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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等。
主要著作：《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等。
摘要 在当代中国，增强理论自觉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自觉上，表现为：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抵御西方文化标准和学术话语的“普世化”；自觉形成战士与学者相统一的风格，在搞好理论研究的同时承担起同错误和反动思想倾向进行理论斗争的使命。
关键词 理论自觉 理论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时期以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仅是理论宣传部门的号召，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共识性追求。自觉和自信首先是主体本身的一种认知和境界，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归根到底是理论主体的思想创造过程，离开理论主体来讨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就会将自觉和自信外在化和虚化，最终失去讨论的意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语境，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理论自觉上，这种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自觉形成战士与学者相统一的风格等几个方面。
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不容否认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下中国有一种自发论倾向。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義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人们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亲身经历了这种实践，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要清楚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大众性的生活常识体系和习惯性的话语体系，而是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就反复强调它的理论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①，“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②。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理论体系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③。作为深邃的真理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实践的高度理论抽象，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其深度意义并不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长期学习才能够把握。这就需要拥有系统化的理论思维训练，具有理解和把握理论体系的能力和素质，关心并从事理论创造、阐发、传播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就开始见诸中国报刊书籍，一些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动机、态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898年，胡颐谷就在其译著《泰西民法志》中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梁启超、朱执信等也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例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就说过：“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④ 其次，仅仅了解甚至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就不能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将胡适，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了解，但他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建党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陈公博、周佛海、任卓宣（叶青）等，后来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髓的人，例如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王明等，尽管熟读马列经典，但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而不得精神实质，因而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呢？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在此方面，李大钊和毛泽东很具代表性。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经过深入分析认识到，俄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喀士的功业”。⑤由此，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坚定信仰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五四之前，毛泽东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五四之后，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迅速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⑥不久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⑦，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并完全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真正担当起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责任，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就必须自觉地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必须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所谓真学，就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敷衍潦草地、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懂，就是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掌握并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话语和词句。所谓真信，就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敢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真用，就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理论家的论断极富启发性，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⑧当代中国的学者需要深入领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 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
理论解释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能不能用独立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自身的实践成果和发展经验作出深度的解释、总结、提升，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论思维能力、文明发展程度和总体成熟状况。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形成了豐富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积累了鲜活的经验，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进行科学的理论提升。
从理论上升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的双重需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时代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其自身也正是通过吸收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实践成果而得到丰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⑨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实践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总结和提升，实践经验是片段的、分散的和感性的，只有经过理论提升才能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理性的认识，人类实践如果总是停留在遵循经验的层面，则往往限于对前人的重复而处于爬行状态，只有在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更符合客观规律、更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这就是说，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在升华中国经验的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要担当这样的历史责任，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为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大众需求、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把自己锻造成为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重要前提。不必讳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产生于欧洲而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尽管它同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沟通和融合，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依然存在。如果仅仅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离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移植，就很难对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产生吸引力和说服力。这就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实践作出深度总结和科学阐发，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充分发掘和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借鉴国外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构建符合科学理论发展规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相对完善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体现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自主独立性，打破理论路径依赖和学术话语依赖；另一方面，用这种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解释、分析、总结、提升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
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目的所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追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深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和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发展道路。站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文明的最新走向，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变化，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存在的重大问题，为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理论贡献。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回答和解决与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人们感受最深切、议论最热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思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效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在此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
标准是个大问题，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思想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核心权力。增强理论自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树立思想文化的自主标准权意识，抵御西方文化标准和学术话语的“普世化”。 应该说，由于发展水平的时间差，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生活甚至于在文化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评价标准，诸如质量标准、环保标准、GDP指标等，对于这些符合人类共同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作为参考，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在参考和使用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类标准时，不应该忘记这些标准本身所包含的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内涵，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外势力恶意使用某些所谓的统一“指标”来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例如，常有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拿人均GDP等数字说事，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再如，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透明国际”，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把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为高腐败率国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一些西方评价机构借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通用性标准，通过所谓的评级，干预中国的经济活动，榨取中国的利益。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到海外上市，而“标准普尔”就在此时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级”，与此同时，它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行为，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中国的国有资产造势。
西方发达国家操控标准权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颇为严重，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作为普世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进行评判。“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就是这样，它们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划等号，把民主、宪政、自由等带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美好词语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划等号，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其背后的价值观旨趣在于，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
这种西方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倾向在国内思想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一些人根本没有察觉或故意掩盖西方文化标准背后的政治指向和潜在逻辑，却以此为标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大加攻击，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些已被西方人发明创造出来的、被西方社会的发达史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的”万能法宝，而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的软约束、腐败、权大于法、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都是由共产党专制政体造成的。一些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竞选、民众普选等方式，实行所谓的“宪政”，用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代替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些人以适应全球化和思想解放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平移到国内，大加贊赏并奉为圭臬，以此为标准来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我国的意识形态，并依照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谓的“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话语上，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的缺失，反之才是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只要有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马上就会遭到“资格”与“合法性”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标准权的自觉就显得尤其重要。处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文化，可以借助西方的一些文化标准，但决不能陷入西方文化标准普世化的陷阱，应该努力建构和推行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通过自主的文化标准，赢得独立的理论话语权，同时也带动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政府历来都有明确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判别思想领域是非的六条“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毛泽东特别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把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为四项基本原则。他反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动摇这些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准。
这些标准符合客观真理的要求，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意愿。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些标准，并在此标准的引领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优秀文化、全球性话语同本土性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同学术性话语的有机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强大声音。
自觉形成学者与战士相统一的风格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是一个真理的捍卫者，他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各种自私的、虚假的意识，同各种反动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既不能犹豫更不能怯懦，这就是一个战士的风范；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的结论绝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不是激愤的产物，而是建立在长期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饱含着学者的良心和科学的严谨。正如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所说的，他是“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有过关于“研究室与监狱”的精彩论述。1919年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的这段话，展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格，即战士与学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入研究室，就是要坚持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科学研究、探索真理；所谓入监狱，就是要敢于为捍卫真理同各种错误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实，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列宁对此早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冲击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更是不绝如缕。对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自觉，在同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近年来，胡锦涛也多次讲到，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歧义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报刊媒体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更有甚者，打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社会主义，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多党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打着思想多样化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一方面，必须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建立科学思想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承担其战士的责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向，正确处理原则捍卫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同时也要反对打着解放思想、学习借鉴等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偷换指导思想的企图，在理论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注释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30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7、814页。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9页。
斯諾：《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23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39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4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48页。
责 编/樊保玲
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等。
主要著作：《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等。
摘要 在当代中国，增强理论自觉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自觉上，表现为：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抵御西方文化标准和学术话语的“普世化”；自觉形成战士与学者相统一的风格，在搞好理论研究的同时承担起同错误和反动思想倾向进行理论斗争的使命。
关键词 理论自觉 理论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时期以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仅是理论宣传部门的号召，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共识性追求。自觉和自信首先是主体本身的一种认知和境界，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归根到底是理论主体的思想创造过程，离开理论主体来讨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就会将自觉和自信外在化和虚化，最终失去讨论的意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语境，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理论自觉上，这种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自觉形成战士与学者相统一的风格等几个方面。
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不容否认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下中国有一种自发论倾向。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義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人们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亲身经历了这种实践，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要清楚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大众性的生活常识体系和习惯性的话语体系，而是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就反复强调它的理论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①，“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②。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理论体系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③。作为深邃的真理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实践的高度理论抽象，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其深度意义并不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长期学习才能够把握。这就需要拥有系统化的理论思维训练，具有理解和把握理论体系的能力和素质，关心并从事理论创造、阐发、传播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就开始见诸中国报刊书籍，一些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动机、态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898年，胡颐谷就在其译著《泰西民法志》中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梁启超、朱执信等也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例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就说过：“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④ 其次，仅仅了解甚至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就不能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将胡适，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了解，但他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建党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陈公博、周佛海、任卓宣（叶青）等，后来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髓的人，例如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王明等，尽管熟读马列经典，但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而不得精神实质，因而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呢？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在此方面，李大钊和毛泽东很具代表性。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经过深入分析认识到，俄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喀士的功业”。⑤由此，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坚定信仰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五四之前，毛泽东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五四之后，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迅速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⑥不久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⑦，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并完全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真正担当起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责任，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就必须自觉地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必须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所谓真学，就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敷衍潦草地、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懂，就是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掌握并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话语和词句。所谓真信，就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敢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真用，就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理论家的论断极富启发性，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⑧当代中国的学者需要深入领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 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
理论解释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能不能用独立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自身的实践成果和发展经验作出深度的解释、总结、提升，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论思维能力、文明发展程度和总体成熟状况。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形成了豐富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积累了鲜活的经验，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进行科学的理论提升。
从理论上升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的双重需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时代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其自身也正是通过吸收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实践成果而得到丰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⑨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实践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总结和提升，实践经验是片段的、分散的和感性的，只有经过理论提升才能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理性的认识，人类实践如果总是停留在遵循经验的层面，则往往限于对前人的重复而处于爬行状态，只有在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更符合客观规律、更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这就是说，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在升华中国经验的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要担当这样的历史责任，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为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大众需求、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把自己锻造成为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重要前提。不必讳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产生于欧洲而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尽管它同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沟通和融合，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依然存在。如果仅仅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离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移植，就很难对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产生吸引力和说服力。这就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实践作出深度总结和科学阐发，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充分发掘和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借鉴国外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构建符合科学理论发展规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相对完善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体现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自主独立性，打破理论路径依赖和学术话语依赖；另一方面，用这种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解释、分析、总结、提升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
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目的所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追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深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和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发展道路。站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文明的最新走向，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变化，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存在的重大问题，为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理论贡献。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回答和解决与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人们感受最深切、议论最热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思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效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在此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
标准是个大问题，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思想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核心权力。增强理论自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树立思想文化的自主标准权意识，抵御西方文化标准和学术话语的“普世化”。 应该说，由于发展水平的时间差，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生活甚至于在文化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评价标准，诸如质量标准、环保标准、GDP指标等，对于这些符合人类共同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作为参考，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在参考和使用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类标准时，不应该忘记这些标准本身所包含的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内涵，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外势力恶意使用某些所谓的统一“指标”来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例如，常有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拿人均GDP等数字说事，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再如，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透明国际”，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把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为高腐败率国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一些西方评价机构借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通用性标准，通过所谓的评级，干预中国的经济活动，榨取中国的利益。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到海外上市，而“标准普尔”就在此时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级”，与此同时，它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行为，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中国的国有资产造势。
西方发达国家操控标准权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颇为严重，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作为普世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进行评判。“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就是这样，它们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划等号，把民主、宪政、自由等带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美好词语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划等号，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其背后的价值观旨趣在于，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
这种西方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倾向在国内思想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一些人根本没有察觉或故意掩盖西方文化标准背后的政治指向和潜在逻辑，却以此为标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大加攻击，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些已被西方人发明创造出来的、被西方社会的发达史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的”万能法宝，而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的软约束、腐败、权大于法、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都是由共产党专制政体造成的。一些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竞选、民众普选等方式，实行所谓的“宪政”，用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代替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些人以适应全球化和思想解放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平移到国内，大加贊赏并奉为圭臬，以此为标准来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我国的意识形态，并依照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谓的“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话语上，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的缺失，反之才是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只要有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马上就会遭到“资格”与“合法性”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标准权的自觉就显得尤其重要。处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文化，可以借助西方的一些文化标准，但决不能陷入西方文化标准普世化的陷阱，应该努力建构和推行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通过自主的文化标准，赢得独立的理论话语权，同时也带动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政府历来都有明确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判别思想领域是非的六条“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毛泽东特别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把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为四项基本原则。他反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动摇这些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准。
这些标准符合客观真理的要求，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意愿。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些标准，并在此标准的引领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优秀文化、全球性话语同本土性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同学术性话语的有机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强大声音。
自觉形成学者与战士相统一的风格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是一个真理的捍卫者，他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各种自私的、虚假的意识，同各种反动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既不能犹豫更不能怯懦，这就是一个战士的风范；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的结论绝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不是激愤的产物，而是建立在长期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饱含着学者的良心和科学的严谨。正如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所说的，他是“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有过关于“研究室与监狱”的精彩论述。1919年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的这段话，展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格，即战士与学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入研究室，就是要坚持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科学研究、探索真理；所谓入监狱，就是要敢于为捍卫真理同各种错误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实，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列宁对此早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冲击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更是不绝如缕。对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自觉，在同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近年来，胡锦涛也多次讲到，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歧义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报刊媒体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更有甚者，打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社会主义，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多党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打着思想多样化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一方面，必须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建立科学思想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承担其战士的责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向，正确处理原则捍卫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同时也要反对打着解放思想、学习借鉴等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偷换指导思想的企图，在理论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注释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30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7、814页。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9页。
斯諾：《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23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39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4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48页。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