们在浮躁的享受中变得飘离，养育人最本真的土地、农村和传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金钱至上的生存原则造成了社会道德文化的极大衰败。正因如此，中国作家陈忠实和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呼唤人对土地的回归和传统精神的继承，“寻根”就成为两位作家共同的创作倾向。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都渗透着浓厚的“土地意识”，这种土地意识是作家在对农村生活的反映中，通过哲理的思考和艺术的加工表现出来的一种人对土地的依恋，这里寄托着他们对于故土深沉热爱的审美理想。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以某些美好东西的丧失为代价，作家正是在对过去的回望中，重新发现了民族精神，力图引起人们对于土地和传统的重视。
一、人对土地的眷恋
陈忠实和拉斯普京虽然是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但在他们的笔下，都展现出人对土地的共同情感，即人对土地的认同和眷恋。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差异，在表现这种深厚的情感时，两位作家体现出了不同的审美指向：陈忠实将他的目光放在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村，而拉斯普京则更关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苏联的乡村世界。
《白鹿原》描绘了一个真实的宗法制农村社会。宗法制和分封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基础构架，这样的统治制度首先强调的就是等级分明、尊卑有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稳定的内部秩序。在这样的宗法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着阶级关系的表征，《白鹿原》不仅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特征，还通过一种艺术的升华，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精神关系的纽带，即人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以小说中的人物鹿三、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例，作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与土地共生的生命画卷，从最底层的农民到社会地主阶级再到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不同阶层的人无不表现出对脚下土地的深爱。鹿三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雇农，在陈忠实的笔下却散发出惊人的艺术魅力，他是白鹿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所有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作为农民，鹿三有着丰富而熟练的耕作技巧，他坚守一个农民的本分，始终通过在土地上的辛勤劳动来获得丰收的成果。踏实朴素和对主家的忠诚，让他在生活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人的生存离不开土地，人在土地上的生活离不开传统道德的指引。劳动作为人与土地对话的最好方式，也是白嘉轩一直信奉的传家秘诀，“耕读传家”就是他安家立业的准则。白嘉轩虽然身为地主，但他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即便被黑娃打伤了腰，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他依然要从鹿三的手里抢去犁杖耕地，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劳动，这也成为衡量他生命力量的标准。另一方面，白嘉轩又身体力行地教育自己的后代遵循传统的农本生活，在新式学校兴起的时候，他让两个儿子回家务农，在饥馑年代让他们跟着鹿三去山里背粮，通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他们懂得粮食和土地的重要性。白孝文堕落后的分家卖地让他痛彻心扉，而孝文的重新回归又让他洗刷了失去土地、失去脸面的耻辱。总之，在白嘉轩的心中，土地是一切的根基。与白嘉轩对土地的重视形成对比的是鹿子霖把土地当作发家的垫脚石，他只是把兼并土地当作扩大家业的一部分，走的是投机路线，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这与白鹿两家的家风也不无关系，从鹿马勺开始，鹿家就一心想走官宦之路，通过读书打入上流社会以此获得发家致富的机会。而白家却用一个“钱匣匣”的故事反映出传统农本思想的生活方式，白家的一切活动都以土地作为最根本的基础，把在土地上的勤恳劳作作为家族兴旺发达的基石。作者通过两个家族的兴衰对比，已然揭示了土地对于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最后，作为清末知识分子的代表，朱先生不与浑浑度日的士大夫阶层同流合污，他的高尚人格更显现在对土地的情感上，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守护这片土地。为了不让白鹿原生灵涂炭，他以身请命孤身一人喝退甘肃二十万大军，他对这一方水土的深爱都凝聚在回眸白鹿原时的热泪中。捣毁罂粟，年馑时与民同食，重修县志，记录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地貌和沉浮历史，在朱先生的身上，作家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对故土的深情告白。
《白鹿原》从中国农村的宗法制社会出发，展现了不同阶级的人所共有的 “土地意识”，而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则更侧重展示老一代人对土地的深沉之爱。在《告别马焦拉》中，作者从农村留守老人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整个马焦拉岛和马焦拉村一步步走向消亡的过程，通过对老人们心理变化的细致描写，多层次地进行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渗透了浓厚的“土地意识”，老一辈人对土地的守护和新一代人对土地的冷漠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焦拉岛因为兴修水电站的缘故不久将被海水淹没，岛上的大部分居民已经陆续搬走，只剩下几户老人还在岛上坚守着，她们不肯抛弃这片生养她们的土地，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马焦拉岛是老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它历经沧桑，虽然百年来平安渡过了各种灾难，但是水电站的修建却使它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老人们几次不肯搬离马焦拉岛，总是想尽办法延长与它相处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家务农活外，她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马焦拉岛上的过往和即将发生的不幸。达丽娅是所有老太太中最年长的，因此她在所有人的心中是最坚实的精神依靠，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的化身，那么达丽娅就是马焦拉岛的化身。她是马焦拉岛最忠诚的卫道士，她赶走了破坏坟地的人，坚持在土地上种植蔬菜和粮食，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只要看到人们再次回到马焦拉，她的心情就会变得舒畅许多。达利娅和马焦拉岛一样，都历经了太多的世事变迁，这也使得作者在达利娅的思想活动中能够更多地展现人与土地、人与亲属、生与死、新与旧的哲理思考。作为达丽娅的儿子，巴维尔既不想伤害母亲对马焦拉的依恋之情，又无力阻止即将到来的搬迁，同时受到妻子索尼娅对城市生活崇拜的影响，使他在对故土和新居的情感上摇摆不定。虽然新镇的居住条件可能更加方便生活，但每当他回到马焦拉村，土地对他的呼唤都让他十分清楚“他的家在这儿呢，谁都知道，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 [1]，他甚至也会发出不解的疑问：淹没祖祖辈辈世代耕耘、养活了几代人的肥美土地就真的值得么？然而巴维尔知道，时代的潮流终将把一切都推向不可逆转的结果，城市化的推进让他不自觉地把心里的天平倾向新居这边。巴维尔的心理矛盾更表现在母亲达利娅和儿子安德烈的对话中，安德烈是年轻人的代表，他认为人应该四处游历，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人应该到需要他的地方去，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释放出来，所以他将要去淹没马焦拉岛的水电站工作，那里最需要他这样的年轻人。而达利娅却用她的人生经验总结出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人的生命只能通过土地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只有回归土地、善待自然，人才能获得精神的栖居，才不至于在物质和科技的力量中迷失自我。这样老一辈和新一代人的对比在文中还有很多，纳斯塔霞对马焦拉岛的魂牵梦绕使她再次回到了村子，而卡捷琳娜、西玛以及她的小孙子都和达丽娅一起坚守到最后。与此相反的是，彼得鲁哈肆意烧毁自己的房屋，对土地不敬；克拉芙卡迷恋城市因而嘲笑老人们固守乡土的行为；以及收割庄稼的外乡人如何疯癫，烧毁磨坊；还有那些到处放火烧房的年轻人甚至想去砍倒象征马焦拉岛的树王，却被树王的力量震慑等，作者通过年轻一代的轻狂和浮躁，肯定了老一代人对土地的深沉情感，同时也暴露了新一代人丧失灵魂居所、精神飘离的生活状态。 二、人对传统的坚守
一个民族的传统往往与这个民族生活的土地息息相关，传统的也就意味着是地域的并且是独特的，因为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所以地域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库存和精神养料。[2]《白鹿原》和《告别马焦拉》中都有对传统生活的展示和民族精神的挖掘，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从两部作品所反映的人与传统的关系中，既能感受到中俄两个民族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也能一窥其迥异的文化心理结构。通过《白鹿原》中白嘉軒对宗法制儒家文化的坚守和《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对俄罗斯传统精神的继承，表达了两位作家对复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诉求。
首先，《白鹿原》以关中地区的农村社会为中心，展示了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征的陕西民间风俗，白嘉轩带领众人祈神求雨的夸张画面，白鹿原上经常出现的庙会，以及男人们对秦腔戏的喜爱等，都是对渭水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次，小说还展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法制农村社会面貌，使白鹿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最典型的就是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白嘉轩和鹿三常常出现在田间地头进行耕作，而白赵氏和仙草等女眷的生活中心则围绕着纺车和灶台。这样的男耕女织只是构成宗法制社会的基础单元，其核心内容更多地保存在白鹿村的祠堂中。“祠堂的历史和村庄一样悠久” [3]，祠堂一方面成为父系家族血脉延续的见证，另一方面还作为宗法制传承的象征和农村生活秩序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惩恶扬善的审判场所。祠堂的大门上镌刻着白嘉轩和朱先生共同修订的“乡约”，里面竖立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乡约”代表的农村法纪和“仁义白鹿村”彰显的宽厚仁义精神，合在一起构成了白鹿原世界的精神内核，而这样的精神又内化在白嘉轩的身上，使他成为白鹿原精神的代表。不论是村中赌博、吸大烟之人，还是黑娃和小娥不光明的结合，抑或是白孝文的堕落，作为族长的白嘉轩都严格按照家法族规处置，并力图做到刚柔并济、以理服人。既展现了传统宗法制社会规则的严酷血腥，又体现了在这种重刑之下，社会风气的确有好转，促使人心向善的积极作用。在这里蕴含着作者陈忠实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黑娃破坏祠堂、砸毁石碑和乡约，就是对这种传统束缚的反叛。然而白嘉轩面对黑娃的行为，不仅没有暴跳如雷，反而用一种超出常人的定力重修祠堂，并坚持将破碎的石碑修好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用这种行为对那些违反宗法制的“黑娃们”进行了精神层面的惩罚和教育，也显现出几千年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巨大震慑力和生命力。
从白嘉轩的人生经历来看，面对世事变迁和政治动荡，他恪守自己并坚持不许家人参与其中，从一开始与鹿子霖换地的小农意识，到修建学堂所具有的精神追求，再到姐夫朱先生对他的数次人生教诲，“以德报怨”成为他行为处事的标准。白嘉轩在一次次劫难中始终与土地和传统站在一边，同时传统精神的浸染也在不断对他进行自我形塑，最终使白嘉轩和白鹿原融为一体，而这也是“土地意识”在他身上的最好显现。
同样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传统生活也让人印象深刻。马焦拉村里的留守老人包括西玛、纳斯塔霞、卡捷琳娜以及怪人鲍戈杜尔等，经常聚在达丽娅家聊天，老人们一边谈话一边用茶炊饮茶，茶炊器具是俄罗斯传统生活的必备，茶炊的水取自安加拉河，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制出正宗的茶水。茶炊不仅是老人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还是缓解她们忧愁和痛苦的调味剂，更寄托着她们对传统生活的坚守和对马焦拉的依恋。纳斯塔霞在离开马焦拉时要带走她的茶炊，而面对烧毁的祖宅时，卡捷琳娜最伤心的是没有救出她的茶炊。其次，俄罗斯炉炕也是传统生活的象征，自古以来，公认家有三主：一家之长、俄式炉炕和茶炊。炉炕给老人们带来家的温暖，没有炉炕的屋子就不能称作家。老人们居住的房子也是具有俄罗斯传统特色的木屋，达丽娅在离别前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房子粉刷一新，她对房子的感情都融化在家族历史的追忆中，木屋不仅是家的承载体，给人带来舒适安逸的感觉，它还遗留着前人存在过的痕迹，目睹了无数的人事变迁和生老病死。负责拆迁的年轻人对达丽娅在离开前粉刷房屋表示不解，彼得鲁哈和克拉芙卡在焚毁住宅后丧失了家庭伦理道德和做人的尊严，和《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分家卖地一样，年轻一代抛弃土地、抛弃传统的行为注定他们只会沦落成没有“根”的孤独个体，也显示了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后，老人们对传统的坚守还表现在对坟地的维护上。老人对那些破坏坟地、砍倒十字架的人表示极其愤怒，尽管那些人身强力壮，而老人们年老体衰，但她们依然拼尽全力去守护死者的家园。在坟地里埋葬的是她们的亲人和祖先，坟地不仅是人在土地上最后的归宿，也是连接生者和死者关系的纽带，破坏坟地意味着遗忘历史，轻视血缘关系。而达丽娅屡次让儿子迁坟，就是对传统和家族血缘的重视，因为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是人们对死亡的最后期盼，与死亡最为接近的她比别人更能体悟到这一点。而墓园中的十字架，代表着俄罗斯人的信仰，对东正教的信仰也成为俄罗斯传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坟地在老人心中就占据着神圣的地位，不可侵犯。老人对坟地的坚决维护，不仅是对土地的坚守，更是对她们自身信仰的坚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年轻一代漠视传统、丧失信仰的发展趋势。拉斯普京在这里表现的“宗教回归”不仅仅是实现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乡土为依托的民族精神的振兴和光大。[4]
三、“土地意识”对当下社会的呼唤
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都写于两国社会的剧变时期，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在远离土地和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人们道德水平的急速滑坡和传统文化的巨大衰微都使两位作家深感忧虑。无论是《白鹿原》对传统农村道德的美好展示，还是《告别马焦拉》对农村生活的哲理思考，都是两位作家“土地意识”的真实呈现，也是他们对民族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塑造，更是呼唤当代人民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重拾，和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而在重回民族文化本位的过程中，不断向民族“根系”靠拢，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合理化、正常化，就是陈忠实和拉斯普京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
参考文献：
[1][俄]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说选[M].王乃卓，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2]张婷.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内涵[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赵杨.拉斯普京作品中的乡土意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
关键词：《白鹿原》 《告别马焦拉》 土地意识 人与土地 人与传统
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各个国家早期的神话故事可见一斑。中国上古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在希腊神話中，普罗米修斯也曾用泥土按照自己的身体造出人类；而日耳曼民族神话则认为人是植物所变。无论如何，人的起源和存在总是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离开大地的泰坦巨人会失去所有神力一样，人一旦背离土地，就会丧失精神的居所和生命的根系。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相似的情况，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让人们在浮躁的享受中变得飘离，养育人最本真的土地、农村和传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金钱至上的生存原则造成了社会道德文化的极大衰败。正因如此，中国作家陈忠实和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呼唤人对土地的回归和传统精神的继承，“寻根”就成为两位作家共同的创作倾向。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都渗透着浓厚的“土地意识”，这种土地意识是作家在对农村生活的反映中，通过哲理的思考和艺术的加工表现出来的一种人对土地的依恋，这里寄托着他们对于故土深沉热爱的审美理想。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以某些美好东西的丧失为代价，作家正是在对过去的回望中，重新发现了民族精神，力图引起人们对于土地和传统的重视。
一、人对土地的眷恋
陈忠实和拉斯普京虽然是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但在他们的笔下，都展现出人对土地的共同情感，即人对土地的认同和眷恋。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差异，在表现这种深厚的情感时，两位作家体现出了不同的审美指向：陈忠实将他的目光放在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村，而拉斯普京则更关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苏联的乡村世界。
《白鹿原》描绘了一个真实的宗法制农村社会。宗法制和分封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基础构架，这样的统治制度首先强调的就是等级分明、尊卑有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稳定的内部秩序。在这样的宗法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着阶级关系的表征，《白鹿原》不仅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特征，还通过一种艺术的升华，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精神关系的纽带，即人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以小说中的人物鹿三、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例，作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与土地共生的生命画卷，从最底层的农民到社会地主阶级再到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不同阶层的人无不表现出对脚下土地的深爱。鹿三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雇农，在陈忠实的笔下却散发出惊人的艺术魅力，他是白鹿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所有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作为农民，鹿三有着丰富而熟练的耕作技巧，他坚守一个农民的本分，始终通过在土地上的辛勤劳动来获得丰收的成果。踏实朴素和对主家的忠诚，让他在生活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人的生存离不开土地，人在土地上的生活离不开传统道德的指引。劳动作为人与土地对话的最好方式，也是白嘉轩一直信奉的传家秘诀，“耕读传家”就是他安家立业的准则。白嘉轩虽然身为地主，但他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即便被黑娃打伤了腰，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他依然要从鹿三的手里抢去犁杖耕地，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劳动，这也成为衡量他生命力量的标准。另一方面，白嘉轩又身体力行地教育自己的后代遵循传统的农本生活，在新式学校兴起的时候，他让两个儿子回家务农，在饥馑年代让他们跟着鹿三去山里背粮，通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他们懂得粮食和土地的重要性。白孝文堕落后的分家卖地让他痛彻心扉，而孝文的重新回归又让他洗刷了失去土地、失去脸面的耻辱。总之，在白嘉轩的心中，土地是一切的根基。与白嘉轩对土地的重视形成对比的是鹿子霖把土地当作发家的垫脚石，他只是把兼并土地当作扩大家业的一部分，走的是投机路线，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这与白鹿两家的家风也不无关系，从鹿马勺开始，鹿家就一心想走官宦之路，通过读书打入上流社会以此获得发家致富的机会。而白家却用一个“钱匣匣”的故事反映出传统农本思想的生活方式，白家的一切活动都以土地作为最根本的基础，把在土地上的勤恳劳作作为家族兴旺发达的基石。作者通过两个家族的兴衰对比，已然揭示了土地对于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最后，作为清末知识分子的代表，朱先生不与浑浑度日的士大夫阶层同流合污，他的高尚人格更显现在对土地的情感上，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守护这片土地。为了不让白鹿原生灵涂炭，他以身请命孤身一人喝退甘肃二十万大军，他对这一方水土的深爱都凝聚在回眸白鹿原时的热泪中。捣毁罂粟，年馑时与民同食，重修县志，记录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地貌和沉浮历史，在朱先生的身上，作家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对故土的深情告白。
《白鹿原》从中国农村的宗法制社会出发，展现了不同阶级的人所共有的 “土地意识”，而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则更侧重展示老一代人对土地的深沉之爱。在《告别马焦拉》中，作者从农村留守老人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整个马焦拉岛和马焦拉村一步步走向消亡的过程，通过对老人们心理变化的细致描写，多层次地进行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渗透了浓厚的“土地意识”，老一辈人对土地的守护和新一代人对土地的冷漠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焦拉岛因为兴修水电站的缘故不久将被海水淹没，岛上的大部分居民已经陆续搬走，只剩下几户老人还在岛上坚守着，她们不肯抛弃这片生养她们的土地，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马焦拉岛是老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它历经沧桑，虽然百年来平安渡过了各种灾难，但是水电站的修建却使它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老人们几次不肯搬离马焦拉岛，总是想尽办法延长与它相处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家务农活外，她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马焦拉岛上的过往和即将发生的不幸。达丽娅是所有老太太中最年长的，因此她在所有人的心中是最坚实的精神依靠，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的化身，那么达丽娅就是马焦拉岛的化身。她是马焦拉岛最忠诚的卫道士，她赶走了破坏坟地的人，坚持在土地上种植蔬菜和粮食，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只要看到人们再次回到马焦拉，她的心情就会变得舒畅许多。达利娅和马焦拉岛一样，都历经了太多的世事变迁，这也使得作者在达利娅的思想活动中能够更多地展现人与土地、人与亲属、生与死、新与旧的哲理思考。作为达丽娅的儿子，巴维尔既不想伤害母亲对马焦拉的依恋之情，又无力阻止即将到来的搬迁，同时受到妻子索尼娅对城市生活崇拜的影响，使他在对故土和新居的情感上摇摆不定。虽然新镇的居住条件可能更加方便生活，但每当他回到马焦拉村，土地对他的呼唤都让他十分清楚“他的家在这儿呢，谁都知道，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 [1]，他甚至也会发出不解的疑问：淹没祖祖辈辈世代耕耘、养活了几代人的肥美土地就真的值得么？然而巴维尔知道，时代的潮流终将把一切都推向不可逆转的结果，城市化的推进让他不自觉地把心里的天平倾向新居这边。巴维尔的心理矛盾更表现在母亲达利娅和儿子安德烈的对话中，安德烈是年轻人的代表，他认为人应该四处游历，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人应该到需要他的地方去，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释放出来，所以他将要去淹没马焦拉岛的水电站工作，那里最需要他这样的年轻人。而达利娅却用她的人生经验总结出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人的生命只能通过土地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只有回归土地、善待自然，人才能获得精神的栖居，才不至于在物质和科技的力量中迷失自我。这样老一辈和新一代人的对比在文中还有很多，纳斯塔霞对马焦拉岛的魂牵梦绕使她再次回到了村子，而卡捷琳娜、西玛以及她的小孙子都和达丽娅一起坚守到最后。与此相反的是，彼得鲁哈肆意烧毁自己的房屋，对土地不敬；克拉芙卡迷恋城市因而嘲笑老人们固守乡土的行为；以及收割庄稼的外乡人如何疯癫，烧毁磨坊；还有那些到处放火烧房的年轻人甚至想去砍倒象征马焦拉岛的树王，却被树王的力量震慑等，作者通过年轻一代的轻狂和浮躁，肯定了老一代人对土地的深沉情感，同时也暴露了新一代人丧失灵魂居所、精神飘离的生活状态。 二、人对传统的坚守
一个民族的传统往往与这个民族生活的土地息息相关，传统的也就意味着是地域的并且是独特的，因为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所以地域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库存和精神养料。[2]《白鹿原》和《告别马焦拉》中都有对传统生活的展示和民族精神的挖掘，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从两部作品所反映的人与传统的关系中，既能感受到中俄两个民族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也能一窥其迥异的文化心理结构。通过《白鹿原》中白嘉軒对宗法制儒家文化的坚守和《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对俄罗斯传统精神的继承，表达了两位作家对复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诉求。
首先，《白鹿原》以关中地区的农村社会为中心，展示了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征的陕西民间风俗，白嘉轩带领众人祈神求雨的夸张画面，白鹿原上经常出现的庙会，以及男人们对秦腔戏的喜爱等，都是对渭水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次，小说还展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法制农村社会面貌，使白鹿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最典型的就是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白嘉轩和鹿三常常出现在田间地头进行耕作，而白赵氏和仙草等女眷的生活中心则围绕着纺车和灶台。这样的男耕女织只是构成宗法制社会的基础单元，其核心内容更多地保存在白鹿村的祠堂中。“祠堂的历史和村庄一样悠久” [3]，祠堂一方面成为父系家族血脉延续的见证，另一方面还作为宗法制传承的象征和农村生活秩序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惩恶扬善的审判场所。祠堂的大门上镌刻着白嘉轩和朱先生共同修订的“乡约”，里面竖立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乡约”代表的农村法纪和“仁义白鹿村”彰显的宽厚仁义精神，合在一起构成了白鹿原世界的精神内核，而这样的精神又内化在白嘉轩的身上，使他成为白鹿原精神的代表。不论是村中赌博、吸大烟之人，还是黑娃和小娥不光明的结合，抑或是白孝文的堕落，作为族长的白嘉轩都严格按照家法族规处置，并力图做到刚柔并济、以理服人。既展现了传统宗法制社会规则的严酷血腥，又体现了在这种重刑之下，社会风气的确有好转，促使人心向善的积极作用。在这里蕴含着作者陈忠实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黑娃破坏祠堂、砸毁石碑和乡约，就是对这种传统束缚的反叛。然而白嘉轩面对黑娃的行为，不仅没有暴跳如雷，反而用一种超出常人的定力重修祠堂，并坚持将破碎的石碑修好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用这种行为对那些违反宗法制的“黑娃们”进行了精神层面的惩罚和教育，也显现出几千年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巨大震慑力和生命力。
从白嘉轩的人生经历来看，面对世事变迁和政治动荡，他恪守自己并坚持不许家人参与其中，从一开始与鹿子霖换地的小农意识，到修建学堂所具有的精神追求，再到姐夫朱先生对他的数次人生教诲，“以德报怨”成为他行为处事的标准。白嘉轩在一次次劫难中始终与土地和传统站在一边，同时传统精神的浸染也在不断对他进行自我形塑，最终使白嘉轩和白鹿原融为一体，而这也是“土地意识”在他身上的最好显现。
同样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传统生活也让人印象深刻。马焦拉村里的留守老人包括西玛、纳斯塔霞、卡捷琳娜以及怪人鲍戈杜尔等，经常聚在达丽娅家聊天，老人们一边谈话一边用茶炊饮茶，茶炊器具是俄罗斯传统生活的必备，茶炊的水取自安加拉河，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制出正宗的茶水。茶炊不仅是老人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还是缓解她们忧愁和痛苦的调味剂，更寄托着她们对传统生活的坚守和对马焦拉的依恋。纳斯塔霞在离开马焦拉时要带走她的茶炊，而面对烧毁的祖宅时，卡捷琳娜最伤心的是没有救出她的茶炊。其次，俄罗斯炉炕也是传统生活的象征，自古以来，公认家有三主：一家之长、俄式炉炕和茶炊。炉炕给老人们带来家的温暖，没有炉炕的屋子就不能称作家。老人们居住的房子也是具有俄罗斯传统特色的木屋，达丽娅在离别前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房子粉刷一新，她对房子的感情都融化在家族历史的追忆中，木屋不仅是家的承载体，给人带来舒适安逸的感觉，它还遗留着前人存在过的痕迹，目睹了无数的人事变迁和生老病死。负责拆迁的年轻人对达丽娅在离开前粉刷房屋表示不解，彼得鲁哈和克拉芙卡在焚毁住宅后丧失了家庭伦理道德和做人的尊严，和《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分家卖地一样，年轻一代抛弃土地、抛弃传统的行为注定他们只会沦落成没有“根”的孤独个体，也显示了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后，老人们对传统的坚守还表现在对坟地的维护上。老人对那些破坏坟地、砍倒十字架的人表示极其愤怒，尽管那些人身强力壮，而老人们年老体衰，但她们依然拼尽全力去守护死者的家园。在坟地里埋葬的是她们的亲人和祖先，坟地不仅是人在土地上最后的归宿，也是连接生者和死者关系的纽带，破坏坟地意味着遗忘历史，轻视血缘关系。而达丽娅屡次让儿子迁坟，就是对传统和家族血缘的重视，因为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是人们对死亡的最后期盼，与死亡最为接近的她比别人更能体悟到这一点。而墓园中的十字架，代表着俄罗斯人的信仰，对东正教的信仰也成为俄罗斯传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坟地在老人心中就占据着神圣的地位，不可侵犯。老人对坟地的坚决维护，不仅是对土地的坚守，更是对她们自身信仰的坚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年轻一代漠视传统、丧失信仰的发展趋势。拉斯普京在这里表现的“宗教回归”不仅仅是实现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乡土为依托的民族精神的振兴和光大。[4]
三、“土地意识”对当下社会的呼唤
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都写于两国社会的剧变时期，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在远离土地和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人们道德水平的急速滑坡和传统文化的巨大衰微都使两位作家深感忧虑。无论是《白鹿原》对传统农村道德的美好展示，还是《告别马焦拉》对农村生活的哲理思考，都是两位作家“土地意识”的真实呈现，也是他们对民族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塑造，更是呼唤当代人民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重拾，和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而在重回民族文化本位的过程中，不断向民族“根系”靠拢，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合理化、正常化，就是陈忠实和拉斯普京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
参考文献：
[1][俄]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说选[M].王乃卓，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2]张婷.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内涵[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赵杨.拉斯普京作品中的乡土意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