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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对日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中日旅游服务双边贸易雪上加霜。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尤为重要。基于21世纪中日旅游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结合贸易理论及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动机及影响因素，认为重叠需求引导下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经历“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中国逆差持续扩大的失衡态势;而中日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差异、市场开放差异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是引致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的三大核心因素。显然，后疫情时代中国急需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建立国内旅游新优势，提升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
关键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贸易失衡;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2-0017-14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2.003
近年来，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与使用，众多服务的提供形式发生改变，极大地改善了服务产业的可贸易性，促使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①。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显重要。而作为传统服务贸易代表的旅游贸易由于受贸易摩擦的干扰较小，因此大力发展旅游贸易成为各国缓解新贸易壁垒、对冲贸易风险的重要手段。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国际旅游业，使国际旅游贸易发展跌入冰点。在2020年9月举行的北京服贸会上已经提出将国际旅游看成新时期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可见，后疫情时代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恢复与重启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目前中国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期，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尚未完成，资本密集型服务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占优势，因此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旅游服务贸易依然是中国获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着力点。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力发展旅游服务双边贸易，扭转旅游贸易失衡，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今后的重点课题。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其先天的地理区位和文化融通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伙伴国。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特征，同时两国所处贸易地位逐渐发生改变，表现为
日本旅游服务出口不断上升，由逆差方转变为顺差方;相反中国旅游服务进口持续扩大，由顺差方转变为逆差方。近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旅游贸易逆差呈现出扩大趋势，加剧了贸易不平衡性，不利于两
国旅游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基于中日旅游服务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提出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重构旅游服务贸易秩序及改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不平衡的对策，为实现中日旅游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对冲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提出新思路。
一、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服务贸易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签署的东京回合协议中，主要指服务行业部门的产出对其他国家居民的出售，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谈判将其进一步界定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几种形式。产业内贸易由Balassa[1]提出，描述同一产业的产品发生国家间贸易的现象，Grubel&Lloyd[2]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中将产业内贸易概括为国家间相关产品的双向贸易，并提出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来测度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成为研究产业内贸易较为系统的理论。由于服务贸易对交易媒介便利性的要求较为严格，早期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而后Markusen[3]、Francois[4]、Wong[5]等从生产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重叠需求等理论角度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动机，成为研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基础理论依据。
基于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动因，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如Donghui Li&Fanborz Moshirian[6]、Fukao[7]分别从新贸易理论和跨国投资的贸易效应出发，指出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开放度、海外直接投资等因素是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旅游服务产业的国际贸易时，Nikolaos[8]、Robertico[9]、李馨[10]、晁文琦[11]等围绕旅游消费者由于收入和成本因素导致的相似需求以及消费偏好的变化进行研究，即从客源国收入水平、交通成本、汇率波动、旅游市场规模经济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等角度揭示了引起旅游服务贸易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客源国与目的国的自然资源、文化以及政治等角度解释了两国旅游产业内贸易的核心因素，如王朝辉[12]、寇晓慧[13]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与东盟（王磊、梁奎）[14]、美国（晁文琦等）[11]、韩国（王诏怡）[15]的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情况，从区位条件、产品差异、相互需求等角度探析两国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而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大多基于贸易现状及竞争力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杜伟[16]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活动发展显著，形成了以政府为主轴，双方社团为依托的区域间多层次、多渠道旅游网络，双方旅客交往更为频繁;郑钰泓、刘畅[17]分析中日旅游基本现状，认为当前中国旅游服务出口仍存在较大潜力，中国要注重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从文化、信息化等方面入手搭建智慧旅游战略，吸引日本游客入境旅游消费。
综上所述，目前以中日旅游贸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且少量研究也以描述双方贸易现状以及旅游市场国际竞争力比较为主，而从中日旅游服務双边贸易的视角，尤其是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核心因素的研究甚少。因此，文章基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度剖析造成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补充和拓展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范式，为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规模，改善其失衡状态提出有益的对策。 二、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旅游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直观地表现为国际游客数量的大幅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加入WTO，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也带动了旅游服务产业体制改革，旅游服务贸易产品体系更加系统、专业和规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国际旅客入境人数由2003年的1140万人次上升至2018年3054万人次（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短暂下行），整体维持稳步上升趋势。然而2010年以来中国旅游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由旅游贸易顺差国逐渐转向逆差国，如图1所示，中国出境旅客数激增，带动旅游服务进口额迅速攀升，旅游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且规模持续扩大。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早，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形成，促使国民收入水平激增，使出境游达到高潮，导致日本旅游贸易的逆差。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把促进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摆脱经济衰退，拉动内需的重要措施，提出了“观光立国”的国家战略：2003年制定了“赴日旅游人数倍增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采取简化、放宽签证流程与条件、扩大消费税免税范围、提高宣传力度等。期间，仅金融危机和福岛核泄漏事件引起暂时性下滑，整体上旅游服务出口获得稳步增长。如图2所示，近年来在“新观光立国计划”引导下，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地，国际旅客入境人次大幅提升，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开始获得旅游贸易顺差，扭转了长期逆差的局面。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丰裕旅游资源以及地理相近等自然条件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基础，而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也成为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润滑剂。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赴日旅客数持续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在外部旅游环境改善和内部收入水平提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赴日旅客以及消费水平获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如图3所示，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在2008年之前获得稳定上升，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负向影响，使得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出现下滑，虽然之后短暂回升，但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露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日本国际旅游消费动力受阻，赴中国旅客以及消费水平小幅下降，近几年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Grubel&Lloyd于1975年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方法，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示为G-L=1-|Xcj|-Mcj|Xcj+Mcj|，其中Xcj、Mcj
分别表示中国对日本和日本对中国的旅游出口规模由于中日两国未公布分国别的旅游服务贸易额，此处采用估算：中国对日本旅游出口额=日本赴中国旅客人次*日本出境旅客平均消费;日本对中国旅游出口额=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次*中国出境旅客平均消费。。
如图4所示，21世纪以来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高，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后逐步下滑。以产业内贸易指数（G-L=0.5）作为划分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标准G-L指数通常是介于0与1之间，G-L指数越高表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强。当G-L=1，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完全为产业内贸易，当G-L=0，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发生的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当 0≤G-L<0.5，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间贸易; 当0.5≤G-L<1，则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内贸易。，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13年之前处于中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2013—2016年处于产业内贸易阶段;之后处于日本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具体来看，3个时期日本赴中国游客的数量和消费较为平稳，显示近年来日本游客出游性质较为稳定，而3个阶段均以寻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的旅游为主。然而，中国赴日旅客却在3个阶段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出游目的。第一阶段为2013年之前，中国游客多以追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数不高，且消费水平较低;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期间，中日游客在体验风景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在旅游地购物、娱乐等，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游客年轻化，游客数量急速上升，旅游消费水平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第三阶段为2016年之后，游客年轻化趋势加强，其数量猛增，呈现出旅游活动需求更加多元化的新趋势。
与中日旅游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相对应，中日两国的贸易差额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21世纪初期中国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较高，中日旅游处于产业间贸易阶段，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顺差，表现为非平衡贸易状态;随着中国赴日本旅客数的不断增长以及旅客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旅游贸易进入产业内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顺差逐渐收窄，两国贸易状态趋于平衡;近年来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地位开始逆转，中国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逆差，并具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贸易失衡加剧，两国旅游服务贸易也重回产业间贸易。相反，日本在中日旅游贸易中由逆差转为顺差。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8年中国赴日旅客消费支出近千亿元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2018年度访日外国游客消费动向调查结果》，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68656.pdf.访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而日本入境中国旅客消费水平较低。显然，近年来中日双方旅游贸易结构由平衡转向失衡，阻碍着两国旅游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阻断了人际交往，使全球旅游贸易进入寒冰期，2020年前8个月国际入境旅客数量下降了70%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晴雨表》， https：//www.e-unwto.org/doi/epdf/10.18111/wtobarometereng.2020.18.1.6，20.訪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中日两国的旅游贸易同样陷入“瘫痪”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旅游部和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入境旅客数下降87%，2020前8个月日本入境旅客数下降82%。显然，新冠疫情对中日两国旅游贸易产生重创，但也成为重构两国旅游贸易体系的契机。 三、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及测量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重叠需求理论是研究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产品流通的延伸，产品出口结构与可贸易量决定于本国的需求偏好，而本国需求偏好又取决于两国实际收入水平[18]。当两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接近以及对旅游产品的消费成本更接近时，两国旅游消费需求重叠部分扩大，出于满足国际旅游服务消费多样性的需要，两国旅游服务出口水平更为接近，从而引起高水平产业内贸易。当前中日两国旅游需求偏好不仅取决于两国居民收入水平，而且现实中存在的贸易壁垒、市场开放水平、两国舆情变化以及汇率波动都会引起旅游成本的变化，从而影响两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重叠需求的实现也依赖于两国产品规模充足性以及多样化生产，考虑到国家间旅游市场存在天然多样性的特征，本文主要关注国内旅游市场规模变化，即基于需求重叠理论，并结合影响其需求的几个关键要素，提出影响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
（一）中日旅游服务国际市场规模差异
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决定着一国提供国际旅游服务的能力和成本，市场规模越高往往意味着旅游产品的种类越多、其体量也大，同时在“规模经济”作用下使得旅游产业成本更低廉、旅游服务国际竞争力越强，有利于旅游服务的出口。因此，两国国际旅游服务市场规模、服务产品种类、质量以及国际竞争力、旅游服务产品的出口能力差异等越大，则越容易引起产业间贸易，反之，若两国旅游市场规模越趋一致，则两国旅游服务产品种类、质量以及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两国旅游服务提供能力与出口能力趋同，越容易引起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
文中选取中日两国国际旅游服务行业产出增加值与该国GDP 比值作为旅游服务行业规模，根据Balassa提出的相对差异指数方法A、B的相对差异指数X的计算式为：w= A/（ A+ B）;X= 1+[w*lnw+（1-w）*ln（1-w）]/ln2。计算出中日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程度（X1）。如图5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旅游产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且国际旅游市场规模亦逐渐下降，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对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不足的问题。具体来看：一方面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定制和高端旅游产品及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的旅游宣传体系发展缓慢，旅游品牌效应难以形成。相比之下，日本则不断强调旅游行业的重要性，推
出更加丰富的旅游产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尤其在“新观光立国”政策的引导下，旅游服务产品种类和质量进一步上升，国际知名度显著提高，其旅游市场规模大幅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前中国的旅游市场绝对规模大于日本，而2014年以后日本已经超过中国，其差异度也从不断缩小反转为扩大，且差异度结构也由中国大于日本反转为日本大于中国的新格局。可见，中日双方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差异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水平的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二）中日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差异
所谓贸易开放度表示一国对外市场的开放状态，其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就说明贸易壁垒较低，越能融入到国际市场经济当中。国际旅游贸易的进口国常常会采取一定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贸易壁垒，尤其通过进入人权限制、信息限制、股权限制等手段下的服务业贸易壁垒常常更具隐蔽性。例如，当游客面临更为复杂和严格的入境签证办理手续时，其对外开放程度较低，游客入境意愿下降，不利于本国旅游服务出口。于是当两國贸易开放状态相差较大时，往往产生一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而当两国贸易开放程度相近时，两国易产生产业内贸易。从理论上，当中日贸易开放度差异越小时，两国居民的入境意愿和彼此旅游服务需求越相近，即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就越高。
文中选取中日两国服务贸易总额与该国GDP比值作为各国贸易开放程度，同样通过相对差异指数方法计算出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X2）。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度呈现下滑趋势，相对于其他产业服务业市场化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主要因为运输、通信、旅游等服务业具有高垄断性质，从而抑制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日本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出现短暂下滑以外，近20年整体上保持上升趋势。日本在2006年公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明确提出了服务业发展目标，同时根据国内消费需求与国际贸易导向规范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如图6可知，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呈现出U型变化，成为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经历“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重要因素。
（三）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
在传统经济学中，“收入效应”为研究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基础，而旅游服务消费深受收入变化的影响，即收入提高引起国际旅游服务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提高。具体来看，两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能够通过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途径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另一方面消费能力的提升将打破收入因素制约下国际旅游消费需求难以满足的现象。由此中日间旅游服务双边贸易易受到两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当两国消费能力和需求趋同时，两国居民对国际旅游服务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也更趋一致，对国际旅游服务的进口水平也更接近，从而成为引起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
文中选取中日人均工资来代表两国居民收入水平，使用相对差异指数法计算出中日两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度（X3）。如图7所示，日本进入21世纪后居民收入水平有所震荡，但整体保持稳定，而中国进入21世纪后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趋势明显，20年间上涨了近8倍，与日本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居民收入起点较低，收入水平提高引起庞大的边际消费动能释放，导致中国游客出境消费迅速提升，2014年后已经超越日本出境旅客（如图2），而未来两国收入差距仍存在进一步缩小，也将进一步作用于旅游服务双边贸易。可见，中国居民收入上升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经验证明，两国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双方旅游规模和结构：当两国维持友好政治关系时，一国居民对另一国好感度上升，从而引起居民国际旅游偏好的变化。尤其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结构性矛盾，使中日之间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格局，对双方旅游的发展更加敏感和脆弱，成为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后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即2005—2006年期间因日本小泉政府在否认历史及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严重损害了中日政治关系，中日间政治摩擦频发，两国国民好感度有所下降;而2006年之后，中日间领导人会晤加速民间交流，到2010年两国国民好感度达到了高峰。然而同年中日“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转向了“政冷经寒”的新格局，尤其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博弈不断激化，日本单方面的“购岛”行为使中日民众好感度骤降，中日关系跌入了冰点。2015年之后中日两国领导人重启互访，对话窗口再次开启。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开始回暖，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好感度迅速回升，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恢复缓慢，表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
文中使用相对差异指数法计算出中日两国国民好感差异度（X4），如图8所示，随着两国国民对对方好感度的变化引起两者差异不断变化，2011年之前差异度保持低位，2012年有所扩大后又逐渐回落，在2014年之后呈现急速扩大的趋势，说明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对两国旅游服务双边贸易的影响较大。
（五）中日间汇率变动
汇率是一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在间接标价法下，本国货币汇率的升值引发出口需求的下降与进口需求的上升，由此导致的两国出口水平的相对变化将成为导致两国间贸易波动的汇率因素。同时，汇率的波动引致的汇率风险也成为跨国贸易活动关注的焦点，出口商为了对冲汇率不确定性则选择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的产品的生产，引起产量和出口的下降。对旅游服务产业而言，一方面汇率的变化引起一国消费者进行国际旅游消费成本的变化，从而影响对国际旅游服务的需求，影响两国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另一方面汇率大幅波动也会引起主要国际旅游景区对部分景点或项目的暂时关闭，节省保养维护成本用于对冲汇率风险，进而降低旅游服务出口，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状态。
如图9所示，2013年之前人民币兑日元汇率（X5）基本保持平稳。而2013年之后，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微弱上升，由于汇率上升引起的中国外币收入上升与日本外币收入的下降，刺激中国消费者赴日旅游的同时抑制日本旅客入境，日本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而中国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因此也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下滑的诱因之一。
四、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理论与数据选取
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是邓聚龙教授提出的因素分析方法，主要分析系统序列的几何关系，并计算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用来衡量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传统关联度计算方法主要分析各因素的几何形状，变化趋势越相近则关联度就越大，表明因素之间关联程度越高。为了克服传统关联度计算中难以反映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负向关系，孙才志 [19]、曹明霞[20]对传统关联度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新关联度能够反映出因素序列之间的正相关与负相关关系，拓宽了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相比其他因素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最大的優点在于对样本数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适用于少量样本数据的研究，同时分析过程较为简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排除序列之间复杂关系的干扰，准确提炼出母序列与子序列间的相关关系。在分析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时，文中所选取的数据为2003—2018年度数据，其时间序列较短，因此适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同时，影响因素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理论上存在负向或正向关系，因此，文章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文中将衡量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作为母因素（X0），并选取如上所述的4个核心因素作为子因素，即中日国际旅游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X1） 、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X2） 、中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度（ X3）、中日两国国民好感差异度（X4）、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变动（X5）。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文中选取 2003—2018年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统计局、贸发会议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日本统计年鉴和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
（二）实证检验
1. 根据以上假设，按照母因素和子因素的要求整理出各因素的原始数据，构建如表1所示的矩阵。
2.由于上述各因素指标形成方式不同，各指标的单位有所差别，在分析时常常采取消除单位量纲的方式进行处理，便于比较各序列。文中采用初值化法，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结果如下：
Yi（t）=Xi（t）/Xi（2003）（1）
其中i=0，1，2…5;t表示i序列相应年份的数值（t=2003，2004…2018）;再将无量纲化后的序列进行起始点零化像处理，其结果如下：
Zi（t）=Yi（t）-Yi（2003）（2）
3.计算斜率序列。参考序列Z0与比较序列Zi在区间[t-1，t]（t=2004，2005…2018）上的斜率组成Ki，即K0，K1…K5：
Ki（t）=Zi（t）-Zi（t-1）（3）
计算Z0和Zi的各个时段的斜率比值所组成的序列，其表示为：
K0j（t）=K0（t）/Kj（t）（j=1，2…5）（4）
4.对于序列K0，其变异系数为：
δ（X0）=S0K0*100%（5）
其中：K0=115*∑2018t=2004k0t（6）
S0=115*∑2008t=2004（k0t-K0）^ 2 （7） 对于序列K0i，其广义变异系数为：
ξ（X0/Xj）=S0jK0j*100%（8）
其中：K0j=115*∑2018t=2004（k0j（t））（9）
S0j=115*∑2018t=2004（k0j（t）-1）^ 2（10）
则X0和Xj的灰色关联度为：
γ（X0，Xj）=
1+|δ（X0）|1+|δ（X0）|+|ξX0Xj|，K0j≥0
-1+|δ（X0）|1+|δ（X0）|+|ξX0Xj|，K0j<0
（11）
5.灰色关联度表示各子因素序列与母序列之间的关联强度，它在（-1，1）的范围内取值，可以表示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影响程度。一般来讲，当该值为正且越接近1时，表示该子序列与母序列具有正向关联性，且关联程度较高;当该值为负且越接近-1时，表示该子序列与母序列具有负向关联性，且关联程度较高。根据公式（11）步骤计算出灰色关联度具体数值，按照其绝对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起来，来识别各指标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得到中日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各影响因素间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名，其结果如表4所示 。
（三）实证结果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计算结果可以看出，5种因素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大小排序依次为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差异、贸易市场开放差异、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以及中日间汇率变动，其中前3个因素的关联度绝对值均在0.5以上，说明这3个因素对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程度较大，是核心影响因素;而另外2个因素，即中日居民好感度差异和中日间汇率变动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关联度绝对值低于0.5，表明其影响力较低。
具体分析其实证结果如下：
第一，中日国际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大，其灰色关联度高达-0.775 0，说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程度的变化主要由两国旅游市场规模差异的变化所引起，且中日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差异度越高，则中日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
第二，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的灰色关联度高达-0.676 0，表明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水平的变化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且随着两国贸易开放差异的扩大，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逐渐降低。
第三，中日居民收入差异的灰色关联度为-0.505 9，表明中日居民收入差异的减小整体上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产生正向作用。重叠需求引导下的收入差异影响不突出可能是两阶段的综合作用的结果，2014年之前收入差异缩小是中日旅游人数和消费趋近的重要力量，而在此之后，中国赴日本旅游人数与消费超过日本，此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加剧了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趋势。
第四，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的灰色关联度为-0.415 7，表明中日政治关系变化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较小，可能在于两国政治关系往往对双方贸易量造成同向影响，但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不大。
第五，由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近年来较为稳定，汇率因素的灰色关联度仅为-0.097 3，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十分有限。
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可知，近年来日本的旅游市场规模、服务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相比之下中国却不断下降。一方面，中国旅游市场规模不足是造成两国国际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拉大的直接原因，即中国国际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较为单一，旅游服务质量低下，叠加上旅游产品国际推广力度不足，使得旅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并与日本的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的下降也成为当前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扩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市场开放措施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对服务业的开放相对滞后，在电信、旅游、运输等产业更是存在严重的垄断现象，直接导致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日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在不同时期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产生不同的作用，近年来，中国赴日本旅游人数和消费激增，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已具备发展国际旅游双边贸易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国内旅游市场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下，中国急剧扩张的旅游需求寻求于国际市场得到满足，加剧了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不平衡趋势。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中日旅游贸易发展陷入停滞，而上述3个核心因素的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中国国际旅游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3年之前，即中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中日旅游服务貿易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特征;第三阶段为2016年之后，即日本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而灰色关联分析法揭示出造成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阶段性变化的因素，即按照影响力进行排序依次为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差异度、贸易市场开放度、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中日国民好感差异、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且前3个因素影响力较高，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化发挥着核心解释作用。当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重回产业间贸易状态并且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其核心因素在于中国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贸易市场化程度不足以及旅游需求大规模外溢3个方面。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日旅游服务双边贸易雪上加霜，未来如何加强中日双边旅游服务贸易，将是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后疫情时代如何扭转中日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趋势，实现两国高质量、高水平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开拓国际旅游市场规模
中日间旅游市场规模差异是造成当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下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在中国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下降和日本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上升。近年来，日本确立“观光立国”战略，采取了推进旅游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尤其是借助承办奥运会的良机，实施了一系列利好旅游业的措施，包括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品牌塑造以及旅游消费优惠等，为大力扩大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经验，从保护旅游资源、整备旅游设施等角度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从健全外宾接待体系、构建信息化营销策略等角度加大国际旅游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国际旅游竞争力，扭转中国国际旅游市场规模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稳步推动服务业市场化，降低旅游服务贸易壁垒
中国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升产生压力，当前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开放程度，扩大外资投资市场，针对存在高贸易壁垒的服务行业如教育、金融、旅游等探索双边贸易新形式，优化国际间资源配置。其中旅游行业可以通过减轻出入境限制力度、简化出入境手续办理流程以及通过降低对旅游商的外汇管制和开业权限制等措施降低旅游消费者和旅游服务商的出入境壁垒，进一步实现对内和对外双向市场化改革，实现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健康发展方向。
（三）建立国内旅游新优势，缓和旅游需求跨境溢出
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起旅游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并大规模溢出到国际市场，成为引起现阶段中日旅游服务产业间贸易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的暴发切断了国际旅游渠道，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有利于发展国内旅游，缓和旅游需求大规模溢出。当前出行安全、便利等优势成为倡导国内游风向的短期客观因素，而长期优势的建立必须以国内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为基础，通过规范景区门票价格，完善“旅游交通”网络，规范景区各项业务经营，杜绝“宰客”现象等，为国内游营造良好旅游市场环境，引导旅游需求转向国内市场。
（四）消除中日“政治杂音”，深化两国战略合作
中日政治关系对两国旅游服务双边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影响两国居民跨境活动的偏好。2017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有所缓和，日本也表态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于2018年签订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但日美同盟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历史问题、领土纠纷以及安全领域上的冲突，成为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的阻碍，并在社会舆论放大下时常刺激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后疫情时代中日以共同抗疫为契机，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关系，妥善解决两国争端，为两国政府和民间交流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环境，推进中日旅游贸易的顺利发展。
（五）避免汇率大幅波动，稳步推进人民币市场化改革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较为稳定，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程度较小，但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显示出升值趋势。未来要避免人民币急剧升值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负向影响。中国在汇率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借鉴国际经验，以“放管”结合的手段稳步推动人民币市场化进程，防止汇率大幅度波动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造成的不利因素，改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失衡及结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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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Research on the Cor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ino-Japanese Intra Industry Trade Imbalance in Tourism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JIN Ren-shu， LU Ya-fu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s trade deficit in tourism services to Japan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makes the bilateral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even worse.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promoting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trade and strengthening 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21st century， combined with trade theory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intra industry trad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tr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overlapping demand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from inter industry to intra industry to inter industry”， showing that Chinas deficit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rket scale， market opening， and residents income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re the three cor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mbalance of intra industry trade level of tourism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bviously，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s， reduce the barriers to trade in services， establish new advantages of domestic tourism，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ra industry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China and Japan; intra industry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trade imbal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关键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贸易失衡;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2-0017-14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2.003
近年来，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与使用，众多服务的提供形式发生改变，极大地改善了服务产业的可贸易性，促使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①。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显重要。而作为传统服务贸易代表的旅游贸易由于受贸易摩擦的干扰较小，因此大力发展旅游贸易成为各国缓解新贸易壁垒、对冲贸易风险的重要手段。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国际旅游业，使国际旅游贸易发展跌入冰点。在2020年9月举行的北京服贸会上已经提出将国际旅游看成新时期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可见，后疫情时代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恢复与重启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目前中国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期，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尚未完成，资本密集型服务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占优势，因此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旅游服务贸易依然是中国获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着力点。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力发展旅游服务双边贸易，扭转旅游贸易失衡，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今后的重点课题。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其先天的地理区位和文化融通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伙伴国。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特征，同时两国所处贸易地位逐渐发生改变，表现为
日本旅游服务出口不断上升，由逆差方转变为顺差方;相反中国旅游服务进口持续扩大，由顺差方转变为逆差方。近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旅游贸易逆差呈现出扩大趋势，加剧了贸易不平衡性，不利于两
国旅游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基于中日旅游服务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提出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重构旅游服务贸易秩序及改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不平衡的对策，为实现中日旅游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对冲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提出新思路。
一、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服务贸易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签署的东京回合协议中，主要指服务行业部门的产出对其他国家居民的出售，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谈判将其进一步界定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几种形式。产业内贸易由Balassa[1]提出，描述同一产业的产品发生国家间贸易的现象，Grubel&Lloyd[2]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中将产业内贸易概括为国家间相关产品的双向贸易，并提出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来测度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成为研究产业内贸易较为系统的理论。由于服务贸易对交易媒介便利性的要求较为严格，早期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而后Markusen[3]、Francois[4]、Wong[5]等从生产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重叠需求等理论角度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动机，成为研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基础理论依据。
基于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动因，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如Donghui Li&Fanborz Moshirian[6]、Fukao[7]分别从新贸易理论和跨国投资的贸易效应出发，指出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开放度、海外直接投资等因素是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旅游服务产业的国际贸易时，Nikolaos[8]、Robertico[9]、李馨[10]、晁文琦[11]等围绕旅游消费者由于收入和成本因素导致的相似需求以及消费偏好的变化进行研究，即从客源国收入水平、交通成本、汇率波动、旅游市场规模经济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等角度揭示了引起旅游服务贸易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客源国与目的国的自然资源、文化以及政治等角度解释了两国旅游产业内贸易的核心因素，如王朝辉[12]、寇晓慧[13]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与东盟（王磊、梁奎）[14]、美国（晁文琦等）[11]、韩国（王诏怡）[15]的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情况，从区位条件、产品差异、相互需求等角度探析两国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而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大多基于贸易现状及竞争力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杜伟[16]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活动发展显著，形成了以政府为主轴，双方社团为依托的区域间多层次、多渠道旅游网络，双方旅客交往更为频繁;郑钰泓、刘畅[17]分析中日旅游基本现状，认为当前中国旅游服务出口仍存在较大潜力，中国要注重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从文化、信息化等方面入手搭建智慧旅游战略，吸引日本游客入境旅游消费。
综上所述，目前以中日旅游贸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且少量研究也以描述双方贸易现状以及旅游市场国际竞争力比较为主，而从中日旅游服務双边贸易的视角，尤其是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核心因素的研究甚少。因此，文章基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度剖析造成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补充和拓展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范式，为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规模，改善其失衡状态提出有益的对策。 二、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旅游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直观地表现为国际游客数量的大幅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加入WTO，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也带动了旅游服务产业体制改革，旅游服务贸易产品体系更加系统、专业和规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国际旅客入境人数由2003年的1140万人次上升至2018年3054万人次（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短暂下行），整体维持稳步上升趋势。然而2010年以来中国旅游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由旅游贸易顺差国逐渐转向逆差国，如图1所示，中国出境旅客数激增，带动旅游服务进口额迅速攀升，旅游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且规模持续扩大。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早，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形成，促使国民收入水平激增，使出境游达到高潮，导致日本旅游贸易的逆差。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把促进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摆脱经济衰退，拉动内需的重要措施，提出了“观光立国”的国家战略：2003年制定了“赴日旅游人数倍增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采取简化、放宽签证流程与条件、扩大消费税免税范围、提高宣传力度等。期间，仅金融危机和福岛核泄漏事件引起暂时性下滑，整体上旅游服务出口获得稳步增长。如图2所示，近年来在“新观光立国计划”引导下，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地，国际旅客入境人次大幅提升，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开始获得旅游贸易顺差，扭转了长期逆差的局面。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丰裕旅游资源以及地理相近等自然条件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基础，而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也成为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润滑剂。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赴日旅客数持续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在外部旅游环境改善和内部收入水平提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赴日旅客以及消费水平获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如图3所示，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在2008年之前获得稳定上升，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负向影响，使得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出现下滑，虽然之后短暂回升，但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露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日本国际旅游消费动力受阻，赴中国旅客以及消费水平小幅下降，近几年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Grubel&Lloyd于1975年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方法，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示为G-L=1-|Xcj|-Mcj|Xcj+Mcj|，其中Xcj、Mcj
分别表示中国对日本和日本对中国的旅游出口规模由于中日两国未公布分国别的旅游服务贸易额，此处采用估算：中国对日本旅游出口额=日本赴中国旅客人次*日本出境旅客平均消费;日本对中国旅游出口额=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次*中国出境旅客平均消费。。
如图4所示，21世纪以来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高，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后逐步下滑。以产业内贸易指数（G-L=0.5）作为划分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标准G-L指数通常是介于0与1之间，G-L指数越高表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强。当G-L=1，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完全为产业内贸易，当G-L=0，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发生的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当 0≤G-L<0.5，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间贸易; 当0.5≤G-L<1，则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内贸易。，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13年之前处于中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2013—2016年处于产业内贸易阶段;之后处于日本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具体来看，3个时期日本赴中国游客的数量和消费较为平稳，显示近年来日本游客出游性质较为稳定，而3个阶段均以寻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的旅游为主。然而，中国赴日旅客却在3个阶段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出游目的。第一阶段为2013年之前，中国游客多以追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数不高，且消费水平较低;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期间，中日游客在体验风景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在旅游地购物、娱乐等，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游客年轻化，游客数量急速上升，旅游消费水平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第三阶段为2016年之后，游客年轻化趋势加强，其数量猛增，呈现出旅游活动需求更加多元化的新趋势。
与中日旅游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相对应，中日两国的贸易差额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21世纪初期中国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较高，中日旅游处于产业间贸易阶段，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顺差，表现为非平衡贸易状态;随着中国赴日本旅客数的不断增长以及旅客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旅游贸易进入产业内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顺差逐渐收窄，两国贸易状态趋于平衡;近年来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地位开始逆转，中国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逆差，并具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贸易失衡加剧，两国旅游服务贸易也重回产业间贸易。相反，日本在中日旅游贸易中由逆差转为顺差。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8年中国赴日旅客消费支出近千亿元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2018年度访日外国游客消费动向调查结果》，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68656.pdf.访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而日本入境中国旅客消费水平较低。显然，近年来中日双方旅游贸易结构由平衡转向失衡，阻碍着两国旅游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阻断了人际交往，使全球旅游贸易进入寒冰期，2020年前8个月国际入境旅客数量下降了70%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晴雨表》， https：//www.e-unwto.org/doi/epdf/10.18111/wtobarometereng.2020.18.1.6，20.訪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中日两国的旅游贸易同样陷入“瘫痪”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旅游部和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入境旅客数下降87%，2020前8个月日本入境旅客数下降82%。显然，新冠疫情对中日两国旅游贸易产生重创，但也成为重构两国旅游贸易体系的契机。 三、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及测量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重叠需求理论是研究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产品流通的延伸，产品出口结构与可贸易量决定于本国的需求偏好，而本国需求偏好又取决于两国实际收入水平[18]。当两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接近以及对旅游产品的消费成本更接近时，两国旅游消费需求重叠部分扩大，出于满足国际旅游服务消费多样性的需要，两国旅游服务出口水平更为接近，从而引起高水平产业内贸易。当前中日两国旅游需求偏好不仅取决于两国居民收入水平，而且现实中存在的贸易壁垒、市场开放水平、两国舆情变化以及汇率波动都会引起旅游成本的变化，从而影响两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重叠需求的实现也依赖于两国产品规模充足性以及多样化生产，考虑到国家间旅游市场存在天然多样性的特征，本文主要关注国内旅游市场规模变化，即基于需求重叠理论，并结合影响其需求的几个关键要素，提出影响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
（一）中日旅游服务国际市场规模差异
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决定着一国提供国际旅游服务的能力和成本，市场规模越高往往意味着旅游产品的种类越多、其体量也大，同时在“规模经济”作用下使得旅游产业成本更低廉、旅游服务国际竞争力越强，有利于旅游服务的出口。因此，两国国际旅游服务市场规模、服务产品种类、质量以及国际竞争力、旅游服务产品的出口能力差异等越大，则越容易引起产业间贸易，反之，若两国旅游市场规模越趋一致，则两国旅游服务产品种类、质量以及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两国旅游服务提供能力与出口能力趋同，越容易引起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
文中选取中日两国国际旅游服务行业产出增加值与该国GDP 比值作为旅游服务行业规模，根据Balassa提出的相对差异指数方法A、B的相对差异指数X的计算式为：w= A/（ A+ B）;X= 1+[w*lnw+（1-w）*ln（1-w）]/ln2。计算出中日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程度（X1）。如图5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旅游产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且国际旅游市场规模亦逐渐下降，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对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不足的问题。具体来看：一方面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定制和高端旅游产品及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的旅游宣传体系发展缓慢，旅游品牌效应难以形成。相比之下，日本则不断强调旅游行业的重要性，推
出更加丰富的旅游产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尤其在“新观光立国”政策的引导下，旅游服务产品种类和质量进一步上升，国际知名度显著提高，其旅游市场规模大幅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前中国的旅游市场绝对规模大于日本，而2014年以后日本已经超过中国，其差异度也从不断缩小反转为扩大，且差异度结构也由中国大于日本反转为日本大于中国的新格局。可见，中日双方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差异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水平的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二）中日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差异
所谓贸易开放度表示一国对外市场的开放状态，其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就说明贸易壁垒较低，越能融入到国际市场经济当中。国际旅游贸易的进口国常常会采取一定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贸易壁垒，尤其通过进入人权限制、信息限制、股权限制等手段下的服务业贸易壁垒常常更具隐蔽性。例如，当游客面临更为复杂和严格的入境签证办理手续时，其对外开放程度较低，游客入境意愿下降，不利于本国旅游服务出口。于是当两國贸易开放状态相差较大时，往往产生一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而当两国贸易开放程度相近时，两国易产生产业内贸易。从理论上，当中日贸易开放度差异越小时，两国居民的入境意愿和彼此旅游服务需求越相近，即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就越高。
文中选取中日两国服务贸易总额与该国GDP比值作为各国贸易开放程度，同样通过相对差异指数方法计算出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X2）。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度呈现下滑趋势，相对于其他产业服务业市场化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主要因为运输、通信、旅游等服务业具有高垄断性质，从而抑制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日本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出现短暂下滑以外，近20年整体上保持上升趋势。日本在2006年公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明确提出了服务业发展目标，同时根据国内消费需求与国际贸易导向规范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如图6可知，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呈现出U型变化，成为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经历“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重要因素。
（三）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
在传统经济学中，“收入效应”为研究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基础，而旅游服务消费深受收入变化的影响，即收入提高引起国际旅游服务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提高。具体来看，两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能够通过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途径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另一方面消费能力的提升将打破收入因素制约下国际旅游消费需求难以满足的现象。由此中日间旅游服务双边贸易易受到两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当两国消费能力和需求趋同时，两国居民对国际旅游服务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也更趋一致，对国际旅游服务的进口水平也更接近，从而成为引起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
文中选取中日人均工资来代表两国居民收入水平，使用相对差异指数法计算出中日两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度（X3）。如图7所示，日本进入21世纪后居民收入水平有所震荡，但整体保持稳定，而中国进入21世纪后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趋势明显，20年间上涨了近8倍，与日本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居民收入起点较低，收入水平提高引起庞大的边际消费动能释放，导致中国游客出境消费迅速提升，2014年后已经超越日本出境旅客（如图2），而未来两国收入差距仍存在进一步缩小，也将进一步作用于旅游服务双边贸易。可见，中国居民收入上升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经验证明，两国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双方旅游规模和结构：当两国维持友好政治关系时，一国居民对另一国好感度上升，从而引起居民国际旅游偏好的变化。尤其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结构性矛盾，使中日之间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格局，对双方旅游的发展更加敏感和脆弱，成为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后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即2005—2006年期间因日本小泉政府在否认历史及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严重损害了中日政治关系，中日间政治摩擦频发，两国国民好感度有所下降;而2006年之后，中日间领导人会晤加速民间交流，到2010年两国国民好感度达到了高峰。然而同年中日“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转向了“政冷经寒”的新格局，尤其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博弈不断激化，日本单方面的“购岛”行为使中日民众好感度骤降，中日关系跌入了冰点。2015年之后中日两国领导人重启互访，对话窗口再次开启。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开始回暖，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好感度迅速回升，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恢复缓慢，表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
文中使用相对差异指数法计算出中日两国国民好感差异度（X4），如图8所示，随着两国国民对对方好感度的变化引起两者差异不断变化，2011年之前差异度保持低位，2012年有所扩大后又逐渐回落，在2014年之后呈现急速扩大的趋势，说明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对两国旅游服务双边贸易的影响较大。
（五）中日间汇率变动
汇率是一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在间接标价法下，本国货币汇率的升值引发出口需求的下降与进口需求的上升，由此导致的两国出口水平的相对变化将成为导致两国间贸易波动的汇率因素。同时，汇率的波动引致的汇率风险也成为跨国贸易活动关注的焦点，出口商为了对冲汇率不确定性则选择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的产品的生产，引起产量和出口的下降。对旅游服务产业而言，一方面汇率的变化引起一国消费者进行国际旅游消费成本的变化，从而影响对国际旅游服务的需求，影响两国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另一方面汇率大幅波动也会引起主要国际旅游景区对部分景点或项目的暂时关闭，节省保养维护成本用于对冲汇率风险，进而降低旅游服务出口，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状态。
如图9所示，2013年之前人民币兑日元汇率（X5）基本保持平稳。而2013年之后，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微弱上升，由于汇率上升引起的中国外币收入上升与日本外币收入的下降，刺激中国消费者赴日旅游的同时抑制日本旅客入境，日本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而中国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因此也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下滑的诱因之一。
四、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理论与数据选取
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是邓聚龙教授提出的因素分析方法，主要分析系统序列的几何关系，并计算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用来衡量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传统关联度计算方法主要分析各因素的几何形状，变化趋势越相近则关联度就越大，表明因素之间关联程度越高。为了克服传统关联度计算中难以反映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负向关系，孙才志 [19]、曹明霞[20]对传统关联度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新关联度能够反映出因素序列之间的正相关与负相关关系，拓宽了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相比其他因素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最大的優点在于对样本数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适用于少量样本数据的研究，同时分析过程较为简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排除序列之间复杂关系的干扰，准确提炼出母序列与子序列间的相关关系。在分析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时，文中所选取的数据为2003—2018年度数据，其时间序列较短，因此适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同时，影响因素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理论上存在负向或正向关系，因此，文章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文中将衡量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作为母因素（X0），并选取如上所述的4个核心因素作为子因素，即中日国际旅游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X1） 、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X2） 、中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度（ X3）、中日两国国民好感差异度（X4）、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变动（X5）。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文中选取 2003—2018年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统计局、贸发会议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日本统计年鉴和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
（二）实证检验
1. 根据以上假设，按照母因素和子因素的要求整理出各因素的原始数据，构建如表1所示的矩阵。
2.由于上述各因素指标形成方式不同，各指标的单位有所差别，在分析时常常采取消除单位量纲的方式进行处理，便于比较各序列。文中采用初值化法，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结果如下：
Yi（t）=Xi（t）/Xi（2003）（1）
其中i=0，1，2…5;t表示i序列相应年份的数值（t=2003，2004…2018）;再将无量纲化后的序列进行起始点零化像处理，其结果如下：
Zi（t）=Yi（t）-Yi（2003）（2）
3.计算斜率序列。参考序列Z0与比较序列Zi在区间[t-1，t]（t=2004，2005…2018）上的斜率组成Ki，即K0，K1…K5：
Ki（t）=Zi（t）-Zi（t-1）（3）
计算Z0和Zi的各个时段的斜率比值所组成的序列，其表示为：
K0j（t）=K0（t）/Kj（t）（j=1，2…5）（4）
4.对于序列K0，其变异系数为：
δ（X0）=S0K0*100%（5）
其中：K0=115*∑2018t=2004k0t（6）
S0=115*∑2008t=2004（k0t-K0）^ 2 （7） 对于序列K0i，其广义变异系数为：
ξ（X0/Xj）=S0jK0j*100%（8）
其中：K0j=115*∑2018t=2004（k0j（t））（9）
S0j=115*∑2018t=2004（k0j（t）-1）^ 2（10）
则X0和Xj的灰色关联度为：
γ（X0，Xj）=
1+|δ（X0）|1+|δ（X0）|+|ξX0Xj|，K0j≥0
-1+|δ（X0）|1+|δ（X0）|+|ξX0Xj|，K0j<0
（11）
5.灰色关联度表示各子因素序列与母序列之间的关联强度，它在（-1，1）的范围内取值，可以表示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影响程度。一般来讲，当该值为正且越接近1时，表示该子序列与母序列具有正向关联性，且关联程度较高;当该值为负且越接近-1时，表示该子序列与母序列具有负向关联性，且关联程度较高。根据公式（11）步骤计算出灰色关联度具体数值，按照其绝对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起来，来识别各指标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得到中日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各影响因素间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名，其结果如表4所示 。
（三）实证结果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计算结果可以看出，5种因素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大小排序依次为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差异、贸易市场开放差异、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以及中日间汇率变动，其中前3个因素的关联度绝对值均在0.5以上，说明这3个因素对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程度较大，是核心影响因素;而另外2个因素，即中日居民好感度差异和中日间汇率变动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关联度绝对值低于0.5，表明其影响力较低。
具体分析其实证结果如下：
第一，中日国际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大，其灰色关联度高达-0.775 0，说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程度的变化主要由两国旅游市场规模差异的变化所引起，且中日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差异度越高，则中日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
第二，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的灰色关联度高达-0.676 0，表明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水平的变化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且随着两国贸易开放差异的扩大，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逐渐降低。
第三，中日居民收入差异的灰色关联度为-0.505 9，表明中日居民收入差异的减小整体上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产生正向作用。重叠需求引导下的收入差异影响不突出可能是两阶段的综合作用的结果，2014年之前收入差异缩小是中日旅游人数和消费趋近的重要力量，而在此之后，中国赴日本旅游人数与消费超过日本，此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加剧了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趋势。
第四，中日国民好感度差异的灰色关联度为-0.415 7，表明中日政治关系变化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较小，可能在于两国政治关系往往对双方贸易量造成同向影响，但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不大。
第五，由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近年来较为稳定，汇率因素的灰色关联度仅为-0.097 3，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十分有限。
从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可知，近年来日本的旅游市场规模、服务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相比之下中国却不断下降。一方面，中国旅游市场规模不足是造成两国国际旅游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差异拉大的直接原因，即中国国际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较为单一，旅游服务质量低下，叠加上旅游产品国际推广力度不足，使得旅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并与日本的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的下降也成为当前中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差异度扩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市场开放措施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对服务业的开放相对滞后，在电信、旅游、运输等产业更是存在严重的垄断现象，直接导致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日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在不同时期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产生不同的作用，近年来，中国赴日本旅游人数和消费激增，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已具备发展国际旅游双边贸易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国内旅游市场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下，中国急剧扩张的旅游需求寻求于国际市场得到满足，加剧了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不平衡趋势。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中日旅游贸易发展陷入停滞，而上述3个核心因素的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中国国际旅游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3年之前，即中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中日旅游服务貿易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特征;第三阶段为2016年之后，即日本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而灰色关联分析法揭示出造成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阶段性变化的因素，即按照影响力进行排序依次为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差异度、贸易市场开放度、中日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中日国民好感差异、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且前3个因素影响力较高，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化发挥着核心解释作用。当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重回产业间贸易状态并且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其核心因素在于中国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贸易市场化程度不足以及旅游需求大规模外溢3个方面。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日旅游服务双边贸易雪上加霜，未来如何加强中日双边旅游服务贸易，将是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后疫情时代如何扭转中日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趋势，实现两国高质量、高水平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开拓国际旅游市场规模
中日间旅游市场规模差异是造成当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下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在中国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下降和日本国际旅游市场规模的上升。近年来，日本确立“观光立国”战略，采取了推进旅游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尤其是借助承办奥运会的良机，实施了一系列利好旅游业的措施，包括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品牌塑造以及旅游消费优惠等，为大力扩大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经验，从保护旅游资源、整备旅游设施等角度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从健全外宾接待体系、构建信息化营销策略等角度加大国际旅游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国际旅游竞争力，扭转中国国际旅游市场规模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稳步推动服务业市场化，降低旅游服务贸易壁垒
中国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升产生压力，当前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开放程度，扩大外资投资市场，针对存在高贸易壁垒的服务行业如教育、金融、旅游等探索双边贸易新形式，优化国际间资源配置。其中旅游行业可以通过减轻出入境限制力度、简化出入境手续办理流程以及通过降低对旅游商的外汇管制和开业权限制等措施降低旅游消费者和旅游服务商的出入境壁垒，进一步实现对内和对外双向市场化改革，实现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健康发展方向。
（三）建立国内旅游新优势，缓和旅游需求跨境溢出
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起旅游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并大规模溢出到国际市场，成为引起现阶段中日旅游服务产业间贸易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的暴发切断了国际旅游渠道，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有利于发展国内旅游，缓和旅游需求大规模溢出。当前出行安全、便利等优势成为倡导国内游风向的短期客观因素，而长期优势的建立必须以国内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为基础，通过规范景区门票价格，完善“旅游交通”网络，规范景区各项业务经营，杜绝“宰客”现象等，为国内游营造良好旅游市场环境，引导旅游需求转向国内市场。
（四）消除中日“政治杂音”，深化两国战略合作
中日政治关系对两国旅游服务双边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影响两国居民跨境活动的偏好。2017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有所缓和，日本也表态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于2018年签订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但日美同盟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历史问题、领土纠纷以及安全领域上的冲突，成为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的阻碍，并在社会舆论放大下时常刺激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后疫情时代中日以共同抗疫为契机，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关系，妥善解决两国争端，为两国政府和民间交流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环境，推进中日旅游贸易的顺利发展。
（五）避免汇率大幅波动，稳步推进人民币市场化改革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较为稳定，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影响程度较小，但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显示出升值趋势。未来要避免人民币急剧升值对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负向影响。中国在汇率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借鉴国际经验，以“放管”结合的手段稳步推动人民币市场化进程，防止汇率大幅度波动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造成的不利因素，改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失衡及结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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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Research on the Cor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ino-Japanese Intra Industry Trade Imbalance in Tourism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JIN Ren-shu， LU Ya-fu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s trade deficit in tourism services to Japan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makes the bilateral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even worse.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promoting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trade and strengthening 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21st century， combined with trade theory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intra industry trad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ino-Japanese tourism service tr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overlapping demand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from inter industry to intra industry to inter industry”， showing that Chinas deficit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rket scale， market opening， and residents income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re the three cor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mbalance of intra industry trade level of tourism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bviously，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s， reduce the barriers to trade in services， establish new advantages of domestic tourism，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ra industry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China and Japan; intra industry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s; trade imbalance;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