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很多回忆的闸门，过年就是其中一个。每逢年终岁末，这道闸门就会自动打开，小时候过年的情景便哗啦啦地流出来。大年三十，与几位亦师亦友的同学吃年夜饭，问老大一个问题：您过的年最难忘是哪一回？他脱口就说了出来，并告诉我一个道理：人们印象最深的年一定是那个最不好过的。
　　想想自己，真的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年”，大概每次过年都如平地骑行，哧溜一下就过去了。从小大人谆谆教诲的是过年一定要高兴，欢天喜地过大年。过年不能叹气，不能流泪，不能想不开心的事，过年就该否极泰来。平时讨厌干活的，快過年那几天也勤快得像阿凤——我们村里最勤快的人，抹台擦桌，扫地洗窗，干得不亦乐乎。我最热衷的活儿是用竹竿绑一个扫把打扫房梁上的蜘蛛网，把竹竿挥舞得如关云长手里的青龙偃月刀。一束阳光像手电筒一样，从窗棂上照进来，灰尘如草原上万马奔腾，在阳光里漂浮翻滚，以至于上高中后我对学到的—个物理概念“丁达尔现象”印象特别深刻。
　　新年要开心高兴，尤其忌讳摆脸色给别人看。路上遇到谁，不管生张熟魏，都要打招呼;要是别人先打招呼，一定要应声。有个说法是：新年大头，叫人不应，意味着一年日子不好过。所以要是叫了不应，有人会连叫几遍，一声高过一声，像阿里巴巴非得把那门叫开不可。要是还不应，除非是耳聋，否则一定是仇人了。这种观念影响到我现在接到拜年短信，再忙乱不堪再老眼昏花也不敢不逐一回复。
　　过年贴对联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到大年三十才贴。老屋门楼贴过的对联就像一本国家年谱，记得最早时多是从毛泽东的诗里摘录的，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时候“文革”正轰轰烈烈，席卷城乡，小时候不明就里，觉得后面一副还挺贴切，因为父亲告诉我，“牺牲”的原意就是祭祖时的熟鸡熟鸭，这不正是过年的节奏吗？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父亲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门外青山叠翠，庭前绿竹婆娑。在旁边守着父亲写对联的叔伯问“婆娑”是什么意思？父亲一番解释，大家恍然大悟纷纷说好，因为老屋大门外头对着的正是这样一帧风景。至今那一幕情景还历历如昨。
　　贴春联无疑是传统文化，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更是最有黏合力的风俗，既顺天理，又合人情。
　　时过境迁，我不记得那时候除夕的团圆饭都吃了些什么，只记得吃饭时的规矩简直比碗里的饭粒还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坐着拼在一起的两张方桌，祖父祖母并坐上头，伯父伯母和父母如列座公卿分坐两旁，我们一班小孩从大到小，“一蟹不如一蟹”地依次而坐，规规矩矩，仿佛等待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一年难见一回的鸡鸭鱼肉摆上桌，它们都是在天之灵的列祖列宗们先享用过了的。大人不伸筷，小孩不能动手。如果先动手，作为晚辈的第一箸菜一定要夹到老人碗里。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乱搅乱翻，更不能在别人伸筷子时交叉伸出去。嘴巴含着饭时不准说话，看到大人碗里空了，晚辈要主动站起来帮添饭，添了饭要双手奉上。吃饭时不能舔筷子，也不能敲碗边——那是乞丐的饿相，但碗里的饭粒要扒干净……背后墙上就贴着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如果自己先吃饱了，得像报数一样，挨个对比自己年长的人道一声“慢慢吃”才能离席，而且不能走远，要在一旁守着给长辈奉茶。要是最后只剩下某位长辈和自己没吃完，得一粒饭一粒饭“装模作样”地耗着，等长辈先放下筷子。而只要还有人没吃完，绝对不能收拾碗筷。
　　虽然并非钟鸣鼎食之家，但这些琐碎的规矩却是我从小接受的家教。虽然平时也讲究，但过年却犹如宇宙爆发，让人念念不忘。这样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走路不能抢在大人前面;在屋里待着时不能戴帽子;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正如我在那本《生于六十年代》中所说：“这些规矩有些是礼数，有些是禁忌，有些是礼数搅和着禁忌，是诗礼传家的日常教育和言传身教，培养着农村知书识礼的一代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