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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识教育源于古代西方自由教育，是一种博雅素质教育，旨在培养负责任的公民。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上都存在问题，为了加强通识教育，有必要设立通识教育的实施机构，改善课程设置，并提高学生兴趣。
关键词： 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课程建设
一、通识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通识教育的产生
通识教育源于古代西方的自由教育，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 for free men），经由纽曼所倡导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发展到受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而推行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通识教育是英国传统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与美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通识教育一词虽然早在1829年，就由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教授（Alpheus Spring Packard）提出，但真正实行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先后经历三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影响最大的要数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推动的通识教育：阅读名著运动、跨学科课程。第二次通识教育高潮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颇具影响力的是哈佛大学1945年的著名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第三次通识教育改革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提出的核心课程计划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台湾学者将general education翻译为通识教育，1984年4月5日颁发《大学通识科目实施要点》，通识教育开始在我国台湾全面实施。
2.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但是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端暴露了，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过窄，人文素质较差，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1961年我国开始纠正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问题。
199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
许多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用通识教育基础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定位和规划大学本科教育，并将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标。相当一批重点大学还成立了本科学院（即本科文理学院），如复旦学院（复旦大学）、匡亚明学院（南京大学）、竺可桢学院（浙江大学），从机构和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
二、通识教育的含义与必要性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通识教育的定义有过诸多阐述。第一个把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博德学院教授帕卡德（A. S. Packard）认为，我们预计给青年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高等教育，是科学、人文、艺术全面素质的教育。有的学者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与核心，而不是各系所专业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
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通识教育是促使学生掌握广博的学科基础知识，提高价值观念与认知能力，能适应社会挑战与环境变化，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种博雅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实施有其必要性，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和国家的公民，即培育的是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学者。
三、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下：课程体系还缺乏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所应有的基础性、系统性、人文性、综合性、主体性和深刻性，相当一部分课程内容停留在粗线条的概论梳理和原理介绍；教学形式不够理想，大多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缺少必要的师生交流、小班讨论和严格考核；学习层面上应有的批判性思维，特别是批判性阅读和写作比较欠缺。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第一，缺乏自由教育的根基，使通识教育观难以生根发芽。我国近代大学的历史相对较短，缺乏思想与精神的积淀，未形成强有力的自由教育传统。第二，强大功利主义传统挤压了通识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生长空间。特殊的背景及文化教育传统赋予了我国近代科学教育过强的军事经济功利导向，固化了教育的功利主义。第三，我国现代大学的组织形式及学科制度客观上抑制了通识教育的发展。现代大学以分科、分专业为基本特征的学科制度与大学组织形式忽视了对知识的高度综合的适应，使本专业与其他专业相脱离。
四、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台湾的通识教育获得了重要发展，通识教育被列入“教育部”的正式工作议程，开始了通识教育的校本化运动，并且开展了通识教育评估鉴定工作。台湾近年来一直将通识教育实施质量作为大学的评估标准，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研究和管理机构（如台湾通识教育协会、台大共同教育委员会等），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通识教育的健康发展。
笔者利用在台交流的机会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学务处副学务长彭立忠副教授。针对通识教育，彭老师认为，现代的学科知识复杂，学科分类太细，见树不见林，需要科技整合，需要不同领域的对话，需要桥梁教育。“通通不认识的人聚到一起让他们认识”，这才叫通识，不同系的人观点不一样，结合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对话。彭老师指出不同领域越是专业越是傲慢，都在象牙塔里面，而通识教育就是为了打破这个藩篱。很多学校通识教育都做得很弱，从师资到理念。通识教育不过发展几十年，但海峡两岸都是舶来的，都不深入。要回到涵养知识分子情操和德性的角度去落实，但两岸都没抓到这个重点。 五、加强大学通识教育建设
我们提出以下加强大学通识教育建设的思路：
1.深入明确通识教育的目的。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科学基础和文化背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扩大历史视野、形成认知风格和增强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创造知识、进行自我更新、适应社会多种职业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个人的最高价值——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通识教育的目的。
2.设立通识教育的实施机构。有必要在高校建立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如通识教育委员会，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审议、推动、评估全校通识教育，负责起草规划、协调联络、实际执行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等业务。专门的通识教育委员会有利于落实通识教育的各项措施，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3.改善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多收集学生的意见与建议，包括要设置怎样的课程，课程的效果是否良好等，也要加强对课程设置的评估。
4.增强通识教育的多样性，提高学生的兴趣。要扩大学生的可选择范围，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保持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好沟通，在民主、自由的课堂中提高学生的兴趣，才能更好地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朱燕飞，石云里，陈长荣.从MIT看中国通识教育的发展策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4）：62-68.
[2]蔡映辉.高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问题及改革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4（11）：76-79.
[3]曹莉.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辩证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4）：24-33.
[4]闫亚林.另一种大学竞争力——中国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两次评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10）：57-62.
[5]张翼星.试论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
[6]贾永堂.我国大学通识教育难以深化的根本因素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5.2.
[7]石仿，裴旭，万洪英.创造力战略下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和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07.1.
[8]黄坤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
[9]苗文利.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二十年的发展现状及理性省察[J].大学教育科学，2007.4.
[10]张慧洁，孙中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基金项目（2012DX-066）。
关键词： 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课程建设
一、通识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通识教育的产生
通识教育源于古代西方的自由教育，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 for free men），经由纽曼所倡导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发展到受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而推行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通识教育是英国传统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与美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通识教育一词虽然早在1829年，就由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教授（Alpheus Spring Packard）提出，但真正实行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先后经历三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影响最大的要数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推动的通识教育：阅读名著运动、跨学科课程。第二次通识教育高潮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颇具影响力的是哈佛大学1945年的著名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第三次通识教育改革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提出的核心课程计划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台湾学者将general education翻译为通识教育，1984年4月5日颁发《大学通识科目实施要点》，通识教育开始在我国台湾全面实施。
2.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但是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端暴露了，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过窄，人文素质较差，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1961年我国开始纠正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问题。
199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
许多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用通识教育基础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定位和规划大学本科教育，并将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标。相当一批重点大学还成立了本科学院（即本科文理学院），如复旦学院（复旦大学）、匡亚明学院（南京大学）、竺可桢学院（浙江大学），从机构和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
二、通识教育的含义与必要性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通识教育的定义有过诸多阐述。第一个把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博德学院教授帕卡德（A. S. Packard）认为，我们预计给青年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高等教育，是科学、人文、艺术全面素质的教育。有的学者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与核心，而不是各系所专业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
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通识教育是促使学生掌握广博的学科基础知识，提高价值观念与认知能力，能适应社会挑战与环境变化，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种博雅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实施有其必要性，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和国家的公民，即培育的是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学者。
三、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下：课程体系还缺乏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所应有的基础性、系统性、人文性、综合性、主体性和深刻性，相当一部分课程内容停留在粗线条的概论梳理和原理介绍；教学形式不够理想，大多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缺少必要的师生交流、小班讨论和严格考核；学习层面上应有的批判性思维，特别是批判性阅读和写作比较欠缺。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第一，缺乏自由教育的根基，使通识教育观难以生根发芽。我国近代大学的历史相对较短，缺乏思想与精神的积淀，未形成强有力的自由教育传统。第二，强大功利主义传统挤压了通识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生长空间。特殊的背景及文化教育传统赋予了我国近代科学教育过强的军事经济功利导向，固化了教育的功利主义。第三，我国现代大学的组织形式及学科制度客观上抑制了通识教育的发展。现代大学以分科、分专业为基本特征的学科制度与大学组织形式忽视了对知识的高度综合的适应，使本专业与其他专业相脱离。
四、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台湾的通识教育获得了重要发展，通识教育被列入“教育部”的正式工作议程，开始了通识教育的校本化运动，并且开展了通识教育评估鉴定工作。台湾近年来一直将通识教育实施质量作为大学的评估标准，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研究和管理机构（如台湾通识教育协会、台大共同教育委员会等），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通识教育的健康发展。
笔者利用在台交流的机会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学务处副学务长彭立忠副教授。针对通识教育，彭老师认为，现代的学科知识复杂，学科分类太细，见树不见林，需要科技整合，需要不同领域的对话，需要桥梁教育。“通通不认识的人聚到一起让他们认识”，这才叫通识，不同系的人观点不一样，结合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对话。彭老师指出不同领域越是专业越是傲慢，都在象牙塔里面，而通识教育就是为了打破这个藩篱。很多学校通识教育都做得很弱，从师资到理念。通识教育不过发展几十年，但海峡两岸都是舶来的，都不深入。要回到涵养知识分子情操和德性的角度去落实，但两岸都没抓到这个重点。 五、加强大学通识教育建设
我们提出以下加强大学通识教育建设的思路：
1.深入明确通识教育的目的。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科学基础和文化背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扩大历史视野、形成认知风格和增强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创造知识、进行自我更新、适应社会多种职业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个人的最高价值——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通识教育的目的。
2.设立通识教育的实施机构。有必要在高校建立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如通识教育委员会，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审议、推动、评估全校通识教育，负责起草规划、协调联络、实际执行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等业务。专门的通识教育委员会有利于落实通识教育的各项措施，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3.改善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多收集学生的意见与建议，包括要设置怎样的课程，课程的效果是否良好等，也要加强对课程设置的评估。
4.增强通识教育的多样性，提高学生的兴趣。要扩大学生的可选择范围，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保持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好沟通，在民主、自由的课堂中提高学生的兴趣，才能更好地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朱燕飞，石云里，陈长荣.从MIT看中国通识教育的发展策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4）：62-68.
[2]蔡映辉.高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问题及改革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4（11）：76-79.
[3]曹莉.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辩证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4）：24-33.
[4]闫亚林.另一种大学竞争力——中国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两次评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10）：57-62.
[5]张翼星.试论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
[6]贾永堂.我国大学通识教育难以深化的根本因素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5.2.
[7]石仿，裴旭，万洪英.创造力战略下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和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07.1.
[8]黄坤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
[9]苗文利.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二十年的发展现状及理性省察[J].大学教育科学，2007.4.
[10]张慧洁，孙中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基金项目（2012DX-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