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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处西半球的美洲地区，不仅有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全球最为发达的“北方”国家，还有数量众多的、处于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形势（包括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谓跌宕起伏。期间，经历了四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全球首个南北型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后形成的“南北”合作型新模式；第二次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启所导致的南北对峙局面；第三次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后出现的去“美国化”趋势；第四次是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及其对其他次区域组织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美洲 区域合作 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1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9.003
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经历了四次重要转折：全球首个南北型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所开启的“南北”合作型模式；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启所导致的南北对峙局面；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后展现的去“美国化”趋势；第四个是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及其对其他次区域组织的影响。当前，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还处于进行时，将随着区域内外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新的趋势。
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合作模式的诞生
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标志着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而以往出现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的或停留在构想上，或只具有形式而无实质性的内容①。它的建立反映出美国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义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过，NAFTA开启的南北区域合作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首先，全球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利用二战后本国的霸权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起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并承担起维护这个体系的责任。尽管全球化与美国的霸权有联系，但并非是“美国化”：无论是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还是非殖民化运动等一系列构成全球化的要素，都并非完全按美国霸权的思路发展。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欧洲在日后对美国表现出的独立倾向等都背离了美国的初衷。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从50%下降到30%；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失去了货币领袖的地位；美国竭力促使欧洲走一体化道路，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洲企图摆脱美国控制的离心倾向逐渐加强。此时，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展开了一场大讨论。③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美国模式开始丧失“独大”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当国际经济向其他国家传递财富和影响的时候，立即拉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之间的不平等，削弱美国的优势地位及其维持全球化发展的能力。为此，金德尔伯格提出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世界领导地位而竞争”的担忧。④
其次，美国建立NAFTA的战略动机。面对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为加强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欧洲、亚太地区日益崛起的竞争形式相抗衡，美国对自身的对外经济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美国把贸易视为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并将“公平贸易”视为基本原则。要求其他国家的市场具有与美国市场一样的开放性，使美国商品以同等的条件进入贸易伙伴市场，利用现有的所有多边的、区域性的和双边的手段来促进贸易。在区域领域，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义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二是以《美洲倡议》为框架、以NAFTA为核心，最终实现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演变为以贸易为主要手段的经济领域替代以往的国家安全领域。通过改善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为美国投资寻找市场；减轻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为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西半球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同时，以美洲经济圈为依托，谋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⑤
再次，墨西哥逆转对自贸协定的看法。其实，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决定是否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因各自与美国的一段历史纠葛而犹豫不决。对加拿大而言，1812年，美国曾试图吞并加拿大而使其存有顾虑。1911年，加拿大时任总理由于与美国缔结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大选中败北。1948年，由于担心历史重演，加拿大时任总理威廉·里昂·麦克尼金最终拒绝批准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对于墨西哥来说，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多次对其出现领土吞并和入侵等事件，对此有观点认为避免墨西哥变得“非墨西哥化”最好的外交政策是与华盛顿保持距离⑥。同时，美国提出的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任何建议也是经常遭到断然拒绝。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遵循国内要求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要求，加拿大与美国最终还是于1988年签署了“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进入80年代，墨西哥经历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对以往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8年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收到足够的私人投资，而在在过去的5年里，墨西哥一直被美国随意性保护主义所困扰，而加拿大则因与美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而有效地规避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萨利纳斯总统转向华盛顿，试图与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寻求打开外国投资的钥匙。⑦
应该说，在当时欧洲保护主义盛行、亚太地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墨西哥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没有太多的余地，只有把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谋求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作为墨西哥唯一的选择⑧。还要看到全球化中美国因素的巨大引力作用，国际经济之所以能以如此大的活力迅速扩张，也是与美国化分不开的。世界许多国家趋于接受一套共同的商业习惯和意识形态，不是因为这些习惯和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吸引力，而是在于它们得到了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认同⑨。 事实上，NAFTA对美国在美洲和全球的战略构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组建NAFTA是美国为实现美洲一体化的目标而设立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有的学者在分析世界经济谈判问题时指出，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谈判联盟的组成。任何多边谈判的战略都需要一定的战术计划，组成一个共赢的联盟，并打破对手的联盟。如果在联盟国家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一些野心勃勃的谈判方在建立联盟之时，往往会选择较少的国家，或通过一定的途径，一次纳入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⑩美国“采取‘最容易者优先’的途径，力图在大多数参与者对任何协议的可能性都存在怀疑的情况下，从最薄弱的地方打破坚冰，从而击破怀疑主义”的做法?。
与此同时，NAFTA建立重要意义还在于，可以使其成为较难处理的贸易问题的实验室；允许用较高效率的方式，促进各邻国间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另外，可以提醒贸易强国应积极推进全球贸易谈判。?迄今为止，人们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特惠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存在争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随着全球RTA不断增加，难免将导致重叠、不连续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尤其是伴随着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将加大各国的交易成本?。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欧盟的建立导致美国推动建立NAFTA，而随着欧盟的东扩计划的实施又加速了美国向南扩展NAFTA的计划，以建立一个囊括西半球所有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最终实现西半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美国一个重要战略构想。根据1994年34个美洲国家共同签署的《维兹卡雅协议》规定，有关FTAA谈判的最后期限不迟于2005年1月，协议执行不迟于2005年12月。然而，不仅FTAA没有如期建成且至今停滞不前，反而在其拟建过程中开启了美洲区域合作南北对峙的格局。
首先，FTAA的谈判分化了美洲不同国家。2003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FTAA第8次部长级会议上，34个国家的贸易代表一致通过了“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意愿退出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此后FTAA谈判陷入僵局，尽管美国力图在2005年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重新激活这个进程，但事与愿违，FTAA作为本次首脑会议的核心议题，不仅没有推进FTAA的进程，反倒激活了示威者抗议的热情，起到了分裂美洲大陆并分化拉美国家内部阵营的作用。
美洲国家因其对FTAA的立场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阵营。它们支持建立FTAA并主张尽快恢复谈判进程；另一个是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阵营和委内瑞拉等国。但二者立场也稍有差异，前者与美国更多在谈判的时间表和具体领域存在严重分歧，而后者则坚决反对美国主导这一个一体化组织。同时，分属支持和反对阵营的不同拉美国家也因此出现激烈交锋。其中，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与墨西哥总统大打“口水仗”，各方分歧之严重，使2005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未能在闭幕会议上通过最后文件而结束的首脑会议?，而会议举办地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成为FTAA的坟墓。?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等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受到挑战，其长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尤其是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威胁。因此，美国力图通过FTAA加快将“拉美后院”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希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西半球发挥经济领袖作用，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换言之，美国正是因为在制订世界贸易规则等问题上的主导能力下降，才希望通过建立FTAA来加强自身的分量，但恰恰在FTAA谈判的进程中又凸显了其主导能力的下降。
其次，FTAA为拉美区域一体化的深化提供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趋势：拉美地区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南北美洲之间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而随着FTAA——“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谈判进程的启动、深入和陷入僵局，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的复兴。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影响拉美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变迁的原因，既有内部压力也有外部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执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因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施行，必须为其自身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再加上过度保护所导致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这些“压力”迫使拉美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建立相应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来扩大和延伸市场。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迎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1960年，拉美11个国家通过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同年，中美洲4国开始筹建“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进程；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等机构开始组建?。
在FTAA谈判中，以巴西为主要谈判对手的一方，通过在南美洲整合不同次区域经济集团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力量。2004年，以巴西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不仅与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南美洲12国于年底成立了“南美国家共同体”?，将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人们对南美国家共同体的诞生、运行机制以及日后的发展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从当初玻利瓦尔的梦想到今天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正式成立，应该说这是南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其中巴西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有学者认为，巴西积极推动建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主要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性构想，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更注重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
再次，FTAA促使反美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建立。如果说以巴西为首的“南共市”等国与美国是在FTAA的谈判上存在分歧，那么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国家则是坚决反对和抵制FTAA。而且，在西半球，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古巴，它是唯一一个被美国排除在FTAA之外的国家，并且其政权可谓美国的眼中钉。然而，1999年至2006年期间，先后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巴斯克斯、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以及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等左派政党上台执政。这些左派政权或者同情或者支持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不仅支持卡斯特罗，并且与其一道与美国唱反调，古巴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或者“反美轴心”。 事实上，正是出于对抗FTAA的形势需要，一个全新的一体化组织诞生了。2001年，“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倡议首次由委内瑞拉提出，并于2004年该国和古巴共同发表关于创立该组织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实施协定。该组织旨在加强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发挥各国优势，来解决本地区人民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的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大联合，抵制和最终取代美国倡导的FTAA。2009年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该组织先后吸收了玻利维亚等左翼政府国家的加入。目前，共有11个成员和3个观察员国。?
自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立以来，不仅在政治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经济上也力图“去美元化”。一方面，积极维护内部成员的权益，如，支持古巴参加美洲峰会、要求美国停止对委内瑞拉的敌对行动；另一方面，对区域外国家进行声援，如，反对有关国家试图颠覆叙利亚政权等。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该联盟曾展开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较量。认为美国是该地区的威胁，而“没有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会更美好”?，与此同时，还启用联盟的共同货币“苏克雷”，以便利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促进贸易交流，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成员国在外贸中对美元的依赖，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不过，由于该组织区域内贸易量较小，“苏克雷”投入使用后对于成员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成员国，其绝大部分贸易依然是与美国和欧盟之间进行。目前，美国依然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其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据统计，2014年委内瑞拉对美原油出口量为每天70万桶。同时，欧盟则是委内瑞拉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因此，此举是政治意义居多的象征性举动。此外，该组织还积极拓展与拉美其他其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与南方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之间建立的“互补经济区”来整合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交通通讯、生产培训、旅游、贸易和一体化及社会和文化资源。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与去美国化趋势
NAFTA的建立一度显示出美国力图主导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的雄心。如前文所述，NAFTA和FTAA对美国的战略布局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不仅FTAA已经“死亡”，运行了20余年的NAFTA也争议不断，随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美洲地区出现了去美国化的合作趋势。
首先，NAFTA、FTAA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大战略制订的前提是确定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而国家利益的确定将推动该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基本类型和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必须遵守的资源运作方式。为此，我们先考察一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又是如何排序的。（具体见表1）
从表1可见，“波斯湾石油安全，石油价格合理”这项美国“高度重要利益”，以及在“国际经济开放”、“巩固与发展民主，尊重人权”这项美国“重要利益”中，墨西哥和NAFTA以及FTAA都与之高度相关。其中，在石油方面，据统计，在1947～2000年期间，美国石油进口的78%～100%来自三个地区：西半球、中东和非洲，而西半球几乎一直是其最大的一个地区来源。如果按照国家计算，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5个国家占2000年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69%。可见，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地区对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地位。在国际经济开放领域，有的学者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增加美国进口品的价格，减少美国的出口量，从而导致美国生活水平的下降。经济封闭到什么程度，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在推进民主和人权方面，美国已经指出FTAA所代表的就是民主和富强的道路，而反对FTAA（委内瑞拉等国所代表的）是历史倒退之路。因此NAFTA和FTAA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响，而国家利益也决定了国家战略走向。
然而，不幸的是恰恰又是NAFTA和FTAA使美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受到重大打击，其中，本文曾多次提到NAFTA具有“实验室”意义，但并非都是正面的，其中也不乏负面作用。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执行中的失误或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签署过程中引起的巨大争议，成为FTAA的反对者借以攻击它的把柄。
其次，NAFTA区域合作样板备受攻击。NAFTA运行20余年来，不论是谈判中还是建成后，也不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在墨西哥，引发的争议可谓旷日持久。2008年和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以及在当选后，提出的关于重新谈判NAFTA的竞选承诺，再次将NAFTA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奥巴马在竞选时明确指出“NAFTA在当初签署时存在明显的缺陷，今天需要对此进行修改并加以完善。他强调NAFTA的条文中应当具有可执行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还应当终止企业所具有的起诉政府的权力”，并且在当选后他依然承诺要重新谈判NAFTA。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有关重启NAFTA谈判的承诺难以兑现，但NAFTA议题被总统候选人作为重要的竞选承诺可见这个问题对美国选民的重要性。NAFTA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是就业和贸易赤字问题。
实际上，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存在重新谈判该协定的强烈呼声。其中，加拿大存在强大的“草根运动”以保护自然资源免受NAFTA的掠夺性条款的破坏。一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团体，反对NAFTA中的能源条款，因为该条款规定了加拿大即使是在自身短缺的情况下也需向美国出口石油；也反对NAFTA第11章中有关投资者的条款，该条款赋予投资者具有起诉政府的权利；对于允许散装水的出口条款也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关于墨西哥加入NAFTA签署20余年以来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可谓经久不衰，而在农业、就业和环境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成为反对者攻击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力论据。一度出现了大批民众要求修改NAFTA农业条款中对玉米和豆类作物的规定的示威游行活动。早在2003年，墨西哥时任总统福克斯曾要求开放该条款，但遭到美政府的拒绝。NFATA在争议中诞生、在实施中争议。而对于它的前途既有以往的能否“走向北美共同体”的疑问，也有类似“再谈判论”的观点。的确，NAFTA条款规定，任何单方面就该协定提出再谈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各方还可以在提前六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宣布退出该协定，这些似乎也为“前途未卜”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美加墨三国政府一直为NAFTA成立以来在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背书。 再次，拉共体建立与“去美国化”趋势的显现。2011年，一个涵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33个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正式成立，这是在美洲首次出现的排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参与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有观点认为拉美加勒比共同体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在区域性和国际重大问题中发挥作用，但仍有舆论认为前者可能最终取而代之。此举意味拉美地区力图摆脱美国和加拿大处理地区事务，这也是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下降、拉美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增长的信号。
在“拉共体”的成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决定开启关于双边“经济一体化战略协议”的谈判。实际上，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两国虽然有过合作伙伴关系，却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其中，既有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关系，更有美国对墨西哥施加的巨大影响力的因素。长期以来，墨西哥与巴西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墨西哥一直向美国靠拢；巴西则在冷战结束后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多元化的对外关系。巴墨多年来的冷淡关系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1993年，当墨西哥与美国签署NAFTA协定后，巴西曾有舆论认为，墨西哥加入NAFTA后将不再是拉美地区的一员，因为它攀上了美国这个“高枝儿”。近年来，巴西通过成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似乎进一步将墨西哥孤立在拉美国家圈子之外。而在围绕拉共体的建立，墨西哥不仅采取了支持成立一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作法，还在积极与巴西寻求建立双边的经济战略协定，其意义可谓深远。虽然墨西哥有意向拉美其他国家靠拢，并试图与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构筑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巴西与墨西哥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的意图还在于利用NAFTA这个平台，以此打通北美市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NAFTA反而成为了吸引巴西与墨西哥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个因素。虽然围绕NAFTA的争议不断，但它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尽管拉美地区一度出现所谓的“去美国化”现象，但美国在拉美地区不仅有坚定的盟友，还通过与该地区众多国家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近年来，美国开始新一轮对拉调整政策，显示“重返”拉美之势。
太平洋联盟建立及对其他次区域组织的影响
2012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4国签署《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太平洋联盟”（以下简称“太盟”）正式成立。该组织旨在加强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贸易政策协调，促进联盟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通，致力于将联盟打造成为对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拉美次区域组织和亚洲进入拉美市场最便利的入口。
首先，太盟来势迅猛与南共市并驾齐驱。目前，太盟有4个正式成员国、2个候选成员国以及42个分别来自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观察员国。成立4年来，成员国间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实现了零关税，并且剩余的8%将在2030年前完成；实现了整合证券市场、互免公民短期签证、共享海外使领馆资源等领域合作举措。据统计，当前“太盟”4国覆盖2.12亿人口，地区产值占拉美地区的36%，而贸易额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分别占整个地区的50%和41%。
而由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于1995年创建的“南方共同市场”现有6个正式成员国，分别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以及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等6个联系国（厄瓜多尔于2013年正式申请入市）。
据统计，上述两个次区域集团不仅涵盖了拉美地区最大的7个经济体，而且两者对外贸易额占拉美地区外贸总额的80%，两者产值占整个地区产值的90%。同时，2014年，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额也达到474亿美元，其中太盟对南共市的出口额为237亿美元。
其次，“太盟”和“南共市”似乎是拉美分化的集中表现。有观点认为，“太盟”的崛起和“南共市”的衰落是拉美分化的集中表现。我们看到，“太盟”的成立和发展恰恰是以“南共市”主要成员的发展陷入低迷为背景的。自2011年以来，南共市中的巴西的政治经济陷入持续混乱；阿根廷左翼基什内尔政府则在经济低迷中下台，并被右翼政党取代；委内瑞拉执政左翼政党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且总统处境堪忧。而“太盟”的出现使“南共市”不再是该地区唯一能团结和鼓舞地区发展的集团。
由于“南共市”主要代表的是“中左翼”和“左翼”南美国家，被认为是在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世界的主要的金融中心和传统强国持保护主义的政策等典型例子，而且反资本主义色彩浓厚。但是，太盟却主要由美国的在拉美的盟友创建，他们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均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执行的政策与南共市差异明显。
实际上，“太盟”的应运而生的确与拉美近年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即本世纪初拉美向左转后，“左翼”政党执政以来政策受到一定考验，并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
再次，加强两个重要集团间的合作是共赢之举。尽管人们对两个集团的差异给予更多关注，但现实中，两个集团以及有关机构却在做着让两个集团之间减少差异、携手发展的努力。历史上，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从理论到实践对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面对拉美一体化出现的碎片化发展态势，该组织积极搭台并力促它们之间的合作，因为该组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加强整个拉美地区在全球治理体系上的话语权。同时，两个次区域集团自身也表现出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其中，作为南共市的领头羊，巴西也积极希望加强两个次区域集团之间合作，并曾呼吁双方尽早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而作为“太盟”创始成员国的智利，同时也是“南共市”的联系国。正是这一便利的身份，让其可以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智利认为，两个集团只有汇聚共同点、加强合作、相向而行，才能都“做强做大”，而双方的合作不应只局限于关税的削减方面。
其实，尽管“南共市”的发展因主要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而遭遇瓶颈，但它以覆盖2.75亿人口、产值占南美地区的82%、全球最大食品生产来源地和全球最大已探知出来的矿藏和能源储备，而依然是一个地区的巨无霸。其发展具有巨大的实力和潜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之“中拉整体合作研究”子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DA06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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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纳斯关于贸易的观点来自罗伯特·A·帕斯特从1979年到1994年对萨利纳斯的多次采访，特别是1989年到1992年他关于NAFTA的看法逐渐形成时期。详见Robert A. Pastor and Jorge G. Castaneda， Limits to Frie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P 241，转引自[美]罗伯特·A·帕斯特：《走向北美共同体——新世界应从旧世界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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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迄今为止达成的有关FTAA协议文本存有疑虑的人士大有人在。其中，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等机构就对FTAA协议文本中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条款的失败进行了分析。详见，"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TAA： Little Opportunity and Much Risks "， http：//www.ciel.org. 而Hemispheric Social Alliance’s Monitoring and Alternatives Committee等机构的报告则认为FTAA是一个非可持续性的谈判模式。详见，The FTAA Unveiled： a Citizens’ Critique of the November 2002 Draft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www.asc-h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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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国家共同体，由南方共同市场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4个成员国国，安第斯共同体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5个成员，以及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等12个南美洲国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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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凌肖汉
【关键词】美洲 区域合作 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1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9.003
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经历了四次重要转折：全球首个南北型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所开启的“南北”合作型模式；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启所导致的南北对峙局面；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后展现的去“美国化”趋势；第四个是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及其对其他次区域组织的影响。当前，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还处于进行时，将随着区域内外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新的趋势。
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合作模式的诞生
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标志着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而以往出现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的或停留在构想上，或只具有形式而无实质性的内容①。它的建立反映出美国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义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过，NAFTA开启的南北区域合作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首先，全球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利用二战后本国的霸权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起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并承担起维护这个体系的责任。尽管全球化与美国的霸权有联系，但并非是“美国化”：无论是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还是非殖民化运动等一系列构成全球化的要素，都并非完全按美国霸权的思路发展。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欧洲在日后对美国表现出的独立倾向等都背离了美国的初衷。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从50%下降到30%；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失去了货币领袖的地位；美国竭力促使欧洲走一体化道路，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洲企图摆脱美国控制的离心倾向逐渐加强。此时，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展开了一场大讨论。③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美国模式开始丧失“独大”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当国际经济向其他国家传递财富和影响的时候，立即拉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之间的不平等，削弱美国的优势地位及其维持全球化发展的能力。为此，金德尔伯格提出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世界领导地位而竞争”的担忧。④
其次，美国建立NAFTA的战略动机。面对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为加强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欧洲、亚太地区日益崛起的竞争形式相抗衡，美国对自身的对外经济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美国把贸易视为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并将“公平贸易”视为基本原则。要求其他国家的市场具有与美国市场一样的开放性，使美国商品以同等的条件进入贸易伙伴市场，利用现有的所有多边的、区域性的和双边的手段来促进贸易。在区域领域，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义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二是以《美洲倡议》为框架、以NAFTA为核心，最终实现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演变为以贸易为主要手段的经济领域替代以往的国家安全领域。通过改善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为美国投资寻找市场；减轻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为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西半球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同时，以美洲经济圈为依托，谋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⑤
再次，墨西哥逆转对自贸协定的看法。其实，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决定是否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因各自与美国的一段历史纠葛而犹豫不决。对加拿大而言，1812年，美国曾试图吞并加拿大而使其存有顾虑。1911年，加拿大时任总理由于与美国缔结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大选中败北。1948年，由于担心历史重演，加拿大时任总理威廉·里昂·麦克尼金最终拒绝批准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对于墨西哥来说，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多次对其出现领土吞并和入侵等事件，对此有观点认为避免墨西哥变得“非墨西哥化”最好的外交政策是与华盛顿保持距离⑥。同时，美国提出的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任何建议也是经常遭到断然拒绝。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遵循国内要求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要求，加拿大与美国最终还是于1988年签署了“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进入80年代，墨西哥经历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对以往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8年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收到足够的私人投资，而在在过去的5年里，墨西哥一直被美国随意性保护主义所困扰，而加拿大则因与美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而有效地规避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萨利纳斯总统转向华盛顿，试图与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寻求打开外国投资的钥匙。⑦
应该说，在当时欧洲保护主义盛行、亚太地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墨西哥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没有太多的余地，只有把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谋求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作为墨西哥唯一的选择⑧。还要看到全球化中美国因素的巨大引力作用，国际经济之所以能以如此大的活力迅速扩张，也是与美国化分不开的。世界许多国家趋于接受一套共同的商业习惯和意识形态，不是因为这些习惯和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吸引力，而是在于它们得到了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认同⑨。 事实上，NAFTA对美国在美洲和全球的战略构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组建NAFTA是美国为实现美洲一体化的目标而设立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有的学者在分析世界经济谈判问题时指出，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谈判联盟的组成。任何多边谈判的战略都需要一定的战术计划，组成一个共赢的联盟，并打破对手的联盟。如果在联盟国家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一些野心勃勃的谈判方在建立联盟之时，往往会选择较少的国家，或通过一定的途径，一次纳入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⑩美国“采取‘最容易者优先’的途径，力图在大多数参与者对任何协议的可能性都存在怀疑的情况下，从最薄弱的地方打破坚冰，从而击破怀疑主义”的做法?。
与此同时，NAFTA建立重要意义还在于，可以使其成为较难处理的贸易问题的实验室；允许用较高效率的方式，促进各邻国间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另外，可以提醒贸易强国应积极推进全球贸易谈判。?迄今为止，人们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特惠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存在争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随着全球RTA不断增加，难免将导致重叠、不连续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尤其是伴随着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将加大各国的交易成本?。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欧盟的建立导致美国推动建立NAFTA，而随着欧盟的东扩计划的实施又加速了美国向南扩展NAFTA的计划，以建立一个囊括西半球所有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最终实现西半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美国一个重要战略构想。根据1994年34个美洲国家共同签署的《维兹卡雅协议》规定，有关FTAA谈判的最后期限不迟于2005年1月，协议执行不迟于2005年12月。然而，不仅FTAA没有如期建成且至今停滞不前，反而在其拟建过程中开启了美洲区域合作南北对峙的格局。
首先，FTAA的谈判分化了美洲不同国家。2003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FTAA第8次部长级会议上，34个国家的贸易代表一致通过了“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意愿退出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此后FTAA谈判陷入僵局，尽管美国力图在2005年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重新激活这个进程，但事与愿违，FTAA作为本次首脑会议的核心议题，不仅没有推进FTAA的进程，反倒激活了示威者抗议的热情，起到了分裂美洲大陆并分化拉美国家内部阵营的作用。
美洲国家因其对FTAA的立场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阵营。它们支持建立FTAA并主张尽快恢复谈判进程；另一个是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阵营和委内瑞拉等国。但二者立场也稍有差异，前者与美国更多在谈判的时间表和具体领域存在严重分歧，而后者则坚决反对美国主导这一个一体化组织。同时，分属支持和反对阵营的不同拉美国家也因此出现激烈交锋。其中，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与墨西哥总统大打“口水仗”，各方分歧之严重，使2005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未能在闭幕会议上通过最后文件而结束的首脑会议?，而会议举办地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成为FTAA的坟墓。?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等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受到挑战，其长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尤其是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威胁。因此，美国力图通过FTAA加快将“拉美后院”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希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西半球发挥经济领袖作用，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换言之，美国正是因为在制订世界贸易规则等问题上的主导能力下降，才希望通过建立FTAA来加强自身的分量，但恰恰在FTAA谈判的进程中又凸显了其主导能力的下降。
其次，FTAA为拉美区域一体化的深化提供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趋势：拉美地区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南北美洲之间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而随着FTAA——“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谈判进程的启动、深入和陷入僵局，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的复兴。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影响拉美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变迁的原因，既有内部压力也有外部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执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因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施行，必须为其自身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再加上过度保护所导致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这些“压力”迫使拉美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建立相应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来扩大和延伸市场。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迎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1960年，拉美11个国家通过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同年，中美洲4国开始筹建“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进程；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等机构开始组建?。
在FTAA谈判中，以巴西为主要谈判对手的一方，通过在南美洲整合不同次区域经济集团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力量。2004年，以巴西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不仅与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南美洲12国于年底成立了“南美国家共同体”?，将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人们对南美国家共同体的诞生、运行机制以及日后的发展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从当初玻利瓦尔的梦想到今天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正式成立，应该说这是南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其中巴西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有学者认为，巴西积极推动建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主要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性构想，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更注重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
再次，FTAA促使反美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建立。如果说以巴西为首的“南共市”等国与美国是在FTAA的谈判上存在分歧，那么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国家则是坚决反对和抵制FTAA。而且，在西半球，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古巴，它是唯一一个被美国排除在FTAA之外的国家，并且其政权可谓美国的眼中钉。然而，1999年至2006年期间，先后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巴斯克斯、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以及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等左派政党上台执政。这些左派政权或者同情或者支持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不仅支持卡斯特罗，并且与其一道与美国唱反调，古巴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或者“反美轴心”。 事实上，正是出于对抗FTAA的形势需要，一个全新的一体化组织诞生了。2001年，“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倡议首次由委内瑞拉提出，并于2004年该国和古巴共同发表关于创立该组织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实施协定。该组织旨在加强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发挥各国优势，来解决本地区人民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的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大联合，抵制和最终取代美国倡导的FTAA。2009年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该组织先后吸收了玻利维亚等左翼政府国家的加入。目前，共有11个成员和3个观察员国。?
自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立以来，不仅在政治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经济上也力图“去美元化”。一方面，积极维护内部成员的权益，如，支持古巴参加美洲峰会、要求美国停止对委内瑞拉的敌对行动；另一方面，对区域外国家进行声援，如，反对有关国家试图颠覆叙利亚政权等。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该联盟曾展开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较量。认为美国是该地区的威胁，而“没有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会更美好”?，与此同时，还启用联盟的共同货币“苏克雷”，以便利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促进贸易交流，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成员国在外贸中对美元的依赖，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不过，由于该组织区域内贸易量较小，“苏克雷”投入使用后对于成员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成员国，其绝大部分贸易依然是与美国和欧盟之间进行。目前，美国依然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其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据统计，2014年委内瑞拉对美原油出口量为每天70万桶。同时，欧盟则是委内瑞拉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因此，此举是政治意义居多的象征性举动。此外，该组织还积极拓展与拉美其他其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与南方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之间建立的“互补经济区”来整合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交通通讯、生产培训、旅游、贸易和一体化及社会和文化资源。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与去美国化趋势
NAFTA的建立一度显示出美国力图主导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的雄心。如前文所述，NAFTA和FTAA对美国的战略布局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不仅FTAA已经“死亡”，运行了20余年的NAFTA也争议不断，随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美洲地区出现了去美国化的合作趋势。
首先，NAFTA、FTAA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大战略制订的前提是确定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而国家利益的确定将推动该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基本类型和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必须遵守的资源运作方式。为此，我们先考察一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又是如何排序的。（具体见表1）
从表1可见，“波斯湾石油安全，石油价格合理”这项美国“高度重要利益”，以及在“国际经济开放”、“巩固与发展民主，尊重人权”这项美国“重要利益”中，墨西哥和NAFTA以及FTAA都与之高度相关。其中，在石油方面，据统计，在1947～2000年期间，美国石油进口的78%～100%来自三个地区：西半球、中东和非洲，而西半球几乎一直是其最大的一个地区来源。如果按照国家计算，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5个国家占2000年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69%。可见，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地区对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地位。在国际经济开放领域，有的学者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增加美国进口品的价格，减少美国的出口量，从而导致美国生活水平的下降。经济封闭到什么程度，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在推进民主和人权方面，美国已经指出FTAA所代表的就是民主和富强的道路，而反对FTAA（委内瑞拉等国所代表的）是历史倒退之路。因此NAFTA和FTAA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响，而国家利益也决定了国家战略走向。
然而，不幸的是恰恰又是NAFTA和FTAA使美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受到重大打击，其中，本文曾多次提到NAFTA具有“实验室”意义，但并非都是正面的，其中也不乏负面作用。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执行中的失误或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签署过程中引起的巨大争议，成为FTAA的反对者借以攻击它的把柄。
其次，NAFTA区域合作样板备受攻击。NAFTA运行20余年来，不论是谈判中还是建成后，也不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在墨西哥，引发的争议可谓旷日持久。2008年和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以及在当选后，提出的关于重新谈判NAFTA的竞选承诺，再次将NAFTA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奥巴马在竞选时明确指出“NAFTA在当初签署时存在明显的缺陷，今天需要对此进行修改并加以完善。他强调NAFTA的条文中应当具有可执行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还应当终止企业所具有的起诉政府的权力”，并且在当选后他依然承诺要重新谈判NAFTA。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有关重启NAFTA谈判的承诺难以兑现，但NAFTA议题被总统候选人作为重要的竞选承诺可见这个问题对美国选民的重要性。NAFTA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是就业和贸易赤字问题。
实际上，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存在重新谈判该协定的强烈呼声。其中，加拿大存在强大的“草根运动”以保护自然资源免受NAFTA的掠夺性条款的破坏。一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团体，反对NAFTA中的能源条款，因为该条款规定了加拿大即使是在自身短缺的情况下也需向美国出口石油；也反对NAFTA第11章中有关投资者的条款，该条款赋予投资者具有起诉政府的权利；对于允许散装水的出口条款也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关于墨西哥加入NAFTA签署20余年以来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可谓经久不衰，而在农业、就业和环境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成为反对者攻击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力论据。一度出现了大批民众要求修改NAFTA农业条款中对玉米和豆类作物的规定的示威游行活动。早在2003年，墨西哥时任总统福克斯曾要求开放该条款，但遭到美政府的拒绝。NFATA在争议中诞生、在实施中争议。而对于它的前途既有以往的能否“走向北美共同体”的疑问，也有类似“再谈判论”的观点。的确，NAFTA条款规定，任何单方面就该协定提出再谈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各方还可以在提前六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宣布退出该协定，这些似乎也为“前途未卜”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美加墨三国政府一直为NAFTA成立以来在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背书。 再次，拉共体建立与“去美国化”趋势的显现。2011年，一个涵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33个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正式成立，这是在美洲首次出现的排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参与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有观点认为拉美加勒比共同体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在区域性和国际重大问题中发挥作用，但仍有舆论认为前者可能最终取而代之。此举意味拉美地区力图摆脱美国和加拿大处理地区事务，这也是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下降、拉美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增长的信号。
在“拉共体”的成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决定开启关于双边“经济一体化战略协议”的谈判。实际上，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两国虽然有过合作伙伴关系，却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其中，既有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关系，更有美国对墨西哥施加的巨大影响力的因素。长期以来，墨西哥与巴西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墨西哥一直向美国靠拢；巴西则在冷战结束后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多元化的对外关系。巴墨多年来的冷淡关系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1993年，当墨西哥与美国签署NAFTA协定后，巴西曾有舆论认为，墨西哥加入NAFTA后将不再是拉美地区的一员，因为它攀上了美国这个“高枝儿”。近年来，巴西通过成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似乎进一步将墨西哥孤立在拉美国家圈子之外。而在围绕拉共体的建立，墨西哥不仅采取了支持成立一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作法，还在积极与巴西寻求建立双边的经济战略协定，其意义可谓深远。虽然墨西哥有意向拉美其他国家靠拢，并试图与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构筑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巴西与墨西哥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的意图还在于利用NAFTA这个平台，以此打通北美市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NAFTA反而成为了吸引巴西与墨西哥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个因素。虽然围绕NAFTA的争议不断，但它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尽管拉美地区一度出现所谓的“去美国化”现象，但美国在拉美地区不仅有坚定的盟友，还通过与该地区众多国家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近年来，美国开始新一轮对拉调整政策，显示“重返”拉美之势。
太平洋联盟建立及对其他次区域组织的影响
2012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4国签署《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太平洋联盟”（以下简称“太盟”）正式成立。该组织旨在加强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贸易政策协调，促进联盟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通，致力于将联盟打造成为对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拉美次区域组织和亚洲进入拉美市场最便利的入口。
首先，太盟来势迅猛与南共市并驾齐驱。目前，太盟有4个正式成员国、2个候选成员国以及42个分别来自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观察员国。成立4年来，成员国间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实现了零关税，并且剩余的8%将在2030年前完成；实现了整合证券市场、互免公民短期签证、共享海外使领馆资源等领域合作举措。据统计，当前“太盟”4国覆盖2.12亿人口，地区产值占拉美地区的36%，而贸易额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分别占整个地区的50%和41%。
而由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于1995年创建的“南方共同市场”现有6个正式成员国，分别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以及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等6个联系国（厄瓜多尔于2013年正式申请入市）。
据统计，上述两个次区域集团不仅涵盖了拉美地区最大的7个经济体，而且两者对外贸易额占拉美地区外贸总额的80%，两者产值占整个地区产值的90%。同时，2014年，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额也达到474亿美元，其中太盟对南共市的出口额为237亿美元。
其次，“太盟”和“南共市”似乎是拉美分化的集中表现。有观点认为，“太盟”的崛起和“南共市”的衰落是拉美分化的集中表现。我们看到，“太盟”的成立和发展恰恰是以“南共市”主要成员的发展陷入低迷为背景的。自2011年以来，南共市中的巴西的政治经济陷入持续混乱；阿根廷左翼基什内尔政府则在经济低迷中下台，并被右翼政党取代；委内瑞拉执政左翼政党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且总统处境堪忧。而“太盟”的出现使“南共市”不再是该地区唯一能团结和鼓舞地区发展的集团。
由于“南共市”主要代表的是“中左翼”和“左翼”南美国家，被认为是在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世界的主要的金融中心和传统强国持保护主义的政策等典型例子，而且反资本主义色彩浓厚。但是，太盟却主要由美国的在拉美的盟友创建，他们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均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执行的政策与南共市差异明显。
实际上，“太盟”的应运而生的确与拉美近年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即本世纪初拉美向左转后，“左翼”政党执政以来政策受到一定考验，并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
再次，加强两个重要集团间的合作是共赢之举。尽管人们对两个集团的差异给予更多关注，但现实中，两个集团以及有关机构却在做着让两个集团之间减少差异、携手发展的努力。历史上，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从理论到实践对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面对拉美一体化出现的碎片化发展态势，该组织积极搭台并力促它们之间的合作，因为该组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加强整个拉美地区在全球治理体系上的话语权。同时，两个次区域集团自身也表现出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其中，作为南共市的领头羊，巴西也积极希望加强两个次区域集团之间合作，并曾呼吁双方尽早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而作为“太盟”创始成员国的智利，同时也是“南共市”的联系国。正是这一便利的身份，让其可以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智利认为，两个集团只有汇聚共同点、加强合作、相向而行，才能都“做强做大”，而双方的合作不应只局限于关税的削减方面。
其实，尽管“南共市”的发展因主要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而遭遇瓶颈，但它以覆盖2.75亿人口、产值占南美地区的82%、全球最大食品生产来源地和全球最大已探知出来的矿藏和能源储备，而依然是一个地区的巨无霸。其发展具有巨大的实力和潜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之“中拉整体合作研究”子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DA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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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纳斯关于贸易的观点来自罗伯特·A·帕斯特从1979年到1994年对萨利纳斯的多次采访，特别是1989年到1992年他关于NAFTA的看法逐渐形成时期。详见Robert A. Pastor and Jorge G. Castaneda， Limits to Frie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P 241，转引自[美]罗伯特·A·帕斯特：《走向北美共同体——新世界应从旧世界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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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迄今为止达成的有关FTAA协议文本存有疑虑的人士大有人在。其中，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等机构就对FTAA协议文本中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条款的失败进行了分析。详见，"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TAA： Little Opportunity and Much Risks "， http：//www.ciel.org. 而Hemispheric Social Alliance’s Monitoring and Alternatives Committee等机构的报告则认为FTAA是一个非可持续性的谈判模式。详见，The FTAA Unveiled： a Citizens’ Critique of the November 2002 Draft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www.asc-h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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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国家共同体，由南方共同市场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4个成员国国，安第斯共同体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5个成员，以及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等12个南美洲国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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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