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是实用文字，文献可以上溯到汉代。作为书法形式，远比手卷、中堂、扇面等其他形式出现得早。好的书札文辞、书写能兼二美，自是箧中之宝，现存的王羲之墨迹就基本都是书札。《汉书·陈遵传》云：“（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以为荣。”这应该是书札的收藏最早记录。现存书札墨迹应以西晋陆机《平复帖》为最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明代董其昌跋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有此数行，为希代宝。”此帖用章草写成，字难辨认。启功先生是最早全面解读《平复帖》的学者。而释读《平复帖》的启功先生的书札如今也是藏家箧中的至宝。随着时代的改变，书札渐渐远离于生活的实用领域，启先生的书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艺术形式的虞渊落日，定格着最后的辉煌。
　　因为是实用文字，启功先生的书札钢笔、毛笔兼有，启功先生曾在1986年为人题过一纸：“我用钢笔写字比毛笔写字省力地多。”所以其书札钢笔字书写的甚至更多一些。一般说来，需要郑重客气的短札多从老式规矩，毛笔竖写，于对方名讳处另起或空格，以示尊重。如果是需要详细说明的具体事务或学术讨论，则多用钢笔，甚至为了阅读方便，采用横写的形式。当然很多时候应该是兴之所至，不拘泥钢笔毛笔、竖写横写的。从文章的角度说，这些书札都是语言精美之作，修辞畅达、言简意赅，从不冗长，往往数十字、百余字即为一通。从书法角度讲，毛笔字书札传递出更多的审美信息，因而也就更为人们所关注。在书写风格上，字体清秀，结体修长，瘦硬通神，笔笔到位。用笔用墨讲究浓淡干湿相宜，字字清晰可辨，不浮滑、不游移、不做作、不夸张，展现了儒雅、静谧的书卷之气，自是“学者字的本色”。温文尔雅、从容淡定，一如其人。笔者对启功先生的书札颇感兴趣，每有所读，必有收获。约略条理一些感受，算是对启先生百年诞辰的一份纪念。
　　书札因事而为，可以充分见出作者的性格品行，赏读一封封书札时，我们可以直通作者的内心。
　　启功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因为稿约出版之需，与出版界的书信往来是常事，同他们的友情也极其深厚。启功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曾先后出版过《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和《诗文声律论稿》等诗集和诗学专著。在其书札中颇多有关出版的文字甚至排版工作的商量，如写给中华书局编辑陈抗的书札云：“其中平仄宽严一节，更承指示欠通之句。分手后反复推敲，始知其误所在。乃改写十行，另呈览。”致马云的书札云：“因底稿抄写仓卒，校对不细，平仄字样太多，时常牵混致误，已校出数处，承示者，其一也。又罄与磬古通，尚可用，陈子良隋人，与唐人陈子昂为两人。相字一作想，板本不同，似以相字为长。”皆可以看出先生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启先生比较长的信札几乎都是学术讨论的，条陈缕析，数百言而不止。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他有诙谐风趣的表达。他在致陈抗的一封书札中附言道：“抗日时有一首歌中有句云‘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拙稿中必当有荒谬错处，敬请毫不客气奋笔直改，不必细致地赐予商量也。因改歌词中‘鬼’字为‘稿’字，即请用大刀向拙稿错处砍去为荷。鬼稿双声，更有充足理由也。敬发一笑。”是不是可以说，启先生的诙谐旷达与严谨认真是他的动脉与静脉呢。启先生的诙谐幽默是世人津津乐道的，其内心深处的严谨则令人抱有更深的敬意。
　　因为严谨和认真，所以启先生的谦逊也就更出于真诚。
　　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风靡一世，所题匾额可以说遍及全国，他曾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因为他极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总是有求必应。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多，影响大。这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语，而在为人题字时往往考虑尽量让人满意，如果不合适就重写。侯刚是启功先生的助理，负责启功先生学术之外的事务性工作。启先生致侯刚书札云：“华南财团扁额已写出，请过目，如不行可再写，勿客气！”又致来新夏书札云：“许昌市志横竖各条写呈求教，如有不适于印刷处，示下重写，勿客气也。”致吴南生书札云：“高斋藏画各签写成，附函呈上。其宽度有余，装裱时可按适宜度裁窄。所写如有不合处，请示下即当重写。万勿客气。”致陈智超书札云：“文集题签敬书几条……如不合用，示下再写，勿客气。题写鄙名只为衬合版面，如不需要，即请裁去，亦勿客气。”字写得好是艺术修养的成就，为人着想、充满善意则是道德修养的光芒。
　　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整理出版了《红楼梦》程乙本，是由启功注释，周汝昌、周绍良、李易点校的。今存启先生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弥松颐的一封信，亦可以见出其先生的为人之朴诚认真。“……此外尚有一事恳求：原注稿分工经过，已详细面陈于理不应只署启功一人之名。今观现在注稿，已由尊社同志多番加工，精益求精，于旧注又提高一步，且旧注又多删并。如出版时，更万万无再署启功之名之理。倘书前述编注过程，联合记述俞、华、李、启合作之事，附书贱名，而书前则署出版社中执笔同志姓名（实际几位不妨并列）于理始妥，披诚奉陈，务希赐纳。”调整文字是编辑的职责，启先生深怕埋没了编辑的劳动，言之恳恳，其诚可感。
　　启先生的谦下是有名的，交往者由之可以领略传统礼教的遗风。在书札中称同辈为老等等都是旧时的风范。而他对别人的客气则诚恳地表示不接受。如致黄胄的书札云：“梅花卷跋写就，呈阅，敬希指正！来教措辞，何以客气乃尔，特此奉约：再有那样客气的信，所命便不执行，恐被折受损寿也。”
　　今日人们收藏启先生的书札，很少有人去从史料角度考虑其价值，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书法角度欣赏。一般说来，书家在创作时往往精力贯注，有正襟危坐的意概，写信的时候精神主要关注在意思的表达和词句的安排，书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状态也就更放松一些，字也就更自然一些。笔端能够更多地流露出书者本人所具有的真实性情。启先生虽然书札和平素的书法创作同样用心，一丝不苟，但书札与平素书法作品也略有所不同。在清雅遒健的共性之外，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平素书法更具潇洒之态，书札则更多了一些持重。潇洒基于旷达，持重基于严谨。旷达与严谨就是前面所说的动脉和静脉—这是启先生性分中的两面。由于书札更是真实的流露，因此妄加推测一句：严谨是启先生内心更深处的性格本质。
　　由于书札形制较小，不同于大幅的中堂或较长的手卷。在审美风格上也就自有其基本要求。大幅的作品可以粗犷豪放，小幅如书札必以清雅明丽为善。就像一个体型瘦小一些的人最适宜的气质是清秀，如果粗犷反觉可笑。今日写大字者往往追求结体的变形、风格上的拙重，也往往有可观者，但在书札这一领域就难于驰骋了。从这个角度看，启先生这样风格的字比较适合写小字，书札或许是他最适宜的书法形式。
　　启先生晚年得重名，书法作品遍及海内，除了他自己的创作，还有很多人帮助他创作—赝品不乏有乱真的。但基本都属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晚年的风格。中年的作品反而更多地依赖于他的碑帖题跋和书札的保存。如果我们收集足够多的书札，可以窥见他书法变化的轨迹。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一封致方子才的书札是答谢来访者的短札，行草书写就，字形以方为主，亦多扁形，极似元明人的笔意，潇洒通脱，至于古人书札中浑难辨别。字形与风格都和后来的绝不相同。这封书札后来被张铁英见到，拿去给启先生看。启先生另跋一纸云：“甲戌长夏，张君铁英持此见示，拙札乃致方君懿枚（字子才）者，竟获流传。且蒙赏音存录，愧怍奚似。笔濡颡泚，以志其后。”这是启先生的自谦。当启先生壮年时，名气未高，有此妙迹，赏者有心，尚且久藏箧底。今日启先生的学问、艺术、人格皆已盖棺论定，这些书札必为藏者永宝。董其昌评价陆机《平复帖》的那句“有此数行，为希代宝”也可以移借过来为启先生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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