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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修订作为儒家教授学生之用，在汉武帝时被奉为“经”，至此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它作为五经之一，在经学史上一直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诗传大全》作为《五经大全》之一，为明成祖责令编纂，是诗经宋学集大成之作。本文将以编纂之时的时人思想、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等方面体察《诗传大全》，力图深入分析其成书原因、选材特点及后世影响和评价。
《诗经》流传久远，最早是王者观民风所用。被保存下来后，《诗经》作为先王六艺之一，被各家学派学习和应用，再经孔子系统整理编订，成为儒家经典学说“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和传承教本。《诗经》虽经历经秦代焚书坑儒，但很好地保存下来。汉朝放开学术钳制后，讲授和研究《诗经》蔚然成风，成为汉代显学。《诗经》在流传过程中也一步步迈向经典化，直至汉武帝时期，《诗经》跟随《六经》一起被尊为“经”，至此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学说，拥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
自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通过官方修书形式统一“五经”经解的活动，并将所编书目作为科举考试的经义答题标准。第一次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孔颖达采辑汉代至唐代诸儒经说编撰《五经正义》，此属汉学系统；第二次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责令胡广负责编纂《五经大全》，此书选用宋元儒士经解，属于宋学系统。明代这次大型编书活动，是元明以来宋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并且奠定了诗经宋学的官学地位。
一、成书原因探析
《诗传大全》是明成祖时期理学敕撰书《四书五经大全》之一，由胡广主持编纂。在经学史上，这是继唐代编纂五经之后，对《诗经》文本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统一。本书为科举考试提供了一个统一文本，编成后逐步颁行全国，逐渐成为明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经典。这次修编历时仅十一个月，同时修撰的还有《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无论从成书的特定背景还是历经时间来看，此书的编修都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自元明以来，宋学在南方盛行，在元代统一之后逐渐影响整个中国，自明太祖始，更是拥有官方学术不可更改的尊崇地位。而承继父志的明成祖，对宋学的尊敬和推崇自然一以贯之。《五经大全》编修正是在宋学极为流行的社会背景思潮之下，取材也必将受到限制。
关于《诗传大全》的编修原因，前代学者研究成果多有分析论述，结论多为：明成祖用程朱理学纲纪人心，维护自己正统地位，这是政治安抚的政策需求。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继承学术传统。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需深入探究士人群体对理学的态度，以及明成祖对程朱理学的心理认同。
（一）文化因素与政治考量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帝位，同年，燕王朱棣便假借《祖训》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他此举大逆不道、有违伦常，因此称帝之后急需种种手段巩固统治，维护其政权的正当性，掩饰夺权之实。他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大兴儒学。
君主集权专制统治历朝皆有，在明代可谓登峰造极。政治专制必然造成文化思想领域专制的局面，而理学恰恰可以用于加强对思想、学术领域的控制。朱熹《诗经集传》著成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战争原因，影响仅限于南宋政权区域，到元代初年赵复北上传经，才在北方得到传播。元世祖忽必烈对赵复颇为敬重，北人也推崇，因此朱子之学传播很快，盛极一时。这个传统延续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因势利导，在洪武三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程朱理学被正式纳入官方考试，宋学继元代之后，在明代也居于主流。明成祖夺权之后，受这样的形势影响，势必将理学作为官方正统学术，以彰显其“缵承皇考太祖皇帝鸿业”的正统帝王身份。
封建社会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行为、学术都奉圣人之学“儒学”为标杆，因此明成祖皇位来之不正，仍有许多反对之声。对此，明成祖朱棣选择以文化策略来构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尊孔崇儒，广揽文士，展现出极大友好，力图取得掌握文化力量的士人阶层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采用霹雳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杀。朱棣对待儒士有三个标准。对于反对者，铁血镇压，例如，著名建文帝遗臣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诏被杀，且亲族被株连；对于虽不愿入仕，却也并不反对自己的儒士，则展现其宽容态度；至于自覺迎附于他又有一定才能的文士，则委以重用，如修《五经大全》的胡广。
掌握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还不够，朱棣竭力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并试图借这一最具权威性的理论来论证其帝位的合理合法性，尽管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暴力且违反伦常。这一思想反映在他的做法上，便是修编《五经大全》。《五经大全》始修于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于次年九月完成，历时仅十一个月。历时如此之短，要求如此迫切，可见修书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朱棣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巩固权力的考量，而并非专注于学术。朱棣评价这部书：“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此书载宋元诸儒学说，涵盖了宋元以来的理学思想，极有助于明道正心，稳固统治。
（二）理学内核符合政治统治
自元代以来，程朱理学颇受拥戴，社会上下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标准为日常行为准则。明成祖也大力推行儒学，并认为“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君臣父子伦常之道是他登位的最大舆论阻力，也是他收归人心、加强统治的最大助力。他希望通过儒学做到“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因此编写《圣学心法》，论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并写序言冠于卷首，此书备载“帝王道德之要”，颇合儒家伦理道德要求。
同理，朱棣敕令编写《五经大全》的思想和目的也十分明显，所谓“由是穷礼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于天下”，他希望规范学术，统一思想，能够使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他所用，所作所为皆符合圣人君臣之论。朱棣在尊重崇敬儒学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利用了儒学，他编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程朱理学纲纪人心，巩固皇权，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正是因为理学对于思想行为的规范，恰能满足朱棣此时的利益需求。 此外，理学内核及其自身特点也是朱棣选择它的重要原因。理学早已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其精神内核也早已被认同和肯定。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约束辖制皇权的方式便是利用知识力量。例如，汉代，君权神授有着十分强烈的神学色彩，以神权制约皇权便是由士大夫阶层提出；宋代优待文人，发扬科举取士，士大夫地位不断攀升，甚至达到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知识分子便提出“理学”来制约皇权。
士人迫切希望恢复思想秩序，建立能够指导政治、文化、经济等涵盖国家及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普世原则，同时也希望，他们提出的原则——“理”学能够具有超越一切的普世性，这普世性自然也包括皇帝。帝王在理学之下不应该享有特殊性，也应当受到约束。知识分子利用文化力量为自己发声，和皇权抗争，在以儒士治国的理念之下，掌握学术的阶层逐渐拥有一种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但帝王在其中并不只是平衡和斗争，同时也可以从中受益，如朱棣。无论朱棣的皇位来路如何不正，手段残暴被人诟病，人们却普遍认同他是一位英明君主。他以理学规范为准则要求自己，所作所为力求符合“理”的标准，甚至以理学者自居，以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后世对朱棣理学者身份的彰显和认同显然更超过于一个篡权乱政、有悖伦理道德的奸人形象。显然，理学者身份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朱棣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有意无意中，朱棣成为大力推行理学的最大受益者。
二、《诗传大全》取材特点
明末清初，顾炎武曾提出《五经大全》的编纂“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沿袭顾炎武、朱彝尊等人对《大全》取材的批评，指责它抄袭前人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天下后世讵可欺乎”，其取材均是因循旧书。例如，《诗传大全》的编纂，它的底本是《诗传通释》，前人认为基本为抄袭之作。但人们也要同时看到，《大全》的取材是由政治环境、学术背景和修编者自身原因等诸多方面导致的。
《五经大全》是明成祖敕令编修的，他对此书编纂的方法、体例、水准等皆有明确要求，即“《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这样的体例和方式与元末新安一带理学著作采取“纂疏体”正相吻合。上节曾谈到，《诗传大全》编修的时代是宋元儒学流行的时代，此书的编纂自然也要符合时代潮流。明太祖时期已顺应潮流，以程朱理学为取士标准，朱棣亦要承父之志，此时用当时流行、精备且大部分学子都认同的“纂疏体”为底本编书，既省时省力，快速达到匡正人心的政治目的，也规范了学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朱棣的要求，同时符合大部分学子自身的利益。
《大全》的底本基本取材自元代安徽、江西一带理学著作，这是元末明初朱子学发展较突出的地方，而其特殊的纂疏体则为新安地区的学者所发扬。它以经文和朱熹注释为本，逐句附朱子《语录》及后学诸家疏解，是各经疏释著述中的成熟完备之作。因此，在编修时间如此短暂且迫切、要求如此之高的情况下，编纂者只能选择优秀底本编纂成书，这实在是无奈之下采取的最优选择。况且当时理学盛行，负责编修的学者皆是朱熹门人的支流，他们师承朱子之学，恪守家法，对宋学亦步亦趋，在此种情况下直接采取理学著述中较为精校者也是情理之中。例如，《诗传大全》便是以刘瑾的《诗传通释》为底本，他是江西人，治学渊源出自朱熹，此书大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正好符合《五经大全》的编纂思想，被拿来所用是自然而然的事。
胡广等人在进书《表》里也说：“惮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配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规。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大全》的修订无论是编纂目的和学术要求，还是取材和编修者，诸多方面都皆可看出是在提倡程朱理学，以“理”匡正人心，维护统治。其材料的选取范围在修书之初，其实就已经被严格确定了。
三、再论《诗传大全》的后世评价
前人对《诗传大全》的评价，多局限于抄袭前人成书，即“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例如，顾炎武定性为“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四库全书》馆臣沿袭前说也认为“小变其例而大指则全相蹈袭”。但实际上，《诗传大全》材料的选择虽以《诗集传》为蓝本，但仍增添朱善、罗复共257条《诗传通释》中所没有的条目。科举考试规定经义“以朱氏为主”，“兼用古注疏”，因此《诗传大全》的编纂是以《诗传通释》为蓝本，以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增附于后，是汇集诸儒经解编成的理学著述。顾炎武因时政黑暗、自身遗民身份较为偏激，对《大全》系列书目的评价并非完全理性，對其定性有失公允。在笔者来看，对于《诗传大全》，人们应该从多种角度综合评价，尽量做到理性客观。
人们应该看到前代的论述多站在经学角度进行评价，认为它没有新意，因循守旧，甚至全部都是抄袭而成，这样的角度单一且片面。明代确实对圣人之义发挥得少，但人们对其评价不应该只站在经学和文学的角度，也应该站在教育角度。毕竟《诗经》是中国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一，除了经学的神圣地位和文学的吟诵传承之外，历代也作教学底本之用。《诗经》在科举中一直发挥这样的功用，明代也不例外。明代，关于《诗经》的著述和成果近700篇，无论是总数还是现存数量，都远超各个朝代，包括清代。明代修编《诗传大全》，虽然为后世学者诟病，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行为确实引起诸多学者对《诗经》研究的兴趣，掀起明代研究诗经的热潮。
而四库馆臣对于其“小变其例而大指全相蹈袭”的评价也没有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体察此书的编纂。编修时间短而具有政治性，朱棣对成书有着具体的体例和内容的要求，述朱之学的主流思潮，以及编修人员本身即是朱学后裔等，诸多原因使得此书编修之初就被严格划定了范围，有着诸多限制。此书的编修要求就是以阐释朱子义理为主、兼选诸学精要，定性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而非创新之作。陈陈相因，是有其政治因素和社会思想原因的，人们应该公平看待《诗传大全》的内容，不能一味指责。
古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五经大全》编撰工程浩大，非经济富足、国泰民安不能修成。明代经济繁荣，书院兴盛，藏书、刻书的风气弥漫朝野上下，这为理学的传播和发扬提供了良好途径，也是修书采用底本的来源所在，人们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况且，《诗传大全》记载宋元诸儒学说，是宋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忽视。
（重庆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经学视野下的明代《诗经》图谱研究（项目编号：CYS17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韫菲（199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诗经》流传久远，最早是王者观民风所用。被保存下来后，《诗经》作为先王六艺之一，被各家学派学习和应用，再经孔子系统整理编订，成为儒家经典学说“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和传承教本。《诗经》虽经历经秦代焚书坑儒，但很好地保存下来。汉朝放开学术钳制后，讲授和研究《诗经》蔚然成风，成为汉代显学。《诗经》在流传过程中也一步步迈向经典化，直至汉武帝时期，《诗经》跟随《六经》一起被尊为“经”，至此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学说，拥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
自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通过官方修书形式统一“五经”经解的活动，并将所编书目作为科举考试的经义答题标准。第一次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孔颖达采辑汉代至唐代诸儒经说编撰《五经正义》，此属汉学系统；第二次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责令胡广负责编纂《五经大全》，此书选用宋元儒士经解，属于宋学系统。明代这次大型编书活动，是元明以来宋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并且奠定了诗经宋学的官学地位。
一、成书原因探析
《诗传大全》是明成祖时期理学敕撰书《四书五经大全》之一，由胡广主持编纂。在经学史上，这是继唐代编纂五经之后，对《诗经》文本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统一。本书为科举考试提供了一个统一文本，编成后逐步颁行全国，逐渐成为明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经典。这次修编历时仅十一个月，同时修撰的还有《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无论从成书的特定背景还是历经时间来看，此书的编修都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自元明以来，宋学在南方盛行，在元代统一之后逐渐影响整个中国，自明太祖始，更是拥有官方学术不可更改的尊崇地位。而承继父志的明成祖，对宋学的尊敬和推崇自然一以贯之。《五经大全》编修正是在宋学极为流行的社会背景思潮之下，取材也必将受到限制。
关于《诗传大全》的编修原因，前代学者研究成果多有分析论述，结论多为：明成祖用程朱理学纲纪人心，维护自己正统地位，这是政治安抚的政策需求。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继承学术传统。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需深入探究士人群体对理学的态度，以及明成祖对程朱理学的心理认同。
（一）文化因素与政治考量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帝位，同年，燕王朱棣便假借《祖训》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他此举大逆不道、有违伦常，因此称帝之后急需种种手段巩固统治，维护其政权的正当性，掩饰夺权之实。他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大兴儒学。
君主集权专制统治历朝皆有，在明代可谓登峰造极。政治专制必然造成文化思想领域专制的局面，而理学恰恰可以用于加强对思想、学术领域的控制。朱熹《诗经集传》著成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战争原因，影响仅限于南宋政权区域，到元代初年赵复北上传经，才在北方得到传播。元世祖忽必烈对赵复颇为敬重，北人也推崇，因此朱子之学传播很快，盛极一时。这个传统延续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因势利导，在洪武三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程朱理学被正式纳入官方考试，宋学继元代之后，在明代也居于主流。明成祖夺权之后，受这样的形势影响，势必将理学作为官方正统学术，以彰显其“缵承皇考太祖皇帝鸿业”的正统帝王身份。
封建社会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行为、学术都奉圣人之学“儒学”为标杆，因此明成祖皇位来之不正，仍有许多反对之声。对此，明成祖朱棣选择以文化策略来构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尊孔崇儒，广揽文士，展现出极大友好，力图取得掌握文化力量的士人阶层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采用霹雳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杀。朱棣对待儒士有三个标准。对于反对者，铁血镇压，例如，著名建文帝遗臣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诏被杀，且亲族被株连；对于虽不愿入仕，却也并不反对自己的儒士，则展现其宽容态度；至于自覺迎附于他又有一定才能的文士，则委以重用，如修《五经大全》的胡广。
掌握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还不够，朱棣竭力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并试图借这一最具权威性的理论来论证其帝位的合理合法性，尽管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暴力且违反伦常。这一思想反映在他的做法上，便是修编《五经大全》。《五经大全》始修于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于次年九月完成，历时仅十一个月。历时如此之短，要求如此迫切，可见修书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朱棣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巩固权力的考量，而并非专注于学术。朱棣评价这部书：“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此书载宋元诸儒学说，涵盖了宋元以来的理学思想，极有助于明道正心，稳固统治。
（二）理学内核符合政治统治
自元代以来，程朱理学颇受拥戴，社会上下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标准为日常行为准则。明成祖也大力推行儒学，并认为“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君臣父子伦常之道是他登位的最大舆论阻力，也是他收归人心、加强统治的最大助力。他希望通过儒学做到“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因此编写《圣学心法》，论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并写序言冠于卷首，此书备载“帝王道德之要”，颇合儒家伦理道德要求。
同理，朱棣敕令编写《五经大全》的思想和目的也十分明显，所谓“由是穷礼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于天下”，他希望规范学术，统一思想，能够使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他所用，所作所为皆符合圣人君臣之论。朱棣在尊重崇敬儒学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利用了儒学，他编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程朱理学纲纪人心，巩固皇权，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正是因为理学对于思想行为的规范，恰能满足朱棣此时的利益需求。 此外，理学内核及其自身特点也是朱棣选择它的重要原因。理学早已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其精神内核也早已被认同和肯定。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约束辖制皇权的方式便是利用知识力量。例如，汉代，君权神授有着十分强烈的神学色彩，以神权制约皇权便是由士大夫阶层提出；宋代优待文人，发扬科举取士，士大夫地位不断攀升，甚至达到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知识分子便提出“理学”来制约皇权。
士人迫切希望恢复思想秩序，建立能够指导政治、文化、经济等涵盖国家及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普世原则，同时也希望，他们提出的原则——“理”学能够具有超越一切的普世性，这普世性自然也包括皇帝。帝王在理学之下不应该享有特殊性，也应当受到约束。知识分子利用文化力量为自己发声，和皇权抗争，在以儒士治国的理念之下，掌握学术的阶层逐渐拥有一种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但帝王在其中并不只是平衡和斗争，同时也可以从中受益，如朱棣。无论朱棣的皇位来路如何不正，手段残暴被人诟病，人们却普遍认同他是一位英明君主。他以理学规范为准则要求自己，所作所为力求符合“理”的标准，甚至以理学者自居，以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后世对朱棣理学者身份的彰显和认同显然更超过于一个篡权乱政、有悖伦理道德的奸人形象。显然，理学者身份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朱棣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有意无意中，朱棣成为大力推行理学的最大受益者。
二、《诗传大全》取材特点
明末清初，顾炎武曾提出《五经大全》的编纂“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沿袭顾炎武、朱彝尊等人对《大全》取材的批评，指责它抄袭前人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天下后世讵可欺乎”，其取材均是因循旧书。例如，《诗传大全》的编纂，它的底本是《诗传通释》，前人认为基本为抄袭之作。但人们也要同时看到，《大全》的取材是由政治环境、学术背景和修编者自身原因等诸多方面导致的。
《五经大全》是明成祖敕令编修的，他对此书编纂的方法、体例、水准等皆有明确要求，即“《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这样的体例和方式与元末新安一带理学著作采取“纂疏体”正相吻合。上节曾谈到，《诗传大全》编修的时代是宋元儒学流行的时代，此书的编纂自然也要符合时代潮流。明太祖时期已顺应潮流，以程朱理学为取士标准，朱棣亦要承父之志，此时用当时流行、精备且大部分学子都认同的“纂疏体”为底本编书，既省时省力，快速达到匡正人心的政治目的，也规范了学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朱棣的要求，同时符合大部分学子自身的利益。
《大全》的底本基本取材自元代安徽、江西一带理学著作，这是元末明初朱子学发展较突出的地方，而其特殊的纂疏体则为新安地区的学者所发扬。它以经文和朱熹注释为本，逐句附朱子《语录》及后学诸家疏解，是各经疏释著述中的成熟完备之作。因此，在编修时间如此短暂且迫切、要求如此之高的情况下，编纂者只能选择优秀底本编纂成书，这实在是无奈之下采取的最优选择。况且当时理学盛行，负责编修的学者皆是朱熹门人的支流，他们师承朱子之学，恪守家法，对宋学亦步亦趋，在此种情况下直接采取理学著述中较为精校者也是情理之中。例如，《诗传大全》便是以刘瑾的《诗传通释》为底本，他是江西人，治学渊源出自朱熹，此书大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正好符合《五经大全》的编纂思想，被拿来所用是自然而然的事。
胡广等人在进书《表》里也说：“惮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配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规。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大全》的修订无论是编纂目的和学术要求，还是取材和编修者，诸多方面都皆可看出是在提倡程朱理学，以“理”匡正人心，维护统治。其材料的选取范围在修书之初，其实就已经被严格确定了。
三、再论《诗传大全》的后世评价
前人对《诗传大全》的评价，多局限于抄袭前人成书，即“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例如，顾炎武定性为“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四库全书》馆臣沿袭前说也认为“小变其例而大指则全相蹈袭”。但实际上，《诗传大全》材料的选择虽以《诗集传》为蓝本，但仍增添朱善、罗复共257条《诗传通释》中所没有的条目。科举考试规定经义“以朱氏为主”，“兼用古注疏”，因此《诗传大全》的编纂是以《诗传通释》为蓝本，以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增附于后，是汇集诸儒经解编成的理学著述。顾炎武因时政黑暗、自身遗民身份较为偏激，对《大全》系列书目的评价并非完全理性，對其定性有失公允。在笔者来看，对于《诗传大全》，人们应该从多种角度综合评价，尽量做到理性客观。
人们应该看到前代的论述多站在经学角度进行评价，认为它没有新意，因循守旧，甚至全部都是抄袭而成，这样的角度单一且片面。明代确实对圣人之义发挥得少，但人们对其评价不应该只站在经学和文学的角度，也应该站在教育角度。毕竟《诗经》是中国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一，除了经学的神圣地位和文学的吟诵传承之外，历代也作教学底本之用。《诗经》在科举中一直发挥这样的功用，明代也不例外。明代，关于《诗经》的著述和成果近700篇，无论是总数还是现存数量，都远超各个朝代，包括清代。明代修编《诗传大全》，虽然为后世学者诟病，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行为确实引起诸多学者对《诗经》研究的兴趣，掀起明代研究诗经的热潮。
而四库馆臣对于其“小变其例而大指全相蹈袭”的评价也没有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体察此书的编纂。编修时间短而具有政治性，朱棣对成书有着具体的体例和内容的要求，述朱之学的主流思潮，以及编修人员本身即是朱学后裔等，诸多原因使得此书编修之初就被严格划定了范围，有着诸多限制。此书的编修要求就是以阐释朱子义理为主、兼选诸学精要，定性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而非创新之作。陈陈相因，是有其政治因素和社会思想原因的，人们应该公平看待《诗传大全》的内容，不能一味指责。
古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五经大全》编撰工程浩大，非经济富足、国泰民安不能修成。明代经济繁荣，书院兴盛，藏书、刻书的风气弥漫朝野上下，这为理学的传播和发扬提供了良好途径，也是修书采用底本的来源所在，人们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况且，《诗传大全》记载宋元诸儒学说，是宋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忽视。
（重庆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经学视野下的明代《诗经》图谱研究（项目编号：CYS17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韫菲（199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