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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
“70年代的北师大，草木茂盛。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曾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系教授刘家和，至今清晰地记得。
1973年春，还是青年讲师的他，急匆匆穿过这片被雨水浸润的农田，在一座四层小楼前停下了脚步。这座小楼在“节约闹革命”时期建成，外观极其普通，地面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家和兴奋的心绪——在这栋文史楼里，他又可以教书了。
这一年，中断了6年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因中央的“39号文件”重新恢复招生，部分教师陆续回岗。
“39号文件”起草于1972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件特别提出，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一项。而此前多年，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文件发出后，有心求知的青年重新捡起了课本。
但是，1973年下半年，“文化考查”被迫半途而废。更荒诞的是，12月30日，北京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突然被赶进考场，进行数理化突袭考试。理由是，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面对理科考题，一些文史专业的教师答不出，只能写上自我检讨的话；有些老师心怀激愤，交了白卷。
组织者声称，“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要“破师道尊严”。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校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高校教师的命运，更是身不由己。
学生拍桌子骂老师，进驻教研组
195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会林选择了留校任教。然而，接连不断的运动，很快打破了她潜心教学的想法。
“老师不在课堂里教书，而是忙着和学生种菜、炼钢。”黄会林描述的情形，是1958年春开始席卷北京各大高校的“教育革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北京高校纷纷将“生产劳动”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而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被冲垮。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搞各种献礼，我们历史系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史书，比如工厂史之类。后来干脆课也不上，就剩下献礼。”刘家和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各大高校组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次数越发频繁：大炼钢铁、支援郊区秋收、民兵训练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等。许多高校因此陷入半停课状态。”曾任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的庞文弟回忆道。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高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并取消考试制度。5天后，停课闹革命开始，而这一停就是6年。
“学生们打派战，老教授进牛棚，年轻教师跟着学生们四处串联。”提起这段岁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那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魔鬼”。
1972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这年7月，周恩来对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随后，他又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人才出来。
1972年的高校招生座谈会决定恢复招生，原则是由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1973年4月39号文件下发后，北师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许多老教授还在牛棚里，教育工农兵学员的任务，落在了刘家和、黄会林等青年教师身上。
工农兵大学生刚招进来，老师们只知道这是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即使是特别好学的学生，也都带着革命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有个说法——“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黄会林记得，有些工农兵学员一旦觉得老师授课有“复辟”、“回潮”内容，就会在课堂上直接批判，有时也报告到校党委。
“被改造”的教师，多半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接受，但有时也会发生不可协调的状况。“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你给我讲讲，古代史里什么是对政治斗争有利的。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说，只能老实讲，不好说。有的学生就拍起桌子骂老师，甚至当场走人。”刘家和说。
当时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措施：工农兵学员“进驻教研组”。黄会林记得，现代文学教研组每次活动都必须有学员参加，学员对于老师制定的任何教学计划都可以干涉。虽然不懂专业，但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你这个不够格，你那个有点右倾。
老师们终于明白，教工农兵学员不能按原来的方法进行，必须多了解学生的需要。于是，刘家和试着多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黄会林也一改“鲁、郭、茅、巴、老、曹”，只讲鲁迅和毛主席诗词。
大学招生条件上调到“初中毕业以上”
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北京各大高校都在努力，其中最大的调整就是“降低教学难度”。清华大学还为此重新编写了教材。
“讲物理原来要用微积分，但对工农兵学员不能这样讲，要用形象的方法解释才行。”曾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分党委书记的庞文弟说，“尽管花费很大精力，很多教授就是掰开了、揉碎了，一些学生仍然难以消化。”
他说，这是因为“推荐制”招入的工农兵学员，在文化基础上实在参差不齐。
早在1970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试点招生，到1972年北京市已有11所高等院校少量招收工农兵学员。根据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教科组的一份报告，这些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的只占20%，初中文化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20%。
高校教师觉得，有些文化程度过低的学生，实在没有办法教下去。1972年北京市革委会提出，给工农兵学员补补课，但收效甚微。“在缩短成3年的学制里，不仅要学完大学，还要从高中初中补起，怎么可能?大家开始希望在文化程度上对招来的学生有些要求。”原北京市教委主任耿学超回忆。
1972年的招生工作座谈会，对招生的“文化条件”做了修改，将“一般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改为“初中毕业以上”。
如何保证实际文化水平达到初中毕业呢?还是要考一考。参与这次会议文件修改的杨学为记得，在修改的招生意见上报国务院时，又专门加了一句话“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
“文化考查”虽然名义上不是考试，但实质上却起到了考试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对“文革”期间招生制度的一大突破。因为“文革”伊始，考试即被当作对工人、贫下中农的“专政”而废止。
突如其来的考试
39号文件发布后，中小学生开始注意学习，知识青年也开始找书读。
“在平时的教学中，早已没有了考试，即使有也是开卷。学生怎么评价，如何结业，都觉得无法想象。”刘家和说，“文化考查”的消息传到北师大后，大家都以为高校要有一个大整顿了。
然而，“文化考查”刚结束，还没来得及评分，“反对”的风暴却强劲卷来。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在“文化考查”中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信笺，并在编者按中评价，这是“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问题的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不久，国务院科教组重新开会，主题却成了批判“文化考查”。“说文化考查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杨学为说，会议一结束，自己就被要求发一份简报。
杨学为疑惑了，国务院刚发文件要搞“文化考查”，现在却被指责为“搞复辟”。最后按照要求，只能说搞的方向不对。文化考查就是做调查访问、座谈讨论之类的东西。
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后，教育界强烈反对。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在沈阳，突然对数十名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并逼迫答不出的教师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也发动“突袭”，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工宣队拿出一套试题，说要考一考。名义是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而那些考试的题目跟政教系学的内容基本没有关系。”邵武说。
许多教授也采取了抵制的方式。根据庞文弟的记录，当场有200多位教授拒绝参加考试，此外还有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北师大历史系的著名教授白寿彝就是其中一位。“白先生当场交了白卷，试卷上只写了他的名字。为这个，他挨了不少批评。”刘家和回忆。
不久，“考教授”风波迅速在全国蔓延，“文化考查”也只能做做表面文章了。
教师万岁
高校复苏的希望并没有就此湮灭。1975年，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对教育系统全面调整，发表讲话：“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国防科大开始恢复考试，而我刚回到教育部，就接到一个意外的任务，去全国各地调研‘文化考查’的需求情况。”杨学为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史楼里，默默教课的刘家和也感到了气氛的变化。“感觉文化教育应该要抓起来了，我们又要有工作可做了。”
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让全面整顿再次中断。此时，高校的一些老师选择成为“逍遥派”，不再跟着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折腾。
黄会林和邵武夫妇决定以“大走资派”陈毅为对象，进行革命史的创作。创作只能悄悄进行。黄会林记得，在北京师范大学简陋的助教楼里，大热天，邵武光着膀子，在室内奋笔疾书，她就在窗户边站岗放哨。
1976年，“四人帮”覆灭，高校迎来了真正的恢复期。高考重又恢复。
1980年初，教师队伍的培养日益成为迫切问题。邓小平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当年，北师大教师惊喜地发现，住房等个人问题都逐渐开始解决。“大家意识到，国家真正下了决心，要从实处推进高校的发展。”
1984年底，北师大著名教授钟敬文等联名倡议，9月中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得到党中央的支持。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第一个教师节，北师大举行了隆重的万人庆祝大会。北师大教育系的同学，打出“教师万岁”的大幅标语。
黄会林在花甲之年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刘家和不仅恢复了中断的世界史研究，更拓展了研究领域。
2000年，刘家和所在的历史系从文史楼搬进了新落成的主教学楼。高高的穹顶，开阔的广场，宽敞的资料室，一切都崭新而透亮。而此时的文史楼已成危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70年代的北师大，草木茂盛。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曾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系教授刘家和，至今清晰地记得。
1973年春，还是青年讲师的他，急匆匆穿过这片被雨水浸润的农田，在一座四层小楼前停下了脚步。这座小楼在“节约闹革命”时期建成，外观极其普通，地面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家和兴奋的心绪——在这栋文史楼里，他又可以教书了。
这一年，中断了6年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因中央的“39号文件”重新恢复招生，部分教师陆续回岗。
“39号文件”起草于1972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件特别提出，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一项。而此前多年，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文件发出后，有心求知的青年重新捡起了课本。
但是，1973年下半年，“文化考查”被迫半途而废。更荒诞的是，12月30日，北京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突然被赶进考场，进行数理化突袭考试。理由是，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面对理科考题，一些文史专业的教师答不出，只能写上自我检讨的话；有些老师心怀激愤，交了白卷。
组织者声称，“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要“破师道尊严”。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校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高校教师的命运，更是身不由己。
学生拍桌子骂老师，进驻教研组
195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会林选择了留校任教。然而，接连不断的运动，很快打破了她潜心教学的想法。
“老师不在课堂里教书，而是忙着和学生种菜、炼钢。”黄会林描述的情形，是1958年春开始席卷北京各大高校的“教育革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北京高校纷纷将“生产劳动”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而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被冲垮。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搞各种献礼，我们历史系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史书，比如工厂史之类。后来干脆课也不上，就剩下献礼。”刘家和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各大高校组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次数越发频繁：大炼钢铁、支援郊区秋收、民兵训练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等。许多高校因此陷入半停课状态。”曾任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的庞文弟回忆道。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高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并取消考试制度。5天后，停课闹革命开始，而这一停就是6年。
“学生们打派战，老教授进牛棚，年轻教师跟着学生们四处串联。”提起这段岁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那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魔鬼”。
1972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这年7月，周恩来对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随后，他又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人才出来。
1972年的高校招生座谈会决定恢复招生，原则是由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1973年4月39号文件下发后，北师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许多老教授还在牛棚里，教育工农兵学员的任务，落在了刘家和、黄会林等青年教师身上。
工农兵大学生刚招进来，老师们只知道这是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即使是特别好学的学生，也都带着革命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有个说法——“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黄会林记得，有些工农兵学员一旦觉得老师授课有“复辟”、“回潮”内容，就会在课堂上直接批判，有时也报告到校党委。
“被改造”的教师，多半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接受，但有时也会发生不可协调的状况。“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你给我讲讲，古代史里什么是对政治斗争有利的。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说，只能老实讲，不好说。有的学生就拍起桌子骂老师，甚至当场走人。”刘家和说。
当时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措施：工农兵学员“进驻教研组”。黄会林记得，现代文学教研组每次活动都必须有学员参加，学员对于老师制定的任何教学计划都可以干涉。虽然不懂专业，但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你这个不够格，你那个有点右倾。
老师们终于明白，教工农兵学员不能按原来的方法进行，必须多了解学生的需要。于是，刘家和试着多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黄会林也一改“鲁、郭、茅、巴、老、曹”，只讲鲁迅和毛主席诗词。
大学招生条件上调到“初中毕业以上”
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北京各大高校都在努力，其中最大的调整就是“降低教学难度”。清华大学还为此重新编写了教材。
“讲物理原来要用微积分，但对工农兵学员不能这样讲，要用形象的方法解释才行。”曾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分党委书记的庞文弟说，“尽管花费很大精力，很多教授就是掰开了、揉碎了，一些学生仍然难以消化。”
他说，这是因为“推荐制”招入的工农兵学员，在文化基础上实在参差不齐。
早在1970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试点招生，到1972年北京市已有11所高等院校少量招收工农兵学员。根据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教科组的一份报告，这些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的只占20%，初中文化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20%。
高校教师觉得，有些文化程度过低的学生，实在没有办法教下去。1972年北京市革委会提出，给工农兵学员补补课，但收效甚微。“在缩短成3年的学制里，不仅要学完大学，还要从高中初中补起，怎么可能?大家开始希望在文化程度上对招来的学生有些要求。”原北京市教委主任耿学超回忆。
1972年的招生工作座谈会，对招生的“文化条件”做了修改，将“一般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改为“初中毕业以上”。
如何保证实际文化水平达到初中毕业呢?还是要考一考。参与这次会议文件修改的杨学为记得，在修改的招生意见上报国务院时，又专门加了一句话“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
“文化考查”虽然名义上不是考试，但实质上却起到了考试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对“文革”期间招生制度的一大突破。因为“文革”伊始，考试即被当作对工人、贫下中农的“专政”而废止。
突如其来的考试
39号文件发布后，中小学生开始注意学习，知识青年也开始找书读。
“在平时的教学中，早已没有了考试，即使有也是开卷。学生怎么评价，如何结业，都觉得无法想象。”刘家和说，“文化考查”的消息传到北师大后，大家都以为高校要有一个大整顿了。
然而，“文化考查”刚结束，还没来得及评分，“反对”的风暴却强劲卷来。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在“文化考查”中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信笺，并在编者按中评价，这是“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问题的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不久，国务院科教组重新开会，主题却成了批判“文化考查”。“说文化考查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杨学为说，会议一结束，自己就被要求发一份简报。
杨学为疑惑了，国务院刚发文件要搞“文化考查”，现在却被指责为“搞复辟”。最后按照要求，只能说搞的方向不对。文化考查就是做调查访问、座谈讨论之类的东西。
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后，教育界强烈反对。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在沈阳，突然对数十名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并逼迫答不出的教师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也发动“突袭”，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工宣队拿出一套试题，说要考一考。名义是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而那些考试的题目跟政教系学的内容基本没有关系。”邵武说。
许多教授也采取了抵制的方式。根据庞文弟的记录，当场有200多位教授拒绝参加考试，此外还有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北师大历史系的著名教授白寿彝就是其中一位。“白先生当场交了白卷，试卷上只写了他的名字。为这个，他挨了不少批评。”刘家和回忆。
不久，“考教授”风波迅速在全国蔓延，“文化考查”也只能做做表面文章了。
教师万岁
高校复苏的希望并没有就此湮灭。1975年，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对教育系统全面调整，发表讲话：“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国防科大开始恢复考试，而我刚回到教育部，就接到一个意外的任务，去全国各地调研‘文化考查’的需求情况。”杨学为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史楼里，默默教课的刘家和也感到了气氛的变化。“感觉文化教育应该要抓起来了，我们又要有工作可做了。”
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让全面整顿再次中断。此时，高校的一些老师选择成为“逍遥派”，不再跟着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折腾。
黄会林和邵武夫妇决定以“大走资派”陈毅为对象，进行革命史的创作。创作只能悄悄进行。黄会林记得，在北京师范大学简陋的助教楼里，大热天，邵武光着膀子，在室内奋笔疾书，她就在窗户边站岗放哨。
1976年，“四人帮”覆灭，高校迎来了真正的恢复期。高考重又恢复。
1980年初，教师队伍的培养日益成为迫切问题。邓小平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当年，北师大教师惊喜地发现，住房等个人问题都逐渐开始解决。“大家意识到，国家真正下了决心，要从实处推进高校的发展。”
1984年底，北师大著名教授钟敬文等联名倡议，9月中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得到党中央的支持。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第一个教师节，北师大举行了隆重的万人庆祝大会。北师大教育系的同学，打出“教师万岁”的大幅标语。
黄会林在花甲之年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刘家和不仅恢复了中断的世界史研究，更拓展了研究领域。
2000年，刘家和所在的历史系从文史楼搬进了新落成的主教学楼。高高的穹顶，开阔的广场，宽敞的资料室，一切都崭新而透亮。而此时的文史楼已成危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