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人行不行》又加演了。这部台湾屏风表演班24年前的经典剧作，于近日推出了内地版，在北京麻雀瓦舍剧场上演。主创摒弃了之前原汁原味引进的做法，把台湾腔的“好了啦”改成“好吧”，改编剧本，起用内地演员，依然得到观众的追捧。
同样火爆的还有台湾表演工作坊的戏，赖声川导演、编剧，屈中恒、冯翊纲主演的相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也加演两场。从《暗恋桃花源》开始，赖声川的每部戏在内地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宝岛戏剧和内地观众是否有隔阂？引进还是改编？这些问题还在不断被戏剧工作者实践，证明或是证伪。
剧本，改不改？
《三人行不行》为台湾屏风表演班经典作品之一。全剧以五个片段组成，由两男一女三人组合，分饰30个角色，运用简约的剧场元素，轮番呈献都市人慌乱与疏离的人际关系。这部戏中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与普通的三口相声也并不相同，编剧尝试着以几种不同的表演方式，配合三位演员互异的肢体语言与叙述节奏。可以说，对《三人行不行》来说，自诞生之初，就在探索喜剧表演的可能。
内地版导演张一驰之前在台湾看过这部戏，很喜欢，一直琢磨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内地人看到这么棒的戏。但是因为从台湾邀请整个团队来内地表演成本较高，这部戏又是一个小剧场作品，于是张一驰采取了直接购买版权，然后进行改编、重排的办法，“这部戏没有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接近北京观众，而且我觉得大陆演员也可以胜任，于是就想练一下。”
内地版不仅在演员方面全数起用了内地年轻演员，在剧本方面，也在作品原创人、台湾屏风表演班团长李国修的指导下，由张一驰执笔，将故事做了本土化移植。台词改成了北京特色。剧情改动最大的是其中一段30分钟的广播剧。据李国修透露，他在大学结业后曾在电台做了两年播音员，所以创作剧本之时，便想到在话剧中呈现广播剧，以特殊的形式来表达喜感。
原版《三人行不行》中的广播剧口述的是1945年，因为南洋战事，情人们不得不劳燕分飞。张一驰在将该剧改编成内地版过程中，以广播剧的口吻重写了一段故事，时间跨度大大加大，从1928年到2008年，跨越80个春秋。李国修看到后曾笑言，张一驰有点贪心。如今呈现的版本是第三稿，故事仍回到了南洋背景下的1945年，口述的却是在什刹海边长大的三个人的爱和离别。听起来不搭界的故事，能否让北京观众顺畅笑出来？
关于改编的问题，张一驰表示，“从现在的结果看，改编不会有太大的走形。两岸的演员确实有所区别，我们的演员基本上是科班出身，说简单一点，我们的演员比较‘紧’，而台湾戏剧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台上特别放松。我们演员要克服。一路演下来也觉得大家有很大的变化，能抓住这部戏的精髓，在结束的桥段里，也能玩起来了。像和观众做游戏一样，掩盖掉那些排练中的痕迹。”
感动，同不同？
与《三人行不行》的调整适应不同，表演工作坊的戏剧每来大陆，则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因为他们相信，戏剧之中所表达的情感，可以跨越海峡。王可然是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作品的大陆制作人，在他看来，赖声川的作品是超越地域的。在《宝岛一村》的大陆推广上，他提出这是全体华人的青春之歌，“‘眷村第一代’的生活，让我看到的是我们上一代人的《青春之歌》，而‘眷村二代’类似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渴望》的结合，那就是军属大院加社区生活。”
赖声川也表示，“看《宝岛一村》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它非关蓝绿，非关本省外省，非关大陆台湾地区，而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故事，你看到的感动其实也就在这里。”
《宝岛一村》的大陆票房印证了王可然的判断，虽然这出戏以台湾独有的“眷村文化”为背景。1949年国民党携大量军民迁台，为安顿这些军眷子弟，台湾当局修建房舍，在台岛上形成了800余个眷村。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眷村陆续拆迁，保留这段历史记忆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宝岛一村》便脱胎于此。用主创王伟忠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说很可能就会随即消失的故事。”
台湾知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就出生在嘉义的空军眷村。王伟忠有着浓厚的眷村情结，剧本的很多素材，都源于他自己的生活。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正是他不断劝说台湾知名话剧导演赖声川，才使这部话剧得以问世。
《宝岛一村》在大陆已经演到第三年，票房成绩一直骄人。而刚刚进入大陆市场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上海的两千多张演出门票也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票房“快销纪录”超过了《宝岛一村》首轮演出的战绩，于是决定加演一场。
制作人王可然表示：“售票的顺利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宝岛一村》成功的根本在于来源于真实人物的情感，《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过旅行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过对自己影响巨大的经历和感受，所以这部戏也一定会有共鸣，一定会成功。”
口味，通不通？
在北京和上海，剧场戏剧的繁荣早已不是一个疑问，在大量原创剧本之外，为什么独独挑选台湾的本子改编？导演张一驰认为，优势是这些戏已经经历过的市场考验，“出一个好剧本、好戏是很难的。台湾和大陆是相通的，两岸观众的口味并没有差别”。显然，无论台北还是北京，观众们的情感，可以“无缝对接”。这是创作者的意见，那么负责销售与经营的戏剧人又如何看呢？在王可然看来，目前内地话剧市场里台湾戏剧的增多不过是水涨船高—“你看看现在每天小剧场里有多少戏在上演，国话、人艺又排了多少新戏，是市场在逐渐变大”。王可然此言道出了戏剧交流不断增多的最根本原因—是内地戏剧市场的不断扩张。比如今年暑期票房最热的话剧《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和何冰主演，票房近乎“疯狂”，离正式开演还有两个星期，各个网络订票点就已经无票可售，“黄牛”坐地起价，每场演出开始后都有人等在首都剧场售票处期待退票。首轮18场演出，总票房共计437万，这个数字，已经抵得上一部文艺片在全国的票房。《喜剧的忧伤》可能是个特例，但戏剧大环境逐渐转暖、市场细分不断深入，或许才是“宝岛戏剧移植记”得以成功的底气。
对话导演张一驰
经济上的账，我没怎么算
Famous:《三人行不行》是24年前的剧目，现在重排，是否有隔阂感？
张一驰：这部戏没有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而且因为是结构喜剧，现在来看依然具有浓厚的先锋味道。而且从内容来看，发生在城市的故事，两岸并没有较大差别。北京、上海现在都是移民城市，年轻人在生活、工作中的状态区别是不大的。
Famous:为什么采取引进版权、内地重排这样的合作方式？
张一驰：考虑的一个是成本，一个是灵活度。全套班底引进成本比较高，时间也难协调，所以决定推出大陆演员版。
Famous:你觉得大陆观众的口味和台湾观众是否有区别？
张一驰：以我的理解，不会有区别的。《宝岛一村》这么火就是答案。
Famous: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继续进行引进的版权合作，还是做原创戏剧？
张一驰：引进的同时也要做原创。我们一定是要做大剧场的，像《三人行不行》这样的小剧场话剧更多考量的是学习和锻炼，经济上的账没怎么算。
同样火爆的还有台湾表演工作坊的戏，赖声川导演、编剧，屈中恒、冯翊纲主演的相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也加演两场。从《暗恋桃花源》开始，赖声川的每部戏在内地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宝岛戏剧和内地观众是否有隔阂？引进还是改编？这些问题还在不断被戏剧工作者实践，证明或是证伪。
剧本，改不改？
《三人行不行》为台湾屏风表演班经典作品之一。全剧以五个片段组成，由两男一女三人组合，分饰30个角色，运用简约的剧场元素，轮番呈献都市人慌乱与疏离的人际关系。这部戏中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与普通的三口相声也并不相同，编剧尝试着以几种不同的表演方式，配合三位演员互异的肢体语言与叙述节奏。可以说，对《三人行不行》来说，自诞生之初，就在探索喜剧表演的可能。
内地版导演张一驰之前在台湾看过这部戏，很喜欢，一直琢磨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内地人看到这么棒的戏。但是因为从台湾邀请整个团队来内地表演成本较高，这部戏又是一个小剧场作品，于是张一驰采取了直接购买版权，然后进行改编、重排的办法，“这部戏没有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接近北京观众，而且我觉得大陆演员也可以胜任，于是就想练一下。”
内地版不仅在演员方面全数起用了内地年轻演员，在剧本方面，也在作品原创人、台湾屏风表演班团长李国修的指导下，由张一驰执笔，将故事做了本土化移植。台词改成了北京特色。剧情改动最大的是其中一段30分钟的广播剧。据李国修透露，他在大学结业后曾在电台做了两年播音员，所以创作剧本之时，便想到在话剧中呈现广播剧，以特殊的形式来表达喜感。
原版《三人行不行》中的广播剧口述的是1945年，因为南洋战事，情人们不得不劳燕分飞。张一驰在将该剧改编成内地版过程中，以广播剧的口吻重写了一段故事，时间跨度大大加大，从1928年到2008年，跨越80个春秋。李国修看到后曾笑言，张一驰有点贪心。如今呈现的版本是第三稿，故事仍回到了南洋背景下的1945年，口述的却是在什刹海边长大的三个人的爱和离别。听起来不搭界的故事，能否让北京观众顺畅笑出来？
关于改编的问题，张一驰表示，“从现在的结果看，改编不会有太大的走形。两岸的演员确实有所区别，我们的演员基本上是科班出身，说简单一点，我们的演员比较‘紧’，而台湾戏剧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台上特别放松。我们演员要克服。一路演下来也觉得大家有很大的变化，能抓住这部戏的精髓，在结束的桥段里，也能玩起来了。像和观众做游戏一样，掩盖掉那些排练中的痕迹。”
感动，同不同？
与《三人行不行》的调整适应不同，表演工作坊的戏剧每来大陆，则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因为他们相信，戏剧之中所表达的情感，可以跨越海峡。王可然是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作品的大陆制作人，在他看来，赖声川的作品是超越地域的。在《宝岛一村》的大陆推广上，他提出这是全体华人的青春之歌，“‘眷村第一代’的生活，让我看到的是我们上一代人的《青春之歌》，而‘眷村二代’类似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渴望》的结合，那就是军属大院加社区生活。”
赖声川也表示，“看《宝岛一村》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它非关蓝绿，非关本省外省，非关大陆台湾地区，而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故事，你看到的感动其实也就在这里。”
《宝岛一村》的大陆票房印证了王可然的判断，虽然这出戏以台湾独有的“眷村文化”为背景。1949年国民党携大量军民迁台，为安顿这些军眷子弟，台湾当局修建房舍，在台岛上形成了800余个眷村。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眷村陆续拆迁，保留这段历史记忆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宝岛一村》便脱胎于此。用主创王伟忠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说很可能就会随即消失的故事。”
台湾知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就出生在嘉义的空军眷村。王伟忠有着浓厚的眷村情结，剧本的很多素材，都源于他自己的生活。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正是他不断劝说台湾知名话剧导演赖声川，才使这部话剧得以问世。
《宝岛一村》在大陆已经演到第三年，票房成绩一直骄人。而刚刚进入大陆市场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上海的两千多张演出门票也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票房“快销纪录”超过了《宝岛一村》首轮演出的战绩，于是决定加演一场。
制作人王可然表示：“售票的顺利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宝岛一村》成功的根本在于来源于真实人物的情感，《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过旅行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过对自己影响巨大的经历和感受，所以这部戏也一定会有共鸣，一定会成功。”
口味，通不通？
在北京和上海，剧场戏剧的繁荣早已不是一个疑问，在大量原创剧本之外，为什么独独挑选台湾的本子改编？导演张一驰认为，优势是这些戏已经经历过的市场考验，“出一个好剧本、好戏是很难的。台湾和大陆是相通的，两岸观众的口味并没有差别”。显然，无论台北还是北京，观众们的情感，可以“无缝对接”。这是创作者的意见，那么负责销售与经营的戏剧人又如何看呢？在王可然看来，目前内地话剧市场里台湾戏剧的增多不过是水涨船高—“你看看现在每天小剧场里有多少戏在上演，国话、人艺又排了多少新戏，是市场在逐渐变大”。王可然此言道出了戏剧交流不断增多的最根本原因—是内地戏剧市场的不断扩张。比如今年暑期票房最热的话剧《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和何冰主演，票房近乎“疯狂”，离正式开演还有两个星期，各个网络订票点就已经无票可售，“黄牛”坐地起价，每场演出开始后都有人等在首都剧场售票处期待退票。首轮18场演出，总票房共计437万，这个数字，已经抵得上一部文艺片在全国的票房。《喜剧的忧伤》可能是个特例，但戏剧大环境逐渐转暖、市场细分不断深入，或许才是“宝岛戏剧移植记”得以成功的底气。
对话导演张一驰
经济上的账，我没怎么算
Famous:《三人行不行》是24年前的剧目，现在重排，是否有隔阂感？
张一驰：这部戏没有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而且因为是结构喜剧，现在来看依然具有浓厚的先锋味道。而且从内容来看，发生在城市的故事，两岸并没有较大差别。北京、上海现在都是移民城市，年轻人在生活、工作中的状态区别是不大的。
Famous:为什么采取引进版权、内地重排这样的合作方式？
张一驰：考虑的一个是成本，一个是灵活度。全套班底引进成本比较高，时间也难协调，所以决定推出大陆演员版。
Famous:你觉得大陆观众的口味和台湾观众是否有区别？
张一驰：以我的理解，不会有区别的。《宝岛一村》这么火就是答案。
Famous: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继续进行引进的版权合作，还是做原创戏剧？
张一驰：引进的同时也要做原创。我们一定是要做大剧场的，像《三人行不行》这样的小剧场话剧更多考量的是学习和锻炼，经济上的账没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