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一个关键词笼罩了整个会议的全程：货币战。最先提出“货币战”的人是巴西的财长。巴西人就在抱怨：他们才是货币战的受害者。
　　此言何出?巴西的情况，是目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状况中很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流入，引发汇率升值，国内的通胀压力增加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些事情的结果是升值，并使得巴西在国际贸易上开始丧失竞争力，而可能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给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带来极大挑战。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当前的资本流入在未来某个时点变成资本外逃，其伴随的泡沫破裂和经济停滞，可能给巴西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而巴西人觉得，他们遇到这样的境地正是拜“货币战”所赐。
　　“货币战”的一方是美国，为了刺激持续疲软的美国经济，美联储执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零附近后，美联储又开始执行非常规的“数量宽松”，也就是直接印票子。可问题是，美联储创造的货币似乎并没有流向美国经济，而是流向了别的国家。
　　“货币战”的另一方是从日本，到韩国，最后到中国的一系列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各自的情形相当不同，但他们面临的症状都是一样的：就是面临资本流入和升值压力。日本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控制汇率升值的幅度；韩国则在控制汇率升值幅度的同时，开始引入了一些新的资本管制措施，试图减少资本流入；而中国则在继续限制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在非常有节制地控制汇率升值的速度。
　　一方是美国的资本要流出，汇率要贬值。另一方是亚洲不让资本流入，汇率不让升值。最后央在中间首当其冲的就是巴西——这一有着相当开放的资本项和灵活汇率，且有着耀眼经济潜力的新兴市场大国。至少从巴西人的角度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流向亚洲的资本，现在都流到了巴西。而亚洲货币的相对不升值，使得巴西的升值变得格外痛苦，因为巴西出口的竞争对手恰恰乏这些亚洲国家。
　　我们当然可以把讨论集中于哪个国家是真正的始作俑者。有些人会说是美国，有些人会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些人会各打五十大板。但问题真正的关键是，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增长乏力，各个国家都在面临一个简单和一个困难的选择。简单的选择是在有限的全球经济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从而保持自己的增长；而困难的选择则是真正修理全球经济中阻碍增长部分，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重新走上正轨，本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
　　从过去到现在，各个国家似乎都更倾向于做简单的选择。从上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到现在重新提起的货币战，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思路。货币战，对美国和亚洲而言，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保护本国的出口和就业，而不去管本国的政策是否会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可是，只要是“战争”，就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现在，这个输家还只是坐在一边的巴西。但如果“战争”真的升级，输家恐怕就是全球经济了。
　　而真正困难的选择是，中美两国必须意识到，中国靠投资和出口，美国靠借债和消费，都不是可长期持续的增长模式。但要改变这些，绝对不是印点票子或者动动汇率就可以完成的。这必然意味着可能是痛苦的结构调整。
　　对中国而言，结构转型必然意味着资源从出口行业向面向国内市场的行业转移，这中间一定会伴随着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而对美国而言，多工作少消费少借债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多工作意味着美国人的退休时间可能延长，少消费少借债意味着各种福利，特别是医疗支出，必须裁减。这些改革在两个国家都存在巨大的政治阻力，因为这意味着改变人们习惯的增长和生活模式。然而，如果不改变人们的习惯，谈何经济转型呢?
　　货币战，只是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的一个体现。如果不去严肃地面对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最后所有国家都只会在这场注定没有赢家的“战争”中互相伤害，以及殃及一些无辜的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