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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双重危机的大背景下，珠三角转入反攻，担负着为中国重新探索发展之道并冲出金融危机洪流率先复苏的双重责任，备受瞩目。
在过去的几个月，珠三角地区大动作不断。去年年底，国务院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广东省则于3个多月后即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正式吹响珠三角一体化的号角。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珠三角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之一——香港合俊集团设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的两家大型玩具企业突然倒闭。此案被业界视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的第一案”，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重重隐忧。同一天，历来被视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清淡开幕，至11月6日落幕交出最终成绩，各大企业接获的出口订单大幅缩水，成交额同比下降近两成。
在谈及《纲要》的出台背景时，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从相对落后的省份，在1978年的时候广东在全国排名24位的经济总量，到现在成为GDP超过3万亿，财政收入达到7700亿，连续19年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省份。同时，广东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面临着深刻的隐忧，怎样提高和优化广东的产业结构，转变粗放型的、外延型的、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改善人居环境，破解发展难题，“这是摆在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在此双重危机的大背景下，珠三角转入反攻，担负着为中国重新探索发展之道并冲出金融危机洪流率先复苏的双重责任，备受瞩目。
大三角中的小三角
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强调，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汪洋称没有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珠江西岸、东岸，还是广佛，这些经济区之间一定要竞争，“让它们之间有适度的竞争，这是省委、省政府促进珠三角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包括九大城市的珠三角一体化，具体分解为三大经济圈，即先将三个小三角进行整合。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经济圈建设，加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2月1日，牛年开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研讨班开班上，应邀出席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高调宣布，以生产总值计算，珠三角九市加上香港、澳门已成为世界第三都市圈，超过伦敦都市圈，仅次于美国纽约及日本东京都市圈。
随后，2月27日，深圳、惠州、东莞三市主要领导人在深圳召开联席会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打造“深莞惠经济圈”，争当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区。3月19日，“广佛同城框架协议”在两城交界的南海签署，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广佛肇经济圈”的轮廓日益清晰，将于2012年建成广佛肇城际轨道交通线，将肇庆至广州的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肇庆顺理成章地被谋划为广佛产业转移的“后花园”。“珠中江经济圈”所涉三市亦于4月签署框架性合作协议。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认为，经济圈的协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竞争阶段，就是城市各自发展。而珠三角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竞合阶段。最后，将走到协同阶段，就是后工业化时代。
也有专家对这种区域“结盟”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表示，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势力格局一旦形成，或许会成为珠三角一体化未来将要面临的重要阻力，为一体化埋下隐患。
同中求异
近年，长三角、环渤海、武汉城市群以及长株潭城市群在迅速崛起，有关人士指出，“部分创新力度已远远超出珠三角”，尤其是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经济增速2003年起开始超过珠三角，且双方差距呈扩大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珠三角的一体化具有区位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好、相对完善的城市等级体系、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等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制约的因素：一、整体上的突破，特别是实际上的一体化。不取决于经济上和地面上的联系，更重要是经济体制机制上，现在财政分帐吃饭，GDP核算体系和政绩的考核体系、干部人事的管理和任免体制等等。
二、产业的融合、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等的一体化难度比较大。现在同质化的问题是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的问题。电信的同城和异地体制的束缚也需要突破。
第三、就是竞争的问题，现在珠三角的竞争恐怕大于合作，这也是需要解决的。
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说，一体化的核心就是因为九个单打冠军，只有把九个单打冠军变成团体冠军才能在世界上进行更大力量的竞争和发展。如今，从东莞到深圳很多条路是没有接通的， 而且流通的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之所以有一体化的要求，就是希望将来的产业从工厂出来，到运输储存的仓库最快捷的实现整个生产环节。同时，因为流动也能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个厂出行的距离多了，会产生新的需求。
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导致边缘地区衰退。高端的资源向中心城市，低端资源往周边城市走，如果是不加引导的话，富者会更富，弱者更弱。如广佛肇一体化，如果肇庆经济无法跟上珠三角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可能造成高端资源向广州流动，低端资源向肇庆流动，很多肇庆有钱的高端置业者会去广州买房子。
另外，城市里面环境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生活成本高的问题等等，也会越来越多。比如，对落后城市而言，一体化以后抹平了成本的障碍，会带来一些人口的外迁，这样一些落后地区新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所谓的三旧改造反倒成为严重问题。
为此，宋劲松提出珠三角一体化的存异之途：城市的特色化发展路径。他对于发展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有很好的多元化的发展机制，香港的金融业，深圳的高新产业，广州的会展业，佛山的制造业都出现非常好互补的时候，认识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整合，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中国其它地区达不到的。
行政变局
观察人士指出，此前的区域竞争中，珠三角地区纷纷“自立为王”，群雄并立。
各城市不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局来正确定位，都想当中心。在国际机场港口建设上，在如此狭小范围内已有五个国际机场五个大港口，机场与港口的密度远远超出长三角，一些城市还要建。广州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每年有两届“广交会”，深圳近年又办“高交会”，东莞再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雷同，群雄争斗，资源浪费降低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为加速区域整合，自2000年以来，珠三角曾进行过几次行政区划调整，如广州“南拓北优、东进西联”收编番禺、花都、南沙和2002年顺德、南海撤市设区并入佛山。但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未取得过实质性突破。
前述弊端在珠三角地区显露无遗，即是催生一体化呼声的动力，也成为莫大的阻力。
汪洋指出，行政藩篱是阻碍不同地理区域间合作、融合的主因。珠三角各市都有自己面临的独特问题，这使得各地响应一体化战略的问题排序也互不相同。推动一体化进程要回应不同的利益考虑，需要有效率的协调机构，听取各地的发展诉求。
最受瞩目的广佛同城化，于3月19日签署协议，引人注目地提出改革现有行政区划下的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体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合作机制……着力构建与同城化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实现两地规则一体化”。 包括研究“建立两市经济利益分配协调机制，探索和推进有利于同城化的财税分配规则体系”，试行“两市政府公务员交流和相互兼职制度”。有分析人士对此寄望甚高，认为此两项改革如能落实，地区间市场壁垒的破除将是应有之义。
按照协议规划，两市将建立三级协调机构，分别为由两市书记及市长参与的领导小组、由两市市长牵头、相关领导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等专责小组。但仍有分析人士对此感到担忧，认为没有更高一级的协调机构，将很难高效地解决深层次矛盾，最后导致决策的出台不利全局发展，或演变成两地的博弈与谈判。
汪洋建议，可以考虑成立“珠三角区域发展协调中心”之类的机构，行使有关的规划和协调职能，使城市间的融合在统一的机制下进行。各地政府牵头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在相关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在交通、建设、环保、规划等方面沟通协调，切入点可以是尽快连接城市边界的断头路，撤除普通公路收费站，减少高速公路收费站，搞好不同城市间公交线路的接驳，尝试开展城际巴士公交化等。
广东商学院教授、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徐印州赞同在两市之上建立协调机构。但他同时认为，在国家精简行政层级的思路下，要设置这样的机构几乎不可能，因此，需要广东启用新思维来解决这一难题。
“西岸时间”
《纲要》发布不久，中山市小榄镇一家投资20多年的港资企业老板就辗转找到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探讨《纲要》对中山的影响，得出“这是中山及中山企业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后，该老板决定留在中山继续发展。
在此番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西岸城市相较东岸更具信心与热情。中共中山市委机关报《中山日报》4月15日一篇文章指提出，“珠三角发展步入‘西岸时间’”。
《纲要》对发展相对充分的东岸强调的是“优化布局”，对发展还不充分的西岸强调的是“提升发展”。
珠江口西岸包括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五市，由于香港没有陆路交通直达，内部交通条件相对滞后，与珠江口东岸深圳、东莞相比，珠江口西岸开发还不充分，江门、肇庆发展相对滞后。多年来，“内外部交通路径不畅”的珠海一直期望建设港珠澳大桥，直接接受香港经济辐射，并最终通过《纲要》将美梦成真。
从珠江口东岸发展来看，经过30年改革开放，珠江口东岸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越来越有限，需要向待开发土地资源丰富的珠江口西岸拓展发展空间，因此，深圳市早早谋划建设深中通道，期望与珠江口西岸经济发达的中山相连，进而向西岸腹地延伸。《纲要》将“中山至深圳跨珠江口通道”纳入建设重点，成为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棋子。分析认为，广东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以及广东未来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可能由珠江口东岸向西岸转移，依托西岸丰富的资源承载产业转移，刺激新产业诞生。
从东岸到西岸，珠江口两岸的发展地位在30年之后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纳入《纲要》的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均直通西岸，西岸成为珠三角拓展的新空间，《纲要》提出“珠江口西岸地区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专家指出，在三大经济圈中，广佛肇经济圈和深莞惠经济圈分别有广州和深圳担起龙头角色，可望借助其强大辐射能力，带动经济圈发展。惟珠中江经济圈缺少大城市的带动效应，珠海作为区域龙头，因目前尚处于珠三角交通末梢，强大的港口物流优势无从显现，又缺乏带动能力强的产业体系，需要与中山、江门联手做大，三市的合作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几个城市间充分利用优势互补，在更大区域内谋求产业布局和资源共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合理流动。
香港机会
对于珠三角一体化，香港、澳门地区也普遍寄予厚望。《纲要》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澳门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合作的规划，到2020年把珠三角地区建成粤港澳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观察人士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受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转型和优化升级，需要引进港澳的现代服务业；香港面临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服务业向珠三角延伸和拓展空间；澳门面临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在金融风暴和国内相关出入境政策调整下显得更加窘迫。三者间的合作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据悉，每年广东召开港澳知名人士座谈会，他们对深化粤港澳合作都表达了强烈愿望；近几年来，港澳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都突出强调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三地合作已成粤港澳主流民意。
然而，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中，粤港澳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一直以来有人担心，深化粤港澳合作，广东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会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地位；一些人还对三地间社会观念、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存在担忧。
再者是体制机制上存在差异。首先是三地政府在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上不一样，对合作项目实施步骤不同，往往广东推动力度大、实施快而港澳组织实施程序多、效率较低；其次三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司法等方面的资质认证、职业资格和评估标准差别较大，在税收方面也有较大不同；三是三方在合作的自主权上不同，广东自主权较小，需层层审批，而港澳方面则需经过繁复的法定程序后由立法会批准，这就增加了三地相互沟通和协作的成本与难度。
《纲要》“路线图”已为这些挑战指明了一定方向。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曾表示，《纲要》肯定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粤港澳三地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扩大就合作事宜进行自主协商的范围。
今年3月港珠澳大桥先后启动了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融资渠道、发布设计招标公告，讨论长达25年之久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进入快速通道。有关专家指出，加大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接这一项，远不止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使三地的人口、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三地的港口、码头、机场等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流动的重要举措。
广东方面也已将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分成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三层面实施。
近期目标：用5年左右的时间，促使港澳服务业能便利进入珠三角；港澳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顺利过渡；开发横琴岛、建设港珠澳大桥、三地金融合作和创新、共建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全面启动等。
中期目标：用10年时间，实现区内要素流动快速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区域经济国际化、运行机制市场化；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澳门是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和区域性商务服务平台地位，广东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
远期目标：粤港澳实现全面融合，形成粤港澳共同市场。
自今年2月起，粤港、粤澳方面已各自在联席会议的框架下分别成立联络协调小组，有关的联络协调小组会负责协调各个粤港、粤澳合作领域的专责小组和相关部门，定出落实《纲要》的策略和目标，及时检讨工作进度。
在过去的几个月，珠三角地区大动作不断。去年年底，国务院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广东省则于3个多月后即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正式吹响珠三角一体化的号角。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珠三角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之一——香港合俊集团设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的两家大型玩具企业突然倒闭。此案被业界视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的第一案”，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重重隐忧。同一天，历来被视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清淡开幕，至11月6日落幕交出最终成绩，各大企业接获的出口订单大幅缩水，成交额同比下降近两成。
在谈及《纲要》的出台背景时，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从相对落后的省份，在1978年的时候广东在全国排名24位的经济总量，到现在成为GDP超过3万亿，财政收入达到7700亿，连续19年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省份。同时，广东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面临着深刻的隐忧，怎样提高和优化广东的产业结构，转变粗放型的、外延型的、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改善人居环境，破解发展难题，“这是摆在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在此双重危机的大背景下，珠三角转入反攻，担负着为中国重新探索发展之道并冲出金融危机洪流率先复苏的双重责任，备受瞩目。
大三角中的小三角
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强调，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汪洋称没有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珠江西岸、东岸，还是广佛，这些经济区之间一定要竞争，“让它们之间有适度的竞争，这是省委、省政府促进珠三角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包括九大城市的珠三角一体化，具体分解为三大经济圈，即先将三个小三角进行整合。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经济圈建设，加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2月1日，牛年开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研讨班开班上，应邀出席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高调宣布，以生产总值计算，珠三角九市加上香港、澳门已成为世界第三都市圈，超过伦敦都市圈，仅次于美国纽约及日本东京都市圈。
随后，2月27日，深圳、惠州、东莞三市主要领导人在深圳召开联席会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打造“深莞惠经济圈”，争当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区。3月19日，“广佛同城框架协议”在两城交界的南海签署，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广佛肇经济圈”的轮廓日益清晰，将于2012年建成广佛肇城际轨道交通线，将肇庆至广州的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肇庆顺理成章地被谋划为广佛产业转移的“后花园”。“珠中江经济圈”所涉三市亦于4月签署框架性合作协议。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认为，经济圈的协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竞争阶段，就是城市各自发展。而珠三角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竞合阶段。最后，将走到协同阶段，就是后工业化时代。
也有专家对这种区域“结盟”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表示，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势力格局一旦形成，或许会成为珠三角一体化未来将要面临的重要阻力，为一体化埋下隐患。
同中求异
近年，长三角、环渤海、武汉城市群以及长株潭城市群在迅速崛起，有关人士指出，“部分创新力度已远远超出珠三角”，尤其是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经济增速2003年起开始超过珠三角，且双方差距呈扩大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珠三角的一体化具有区位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好、相对完善的城市等级体系、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等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制约的因素：一、整体上的突破，特别是实际上的一体化。不取决于经济上和地面上的联系，更重要是经济体制机制上，现在财政分帐吃饭，GDP核算体系和政绩的考核体系、干部人事的管理和任免体制等等。
二、产业的融合、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等的一体化难度比较大。现在同质化的问题是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的问题。电信的同城和异地体制的束缚也需要突破。
第三、就是竞争的问题，现在珠三角的竞争恐怕大于合作，这也是需要解决的。
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说，一体化的核心就是因为九个单打冠军，只有把九个单打冠军变成团体冠军才能在世界上进行更大力量的竞争和发展。如今，从东莞到深圳很多条路是没有接通的， 而且流通的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之所以有一体化的要求，就是希望将来的产业从工厂出来，到运输储存的仓库最快捷的实现整个生产环节。同时，因为流动也能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个厂出行的距离多了，会产生新的需求。
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导致边缘地区衰退。高端的资源向中心城市，低端资源往周边城市走，如果是不加引导的话，富者会更富，弱者更弱。如广佛肇一体化，如果肇庆经济无法跟上珠三角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可能造成高端资源向广州流动，低端资源向肇庆流动，很多肇庆有钱的高端置业者会去广州买房子。
另外，城市里面环境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生活成本高的问题等等，也会越来越多。比如，对落后城市而言，一体化以后抹平了成本的障碍，会带来一些人口的外迁，这样一些落后地区新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所谓的三旧改造反倒成为严重问题。
为此，宋劲松提出珠三角一体化的存异之途：城市的特色化发展路径。他对于发展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有很好的多元化的发展机制，香港的金融业，深圳的高新产业，广州的会展业，佛山的制造业都出现非常好互补的时候，认识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整合，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中国其它地区达不到的。
行政变局
观察人士指出，此前的区域竞争中，珠三角地区纷纷“自立为王”，群雄并立。
各城市不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局来正确定位，都想当中心。在国际机场港口建设上，在如此狭小范围内已有五个国际机场五个大港口，机场与港口的密度远远超出长三角，一些城市还要建。广州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每年有两届“广交会”，深圳近年又办“高交会”，东莞再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雷同，群雄争斗，资源浪费降低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为加速区域整合，自2000年以来，珠三角曾进行过几次行政区划调整，如广州“南拓北优、东进西联”收编番禺、花都、南沙和2002年顺德、南海撤市设区并入佛山。但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未取得过实质性突破。
前述弊端在珠三角地区显露无遗，即是催生一体化呼声的动力，也成为莫大的阻力。
汪洋指出，行政藩篱是阻碍不同地理区域间合作、融合的主因。珠三角各市都有自己面临的独特问题，这使得各地响应一体化战略的问题排序也互不相同。推动一体化进程要回应不同的利益考虑，需要有效率的协调机构，听取各地的发展诉求。
最受瞩目的广佛同城化，于3月19日签署协议，引人注目地提出改革现有行政区划下的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体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合作机制……着力构建与同城化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实现两地规则一体化”。 包括研究“建立两市经济利益分配协调机制，探索和推进有利于同城化的财税分配规则体系”，试行“两市政府公务员交流和相互兼职制度”。有分析人士对此寄望甚高，认为此两项改革如能落实，地区间市场壁垒的破除将是应有之义。
按照协议规划，两市将建立三级协调机构，分别为由两市书记及市长参与的领导小组、由两市市长牵头、相关领导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等专责小组。但仍有分析人士对此感到担忧，认为没有更高一级的协调机构，将很难高效地解决深层次矛盾，最后导致决策的出台不利全局发展，或演变成两地的博弈与谈判。
汪洋建议，可以考虑成立“珠三角区域发展协调中心”之类的机构，行使有关的规划和协调职能，使城市间的融合在统一的机制下进行。各地政府牵头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在相关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在交通、建设、环保、规划等方面沟通协调，切入点可以是尽快连接城市边界的断头路，撤除普通公路收费站，减少高速公路收费站，搞好不同城市间公交线路的接驳，尝试开展城际巴士公交化等。
广东商学院教授、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徐印州赞同在两市之上建立协调机构。但他同时认为，在国家精简行政层级的思路下，要设置这样的机构几乎不可能，因此，需要广东启用新思维来解决这一难题。
“西岸时间”
《纲要》发布不久，中山市小榄镇一家投资20多年的港资企业老板就辗转找到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探讨《纲要》对中山的影响，得出“这是中山及中山企业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后，该老板决定留在中山继续发展。
在此番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西岸城市相较东岸更具信心与热情。中共中山市委机关报《中山日报》4月15日一篇文章指提出，“珠三角发展步入‘西岸时间’”。
《纲要》对发展相对充分的东岸强调的是“优化布局”，对发展还不充分的西岸强调的是“提升发展”。
珠江口西岸包括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五市，由于香港没有陆路交通直达，内部交通条件相对滞后，与珠江口东岸深圳、东莞相比，珠江口西岸开发还不充分，江门、肇庆发展相对滞后。多年来，“内外部交通路径不畅”的珠海一直期望建设港珠澳大桥，直接接受香港经济辐射，并最终通过《纲要》将美梦成真。
从珠江口东岸发展来看，经过30年改革开放，珠江口东岸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越来越有限，需要向待开发土地资源丰富的珠江口西岸拓展发展空间，因此，深圳市早早谋划建设深中通道，期望与珠江口西岸经济发达的中山相连，进而向西岸腹地延伸。《纲要》将“中山至深圳跨珠江口通道”纳入建设重点，成为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棋子。分析认为，广东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以及广东未来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可能由珠江口东岸向西岸转移，依托西岸丰富的资源承载产业转移，刺激新产业诞生。
从东岸到西岸，珠江口两岸的发展地位在30年之后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纳入《纲要》的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均直通西岸，西岸成为珠三角拓展的新空间，《纲要》提出“珠江口西岸地区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专家指出，在三大经济圈中，广佛肇经济圈和深莞惠经济圈分别有广州和深圳担起龙头角色，可望借助其强大辐射能力，带动经济圈发展。惟珠中江经济圈缺少大城市的带动效应，珠海作为区域龙头，因目前尚处于珠三角交通末梢，强大的港口物流优势无从显现，又缺乏带动能力强的产业体系，需要与中山、江门联手做大，三市的合作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几个城市间充分利用优势互补，在更大区域内谋求产业布局和资源共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合理流动。
香港机会
对于珠三角一体化，香港、澳门地区也普遍寄予厚望。《纲要》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澳门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合作的规划，到2020年把珠三角地区建成粤港澳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观察人士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受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转型和优化升级，需要引进港澳的现代服务业；香港面临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服务业向珠三角延伸和拓展空间；澳门面临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在金融风暴和国内相关出入境政策调整下显得更加窘迫。三者间的合作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据悉，每年广东召开港澳知名人士座谈会，他们对深化粤港澳合作都表达了强烈愿望；近几年来，港澳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都突出强调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三地合作已成粤港澳主流民意。
然而，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中，粤港澳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一直以来有人担心，深化粤港澳合作，广东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会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地位；一些人还对三地间社会观念、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存在担忧。
再者是体制机制上存在差异。首先是三地政府在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上不一样，对合作项目实施步骤不同，往往广东推动力度大、实施快而港澳组织实施程序多、效率较低；其次三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司法等方面的资质认证、职业资格和评估标准差别较大，在税收方面也有较大不同；三是三方在合作的自主权上不同，广东自主权较小，需层层审批，而港澳方面则需经过繁复的法定程序后由立法会批准，这就增加了三地相互沟通和协作的成本与难度。
《纲要》“路线图”已为这些挑战指明了一定方向。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曾表示，《纲要》肯定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粤港澳三地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扩大就合作事宜进行自主协商的范围。
今年3月港珠澳大桥先后启动了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融资渠道、发布设计招标公告，讨论长达25年之久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进入快速通道。有关专家指出，加大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接这一项，远不止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使三地的人口、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三地的港口、码头、机场等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流动的重要举措。
广东方面也已将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分成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三层面实施。
近期目标：用5年左右的时间，促使港澳服务业能便利进入珠三角；港澳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顺利过渡；开发横琴岛、建设港珠澳大桥、三地金融合作和创新、共建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全面启动等。
中期目标：用10年时间，实现区内要素流动快速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区域经济国际化、运行机制市场化；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澳门是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和区域性商务服务平台地位，广东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
远期目标：粤港澳实现全面融合，形成粤港澳共同市场。
自今年2月起，粤港、粤澳方面已各自在联席会议的框架下分别成立联络协调小组，有关的联络协调小组会负责协调各个粤港、粤澳合作领域的专责小组和相关部门，定出落实《纲要》的策略和目标，及时检讨工作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