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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当我和前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会长约翰·赫顿（何立强）先生见面交谈时，恰逢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纪念的日子；而不久前当我和现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文·欧伦斯先生坐在一起的时候，电视新闻正在滚动播放着中共十七大开幕的消息。一再有如此重要的事件做背景，是历史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巧合。
他的一生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巧合
说到巧合，欧伦斯先生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并与中国有如此这般亲密的关系，正是从一系列巧合开始的。
欧伦斯读大学期间，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欧伦斯是个坚决的反战者，出于对政府越南政策的反思，他曾立志攻读越南语，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却对他说，越战迟早会结束，如果你真的对东亚地区感兴趣的话，还是学中文用处大一些。
这位教授和欧伦斯的谈话也就一分多钟，也没有什么深邃的分析，但欧伦斯的人生道路就这么一下出现拐点。第二天，他就到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填了一些表格，不久便获得到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的机会。
在哈佛，欧伦斯直接受业的导师是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欧伦斯并没有怎么深思，就把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中共领袖对美态度及政策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当他在图书馆看了大量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那个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在那段时间发表的文章和社论后，欧伦斯感到“美国在那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印象里并不坏，并没有被划为敌人，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透露了愿意跟美国人来往与合作的很明显的意向。”
欧伦斯认为：美国政府后来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为敌，是美国那时的决策者没有认真研究分析中共的态度和意向，因而作出了中国若由共产党掌权将成为苏联一个新卫星国的错误判断。这个错误判断不仅导致了朝鲜战争，还造成了美中20余年没有建立起正常关系。
欧伦斯选择这一题目做研究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中、美、苏三国处在新的关系变化与调整当口，彼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悄然谋划美中关系的破冰之旅。欧伦斯的论文在分析美国的历史错误时，提出了即时的美国还会不会再犯错误的疑问。
“导师费正清对我做这个研究很支持。可当时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怎么思考起尼克松、基辛格这等决策角色正在思考的问题来了呢？”追溯起30多年前的这件事，欧伦斯觉得只能归诸巧合。
20多岁做了50岁的人才有资格做的事
巧合依然在继续，如果说前面所讲的与中国相关的巧合还属于务虚性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实在的了。
欧伦斯在哈佛大学拿到的是中国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的许多同窗都到一些知名的公司或律师事务所工作，可以拿到比较优厚的薪酬。但他却选择进入美国政府工作，薪酬仅为同窗们的五分之一。
欧伦斯到美国国务院后，因为懂中文被安排在亚太地区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部门工作。此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正在谋求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因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有人对此极力阻挠，为确保中美建交谈判成功，行事极为保密，除了总统、副总统、国务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外，再没有涉事者。
欧伦斯的直接领导霍尔布鲁克是极少数涉事者之一，他负责根据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意图具体起草电报；从国务院的角度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保持联系，把谈判中的分歧问题集中在华盛顿处理掉。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许多事情涉及法律问题，其解决方式也要有法律的依据。例如，建交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出在台军队和设施；在此后如何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如何继续向美国在台湾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如何使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等问题，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需要拟定新的法律文件来保障。这些程序的准备工作，文件的起草，也都要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作为亚太事务局法律顾问处官员的欧伦斯，被霍尔布鲁克拉进了美中建交的工作小圈子。
欧伦斯认为自己有幸成为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实际推进者之一，纯粹是巧合。一个既懂中文又了解中国历史且有法学素养的人，是工作班子正求之不得的人才。可欧伦斯当初选择学业的时候，绝没有为在某个时刻扮演如此角色做过精细的设计。
因为参与此事的工作人员太少，每个人的工作都处于超负荷状态，许多与美中建交相关的文件和法律条文的拟制都属于开创性的，欧伦斯为此竭尽心智。再看看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卡特总统已55岁，布热津斯基50岁，霍尔布鲁克则早于他10多年进国务院，因此可以说，20多岁的青年欧伦斯做了50岁的人才有资格做的工作。这段跻身于成熟政治家群体并承担国事重任的难得经历，对欧伦斯后来从事政治活动起到了极好的铺垫作用。
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变化是政治界常态，当卡特竞选连任失利后，欧伦斯离开了国务院，回到纽约做律师，他与中国的联系也随之密切起来。他受邀到北京给北京市政府官员上课，讲授美国的合同法等法规，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华帮助中国官员了解外部世界的美国人之一。接着，他又代表第一批外国投资者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企业合资谈判，北京长城饭店就是谈成的项目之一。
后来他直接投身金融商务领域，成为金融巨头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1987年到1990年间他出任公司的亚洲部总裁。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宽频通讯公司。在金融商务领域，欧伦斯游刃有余。
在20多年里，他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的，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大学时期打下的中文和中国历史底子，以及参与中美建交的丰富经历，在此过程中显示出优势。而在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他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察和感悟，对美中关系发展的着眼点、实际着力点以及需要克服的难点都有所思考。
2004年5月约翰·赫顿离任，欧伦斯接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这个委员会由美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权威人士组成，致力于改善和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多数中国人知道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其在1972年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访美，使“乒乓外交”成为一段佳话。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自1966年成立以来，在美中交流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中美建交以后，该委员会曾陆续动员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促成了中美两国部分城市的市长互访。近年来，几乎每次中国高层领导人访美，该委员会都参与接待，例如2000年、2002年江泽民两度到美，2006年胡锦涛访美，委员会都举办了欢迎和会面等活动。
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时任会长的约翰·赫顿深感深化中美两国间的了解应着眼于青年，而在青年中应首先加强精英人士的交往，因此创意发起中美青年领袖论坛，为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的青年人之间的沟通对话，建立起一个平台，论坛在中美两国交替举办。
欧伦斯在许多年前就感到，让社会制度、思维方式迥异的东西方两个大国真正实现相互理解并非易事，他也认为应该首先实现两国青年精英人士的深层沟通，再通过他们影响更广大民众是一个可行的做法。让两国在各个领域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接任会长后，他投入了更大的财力支持保障了论坛的举办。
多年来与中国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欧伦斯感觉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往往把美国单一化，认为美国政府或美国国会的观点就是所有美国人的观点，不了解美国政府决策的多重因素影响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委员会在近几年里每年都组织200名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赴华盛顿参观，让他们实地了解美国政策是怎样制定的，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希望他们能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告知国内。
在美30个城市举行中国主题市民会议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关注中国、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2007年5月30日，在委员会的周密组织下，全美国20多个州的30个立法区同时举行了主题为中国的市民会议。在美国如此广泛的地区，由普通民众参与讨论中国问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每一个城市，委员会都安排了一位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现场向与会民众介绍中国发展情况和当前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议论。有好几位国会议员在他的动员下参加了这一活动。
欧伦斯还请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一同与各地市民会议参加者通过视频进行互动，直接回答市民关心的各种问题。柯庆生向市民介绍说，美中关系是建设性的，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上，同时也体现在国际事务的良好合作中，例如两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方面的合作。他特别介绍了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认为美中之间不是利益完全冲突的“零和游戏”。
这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中国和当地民众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相联系，谈中美关系对地方的影响，例如中国制造的产品来了，中国的留学生来了，会带来什么新变化。华盛顿州谈到美中经济关系中的苹果贸易问题，密苏里州谈到当地生产的大豆向中国出口的问题。
欧伦斯说：“活动并不回避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广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关心和了解，使美中关系发展有更广泛的基础。我们争取将这样的活动推到美国所有的450个立法区，这一活动明年将推展到另外60个立法区。”
我对2008年的难得机遇充满期待
在2003年欧伦斯接任会长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希尔斯女士曾说：欧伦斯对美中事务的浓厚兴趣和他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会长人选。彼时的舆论也分析说，他有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工作经验，有近30年的中国工作背景，有良好的商界关系，将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平台，作出一番更为卓越的业绩。
其实，中美关系的范围很广，不光指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还包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而海峡两岸关系，又是美中关系发展中屡屡涉及、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当我们谈论美中关系把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关注点时，就会发现欧伦斯担任这个委员会会长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
早在美中建交谈判的时候，作为一系列建交文件、法规起草人的欧伦斯，就开始涉足美国与中国的两岸关系问题，可说是美国最早思考并设法解决涉台实际问题的人之一。
在20多年的金融商务活动中，欧伦斯一直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三地都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他的宽频通讯公司的主要业务就在台湾地区。他对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台湾地区当局者及各界人士的心理状态和倾向，有着深入的观察和认知。由一个对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十分熟悉的人，来做美中关系的工作，要比只熟悉美、中各一方，或只熟悉美国和中国大陆两方的人，所作出的决策显然就会更全面，就会有一些更值得听取的、更现实的见解。
直到最近，欧伦斯还与台湾地区的一些重要人士有过接触。在询问了欧伦斯对2008年台湾地区竞选热门人物的简单看法后，笔者请欧伦斯在考虑海峡两岸因素的前提下对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高见，欧伦斯未加思索便说道：“2008年可能将是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朝理想方向发展的重要一年，我对在2008年8月以后可能闪现的机遇十分期待。”
欧伦斯接着分析说：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中国的领导核心将更加团结巩固，将进入一个更有所作为的时期；2008年年初，台湾地区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美国也进入大选之年，2008年也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在未知的当选者中蕴藏着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的积极愿望，“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机遇是不多见的，因此我对这难得的机遇以及理想的实现，充满期待。我也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这历史机遇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的一生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巧合
说到巧合，欧伦斯先生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并与中国有如此这般亲密的关系，正是从一系列巧合开始的。
欧伦斯读大学期间，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欧伦斯是个坚决的反战者，出于对政府越南政策的反思，他曾立志攻读越南语，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却对他说，越战迟早会结束，如果你真的对东亚地区感兴趣的话，还是学中文用处大一些。
这位教授和欧伦斯的谈话也就一分多钟，也没有什么深邃的分析，但欧伦斯的人生道路就这么一下出现拐点。第二天，他就到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填了一些表格，不久便获得到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的机会。
在哈佛，欧伦斯直接受业的导师是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欧伦斯并没有怎么深思，就把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中共领袖对美态度及政策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当他在图书馆看了大量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那个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在那段时间发表的文章和社论后，欧伦斯感到“美国在那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印象里并不坏，并没有被划为敌人，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透露了愿意跟美国人来往与合作的很明显的意向。”
欧伦斯认为：美国政府后来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为敌，是美国那时的决策者没有认真研究分析中共的态度和意向，因而作出了中国若由共产党掌权将成为苏联一个新卫星国的错误判断。这个错误判断不仅导致了朝鲜战争，还造成了美中20余年没有建立起正常关系。
欧伦斯选择这一题目做研究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中、美、苏三国处在新的关系变化与调整当口，彼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悄然谋划美中关系的破冰之旅。欧伦斯的论文在分析美国的历史错误时，提出了即时的美国还会不会再犯错误的疑问。
“导师费正清对我做这个研究很支持。可当时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怎么思考起尼克松、基辛格这等决策角色正在思考的问题来了呢？”追溯起30多年前的这件事，欧伦斯觉得只能归诸巧合。
20多岁做了50岁的人才有资格做的事
巧合依然在继续，如果说前面所讲的与中国相关的巧合还属于务虚性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实在的了。
欧伦斯在哈佛大学拿到的是中国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的许多同窗都到一些知名的公司或律师事务所工作，可以拿到比较优厚的薪酬。但他却选择进入美国政府工作，薪酬仅为同窗们的五分之一。
欧伦斯到美国国务院后，因为懂中文被安排在亚太地区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部门工作。此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正在谋求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因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有人对此极力阻挠，为确保中美建交谈判成功，行事极为保密，除了总统、副总统、国务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外，再没有涉事者。
欧伦斯的直接领导霍尔布鲁克是极少数涉事者之一，他负责根据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意图具体起草电报；从国务院的角度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保持联系，把谈判中的分歧问题集中在华盛顿处理掉。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许多事情涉及法律问题，其解决方式也要有法律的依据。例如，建交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出在台军队和设施；在此后如何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如何继续向美国在台湾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如何使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等问题，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需要拟定新的法律文件来保障。这些程序的准备工作，文件的起草，也都要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作为亚太事务局法律顾问处官员的欧伦斯，被霍尔布鲁克拉进了美中建交的工作小圈子。
欧伦斯认为自己有幸成为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实际推进者之一，纯粹是巧合。一个既懂中文又了解中国历史且有法学素养的人，是工作班子正求之不得的人才。可欧伦斯当初选择学业的时候，绝没有为在某个时刻扮演如此角色做过精细的设计。
因为参与此事的工作人员太少，每个人的工作都处于超负荷状态，许多与美中建交相关的文件和法律条文的拟制都属于开创性的，欧伦斯为此竭尽心智。再看看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卡特总统已55岁，布热津斯基50岁，霍尔布鲁克则早于他10多年进国务院，因此可以说，20多岁的青年欧伦斯做了50岁的人才有资格做的工作。这段跻身于成熟政治家群体并承担国事重任的难得经历，对欧伦斯后来从事政治活动起到了极好的铺垫作用。
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变化是政治界常态，当卡特竞选连任失利后，欧伦斯离开了国务院，回到纽约做律师，他与中国的联系也随之密切起来。他受邀到北京给北京市政府官员上课，讲授美国的合同法等法规，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华帮助中国官员了解外部世界的美国人之一。接着，他又代表第一批外国投资者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企业合资谈判，北京长城饭店就是谈成的项目之一。
后来他直接投身金融商务领域，成为金融巨头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1987年到1990年间他出任公司的亚洲部总裁。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宽频通讯公司。在金融商务领域，欧伦斯游刃有余。
在20多年里，他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的，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大学时期打下的中文和中国历史底子，以及参与中美建交的丰富经历，在此过程中显示出优势。而在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他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察和感悟，对美中关系发展的着眼点、实际着力点以及需要克服的难点都有所思考。
2004年5月约翰·赫顿离任，欧伦斯接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这个委员会由美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权威人士组成，致力于改善和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多数中国人知道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其在1972年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访美，使“乒乓外交”成为一段佳话。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自1966年成立以来，在美中交流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中美建交以后，该委员会曾陆续动员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促成了中美两国部分城市的市长互访。近年来，几乎每次中国高层领导人访美，该委员会都参与接待，例如2000年、2002年江泽民两度到美，2006年胡锦涛访美，委员会都举办了欢迎和会面等活动。
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时任会长的约翰·赫顿深感深化中美两国间的了解应着眼于青年，而在青年中应首先加强精英人士的交往，因此创意发起中美青年领袖论坛，为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的青年人之间的沟通对话，建立起一个平台，论坛在中美两国交替举办。
欧伦斯在许多年前就感到，让社会制度、思维方式迥异的东西方两个大国真正实现相互理解并非易事，他也认为应该首先实现两国青年精英人士的深层沟通，再通过他们影响更广大民众是一个可行的做法。让两国在各个领域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接任会长后，他投入了更大的财力支持保障了论坛的举办。
多年来与中国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欧伦斯感觉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往往把美国单一化，认为美国政府或美国国会的观点就是所有美国人的观点，不了解美国政府决策的多重因素影响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委员会在近几年里每年都组织200名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赴华盛顿参观，让他们实地了解美国政策是怎样制定的，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希望他们能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告知国内。
在美30个城市举行中国主题市民会议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关注中国、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2007年5月30日，在委员会的周密组织下，全美国20多个州的30个立法区同时举行了主题为中国的市民会议。在美国如此广泛的地区，由普通民众参与讨论中国问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每一个城市，委员会都安排了一位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现场向与会民众介绍中国发展情况和当前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议论。有好几位国会议员在他的动员下参加了这一活动。
欧伦斯还请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一同与各地市民会议参加者通过视频进行互动，直接回答市民关心的各种问题。柯庆生向市民介绍说，美中关系是建设性的，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上，同时也体现在国际事务的良好合作中，例如两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方面的合作。他特别介绍了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认为美中之间不是利益完全冲突的“零和游戏”。
这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中国和当地民众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相联系，谈中美关系对地方的影响，例如中国制造的产品来了，中国的留学生来了，会带来什么新变化。华盛顿州谈到美中经济关系中的苹果贸易问题，密苏里州谈到当地生产的大豆向中国出口的问题。
欧伦斯说：“活动并不回避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广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关心和了解，使美中关系发展有更广泛的基础。我们争取将这样的活动推到美国所有的450个立法区，这一活动明年将推展到另外60个立法区。”
我对2008年的难得机遇充满期待
在2003年欧伦斯接任会长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希尔斯女士曾说：欧伦斯对美中事务的浓厚兴趣和他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会长人选。彼时的舆论也分析说，他有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工作经验，有近30年的中国工作背景，有良好的商界关系，将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平台，作出一番更为卓越的业绩。
其实，中美关系的范围很广，不光指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还包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而海峡两岸关系，又是美中关系发展中屡屡涉及、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当我们谈论美中关系把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关注点时，就会发现欧伦斯担任这个委员会会长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
早在美中建交谈判的时候，作为一系列建交文件、法规起草人的欧伦斯，就开始涉足美国与中国的两岸关系问题，可说是美国最早思考并设法解决涉台实际问题的人之一。
在20多年的金融商务活动中，欧伦斯一直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三地都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他的宽频通讯公司的主要业务就在台湾地区。他对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台湾地区当局者及各界人士的心理状态和倾向，有着深入的观察和认知。由一个对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十分熟悉的人，来做美中关系的工作，要比只熟悉美、中各一方，或只熟悉美国和中国大陆两方的人，所作出的决策显然就会更全面，就会有一些更值得听取的、更现实的见解。
直到最近，欧伦斯还与台湾地区的一些重要人士有过接触。在询问了欧伦斯对2008年台湾地区竞选热门人物的简单看法后，笔者请欧伦斯在考虑海峡两岸因素的前提下对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高见，欧伦斯未加思索便说道：“2008年可能将是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朝理想方向发展的重要一年，我对在2008年8月以后可能闪现的机遇十分期待。”
欧伦斯接着分析说：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中国的领导核心将更加团结巩固，将进入一个更有所作为的时期；2008年年初，台湾地区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美国也进入大选之年，2008年也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在未知的当选者中蕴藏着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的积极愿望，“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机遇是不多见的，因此我对这难得的机遇以及理想的实现，充满期待。我也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这历史机遇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