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过：“所有的暂时性都是一种隐喻。”
　　汤因比说自己的人生有一种脆弱和不安的隐喻。
　　阿诺德·汤因比的名字是以他的一个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汤因比的叔叔35岁就去世了，留下一本根据讲稿整理的作品，并在他去世后出版。汤因比从未见过他的叔叔。汤因比说假如自己也像叔叔一样在35岁死去，他的人生就会默默无闻，毫无成就。活得越长，汤因比越觉得“自己的长寿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外快”。
　　“假如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战士，那么我可能已经像我的许多同学、像交战另一方的许多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一样，被打死了。假如没有留生的偶然事件，我就不可能做我已经完成的工作了。”汤因比总是在想，他那些早逝的同龄人假如活着会取得什么成就。并且，每年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汤因比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之间的差异”。汤因比从这种脆弱与不安中获得了谦虚有益的经验：一个人取得任何成就都应归功于机遇，并且也归功于他的才能和长处。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未曾发生的历史》中记录过一些有关“偶然”的推断：“美国南方派认为内战中南方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李将军的特别令被联邦军偶然发现；丘吉尔认为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战争是由于1920年希腊国王被猴子咬伤感染致死而引起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做出“假如希腊国王没有感染，战争就不会发生”的推断呢？没有答案。
　　于是，人们将偶然性应用到电影艺术中。在电影《机遇之歌》里，一位男青年在赶火车时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命运：第一种，他赶上火车，遇到一位老人，并经老人引荐，有了自己的工作；第二种，他错过了火车，与车站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被送进监狱；第三种，他同样错过了火车，却巧遇女同学，恋爱、结婚，过上另一种生活。
　　电影可以用惊奇的艺术手法为一个人安排三种不同的命运，但这种命运的重构不会发生在历史或者你我的生活中。在历史的骰子掉落之前，任何结局都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