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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地利当代作家伊内霍夫尔的自传小说《美好的日子》堪称奥地利反故土文学的经典。作为故土文学的反命题，小说真实再现了乡村的丑陋压抑，暴露出农村底层民众非人的生活，替长期被矫饰的故土艺术遮蔽的苦难民众发声。作家基于个人真实的创伤经历，以质朴平实的语言，从人物设置、叙事态度以及故土文学的美学要素等方面反叛了故土文学粉饰乡村的艺术传统，质疑其将乡村美化为故土的艺术假设，传达了作家对故乡无所依傍的疏离幽怨之情。
关键词：伊内霍夫尔 反故土文学 故土 现实批判 反故土情结
弗朗茨·伊内霍夫尔（ Franz Innerhofer）是奥地利20世纪70年代反故土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评论家Koppe nsteiner盛赞他的作品是“反故土文学的王冠”①。他以童年经历为蓝本的小说处女作《美好的日子》（1974）②首次揭露乡村生存的困厄，反叛故土文学③粉饰乡村的传统，发掘出20世纪50年代距离奥地利萨尔茨堡旅游胜境仅咫尺之遥的乡村在底层劳动者视界中的真相，被评论界誉为“天才的独行”，是公认接受度最高、影响最广泛的反故土文学的典范。小说先后荣获不莱梅文学奖、劳里斯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格林奖，1982年被拍摄成电影，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小说描绘了一幅时代错乱、前现代风格的奥地利乡村风俗画，现实主义地再现了奥地利如画的旅游风光宣传背后，乡村底层人民非人的生活。小说有悖于故土想象的乡村图景与极具乡土特色的质朴语言，消解了故土文学美化乡村的陈词滥调，颠覆了将田园诗化为故土的艺术传统，彰显了作家对家乡难以弥合的心理隔膜。
一、破除故土幻象的艺术建构
现实主义地揭露故土文学遮蔽的社会真相，是反故土文学创作的特质之一。《美好的日子》之惊世骇俗在于揭露乡村苦难生活的“真实力量”，故土小说典型的美学元素，如农场、村民、学校、教会、自然风光同样建构了该小说的乡村世界，但失去了肯定的含义，被用于还原乡村骇人的生活图景，破除了故土文学制造的安逸、健康、美好的故土幻象，与故土文学美化乡村的艺术修辞形成尖锐对抗。作家没有刻意渲染乡村居民内心的悲苦，只从孩童的视角观察，用直白粗粝的乡土语言，冷静客观地描摹“丑陋的乡村”，使读者惊诧于奥地利当代农村竟然贫穷落后、蔑视人性到如此地步。
故事源自伊内霍夫尔童年伤痛的生活经验，映射出虚构的主人公霍尔与真实的作家间的重合：同为农场主的私生子，六岁被母亲送给生父做童工，尝尽艰难冷漠，直到十七岁摆脱富农控制，进城开始铁匠学徒的生活。童年的心灵痼疾驱使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寻求疗救，作家功成名就后，最终仍选择自戕，那是他创伤心理的真实写照，正如小说中霍尔对死亡的潜意识渴望。
作家拒斥故土文学虚假的陈词滥调：“当然有那些书写关于富农劳作的故土作家。我读过那些相关的书，并不喜欢，因为我认为，所写的并不是那回事。”④小说里的乡村颓败凋敝、原始野蛮。饥饿的人群、挨打的孩子、受压榨的仆役、伪善的宗教信仰，都发生在那个曾经被艺术加工得如画般浪漫，如天堂般令人梦寐以求的风光盛景之中。故土文学草长莺飞的牧场风光、悠闲的田园躬耕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卑贱的农场佣工经年累月奔忙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故土艺术宣扬的对劳动与土地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纯真挚爱，退化为纯粹为换取生存，在富农的鞭打驱赶下艰辛地开疆辟土;勤勉仁慈的“家长”、牧师、村民与仆从之间敬爱有加、和谐互助的关系异化为山民之间的嫉恨倾轧，富农联手乡村权威机构对失语的“农奴”肆无忌惮地压迫。作家曾表示，他无意谴责任何人，而只想告诉人们，他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是事实。于是，这部小说不局限于“仅叙述个别人物的生平”，还呈现了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女佣和帮工们”遭受的困苦与折磨⑤，其创作旨归“主要是书写我的经验和我认识的人及他们的生存”⑥。作为曾经遭受压榨的农工，伊内霍夫尔痛感于这个数百年来被公共话语忽略的巨大而沉默的群体忍受的“无望的痛苦”，他深感有必要打破这种沉默，让他的语言文字替那些贫苦弱者发声，起到振聋发聩的社会启蒙作用。
真实地反映丑陋的乡村生活作为反故土文学的圭臬，体现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上。作家独特的表达方式浸润着乡村生活的特征，简单、粗陋，极力避免文学化的修辞，不动声色地白描生活插曲，并不刻意渲染苦难，却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描述无休止劳作的段落压缩成名词短语的堆叠，同形容词组成的排比起到客观记录的效果，投射出劳动的单调紧张，以及勞动者的绝望无助，反映了乡村世界的固化。单个命令词构成的句子“过来”“待那儿”“安静”营造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德语前缀缩略“in”“aus”再现了“穿靴子，脱靴子”的动作，避免了一切冗余的细节，似乎担心误入修饰与充沛情感的歧途一般。伊内霍夫尔认为诗意化的乡村生活是虚假田园牧歌的主要成分，文学已为其做足了贡献，特别是从19世纪起，故土文学被利用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服务于权力阶层;作家洞悉法西斯帝国主义“血与土地文学”为意识形态目的所做的故土诡辩，以及战后政治与美学交缠制造的失真艺术图像。奥地利原本积极参与了法西斯主义，战后却通过向外贩卖一幅和谐清白的旅游风光图，企图淡化或否认法西斯罪责。一批艺术家以狂热的破坏力批判了这一乌托邦幻象，伊内霍夫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极力揭露和谐乡村的神话，告知世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奥地利，残暴的、将人变成农奴的社会不公仍然存在，乡村绝非安逸祥和的故土。正是作家克制自我情感，忍痛地叙述自我经验，才使这部“自传报告”成为对耸人听闻的丑恶现实强有力的控诉。
二、“耳光风景”中的童年
故土文学将家乡等同于童年天堂的艺术传统遭到作家抨击，温暖庇护的家园无异于少时梦魇。作家独创的表达方式“耳光风景”讽刺霍尔在家乡的地貌风光中遭受的虐待，指代主人公缺爱的伤痛童年。农场家园俨然富农的独裁王国，将霍尔“羁押”其中，是霍尔痛恨家乡并奋力逃离的情结生发与寄寓之地。家长的淫威和主人公自杀的绝望心态取代了传统故土文学的家庭温情和对故乡的眷恋。 六岁的霍尔必须服从私生子的命运，靠劳动在父亲的土地上换取生存，稍有懈怠，必定遭受父亲毒打。从被母亲像包袱一样甩给生父的那一刻起，霍尔就开始了“耳光风景”中的各种劳作，挤奶、割牧草、打扫圈厩、赶马，即使他惧怕这庞然大物，想逃跑，也总会被父亲的大手抓回来，不容分说地暴打，直到他继续哭着在马前奔跑。富农迫于义务教育允许霍尔上学，但丝毫不减轻他的劳动量，压榨他的劳动力到达极限。“睡到六点，然后起床，套上裤子，钻进靴子，去到水槽，然后早饭……‘莫里茨会及时赶来替换我吗？’莫里茨终于跨过露水浸湿的草场……霍尔能走了，越过田野和篱笆……他快速换好衬衫裤子，在差八分八点钟时背着书包高兴地离开家，开始奔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五年级，吸引了全体人的目光。”这段每天上学前马不停蹄地劳动的描写基本由动词短语罗列组成，几乎没有修饰的成分，对仗的语言节奏制造出劳作的速度感与时间的紧迫感。涉及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部分，只简单表达愿望，并不上升到抱怨责难，显示出儿童默默忍受家庭权威的重压，孤立无援、无从反抗的弱势处境。
小说里鲜有父子对话，只见父亲勒令，孩子挨打，父子关系蜕变成暴力压迫：“从不解释，只是命令和耳光……第一车还没装完，霍尔就从一个耳光奔到下一个。”每次体罚前，孩子必须谦卑地请求：“父亲，请您狠狠打。”直到他被打得失去一半知觉，再感恩这番“教导”：“父亲，感谢您的打。”血泪交加的生活暴力由叙述者淡定自若地娓娓道来，放弃中间的过渡或总结控诉，仿佛滴血的伤口已经愈合，不会再痛一般;但读者读后却胆战心寒，无限怜悯不幸的主人公，对这位暴君父亲憎恨不已。通过生活碎片，作家刻画了一个唯利是图、铁石心肠，固执捍卫传统观念，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受到丝毫损害的专制家长，颠覆了传统故土小说中代表慈爱、道德的家长形象。作家将富农视作传统父权价值观念的载体，以他为靶心，对农村父权等级结构进行批判。
富农夫妇给予霍尔无尽的身体暴力与精神虐待，农场充满敌意的新环境导致孩子恐惧、尿床。而继母的恶毒，作家只消寥寥数笔描写她每天当着全体仆役的面抖开孩子的被褥，使孩子羞愧地从一旁溜走，就暴露无遗。继母施加的心理打击，更具毁灭力。每当霍尔尝试表达的时候，她就缓慢地摇头挫败他的勇气：“总是不变地否定着摇头，让他的头脑中有时完全黑暗，如同思想腹泻。”家庭的冷漠歧视，令霍尔切实地感受到缺少亲情的无家可归。于是，庄园显得“恶心”，父亲是“敌人”，虚假的田园诗意意味着心灵的折磨。作家从霍尔的视角对故土小说中常见的农户休闲时光进行了反向描写：“他宁愿从牛的肛门钻回牛肚子里或者连同嘴角都一起淹没到粪坑里，也比孤零零地坐在这傍晚的田园时光里和家人一起等候上床睡觉强。”在农场十一年的非人生活里，屈辱、孤独、自杀的念头时刻伴随着他。一幅极富效果的画面展现了一个无法从家庭获得认同的孩子自杀的本能反应：“霍尔在房前被一辆货车撞倒。他躺在道路上，不是爬起来，而是更深地钻进车下。”孩子在现实的家园得不到情感慰藉，就只能在一个没有感情的无生命物体世界里寻找庇护，寻觅精神家园。在他看来，车祸的疼痛远比待在那些充满敌意的“家人”面前更好受。
三、农场——“劳动集中营”
传统故土小说典型的空间符号，如农场、村庄被诗意化为静谧、安全的栖息地，“每个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规定的位置”⑦;作为故土小说的负面反转，霍尔生活的“豪村”蕴含着“监狱”的意味，农场则与理想化的农民空间形成鲜明对照，是森严冰冷的“劳动集中营”。伙计、女佣、计时工从出生起就扮演着规定的“农奴”角色，他们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农场，“除了劳动一切都被禁止”，直至生命终结。时代错乱的“农奴”⑧一词凸显了穷苦大众在20世纪50年代依赖富农生存，被降低为劳动工具的悲惨命运。仆从的视角揭示了底层劳动者的困顿、乡村的戾气以及富农贪婪霸道的形象，起到了祛魅田园神话的作用，揭示了乡村不是穷人安身立命的家园，故土小说塑造的没有冲突的乡村故土不过是乌托邦幻象，是一个“历史错乱、脱离社会的神话”⑨。
赤贫的农场仆从为了生存，听凭富农支配，忍受牲畜般的待遇，被人驱赶劳作。“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仆役和家奴，无论谁把脑袋刚一伸出黑暗的屋檐，就立即被驱赶回黑暗之中：年复一年，为了口粮，他们在这耀眼的风景中被驱来赶去，直到日复一日拼命地挣扎到坟墓边，哭嚎，然后咕咚一声栽进去。用面包块和汤喂饱他们，用脚踢着驱赶他们，直到他们只能吃多喝多，再用祈禱和祷告堵住他们的嘴……一个箱子和必要的几件衣服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仆从丧失话语自由，只能通过暗示彼此交流;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没有走出庄园、结交朋友或结婚成家的可能性，周日也必须服从富农的旨意去教堂礼拜。一文不名的奴仆无法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更没有法律承认的儿女。“那些出于私密的，草垛上的爱情产生的孩子，立即被富农又变成了仆人。…‘农奴”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就规定好，仆从的后代继续给富农当牛做马。为了扼杀仆人的觉醒意识，富农利用出身的“原罪”羞辱仆人或讲恐怖故事制造恐惧，驯服下人，甚至将自己神化为拯救仆人的“救世主”，进行精神统治。仆人了解自己毫无人格尊严的境况，但是牢不可破的压迫机制已经在意识中内化，使他们自卑地放弃抗争，集体失语。“具有前工业时代特征的富农庄园反映出奥地利偏远农村地区违背时代发展，继续施行父权宗法制侮辱折磨奴仆、女佣和短时工到麻木失语。”⑩仆人没有时间发声，为了生存必须分秒必争地劳作;他们也没有条件发声，因为不知道如何向外讲述自己的苦难。
在无望改变的情况下，仆人的社会行为出现障碍，变异为人身攻击，他们变本加厉地复制这种压迫，把仇恨转移到欺压弱者上。处于压迫链最底层的人没有能恣意践踏的对象，就将沮丧挫败以其他途径宣泄：有人将床榻扔出窗外，躺在刚停放过死人的棺材里，拒绝起身或把屎堆在桌上，再插上勺子。不仅庄园内部龃龉不断，整个村庄都充满着“富农的恶毒”和村民“普遍的敌意”。故土小说歌颂的古道热肠的村庄被瓦解，浪漫田园的神话旋即破灭。 作家转换了传统故土文学的“叙事视角”，创造性地从“仆从”霍尔的视角出发，“自下而上”地报道“农奴”无以言说的凄惨命运。仆役的生活一直为故土文学忽视，但凡涉及也必将其宣扬为与富农家庭荣辱与共。放弃故土文学的富农视角，是从形式上对故土文学的反叛。伊内霍夫尔研究专著的作者Frank Tichy到位地总结作家对故土文学的清算：“创造性地对从罗塞格到瓦格尔已经陷入田园浪漫诗化绝境的故土小说样式进行了重新评价。此外，伊内霍夫尔修正了富农庄园将农工阶层划分为与制度保持一致的群体的刻板印象，吸引人们关注他们作为弱势劳动者的地位。”（11）
四、共谋的乡村压迫
作家在极端解构传统故土小说关于人际关系的陈词滥调时，将故土小说肯定的、为压迫提供意识形态保障的乡村社会权威机构钉到耻辱柱上;甚至连传统故土小说赞美的，能净化心灵、逃避尘嚣的自然风光以及扎根于土地、修养德行的劳动都被批驳为无耻的共谋，参与了对底层劳动者实施的系统压迫中。故土文学的诸种美学题材都充当了维护剥削压迫的符号，遭到作家激烈地挞伐。
故土文学中融入乡村生活的天主教，在小说中僵化成仪式化的强权工具，充当富农的邪恶盟友，维护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富农逼迫仆人信教，利用宗教使他们驯服。牧师只代表富人利益.对底层弱者的社会诉求视而不见。教会通过忏悔或公开训诫的方式控制成年人，对孩童则使用和富农一样残暴的棍棒教育。霍尔对教会由深深的失望、仇恨演变成抵触、亵渎，他将上帝与放高利贷的祖父融为一体，坚信上帝是“那个他以前想象成魔鬼的人”。
在霍尔看来，教育机构同样与富农的利益交织，钳制压迫以维持统治秩序。类似于农场的鞭打驱赶，学校也使用棍棒管理：教师体罚因农活疲劳过度的孩子，却主张孩子首先完成农场劳动;遇到农场人手不足的情况，医生就给学生开病假，让他们全力劳动;老师默许这种伎俩，因为校长享用着富农们提供的肉和柴火。传统故土小说的青年主人公遵循上帝的意志发展，伊内霍夫尔则展现了主人公反抗权威及其规则的成长过程，是反转故土小说模式的鲜明例证。
故土文学的美学要素——自然风光以及劳动也承载了现实批判的内涵。作家以拒绝浪漫的现实主义姿态描写自然，改写了故土艺术大肆宣扬的阿尔卑斯故土风光。大自然生母经过霍尔的视野变成了“继母”，扮演着施虐者的角色，以严寒酷热、暴风雪、塌方对暴露于其中艰辛劳作的人不断地施加严酷考验。阿尔卑斯山脚下，压迫者“偷来的产业”不是令人欣喜的草场，而是臭气熏天的粪堆，奶牛愤怒地咆哮，情侣哀叹着喘息，鸟儿在“抱怨”，“花粉”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预告暗无天日收割牧草的时段又要来临。迥异于故土文学的自然景象是可怕的“敌手”，远眺都使人战栗：“威胁地待在那里的石块，房屋般硕大，就在道路上方……上方远处是恐惧，一场雪崩曾经为四或五个仆役进行了简单的审判。”
零星的自然描写规避了故土小说将“纯自然风景的描写”（12）用作叙事布景的模式，以此说明自然风光并非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难所，自然风光于劳动人民是疏远的，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劳苦大众感受不到自然的美，这构成同故土小说的对立;作家也拒绝故土文学致力于“神化故土、风光和自然而将其毁坏”（13）的艺术风格，反对故土文学通过历史与社会的自然依附性阐明乡村秩序的不可更易。夏朗指出：“谁不断地赞颂美化故土，就是想要说服他人相信，社会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一部分。”（14）伊内霍夫尔总结个人对自然的经验：“我理解风景的功能——山是这种关系的保护，平原另当别论。自然对我来说既不美也不浪漫，我恨它。”（15）
自然风光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方能被霍尔感知。草的生长使主人公联想到草料活：“草又这么高了。山谷在他面前像一个装有各种刑具的巨大监狱。”阿尔卑斯山玫瑰和龙胆草是故土歌曲常用于表达故乡情的道具，但其出现在劳动场景中，就起到了反讽的效果：“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玫瑰和龙胆上过来过去，把牲口赶上山，然后筋疲力尽地回窝棚。”有别于故土艺术纲领制定者要求“艺术和文学应当避开工作日的丑陋”，“不要发牢骚而要美化，这才是文学”（16），伊内霍夫尔详尽描述劳动流程：“劳动，掌握劳动流程，学习掌握劳动流程，并且完全放弃自我是全部内容。还有了解，懂得每一个器具，知道所有的存储地点……记住土地的位置，山坡、岩石、石块、水洼、沟壑，记住牲畜存栏量，懂得动物行为，人畜行为和畜人行为。”赘语的往复透露出劳动的机械与生存的无意义。
五、结语
伊内霍夫尔的成名作《美好的日子》，作为反故土文学的经典文本，依托作家真实的童年创伤经验，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从主人公伤痛的童年、农村底层劳动者非人的境遇、虚伪的乡村权威以及自然风光和劳动等方面再现了穷人苦难无助的境遇，揭示了底層劳动者身在故土却无所归依的现实命运，颠覆了故土文学传统，破除了关于乡村的故土乌托邦幻象。在对抗故土文学模式的同时，作者展现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心与启蒙社会的巨大勇气。正如评论家Koppensteiner的评价，“想用小说敲触、打破沉默，走近故乡那些做帮工、农工或学徒的人，帮助他们脱离被动的状态……提升乡民的意识，让失语者发声，传播思想的启蒙”（17）。
① Koppensteiner， Jurgen. Anti-Heimatliteratur： EinUnterrichtsversuch mit Franz Innerhofers Roman ，，SchoneTage". In Die Unterrichtspraxis 14 ， 1981 ： S.9-19 ， S.13.
② 作品原名为：Schone Tage， Suhrkamp，1980.
③故土文学在奥地利历史悠久，接受度极高，作品大多以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将乡村美化为和谐完好的乌托邦故土。
④⑥ Hoffmeister， Donna L.. Vertrauter Alltag， gemischteGefuhle. Gesprache mit chriftstellern uber Arbeit in derLiteratur. In Abhandlungen zur Kunst-. Musik- undLiteraturwissenschaft. Band 382. Bonn： Bouvier Verlag，1989：S.59f. ⑤ Birgfeld， Johannes. Franz Innerhofer als Erzahler. EineStudie zu seiner Poetik. Peter Lang， 2002：S.57f.
⑦Waggerl， Karl-Heinrich.Das Jahr des Herrm. Lizenzausgabefiir die Buchgemeinschafi Donauland， 1933： S.7.
⑧奥地利早在1781年就由约瑟夫二世立法废除了农奴。参见Zollner， Erich. Geschichte Osterreichs. Von denAnfangen bis zur Gegenwart. Wien： Verlag fiir Geschichteund Politik， 1984： S.327
⑨ Emmerich， Wolfgang. Zwischen Anpassung undWiderstand. Lernen aus Lebenslaufen. Notizen zuInnerhofer， Wolfgruber， Scharang. In： Berliner Hefte 5，1977： S.47-57. S.48
（10） Sagmeister， Helmut. Die Problematisierung der Heimatin der modemen osterreichischen Literatur. In： G.J.Carr und Eda Sagarra（ Hrsg.） ：Irish Studies in ModernAustrian Literature. Dublin， 1982： S.94-121， S.115.
（11） Tichy， Frank. Franz Innerhof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Menschen. Salzburg： Residenz Verlag， 2004：S 23.
（12）（13）（14） Scharang， Michael. Landschaft und Literatur. InKiirbiskem 3/1975： S.98-101.參见Rossbacher， Karlheinz：Heimatkunstbewegung und Heimatroman. Zu einerLiteratursoziologie der Jahrhundertwende. Stuttgart， 1979：S.157f
（15） Innerhofer， Franz im Gesprach mit Sigrid Loffler： EinLeibeigener wird Dichter. In Neue Kronen-Zeitung，25.1.1975： S.18.
（16） Lienhard， Friedrich. Hochland. In Heimatl， 1900： S.66.
（17） Koppensteiner， Jurgen. Das Leben auf dem LandeZu den Anti-Heimatromanen OsterreichischerGegenwartsautoren. In Jahrbuch fur InternationaleGermanistik. Akten des VI. Intemationalen Germanisten-Kongress Basel 1980. Peter Lang： Bern， 1980： S.545-549， S.547.
作者：张沫，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万向：德语文学。
编辑：赵斌E-mail： mzxszb@126.com
关键词：伊内霍夫尔 反故土文学 故土 现实批判 反故土情结
弗朗茨·伊内霍夫尔（ Franz Innerhofer）是奥地利20世纪70年代反故土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评论家Koppe nsteiner盛赞他的作品是“反故土文学的王冠”①。他以童年经历为蓝本的小说处女作《美好的日子》（1974）②首次揭露乡村生存的困厄，反叛故土文学③粉饰乡村的传统，发掘出20世纪50年代距离奥地利萨尔茨堡旅游胜境仅咫尺之遥的乡村在底层劳动者视界中的真相，被评论界誉为“天才的独行”，是公认接受度最高、影响最广泛的反故土文学的典范。小说先后荣获不莱梅文学奖、劳里斯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格林奖，1982年被拍摄成电影，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小说描绘了一幅时代错乱、前现代风格的奥地利乡村风俗画，现实主义地再现了奥地利如画的旅游风光宣传背后，乡村底层人民非人的生活。小说有悖于故土想象的乡村图景与极具乡土特色的质朴语言，消解了故土文学美化乡村的陈词滥调，颠覆了将田园诗化为故土的艺术传统，彰显了作家对家乡难以弥合的心理隔膜。
一、破除故土幻象的艺术建构
现实主义地揭露故土文学遮蔽的社会真相，是反故土文学创作的特质之一。《美好的日子》之惊世骇俗在于揭露乡村苦难生活的“真实力量”，故土小说典型的美学元素，如农场、村民、学校、教会、自然风光同样建构了该小说的乡村世界，但失去了肯定的含义，被用于还原乡村骇人的生活图景，破除了故土文学制造的安逸、健康、美好的故土幻象，与故土文学美化乡村的艺术修辞形成尖锐对抗。作家没有刻意渲染乡村居民内心的悲苦，只从孩童的视角观察，用直白粗粝的乡土语言，冷静客观地描摹“丑陋的乡村”，使读者惊诧于奥地利当代农村竟然贫穷落后、蔑视人性到如此地步。
故事源自伊内霍夫尔童年伤痛的生活经验，映射出虚构的主人公霍尔与真实的作家间的重合：同为农场主的私生子，六岁被母亲送给生父做童工，尝尽艰难冷漠，直到十七岁摆脱富农控制，进城开始铁匠学徒的生活。童年的心灵痼疾驱使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寻求疗救，作家功成名就后，最终仍选择自戕，那是他创伤心理的真实写照，正如小说中霍尔对死亡的潜意识渴望。
作家拒斥故土文学虚假的陈词滥调：“当然有那些书写关于富农劳作的故土作家。我读过那些相关的书，并不喜欢，因为我认为，所写的并不是那回事。”④小说里的乡村颓败凋敝、原始野蛮。饥饿的人群、挨打的孩子、受压榨的仆役、伪善的宗教信仰，都发生在那个曾经被艺术加工得如画般浪漫，如天堂般令人梦寐以求的风光盛景之中。故土文学草长莺飞的牧场风光、悠闲的田园躬耕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卑贱的农场佣工经年累月奔忙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故土艺术宣扬的对劳动与土地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纯真挚爱，退化为纯粹为换取生存，在富农的鞭打驱赶下艰辛地开疆辟土;勤勉仁慈的“家长”、牧师、村民与仆从之间敬爱有加、和谐互助的关系异化为山民之间的嫉恨倾轧，富农联手乡村权威机构对失语的“农奴”肆无忌惮地压迫。作家曾表示，他无意谴责任何人，而只想告诉人们，他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是事实。于是，这部小说不局限于“仅叙述个别人物的生平”，还呈现了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女佣和帮工们”遭受的困苦与折磨⑤，其创作旨归“主要是书写我的经验和我认识的人及他们的生存”⑥。作为曾经遭受压榨的农工，伊内霍夫尔痛感于这个数百年来被公共话语忽略的巨大而沉默的群体忍受的“无望的痛苦”，他深感有必要打破这种沉默，让他的语言文字替那些贫苦弱者发声，起到振聋发聩的社会启蒙作用。
真实地反映丑陋的乡村生活作为反故土文学的圭臬，体现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上。作家独特的表达方式浸润着乡村生活的特征，简单、粗陋，极力避免文学化的修辞，不动声色地白描生活插曲，并不刻意渲染苦难，却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描述无休止劳作的段落压缩成名词短语的堆叠，同形容词组成的排比起到客观记录的效果，投射出劳动的单调紧张，以及勞动者的绝望无助，反映了乡村世界的固化。单个命令词构成的句子“过来”“待那儿”“安静”营造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德语前缀缩略“in”“aus”再现了“穿靴子，脱靴子”的动作，避免了一切冗余的细节，似乎担心误入修饰与充沛情感的歧途一般。伊内霍夫尔认为诗意化的乡村生活是虚假田园牧歌的主要成分，文学已为其做足了贡献，特别是从19世纪起，故土文学被利用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服务于权力阶层;作家洞悉法西斯帝国主义“血与土地文学”为意识形态目的所做的故土诡辩，以及战后政治与美学交缠制造的失真艺术图像。奥地利原本积极参与了法西斯主义，战后却通过向外贩卖一幅和谐清白的旅游风光图，企图淡化或否认法西斯罪责。一批艺术家以狂热的破坏力批判了这一乌托邦幻象，伊内霍夫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极力揭露和谐乡村的神话，告知世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奥地利，残暴的、将人变成农奴的社会不公仍然存在，乡村绝非安逸祥和的故土。正是作家克制自我情感，忍痛地叙述自我经验，才使这部“自传报告”成为对耸人听闻的丑恶现实强有力的控诉。
二、“耳光风景”中的童年
故土文学将家乡等同于童年天堂的艺术传统遭到作家抨击，温暖庇护的家园无异于少时梦魇。作家独创的表达方式“耳光风景”讽刺霍尔在家乡的地貌风光中遭受的虐待，指代主人公缺爱的伤痛童年。农场家园俨然富农的独裁王国，将霍尔“羁押”其中，是霍尔痛恨家乡并奋力逃离的情结生发与寄寓之地。家长的淫威和主人公自杀的绝望心态取代了传统故土文学的家庭温情和对故乡的眷恋。 六岁的霍尔必须服从私生子的命运，靠劳动在父亲的土地上换取生存，稍有懈怠，必定遭受父亲毒打。从被母亲像包袱一样甩给生父的那一刻起，霍尔就开始了“耳光风景”中的各种劳作，挤奶、割牧草、打扫圈厩、赶马，即使他惧怕这庞然大物，想逃跑，也总会被父亲的大手抓回来，不容分说地暴打，直到他继续哭着在马前奔跑。富农迫于义务教育允许霍尔上学，但丝毫不减轻他的劳动量，压榨他的劳动力到达极限。“睡到六点，然后起床，套上裤子，钻进靴子，去到水槽，然后早饭……‘莫里茨会及时赶来替换我吗？’莫里茨终于跨过露水浸湿的草场……霍尔能走了，越过田野和篱笆……他快速换好衬衫裤子，在差八分八点钟时背着书包高兴地离开家，开始奔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五年级，吸引了全体人的目光。”这段每天上学前马不停蹄地劳动的描写基本由动词短语罗列组成，几乎没有修饰的成分，对仗的语言节奏制造出劳作的速度感与时间的紧迫感。涉及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部分，只简单表达愿望，并不上升到抱怨责难，显示出儿童默默忍受家庭权威的重压，孤立无援、无从反抗的弱势处境。
小说里鲜有父子对话，只见父亲勒令，孩子挨打，父子关系蜕变成暴力压迫：“从不解释，只是命令和耳光……第一车还没装完，霍尔就从一个耳光奔到下一个。”每次体罚前，孩子必须谦卑地请求：“父亲，请您狠狠打。”直到他被打得失去一半知觉，再感恩这番“教导”：“父亲，感谢您的打。”血泪交加的生活暴力由叙述者淡定自若地娓娓道来，放弃中间的过渡或总结控诉，仿佛滴血的伤口已经愈合，不会再痛一般;但读者读后却胆战心寒，无限怜悯不幸的主人公，对这位暴君父亲憎恨不已。通过生活碎片，作家刻画了一个唯利是图、铁石心肠，固执捍卫传统观念，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受到丝毫损害的专制家长，颠覆了传统故土小说中代表慈爱、道德的家长形象。作家将富农视作传统父权价值观念的载体，以他为靶心，对农村父权等级结构进行批判。
富农夫妇给予霍尔无尽的身体暴力与精神虐待，农场充满敌意的新环境导致孩子恐惧、尿床。而继母的恶毒，作家只消寥寥数笔描写她每天当着全体仆役的面抖开孩子的被褥，使孩子羞愧地从一旁溜走，就暴露无遗。继母施加的心理打击，更具毁灭力。每当霍尔尝试表达的时候，她就缓慢地摇头挫败他的勇气：“总是不变地否定着摇头，让他的头脑中有时完全黑暗，如同思想腹泻。”家庭的冷漠歧视，令霍尔切实地感受到缺少亲情的无家可归。于是，庄园显得“恶心”，父亲是“敌人”，虚假的田园诗意意味着心灵的折磨。作家从霍尔的视角对故土小说中常见的农户休闲时光进行了反向描写：“他宁愿从牛的肛门钻回牛肚子里或者连同嘴角都一起淹没到粪坑里，也比孤零零地坐在这傍晚的田园时光里和家人一起等候上床睡觉强。”在农场十一年的非人生活里，屈辱、孤独、自杀的念头时刻伴随着他。一幅极富效果的画面展现了一个无法从家庭获得认同的孩子自杀的本能反应：“霍尔在房前被一辆货车撞倒。他躺在道路上，不是爬起来，而是更深地钻进车下。”孩子在现实的家园得不到情感慰藉，就只能在一个没有感情的无生命物体世界里寻找庇护，寻觅精神家园。在他看来，车祸的疼痛远比待在那些充满敌意的“家人”面前更好受。
三、农场——“劳动集中营”
传统故土小说典型的空间符号，如农场、村庄被诗意化为静谧、安全的栖息地，“每个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规定的位置”⑦;作为故土小说的负面反转，霍尔生活的“豪村”蕴含着“监狱”的意味，农场则与理想化的农民空间形成鲜明对照，是森严冰冷的“劳动集中营”。伙计、女佣、计时工从出生起就扮演着规定的“农奴”角色，他们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农场，“除了劳动一切都被禁止”，直至生命终结。时代错乱的“农奴”⑧一词凸显了穷苦大众在20世纪50年代依赖富农生存，被降低为劳动工具的悲惨命运。仆从的视角揭示了底层劳动者的困顿、乡村的戾气以及富农贪婪霸道的形象，起到了祛魅田园神话的作用，揭示了乡村不是穷人安身立命的家园，故土小说塑造的没有冲突的乡村故土不过是乌托邦幻象，是一个“历史错乱、脱离社会的神话”⑨。
赤贫的农场仆从为了生存，听凭富农支配，忍受牲畜般的待遇，被人驱赶劳作。“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仆役和家奴，无论谁把脑袋刚一伸出黑暗的屋檐，就立即被驱赶回黑暗之中：年复一年，为了口粮，他们在这耀眼的风景中被驱来赶去，直到日复一日拼命地挣扎到坟墓边，哭嚎，然后咕咚一声栽进去。用面包块和汤喂饱他们，用脚踢着驱赶他们，直到他们只能吃多喝多，再用祈禱和祷告堵住他们的嘴……一个箱子和必要的几件衣服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仆从丧失话语自由，只能通过暗示彼此交流;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没有走出庄园、结交朋友或结婚成家的可能性，周日也必须服从富农的旨意去教堂礼拜。一文不名的奴仆无法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更没有法律承认的儿女。“那些出于私密的，草垛上的爱情产生的孩子，立即被富农又变成了仆人。…‘农奴”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就规定好，仆从的后代继续给富农当牛做马。为了扼杀仆人的觉醒意识，富农利用出身的“原罪”羞辱仆人或讲恐怖故事制造恐惧，驯服下人，甚至将自己神化为拯救仆人的“救世主”，进行精神统治。仆人了解自己毫无人格尊严的境况，但是牢不可破的压迫机制已经在意识中内化，使他们自卑地放弃抗争，集体失语。“具有前工业时代特征的富农庄园反映出奥地利偏远农村地区违背时代发展，继续施行父权宗法制侮辱折磨奴仆、女佣和短时工到麻木失语。”⑩仆人没有时间发声，为了生存必须分秒必争地劳作;他们也没有条件发声，因为不知道如何向外讲述自己的苦难。
在无望改变的情况下，仆人的社会行为出现障碍，变异为人身攻击，他们变本加厉地复制这种压迫，把仇恨转移到欺压弱者上。处于压迫链最底层的人没有能恣意践踏的对象，就将沮丧挫败以其他途径宣泄：有人将床榻扔出窗外，躺在刚停放过死人的棺材里，拒绝起身或把屎堆在桌上，再插上勺子。不仅庄园内部龃龉不断，整个村庄都充满着“富农的恶毒”和村民“普遍的敌意”。故土小说歌颂的古道热肠的村庄被瓦解，浪漫田园的神话旋即破灭。 作家转换了传统故土文学的“叙事视角”，创造性地从“仆从”霍尔的视角出发，“自下而上”地报道“农奴”无以言说的凄惨命运。仆役的生活一直为故土文学忽视，但凡涉及也必将其宣扬为与富农家庭荣辱与共。放弃故土文学的富农视角，是从形式上对故土文学的反叛。伊内霍夫尔研究专著的作者Frank Tichy到位地总结作家对故土文学的清算：“创造性地对从罗塞格到瓦格尔已经陷入田园浪漫诗化绝境的故土小说样式进行了重新评价。此外，伊内霍夫尔修正了富农庄园将农工阶层划分为与制度保持一致的群体的刻板印象，吸引人们关注他们作为弱势劳动者的地位。”（11）
四、共谋的乡村压迫
作家在极端解构传统故土小说关于人际关系的陈词滥调时，将故土小说肯定的、为压迫提供意识形态保障的乡村社会权威机构钉到耻辱柱上;甚至连传统故土小说赞美的，能净化心灵、逃避尘嚣的自然风光以及扎根于土地、修养德行的劳动都被批驳为无耻的共谋，参与了对底层劳动者实施的系统压迫中。故土文学的诸种美学题材都充当了维护剥削压迫的符号，遭到作家激烈地挞伐。
故土文学中融入乡村生活的天主教，在小说中僵化成仪式化的强权工具，充当富农的邪恶盟友，维护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富农逼迫仆人信教，利用宗教使他们驯服。牧师只代表富人利益.对底层弱者的社会诉求视而不见。教会通过忏悔或公开训诫的方式控制成年人，对孩童则使用和富农一样残暴的棍棒教育。霍尔对教会由深深的失望、仇恨演变成抵触、亵渎，他将上帝与放高利贷的祖父融为一体，坚信上帝是“那个他以前想象成魔鬼的人”。
在霍尔看来，教育机构同样与富农的利益交织，钳制压迫以维持统治秩序。类似于农场的鞭打驱赶，学校也使用棍棒管理：教师体罚因农活疲劳过度的孩子，却主张孩子首先完成农场劳动;遇到农场人手不足的情况，医生就给学生开病假，让他们全力劳动;老师默许这种伎俩，因为校长享用着富农们提供的肉和柴火。传统故土小说的青年主人公遵循上帝的意志发展，伊内霍夫尔则展现了主人公反抗权威及其规则的成长过程，是反转故土小说模式的鲜明例证。
故土文学的美学要素——自然风光以及劳动也承载了现实批判的内涵。作家以拒绝浪漫的现实主义姿态描写自然，改写了故土艺术大肆宣扬的阿尔卑斯故土风光。大自然生母经过霍尔的视野变成了“继母”，扮演着施虐者的角色，以严寒酷热、暴风雪、塌方对暴露于其中艰辛劳作的人不断地施加严酷考验。阿尔卑斯山脚下，压迫者“偷来的产业”不是令人欣喜的草场，而是臭气熏天的粪堆，奶牛愤怒地咆哮，情侣哀叹着喘息，鸟儿在“抱怨”，“花粉”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预告暗无天日收割牧草的时段又要来临。迥异于故土文学的自然景象是可怕的“敌手”，远眺都使人战栗：“威胁地待在那里的石块，房屋般硕大，就在道路上方……上方远处是恐惧，一场雪崩曾经为四或五个仆役进行了简单的审判。”
零星的自然描写规避了故土小说将“纯自然风景的描写”（12）用作叙事布景的模式，以此说明自然风光并非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难所，自然风光于劳动人民是疏远的，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劳苦大众感受不到自然的美，这构成同故土小说的对立;作家也拒绝故土文学致力于“神化故土、风光和自然而将其毁坏”（13）的艺术风格，反对故土文学通过历史与社会的自然依附性阐明乡村秩序的不可更易。夏朗指出：“谁不断地赞颂美化故土，就是想要说服他人相信，社会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一部分。”（14）伊内霍夫尔总结个人对自然的经验：“我理解风景的功能——山是这种关系的保护，平原另当别论。自然对我来说既不美也不浪漫，我恨它。”（15）
自然风光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方能被霍尔感知。草的生长使主人公联想到草料活：“草又这么高了。山谷在他面前像一个装有各种刑具的巨大监狱。”阿尔卑斯山玫瑰和龙胆草是故土歌曲常用于表达故乡情的道具，但其出现在劳动场景中，就起到了反讽的效果：“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玫瑰和龙胆上过来过去，把牲口赶上山，然后筋疲力尽地回窝棚。”有别于故土艺术纲领制定者要求“艺术和文学应当避开工作日的丑陋”，“不要发牢骚而要美化，这才是文学”（16），伊内霍夫尔详尽描述劳动流程：“劳动，掌握劳动流程，学习掌握劳动流程，并且完全放弃自我是全部内容。还有了解，懂得每一个器具，知道所有的存储地点……记住土地的位置，山坡、岩石、石块、水洼、沟壑，记住牲畜存栏量，懂得动物行为，人畜行为和畜人行为。”赘语的往复透露出劳动的机械与生存的无意义。
五、结语
伊内霍夫尔的成名作《美好的日子》，作为反故土文学的经典文本，依托作家真实的童年创伤经验，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从主人公伤痛的童年、农村底层劳动者非人的境遇、虚伪的乡村权威以及自然风光和劳动等方面再现了穷人苦难无助的境遇，揭示了底層劳动者身在故土却无所归依的现实命运，颠覆了故土文学传统，破除了关于乡村的故土乌托邦幻象。在对抗故土文学模式的同时，作者展现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心与启蒙社会的巨大勇气。正如评论家Koppensteiner的评价，“想用小说敲触、打破沉默，走近故乡那些做帮工、农工或学徒的人，帮助他们脱离被动的状态……提升乡民的意识，让失语者发声，传播思想的启蒙”（17）。
① Koppensteiner， Jurgen. Anti-Heimatliteratur： EinUnterrichtsversuch mit Franz Innerhofers Roman ，，SchoneTage". In Die Unterrichtspraxis 14 ， 1981 ： S.9-19 ， S.13.
② 作品原名为：Schone Tage， Suhrkamp，1980.
③故土文学在奥地利历史悠久，接受度极高，作品大多以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将乡村美化为和谐完好的乌托邦故土。
④⑥ Hoffmeister， Donna L.. Vertrauter Alltag， gemischteGefuhle. Gesprache mit chriftstellern uber Arbeit in derLiteratur. In Abhandlungen zur Kunst-. Musik- undLiteraturwissenschaft. Band 382. Bonn： Bouvier Verlag，1989：S.59f. ⑤ Birgfeld， Johannes. Franz Innerhofer als Erzahler. EineStudie zu seiner Poetik. Peter Lang， 2002：S.57f.
⑦Waggerl， Karl-Heinrich.Das Jahr des Herrm. Lizenzausgabefiir die Buchgemeinschafi Donauland， 1933： S.7.
⑧奥地利早在1781年就由约瑟夫二世立法废除了农奴。参见Zollner， Erich. Geschichte Osterreichs. Von denAnfangen bis zur Gegenwart. Wien： Verlag fiir Geschichteund Politik， 1984： S.327
⑨ Emmerich， Wolfgang. Zwischen Anpassung undWiderstand. Lernen aus Lebenslaufen. Notizen zuInnerhofer， Wolfgruber， Scharang. In： Berliner Hefte 5，1977： S.47-57. S.48
（10） Sagmeister， Helmut. Die Problematisierung der Heimatin der modemen osterreichischen Literatur. In： G.J.Carr und Eda Sagarra（ Hrsg.） ：Irish Studies in ModernAustrian Literature. Dublin， 1982： S.94-121， S.115.
（11） Tichy， Frank. Franz Innerhof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Menschen. Salzburg： Residenz Verlag， 2004：S 23.
（12）（13）（14） Scharang， Michael. Landschaft und Literatur. InKiirbiskem 3/1975： S.98-101.參见Rossbacher， Karlheinz：Heimatkunstbewegung und Heimatroman. Zu einerLiteratursoziologie der Jahrhundertwende. Stuttgart， 1979：S.157f
（15） Innerhofer， Franz im Gesprach mit Sigrid Loffler： EinLeibeigener wird Dichter. In Neue Kronen-Zeitung，25.1.1975： S.18.
（16） Lienhard， Friedrich. Hochland. In Heimatl， 1900： S.66.
（17） Koppensteiner， Jurgen. Das Leben auf dem LandeZu den Anti-Heimatromanen OsterreichischerGegenwartsautoren. In Jahrbuch fur InternationaleGermanistik. Akten des VI. Intemationalen Germanisten-Kongress Basel 1980. Peter Lang： Bern， 1980： S.545-549， S.547.
作者：张沫，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万向：德语文学。
编辑：赵斌E-mail：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