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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先生恩佳博士，承康有为夫子之宏愿，继陈焕章博士之宿望，跋山涉水、程途风霜；携圣人之教化，举儒道之大旗，足跡遍天涯，珠玑满神州；誓立孔圣之至德，以布至真之诲教，为时之盛也，为民之昌矣。黄钟大吕，发达九州，启洙泗邹鲁之秘，播仁义礼信之光。其思可谓苦矣，其言可谓良矣，其行可谓勤矣！
先生之思也，忧夷教之猖獗，叹圣道之式微，虑何法以重张圣德，何途以广播孔教。先生之言也，曰仁，曰义，曰大同，曰和谐，曰神州之一统，曰寰宇之相安。先生之行也，越寒暑，披雨露，遍神州，至高丽，历扶桑，达泰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也，圣道为公。何谓也？道蒙尘以弘道，民见蔽以解惑，业束阁以授业，教不达以传教。
弘道
“道不可不弘！斯道也以成斯民，以教斯民，以安斯民。”
汤恩佳先生说：“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大体形成两种局面：一类是西化或苏化比较严重，並且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越南、朝鲜、柬埔寨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严重阻碍；另一类则是在保存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较为顺利。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驳倒所谓儒教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发展障碍的谬论！”本着清晰的认识和坚定信仰，汤先生五十年如一日，八千里路云和月，辗转於大陆、港台等华人社圈，协助、建议政府或教育学术机构，恢复或新建文庙、孔亭等圣物，重树孔子之尊位；参加种种学术和民间交流会，发表演讲，让“仁爱”之声遍响神州大地。为弘扬圣道，汤先生竭尽心思、不遗餘力。
汤先生的努力，直接继承孔教先辈康有为、陈焕章先生的未竟事业，同时和以梁漱溟先生为鼻祖的现代儒家不谋而合。对儒学（孔教）现代意义的诠释，以论证中国文化如何复兴这一方式来表达。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则意味着“走孔子的路”。 梁先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必然 “走孔子的路”，是基於他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比较。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慾”。人类生存“意慾”的发用，只能走“不同的路向”：1、向前面要求；2、对於自己的意思变換、调和、持中；3、转身向後去要求。西方文化体现为“第一条路向”，“以意慾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放纵慾望；中国文化体现了“第二条路向”：“以意慾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克己和谐。放纵慾望的结果必然破坏平衡而自我灭亡，人类要想扭转灭亡的命运，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孔子的路”！
汤先生在理论上和梁先生取得共识。但梁先生所处的时代正值除日本外整个儒家文化圈已经或正在被殖民主义文化侵蚀，而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先是战败国日本经济奇蹟复兴，然後是“亚洲四小龙”腾飞，接下来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它们所奉行的都是儒家文化！所以梁先生只能从理论上推出“世界未来文化”必然“走孔子的路”，而汤先生除了推出理论躬身实践，弘扬儒学，更得到了历史事实的佐证。所以汤先生弘扬儒道的决心比梁先生来得更坚决，底气也更足。作为集儒学、儒商、儒教三位一体的当代大儒，汤先生弘道的方式表现出多样化，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汤先生自小熟读“四书五经”，人生观、世界观都根植於儒学之上。之後以儒家精神创业、经商，大获成功，是名副其实的“儒商”。汤先生指出，儒商与一般商人的最大区别在於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学》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论语》说：“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儒商有救世济民的抱负和忧患意识，有超越功利的最终目标。汤先生在香港经商五十载，诚信仁爱，从不说假话，身体力行着儒商精神，並传达给所交往的每一个人。1992年，汤先生接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放到了孔教上，捐赠演讲，著书立说，足跡遍天涯，珠玑满神州。截止2005年底，汤先生发表演讲数百场，450份演讲稿结集出版了9本书——《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所捐赠的孔子铜像大的六十多座，小的达数百座；累计捐款超过亿元！汤先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弘道——弘孔子之道，弘道的内容则包括解惑与授业，目的只有一个：传教——传播孔教。
解惑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传教必先授业，授业必先解惑，解惑以诚其意，诚其意以正其心。”
汤先生十分清楚，从新文化运动算起，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已近百年。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儒学饱受打击，传统丧失殆尽，信奉者——包括冯友兰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在内——纷纷转信别的哲学或宗教。除了偏远山村，传统文化几乎只具有学术研究意义！虽然“文革”後，尤其是改革开放後传统文化获得了一定地位，但重建儒学大厦，岂是一朝一日之事？该状况在港台虽然稍好，但港英政府鼎力推行的是基督教，儒学未入主流；而台湾部分人士近期搞“去中国化”，儒家传统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整个华人圈的儒家传统都不容乐观。要弘扬儒道，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解惑——向国人阐释儒学（儒教）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对於国人衣食住行的无可替代作用。只有消除国人的疑虑，解开心中的疙瘩，儒教才能重立，儒学才能广播。这是历史使命，也是“劳命伤财”的漫长征程。
汤先生首先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阐述儒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说：“历代政治集团对待儒教的态度决定了其成败。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以下五个典型例子：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後，採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实行焚书坑儒政策。秦始皇坑杀儒生，烧燬华夏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经典，不以儒道治国，结果人亡政息；二、明朝中後期，统治集团藉儒家之名，卻没有真正遵从孔子教导，出现专制主义强化、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爭权夺利等弊端，最後崇祯朝连忠臣袁崇煥都被杀害。於是，在农民起义打击之下走向崩溃，满族统治集团乘虚而入，建立清朝；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托附洋教发起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结果丧失道德观念，陷入了腐败、内讧之中，很快走向灭亡；四、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尊重儒家文化，取得了“康乾盛世”。但後来，尤其是慈禧太后崇洋媚外反对光绪帝变法维新，弘扬孔教的康有为被迫流亡，儒教的内在精神逐步丧失，中华民族赖以团结的精神轴心开始瓦解，其结果，是将中华民族引向分裂、内战的苦难深渊，满清自身也走向败亡；五、“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批孔反儒逆流，结果製造了空前绝後的大災难，自己则迅速走向灭亡。
“以上五例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尊孔的时代，都天下大治；凡是反孔或淡化孔子的时代，都天下大乱，甚至人亡政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孔批儒不仅导致自己败亡，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災难，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
汤先生同时指出，儒学对於经济建设同样意义重大。（见“弘道章”）於文化则更不用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无儒学就无“中国文化”。儒学对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意义，注定“复兴中国”必先“复兴儒学”！在大陆则近年出现的“第四代大陆新儒家”所持观点与主张和汤先生基本相似。汤恩佳的出现，既是对中国百餘年来在精神上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现实问题、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然响应。
他们於中国现实的意义在於：第一，世过百餘年，人更三四代，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主流、主体、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没落崩溃，处於余英时所说的“魂不附体”的尴尬境地。但是，“魂不附体”並不等於“魂飞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用的义理价值，卻並不因为其在近现代的短暂崩溃而失去意义，而是载之以书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後人挖掘，这是迟早的事。第二，作为一个巨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个性，浸染和融入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强的民间的、民众的土壤和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在政治导向稍微放开时，就会有所萌动与复兴，这並不是说国家对儒学的政治导向已经根本改变。第三，一个民族的复兴，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根本前提，但卻会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誌和最後实现，这点对於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我们已大体实现了“保种”、“保国”之後，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一种自信，即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为我们的精神根基，是为“保教”和“弘道”，亦即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上述三点同时也给其提出了高要求：作为复兴儒家文化的先锋，如何保教？如何弘道？上文提到，弘道的内容包括解惑、授业，其目的是传教——传播孔教。传教的前提是保教，而保教又必须藉助於弘道。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仔细分析汤先生的思想路线，解除国人的迷惑之後，下一步为“授业”，向全体国人授儒家之“业”。
授业
孔子“述而不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记述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都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孔子的思想之所以盛行当世且对後世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归功於孔子周遊列国传播思想，但更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授业於众多弟子。《史记》记载孔门“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後，弟子们继承和发扬了儒道。
作为当代大儒和孔教的极力倡导与推广者，汤先生以身作则，以儒商和儒学者的身份出任孔教学院院长後，授业的重心倾向校园。汤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乃人本主义——以人生为范围，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弘扬传播孔子的思想，须立足於仁。汤先生说：“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为中心，仁者爱人。在积极方面注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另方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三连德之仁、智、勇，是人类应有的德性。五连德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人与人相处的要道。在政治外交方面，《论语》之‘为政以德’与《礼运·大同篇》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民主政治与国际外交的準则。教育方面，孔子‘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聚徒讲学，弟子问仁、问孝、问政所答不同，是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乃为人师表之模范。在哲学方面，大学三纲领之‘明德、新民、至善’，八条目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教育哲学与政治哲学联结成一片。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宇宙观与人生观、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所以，汤先生指出，授孔子之业必先授“仁”，此乃儒学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将之放到整个社会，则是以“宗教”的形式凝聚民众，然後“庶之”，然後“教之”,则孔道传矣！
汤先生所要做的事类似於当年的孔子，但更加坚决。除了个人的努力，还爭取政府的支持。只有得到政府支持，才能更大范围去“授业”，学派或教派才能光大。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时，汤先生先後提出四项提案：1、将孔子的教义纳入大、中、小学的教材范围；2、定孔教为国教；3、在各大、中、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4、每年的孔圣诞辰定为全民假期，並张灯结彩，让全民知道孔子，树立孔子的尊崇地位。类似的意见此後多次出现在汤先生的言谈、演讲稿及给政府的提案中，並且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向港府申请批地给孔教学院建立孔庙的重大计划，将为汤先生进一步授业和传教提供了根据地和信心！
传教
在汤先生的提案中，有三项与“教”有关：确立“孔教”；传播“孔教”；把“孔教”作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基石，用之团结同胞，並以之与天下爭衡。这是康有为夫子、陈焕章博士终生为之奋斗而又未竟的事业，也是汤先生的最高愿望和终极目标。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一整套的宗法体制而不是宗教。所以很多国人对於“孔教”相当漠然，甚至强烈反对。但汤先生认为：“一般人以为有神才是宗教，其实宗教的定义是以信仰为对象，所以除了神道的宗教外，还有人道的宗教。孔子之道德伦理，便是人道宗教——儒教或孔教。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中说：‘一种哲学，博得多数人信仰，便成为宗教。’我们的孔教之所以为宗教，宗是祖宗的宗，宗师的宗，教是教诲的教，教导的教。其实，‘孔教’由来已久，早先就有‘儒释道三教’之说。国际上也已经承认‘孔教’的地位。是联合国13个宗教之一。在香港，孔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组成香港六大宗教。日内瓦设立世界宗教会，也已经承认了孔教的地位。”
那麽，为什麽汤先生一定要倡导儒学儒教並用呢？用意何在呢？首先，对於孔子的思想，汤先生认为有六大功能：1、能促进世界和平；2、能提升全人类道德素质；3、能与世界多元化共存共荣；4、是中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精神轴心；5、能促进中国统一；6、能达致与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哲学”的儒学，如果哲学不上升为宗教，中华民族则面临被同化的危险。因为，如果中国人没有本民族的主体宗教供信仰，慢慢的就会去信奉洋教，信洋教的人多了，传统也就丢失了。汤先生举了例说，由於越来越多的国人习惯於过西方的圣诞节，导致现在很多国人知道耶稣卻不知道孔子！长此以往，中国人真的有一天会忘掉祖宗姓什麽！另外，文明冲突也在呼唤孔教壮大。汤先生说：“世界未来的主要冲突，不再是国家与国家间或民族与民族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文明冲突，则主要发生在西方基督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但战爭的燬灭性远远甚於飞机大炮等的真枪实弹交战，因为它摧燬的是一种文明的文化——该文明之所以为该文明的标誌。”
基於上述原因，汤先生认为推广孔教（儒教）並将之确立为国教已经刻不容缓！因为西方文明有基督教、天主教为後盾，伊斯兰文明有伊斯兰教为後盾，而儒家文明卻没有任何骨幹的民族宗教背景。时代呼唤孔教成长，中国需要强大的孔教，其意义在於：1、中华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主体宗教，能增强民族自尊心，最大限度地团结炎黄子孙；2、避免国人大量投入洋教怀抱，“被别人換了中国人的祖宗”，丧失掉传统文化；3、能从信仰的高度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完成国家统一並且长久维持下去。在认识上，汤先生走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前面，所以他比大多数人看得远，也比大多数人更揪心。为了传播孔教、壮大孔教，汤先生摇旗呐喊、奔走疾呼、著书立说，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汤先生已年过古稀，但每天仍然工作13小时以上，为弘扬圣道、为传播孔教而鞠躬尽瘁。作为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儒家信徒，笔者想献给先生三首诗。第一首《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閒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汤先生到过曲阜，肯定也拜过泗水，一如朱夫子当年“识得东风面”——夫子之道有如“春风化雨”。汤先生无怨无悔、坚定不移地为圣道奔走，深信的必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献给先生的第二首诗是《蜜蜂》：“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 为谁辛苦为谁甜。”孔道式微久矣，夷教猖獗，佔尽“平地与山尖”。汤先生一如蜜蜂，辛勤耕耘。“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除了汤先生自己和些许“知我者”，谁还知道他“为谁辛苦为谁甜”？当然，汤先生不会在乎别人如何评判，始终做的还是自己一如既往做的事。所以，笔者献给汤先生第三首诗《文庙》：“素王祠庙真堪悲，蚕食鲸吞十去七。庖夫厨子踞左厅，盐贾油商佔右肋。院中松柏染腥臭，堂上香炉无烟灰。偶来閒客入门看，不知夫子是为谁。”传统的丢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年轻一代能受到的感染微乎其微。而汤先生所做的努力，卻能填补这个裂口，传薪接火，功莫大矣！汤先生“为谁辛苦为谁甜”，亦还有如《文庙》之作者们能理解和体会！
先生之思也，忧夷教之猖獗，叹圣道之式微，虑何法以重张圣德，何途以广播孔教。先生之言也，曰仁，曰义，曰大同，曰和谐，曰神州之一统，曰寰宇之相安。先生之行也，越寒暑，披雨露，遍神州，至高丽，历扶桑，达泰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也，圣道为公。何谓也？道蒙尘以弘道，民见蔽以解惑，业束阁以授业，教不达以传教。
弘道
“道不可不弘！斯道也以成斯民，以教斯民，以安斯民。”
汤恩佳先生说：“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大体形成两种局面：一类是西化或苏化比较严重，並且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越南、朝鲜、柬埔寨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严重阻碍；另一类则是在保存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较为顺利。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驳倒所谓儒教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发展障碍的谬论！”本着清晰的认识和坚定信仰，汤先生五十年如一日，八千里路云和月，辗转於大陆、港台等华人社圈，协助、建议政府或教育学术机构，恢复或新建文庙、孔亭等圣物，重树孔子之尊位；参加种种学术和民间交流会，发表演讲，让“仁爱”之声遍响神州大地。为弘扬圣道，汤先生竭尽心思、不遗餘力。
汤先生的努力，直接继承孔教先辈康有为、陈焕章先生的未竟事业，同时和以梁漱溟先生为鼻祖的现代儒家不谋而合。对儒学（孔教）现代意义的诠释，以论证中国文化如何复兴这一方式来表达。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则意味着“走孔子的路”。 梁先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必然 “走孔子的路”，是基於他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比较。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慾”。人类生存“意慾”的发用，只能走“不同的路向”：1、向前面要求；2、对於自己的意思变換、调和、持中；3、转身向後去要求。西方文化体现为“第一条路向”，“以意慾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放纵慾望；中国文化体现了“第二条路向”：“以意慾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克己和谐。放纵慾望的结果必然破坏平衡而自我灭亡，人类要想扭转灭亡的命运，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孔子的路”！
汤先生在理论上和梁先生取得共识。但梁先生所处的时代正值除日本外整个儒家文化圈已经或正在被殖民主义文化侵蚀，而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先是战败国日本经济奇蹟复兴，然後是“亚洲四小龙”腾飞，接下来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它们所奉行的都是儒家文化！所以梁先生只能从理论上推出“世界未来文化”必然“走孔子的路”，而汤先生除了推出理论躬身实践，弘扬儒学，更得到了历史事实的佐证。所以汤先生弘扬儒道的决心比梁先生来得更坚决，底气也更足。作为集儒学、儒商、儒教三位一体的当代大儒，汤先生弘道的方式表现出多样化，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汤先生自小熟读“四书五经”，人生观、世界观都根植於儒学之上。之後以儒家精神创业、经商，大获成功，是名副其实的“儒商”。汤先生指出，儒商与一般商人的最大区别在於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学》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论语》说：“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儒商有救世济民的抱负和忧患意识，有超越功利的最终目标。汤先生在香港经商五十载，诚信仁爱，从不说假话，身体力行着儒商精神，並传达给所交往的每一个人。1992年，汤先生接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放到了孔教上，捐赠演讲，著书立说，足跡遍天涯，珠玑满神州。截止2005年底，汤先生发表演讲数百场，450份演讲稿结集出版了9本书——《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所捐赠的孔子铜像大的六十多座，小的达数百座；累计捐款超过亿元！汤先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弘道——弘孔子之道，弘道的内容则包括解惑与授业，目的只有一个：传教——传播孔教。
解惑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传教必先授业，授业必先解惑，解惑以诚其意，诚其意以正其心。”
汤先生十分清楚，从新文化运动算起，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已近百年。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儒学饱受打击，传统丧失殆尽，信奉者——包括冯友兰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在内——纷纷转信别的哲学或宗教。除了偏远山村，传统文化几乎只具有学术研究意义！虽然“文革”後，尤其是改革开放後传统文化获得了一定地位，但重建儒学大厦，岂是一朝一日之事？该状况在港台虽然稍好，但港英政府鼎力推行的是基督教，儒学未入主流；而台湾部分人士近期搞“去中国化”，儒家传统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整个华人圈的儒家传统都不容乐观。要弘扬儒道，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解惑——向国人阐释儒学（儒教）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对於国人衣食住行的无可替代作用。只有消除国人的疑虑，解开心中的疙瘩，儒教才能重立，儒学才能广播。这是历史使命，也是“劳命伤财”的漫长征程。
汤先生首先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阐述儒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说：“历代政治集团对待儒教的态度决定了其成败。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以下五个典型例子：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後，採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实行焚书坑儒政策。秦始皇坑杀儒生，烧燬华夏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经典，不以儒道治国，结果人亡政息；二、明朝中後期，统治集团藉儒家之名，卻没有真正遵从孔子教导，出现专制主义强化、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爭权夺利等弊端，最後崇祯朝连忠臣袁崇煥都被杀害。於是，在农民起义打击之下走向崩溃，满族统治集团乘虚而入，建立清朝；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托附洋教发起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结果丧失道德观念，陷入了腐败、内讧之中，很快走向灭亡；四、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尊重儒家文化，取得了“康乾盛世”。但後来，尤其是慈禧太后崇洋媚外反对光绪帝变法维新，弘扬孔教的康有为被迫流亡，儒教的内在精神逐步丧失，中华民族赖以团结的精神轴心开始瓦解，其结果，是将中华民族引向分裂、内战的苦难深渊，满清自身也走向败亡；五、“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批孔反儒逆流，结果製造了空前绝後的大災难，自己则迅速走向灭亡。
“以上五例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尊孔的时代，都天下大治；凡是反孔或淡化孔子的时代，都天下大乱，甚至人亡政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孔批儒不仅导致自己败亡，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災难，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
汤先生同时指出，儒学对於经济建设同样意义重大。（见“弘道章”）於文化则更不用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无儒学就无“中国文化”。儒学对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意义，注定“复兴中国”必先“复兴儒学”！在大陆则近年出现的“第四代大陆新儒家”所持观点与主张和汤先生基本相似。汤恩佳的出现，既是对中国百餘年来在精神上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现实问题、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然响应。
他们於中国现实的意义在於：第一，世过百餘年，人更三四代，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主流、主体、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没落崩溃，处於余英时所说的“魂不附体”的尴尬境地。但是，“魂不附体”並不等於“魂飞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用的义理价值，卻並不因为其在近现代的短暂崩溃而失去意义，而是载之以书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後人挖掘，这是迟早的事。第二，作为一个巨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个性，浸染和融入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强的民间的、民众的土壤和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在政治导向稍微放开时，就会有所萌动与复兴，这並不是说国家对儒学的政治导向已经根本改变。第三，一个民族的复兴，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根本前提，但卻会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誌和最後实现，这点对於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我们已大体实现了“保种”、“保国”之後，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一种自信，即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为我们的精神根基，是为“保教”和“弘道”，亦即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上述三点同时也给其提出了高要求：作为复兴儒家文化的先锋，如何保教？如何弘道？上文提到，弘道的内容包括解惑、授业，其目的是传教——传播孔教。传教的前提是保教，而保教又必须藉助於弘道。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仔细分析汤先生的思想路线，解除国人的迷惑之後，下一步为“授业”，向全体国人授儒家之“业”。
授业
孔子“述而不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记述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都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孔子的思想之所以盛行当世且对後世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归功於孔子周遊列国传播思想，但更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授业於众多弟子。《史记》记载孔门“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後，弟子们继承和发扬了儒道。
作为当代大儒和孔教的极力倡导与推广者，汤先生以身作则，以儒商和儒学者的身份出任孔教学院院长後，授业的重心倾向校园。汤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乃人本主义——以人生为范围，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弘扬传播孔子的思想，须立足於仁。汤先生说：“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为中心，仁者爱人。在积极方面注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另方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三连德之仁、智、勇，是人类应有的德性。五连德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人与人相处的要道。在政治外交方面，《论语》之‘为政以德’与《礼运·大同篇》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民主政治与国际外交的準则。教育方面，孔子‘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聚徒讲学，弟子问仁、问孝、问政所答不同，是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乃为人师表之模范。在哲学方面，大学三纲领之‘明德、新民、至善’，八条目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教育哲学与政治哲学联结成一片。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宇宙观与人生观、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所以，汤先生指出，授孔子之业必先授“仁”，此乃儒学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将之放到整个社会，则是以“宗教”的形式凝聚民众，然後“庶之”，然後“教之”,则孔道传矣！
汤先生所要做的事类似於当年的孔子，但更加坚决。除了个人的努力，还爭取政府的支持。只有得到政府支持，才能更大范围去“授业”，学派或教派才能光大。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时，汤先生先後提出四项提案：1、将孔子的教义纳入大、中、小学的教材范围；2、定孔教为国教；3、在各大、中、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4、每年的孔圣诞辰定为全民假期，並张灯结彩，让全民知道孔子，树立孔子的尊崇地位。类似的意见此後多次出现在汤先生的言谈、演讲稿及给政府的提案中，並且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向港府申请批地给孔教学院建立孔庙的重大计划，将为汤先生进一步授业和传教提供了根据地和信心！
传教
在汤先生的提案中，有三项与“教”有关：确立“孔教”；传播“孔教”；把“孔教”作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基石，用之团结同胞，並以之与天下爭衡。这是康有为夫子、陈焕章博士终生为之奋斗而又未竟的事业，也是汤先生的最高愿望和终极目标。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一整套的宗法体制而不是宗教。所以很多国人对於“孔教”相当漠然，甚至强烈反对。但汤先生认为：“一般人以为有神才是宗教，其实宗教的定义是以信仰为对象，所以除了神道的宗教外，还有人道的宗教。孔子之道德伦理，便是人道宗教——儒教或孔教。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中说：‘一种哲学，博得多数人信仰，便成为宗教。’我们的孔教之所以为宗教，宗是祖宗的宗，宗师的宗，教是教诲的教，教导的教。其实，‘孔教’由来已久，早先就有‘儒释道三教’之说。国际上也已经承认‘孔教’的地位。是联合国13个宗教之一。在香港，孔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组成香港六大宗教。日内瓦设立世界宗教会，也已经承认了孔教的地位。”
那麽，为什麽汤先生一定要倡导儒学儒教並用呢？用意何在呢？首先，对於孔子的思想，汤先生认为有六大功能：1、能促进世界和平；2、能提升全人类道德素质；3、能与世界多元化共存共荣；4、是中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精神轴心；5、能促进中国统一；6、能达致与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哲学”的儒学，如果哲学不上升为宗教，中华民族则面临被同化的危险。因为，如果中国人没有本民族的主体宗教供信仰，慢慢的就会去信奉洋教，信洋教的人多了，传统也就丢失了。汤先生举了例说，由於越来越多的国人习惯於过西方的圣诞节，导致现在很多国人知道耶稣卻不知道孔子！长此以往，中国人真的有一天会忘掉祖宗姓什麽！另外，文明冲突也在呼唤孔教壮大。汤先生说：“世界未来的主要冲突，不再是国家与国家间或民族与民族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文明冲突，则主要发生在西方基督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但战爭的燬灭性远远甚於飞机大炮等的真枪实弹交战，因为它摧燬的是一种文明的文化——该文明之所以为该文明的标誌。”
基於上述原因，汤先生认为推广孔教（儒教）並将之确立为国教已经刻不容缓！因为西方文明有基督教、天主教为後盾，伊斯兰文明有伊斯兰教为後盾，而儒家文明卻没有任何骨幹的民族宗教背景。时代呼唤孔教成长，中国需要强大的孔教，其意义在於：1、中华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主体宗教，能增强民族自尊心，最大限度地团结炎黄子孙；2、避免国人大量投入洋教怀抱，“被别人換了中国人的祖宗”，丧失掉传统文化；3、能从信仰的高度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完成国家统一並且长久维持下去。在认识上，汤先生走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前面，所以他比大多数人看得远，也比大多数人更揪心。为了传播孔教、壮大孔教，汤先生摇旗呐喊、奔走疾呼、著书立说，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汤先生已年过古稀，但每天仍然工作13小时以上，为弘扬圣道、为传播孔教而鞠躬尽瘁。作为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儒家信徒，笔者想献给先生三首诗。第一首《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閒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汤先生到过曲阜，肯定也拜过泗水，一如朱夫子当年“识得东风面”——夫子之道有如“春风化雨”。汤先生无怨无悔、坚定不移地为圣道奔走，深信的必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献给先生的第二首诗是《蜜蜂》：“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 为谁辛苦为谁甜。”孔道式微久矣，夷教猖獗，佔尽“平地与山尖”。汤先生一如蜜蜂，辛勤耕耘。“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除了汤先生自己和些许“知我者”，谁还知道他“为谁辛苦为谁甜”？当然，汤先生不会在乎别人如何评判，始终做的还是自己一如既往做的事。所以，笔者献给汤先生第三首诗《文庙》：“素王祠庙真堪悲，蚕食鲸吞十去七。庖夫厨子踞左厅，盐贾油商佔右肋。院中松柏染腥臭，堂上香炉无烟灰。偶来閒客入门看，不知夫子是为谁。”传统的丢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年轻一代能受到的感染微乎其微。而汤先生所做的努力，卻能填补这个裂口，传薪接火，功莫大矣！汤先生“为谁辛苦为谁甜”，亦还有如《文庙》之作者们能理解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