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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改方案中，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几乎成了包括卫生部在内的改革方案的共识。不少观察家认为，这条改革原则对民营医院良性发展是一个福音
《瞭望东方周刊》第157期刊发《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独家报道了莆田系民营医院的高速扩张和发家史。报道刊发后，许多媒体转载，多家电视台名牌栏目跟进报道，不少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本刊记者前往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正在或曾在莆田系民营医院工作的医生，纷纷致电本刊，提供线索，希望本刊进一步深入报道。
莆田系民营医院高速扩张、获得了惊人暴利，并且部分医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违规行为。但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20多年来，莆田系民营医院几经“打击”后，仍能进而控制中国大半壁民营医院市场?许多行业的草根创业者完成原始积累后，都纷纷“洗白”规范经营，成功完成转型，而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为何做大做强后，违规行为却仍旧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少数民营医院投资者利欲熏心，不顾职业道德和国家法纪铤而走险；也有人认为，是医药特殊利益集团在作怪，使得莆田游医在政策缝隙中得以畅行。
分析近几十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真正在纵容莆田游医的“幕后黑手”，可能并非上述答案。
莆田系无一规范典型
之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中，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利益相关者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在强调一点，那就是莆田系民营医院做大之后，就完成了规范经营的转型，走人了正常轨道。
但这种说法不但没有得到患者、同行的认同，负有一定内部管理职责的国家行业协会，也不赞同这一说法。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是中国最为权威的民营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之一，该分会秘书长赵淳对莆田人自己统计的占有中国民营医院80％的份额一说表示怀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应该说莆田人经营的医院比例较大，但大不到那么多，我认为在50％～60％左右。2006年正月初四我到了莆田，据秀屿镇的领导说，当地18～60岁之间的人，外面都有一两所医院。”
赵淳还坦率地说，“根据我个人观察，虽然他们占中国民营医院的比例比较大，但国内民营医院的佼佼者中，95％以上都不是福建莆田人经营的。我们在全国推了8～10种民营医院的规范发展模式，无一例是莆田人做的。”
占有中国民营医院至少50％～60％份额的莆田系民营医院，而规范经营的佼佼者不到全国比例的5％，如此大的落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赵淳一语中的：他们完全是商业化了，他们的模式必须要改变。
莆田游医鼻祖陈德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对莆田新一辈的期望是：我希望他们办的医院走高档的路线，用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请高级职称医术高明的医生来治病，要在服务上、技术上超过国有医院。
但在赵淳眼里，莆田系民营医院的经营模式已很难改，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做法已很难改。好的民营医院投资者、管理者，许多本身就是做了很多年的医生，是将其作为事业来做的，而不是短期的投资行为。”
“民营医院没有国民待遇”
莆田系民营医院历经20多年，从性病游医起家，如今已掌管中国大半民营医院，遇到各种纠纷和变故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被指是“黑心医院”。为什么莆田系民营医院“能力”如此超强?
自从新华社报道中首次提出“特殊利益集团”概念后，就有医疗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
事实上，中国民营医院中名声不佳的并非只是莆田系民营医院。《瞭望东方周刊》曾报道的《新兴医院神话》一文的主角就不是莆田系。
在中国，民营医院的声誉几乎就是“性病游医”代名词，这种形象和西方发达国家截然相反。英美等国的绝大多数私立医疗机构，都走高端市场，或者做特色的专科医疗。普通人到公立医院就诊，有钱人只有到私立医院才能享受更好的服务。
是中国的民营医疗界自甘堕落，还是另有原因?
事实上，中国民营医院要走高端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才瓶颈。曾有报道称，南京一家民营整形医院想以年薪50万挖一名业务副院长，南京某公立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任也不为所动。
这位主任不去民营医院的理由很简单：一是民营医院普遍规模较小，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上，其抗风险能力明显不如大医院；其次，公立大医院学术上有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作为依靠，教学、科研、临床三者紧密结合，发展后劲足，而民营医院纯粹做市场，在技术上极易落后；第三，一些民营医院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投资者和管理者矛盾重重，让人感觉很不稳定。
浙江东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医院院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民营医院聘人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医院退休人员，但是这些人因为年纪大了，内科、中医类的还能用，外科、妇科等就没法用了。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在濒临倒闭的厂矿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或者西部、中部医院中资质平庸的普通医生。”
因为聘用一些经验差、资历浅的医生作为医院主力，这位院长建院几年来一直就麻烦不断，“我这个当院长的一半时间要用来处理各种大小医疗纠纷和事故，尽管还没遇到过能带来灭顶之灾的大事，但说句实话，一个院长当到这个份上，实在太窝囊了”。但这位“窝囊”院长并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他不但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和院长，还是医院的二股东。
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除了事业单位待遇之外，民营医院的医生在职称评比，论文发表等许多方面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孙捷倾诉了民营医院“非典”时期遇到的“不公平”：“2003年4月，我们所在区把抗“非典”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尽管是民营医院，但也是区里规模排在第二的医院，我们专门派出了两辆医务车，七八个医护人员，送出几千元各种药品，在我们区的医院中可以说是出力最大的。但等到“非典”结束后，区卫生局分发抗“非典”的事业经费，人民医院拿到了50万，其他三家小一点的国有医院每家拿25万，我们仅分到了1．5万。当时我真的傻掉了。”
民营医院的院长们普遍认为：最大的歧视来自医保定点医院的选择上。
上海目前有200多家民营医院，仅有23家加入医保，这部分主要是老年护理医院和精神病院。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就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上海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没有民营医院的份。 孙捷认为，“如果股权控制在一个不懂办医规律、急功近利的人手中，那这家医院肯定失败。好名声是医院吸引患者的关键，而培养好名声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像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那样，希望几年就收回成本，以盈利为最重要目的，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在没有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包括莆田系在内的中国多数民营医院，会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既然不能在规范道路上做大做强，和国有医院展开竞争，那么就干脆走边缘路线，通过广告而不是口碑招揽顾客，成本越低越好、药价和服务价格越高越好，加上目前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大，国有医院本身也是问题丛生，所以有的民营医院最后干脆走彻底的‘下流’路线，各种违规现象就应运而生。到了最后，同类民营医院之间竞争的就不是口碑和医术，而是如何作假和欺骗患者了。”一些民营医院院长和卫生系统专家，不约而同地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关键是改变旧体制
朱长浩是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是中国医药行业老资格专家，曾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医药行业重要观察家”，在朱长浩眼里，中国民营医院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只有寄望于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在医改方案中，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几乎成了包括卫生部在内的改革方案的共识。不少观察家认为，这条改革原则对民营医院良性发展是一个福音。
在旧体制下，卫生局是整个卫生系统的监管者，医疗事故的鉴定、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行政审批、调节医疗纠纷等等，都是由卫生局负责的，可以说，卫生局对医院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另外，卫生局还是国有医院的主管主办单位，辖区内国有医院，都是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对国有医院在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权。
也就是说，卫生局相当于国有医院的总医院。如果把医疗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卫生局行使监督职能，好比是裁判员；其直系的各个“国有医院”又是场上的运动员，和民营医院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不偏向自己的直系吗?
朱长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疗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到底要不要民营医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市场化道路，毫无疑问民营医院还是需要的，所有的医疗服务要国家财政举办并买单是不现实的。但是，只有当民营医院和国有医院在医保、税费等方面具备相对平等的政策环境，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才能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才能起到国有医院竞争者和有益补充的作用。”
在医疗体制改革真正得到推行之后，民营医院获得和公立医院那样相对公平的政策环境之后，如果仍有包括莆田系在内的民营医院，仍以违规路线作为盈利捷径，那么监管当局该如何处置呢?许多专家的意见是用“重典”。
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才能算是重典呢?
朱长浩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两个职业是不容许一点瑕疵的，一个是医师，一个是律师。比如在台湾长庚医院，不用说有些民营医院惯用的许多欺诈手段，哪怕是收个红包，拿点回扣，那这个医生就会被开除，并且终身没有从事医药行业的资格。在如此严厉的制度环境下，谁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呢?”
《瞭望东方周刊》第157期刊发《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独家报道了莆田系民营医院的高速扩张和发家史。报道刊发后，许多媒体转载，多家电视台名牌栏目跟进报道，不少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本刊记者前往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正在或曾在莆田系民营医院工作的医生，纷纷致电本刊，提供线索，希望本刊进一步深入报道。
莆田系民营医院高速扩张、获得了惊人暴利，并且部分医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违规行为。但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20多年来，莆田系民营医院几经“打击”后，仍能进而控制中国大半壁民营医院市场?许多行业的草根创业者完成原始积累后，都纷纷“洗白”规范经营，成功完成转型，而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为何做大做强后，违规行为却仍旧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少数民营医院投资者利欲熏心，不顾职业道德和国家法纪铤而走险；也有人认为，是医药特殊利益集团在作怪，使得莆田游医在政策缝隙中得以畅行。
分析近几十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真正在纵容莆田游医的“幕后黑手”，可能并非上述答案。
莆田系无一规范典型
之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中，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利益相关者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在强调一点，那就是莆田系民营医院做大之后，就完成了规范经营的转型，走人了正常轨道。
但这种说法不但没有得到患者、同行的认同，负有一定内部管理职责的国家行业协会，也不赞同这一说法。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是中国最为权威的民营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之一，该分会秘书长赵淳对莆田人自己统计的占有中国民营医院80％的份额一说表示怀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应该说莆田人经营的医院比例较大，但大不到那么多，我认为在50％～60％左右。2006年正月初四我到了莆田，据秀屿镇的领导说，当地18～60岁之间的人，外面都有一两所医院。”
赵淳还坦率地说，“根据我个人观察，虽然他们占中国民营医院的比例比较大，但国内民营医院的佼佼者中，95％以上都不是福建莆田人经营的。我们在全国推了8～10种民营医院的规范发展模式，无一例是莆田人做的。”
占有中国民营医院至少50％～60％份额的莆田系民营医院，而规范经营的佼佼者不到全国比例的5％，如此大的落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赵淳一语中的：他们完全是商业化了，他们的模式必须要改变。
莆田游医鼻祖陈德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对莆田新一辈的期望是：我希望他们办的医院走高档的路线，用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请高级职称医术高明的医生来治病，要在服务上、技术上超过国有医院。
但在赵淳眼里，莆田系民营医院的经营模式已很难改，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做法已很难改。好的民营医院投资者、管理者，许多本身就是做了很多年的医生，是将其作为事业来做的，而不是短期的投资行为。”
“民营医院没有国民待遇”
莆田系民营医院历经20多年，从性病游医起家，如今已掌管中国大半民营医院，遇到各种纠纷和变故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被指是“黑心医院”。为什么莆田系民营医院“能力”如此超强?
自从新华社报道中首次提出“特殊利益集团”概念后，就有医疗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
事实上，中国民营医院中名声不佳的并非只是莆田系民营医院。《瞭望东方周刊》曾报道的《新兴医院神话》一文的主角就不是莆田系。
在中国，民营医院的声誉几乎就是“性病游医”代名词，这种形象和西方发达国家截然相反。英美等国的绝大多数私立医疗机构，都走高端市场，或者做特色的专科医疗。普通人到公立医院就诊，有钱人只有到私立医院才能享受更好的服务。
是中国的民营医疗界自甘堕落，还是另有原因?
事实上，中国民营医院要走高端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才瓶颈。曾有报道称，南京一家民营整形医院想以年薪50万挖一名业务副院长，南京某公立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任也不为所动。
这位主任不去民营医院的理由很简单：一是民营医院普遍规模较小，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上，其抗风险能力明显不如大医院；其次，公立大医院学术上有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作为依靠，教学、科研、临床三者紧密结合，发展后劲足，而民营医院纯粹做市场，在技术上极易落后；第三，一些民营医院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投资者和管理者矛盾重重，让人感觉很不稳定。
浙江东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医院院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民营医院聘人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医院退休人员，但是这些人因为年纪大了，内科、中医类的还能用，外科、妇科等就没法用了。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在濒临倒闭的厂矿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或者西部、中部医院中资质平庸的普通医生。”
因为聘用一些经验差、资历浅的医生作为医院主力，这位院长建院几年来一直就麻烦不断，“我这个当院长的一半时间要用来处理各种大小医疗纠纷和事故，尽管还没遇到过能带来灭顶之灾的大事，但说句实话，一个院长当到这个份上，实在太窝囊了”。但这位“窝囊”院长并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他不但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和院长，还是医院的二股东。
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除了事业单位待遇之外，民营医院的医生在职称评比，论文发表等许多方面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孙捷倾诉了民营医院“非典”时期遇到的“不公平”：“2003年4月，我们所在区把抗“非典”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尽管是民营医院，但也是区里规模排在第二的医院，我们专门派出了两辆医务车，七八个医护人员，送出几千元各种药品，在我们区的医院中可以说是出力最大的。但等到“非典”结束后，区卫生局分发抗“非典”的事业经费，人民医院拿到了50万，其他三家小一点的国有医院每家拿25万，我们仅分到了1．5万。当时我真的傻掉了。”
民营医院的院长们普遍认为：最大的歧视来自医保定点医院的选择上。
上海目前有200多家民营医院，仅有23家加入医保，这部分主要是老年护理医院和精神病院。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就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上海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没有民营医院的份。 孙捷认为，“如果股权控制在一个不懂办医规律、急功近利的人手中，那这家医院肯定失败。好名声是医院吸引患者的关键，而培养好名声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像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那样，希望几年就收回成本，以盈利为最重要目的，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在没有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包括莆田系在内的中国多数民营医院，会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既然不能在规范道路上做大做强，和国有医院展开竞争，那么就干脆走边缘路线，通过广告而不是口碑招揽顾客，成本越低越好、药价和服务价格越高越好，加上目前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大，国有医院本身也是问题丛生，所以有的民营医院最后干脆走彻底的‘下流’路线，各种违规现象就应运而生。到了最后，同类民营医院之间竞争的就不是口碑和医术，而是如何作假和欺骗患者了。”一些民营医院院长和卫生系统专家，不约而同地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关键是改变旧体制
朱长浩是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是中国医药行业老资格专家，曾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医药行业重要观察家”，在朱长浩眼里，中国民营医院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只有寄望于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在医改方案中，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几乎成了包括卫生部在内的改革方案的共识。不少观察家认为，这条改革原则对民营医院良性发展是一个福音。
在旧体制下，卫生局是整个卫生系统的监管者，医疗事故的鉴定、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行政审批、调节医疗纠纷等等，都是由卫生局负责的，可以说，卫生局对医院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另外，卫生局还是国有医院的主管主办单位，辖区内国有医院，都是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对国有医院在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权。
也就是说，卫生局相当于国有医院的总医院。如果把医疗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卫生局行使监督职能，好比是裁判员；其直系的各个“国有医院”又是场上的运动员，和民营医院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不偏向自己的直系吗?
朱长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疗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到底要不要民营医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市场化道路，毫无疑问民营医院还是需要的，所有的医疗服务要国家财政举办并买单是不现实的。但是，只有当民营医院和国有医院在医保、税费等方面具备相对平等的政策环境，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才能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才能起到国有医院竞争者和有益补充的作用。”
在医疗体制改革真正得到推行之后，民营医院获得和公立医院那样相对公平的政策环境之后，如果仍有包括莆田系在内的民营医院，仍以违规路线作为盈利捷径，那么监管当局该如何处置呢?许多专家的意见是用“重典”。
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才能算是重典呢?
朱长浩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两个职业是不容许一点瑕疵的，一个是医师，一个是律师。比如在台湾长庚医院，不用说有些民营医院惯用的许多欺诈手段，哪怕是收个红包，拿点回扣，那这个医生就会被开除，并且终身没有从事医药行业的资格。在如此严厉的制度环境下，谁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