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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广府和客家地区地缘接近，作为同一区域内的民系，两者在音乐文化上即有共性，又各具自身特质，两者相互融合、渗透。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这两大领域，在学术界已有诸多成果。但两者的比较研究却始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果非常薄弱，两者音乐方面的比较研究更是罕见。因此，本文运用比较法，以广州为核心的广府和广东梅州为主的客家为研究对象，对两者音乐文化进行分析比较。本文涉及广东音乐早期古谱与广东（客家）汉乐、早期粤剧与广汉汉剧的比较，发现早期广东音乐与广东（客家）汉乐、早期粤剧“八大曲”与广东汉剧有相似之处。这些发现有利于为广府与客家音乐之间、粤剧与广东汉剧之间找到某些联系提供线索，对研究广府与客家的关系、源流等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广府;客家;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4-0072-03
一、文化區域的划分
（一）中国汉民族
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汉族各民系因其文化环境、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化特征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等。
汉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在历史上北方的汉人因遭战争、自然灾害等威胁，多次大规模地南迁，与南方各地土著人不断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南方汉族民系。针对区系和区划方法，学术界尚无绝对准确或标准的定论，能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认为同一民系群体一般具备同源相似的文化、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以及特定对应的生活时空。据此，学术界把中国汉民族分为五个主要民系，其中主要包括客家系、广府系、闽海系、湘赣系、越海系。客家系主要分布于闽西、粤东北、赣南;广府系主要集中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闽海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湘赣系是在湖南江西两省;越海系集中在华东地区。
（二）广东汉民族文化区
根据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文化区的基本概念，广东汉民族文化区包括两个层级，即四大文化区及其所辖九个文化核心区或文化亚区：1.粤中广府文化区。包括：以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西江广府文化亚区和高阳广府文化亚区;2.粤东福佬文化区。包括：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区和汕尾福佬文化亚区;3.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包括：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和粤北客家文化亚区;4.琼雷汉黎苗文化区。包括：琼雷汉文化亚区;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1]
本文主要以广州为主的广府文化核心区和以广东梅州为主的客家文化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对两者音乐文化进行分析比较。
二、广府文化与梅州客家文化的比较
广府、客家同为岭南地区。作为同一个空间区域内的文化区，广府、客家文化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既有共性特质，又各具不同的景观格局。
（一）广府与客家的共性
广府人和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强。广府人的宗族观念浓厚，尊祖崇祖，班辈分明，世系、家谱完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云：“明清时的广府人，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2]可见，宗族观念在广府地区的盛行。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他们崇拜祖宗，祭祀隆重;维系族人团结，有着强烈的血族互助的传统;祠堂设施完善，据史料记载，“大宗祠外复建小宗祠，城之内外为祠宇者十之三四，为民居者十之六七。”[3]为了抵御土著居民和更好地实施宗族制度，他们建围屋、土楼，层层叠叠，由近及远，形成近乎军事化的村落。
广府人和客家人重风水。早年，无论是修路筑桥、建房打灶还是办婚事或丧事，广府人和客家人都要特地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勘地利。不少族谱记载早期迁民在选择定居地时，都会考虑风水因素，选择“山川秀发”“绿林阴翳”的地方。[4]直到现在不少广府人和客家人乔迁新居、做生意、安葬先人时还要看风水。
广府人和客家人务实。广府人注重实干和成效，认为“做而言不如起而言”。他们认为“空谈误前程，行动最实际”，“空谈误国，实业兴邦”，推崇“英雄莫问出处”等。客家人在价值观上同样有着务实避虚的观念。在客家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天”。这句谚语正反映了客家人务实的观念。客家人的务实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深层意识内，可以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找到缩影。在饮食上，他们只求“食求果腹”。在穿着上，他们只求“衣能蔽体”。在民居建筑方面，他们强调房屋的坚固牢靠和实用性，装饰方面常常重内轻外，建筑材料方面常为就地取材。可见，长期以来，客家人已经养成了贬“奢”抑“侈”的生活习惯。这正是客家人务实避虚价值观念的写照。
（二）广府与客家的差异性
广府人重商，而客家人崇文。广府人地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南大门，在历史上很早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崇商之俗盛行。不论身处在广府的百姓还是官员都有非常强的重商意识。《广东新语》载：“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5]由此可见，广府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活跃的。与崇商相对应的就是广府人的轻文思想，从广府地区流传的一句谚语“猪不叫不添勺，人不穷不教学”中可以看出广府人对文的态度。在这方面客家人却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点。客家人崇文、重教，轻商。一方面，客家先民很大一部分是中原门户清高者，他们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下，推崇读书为贵，读书才有出头之日的价值观。客家谚语：“生子唔读书，当得养头猪”“鸡寻食，人求知”便是客家子弟崇文的表现。另一方面，客家人地处山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地限制了客家人的视域，导致客家人商业意识的缺失。《赣州府志》载：“鲜商贩，惟务农力产”“力穑不事商贾”。[6]《宁都直隶州志》载：“男耕稼而不商贾”。[7]直到现在客家地区还有些地方仍然受“耕以维生，读以存志”的观念影响，一直保留着保守、封闭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 广府人淡泊政治，而客家人崇尚功名。历史上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重商的传统弱化了广府人对政治功名的追求，他们不崇拜官本位，“弃官从商”“弃士从商”的情况常有发生。“官”与“士”代表的权力和名声，在广府人看来并不是最高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放弃虚名而追逐实利是更有价值的。而客家却截然不同。客家地区经济较落后，商业不发达。客家先民虽然不全是名门贵族却接近政治中心，对政治观念有较强的意识。他们从小就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读书求仕、出人头地成了他们至高的荣尚。
广府人重利，而客家人重义。广府人重利的思想深受商业文化的影响，与其崇商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广府人不仅重利，更多的关注经济利益，同时还排斥“君子讲义不讲利”“贵义贱利”等中国传统思想。他们不怕重利是对传统功利观的反叛，他们注重实惠，开放融通，积极开拓新的价值取向，实业报国。客家人重义轻利。在客家族群里，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常常被淡化，服从、听话和本分必须成为天职。因为利益的本位是家族，加之客家人不善经商、不喜经商，避免了长期的经济利益相争、计较，所以，客家人求的是名，取的是义，崇的是文，追的是仕。
三、广府音乐与客家音乐的比较
广府音乐是以广东音乐为代表的一种传统的器乐，也称粤乐。客家音乐在这里指的是广东梅州的客家音乐——广东汉乐。广东汉乐主要流传于梅州，梅州有汉乐之乡的素称。以下我们以一首《到春来》为例，来追寻广东音乐与客家汉乐的联系。
广东汉乐传统曲目中有一首《到春来》，广东音乐也有传统曲目《到春雷》、小调曲《到春来》和粤剧牌子曲《到春来》。广东汉乐传统曲目《到春来》与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的曲调基本上是相同的，与广东音乐小调曲《到春来》曲调却完全不一样，与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到春来》很相似。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两首与广东汉乐相似的《到春来》。
广东汉乐《到春来》属于丝弦乐，主要演奏乐器有：杨琴、琵琶、吊胡、头弦、筝、箫笛等，是纯器乐曲。这一种类曲演奏时，除了会在乐句的开头或结尾处加个别的装饰音，一般都会严格按照谱子演奏，整首曲调不加花音。在演奏过程中整曲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演奏方式，很少有变化，保持一种纯朴的古风韵味。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是一首68板曲，与广东汉乐《到春来》基本相同，只是曲名差一个字，“来”字被“雷”字所代替。为什么曲名中的“来”字被“雷”字所代替，就较费斟酌了，目前学术界对此没有统一标准的说法。早在1917年出版的《弦歌必读》一书登的“古谱”中就可见此曲此名。从读它的“古谱”可以看出，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来》与广东汉乐《到春来》是基本相同的。在曲中也没有添加什么“雷”的音形，但是在当时这首曲调流传得并不广。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首加了花的《到春雷》。加了花的《到春雷》由于加了不少花音，把整首曲子的风格变得焕然一新，由简朴的韵味变成了活泼流畅的风格。因此，这首曲子便开始流传开来。1934年出版的《国乐新声》登有此曲，并标有杨琴奏法符号，到现在，曲调奏法已经固定下来。从清末的手抄本可以看出，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到春来》是以“反线”来记谱的，这种记谱和广东汉乐的《到春来》非常相似，谱面上并没有加花音，不过，演奏的时候很少人会严格按照曲谱来奏，慢慢地，这简朴的曲谱也被人加花改编。至于为什么用“反线”来记谱，这可能与唢呐的指法与奏法有关系，在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中很多时候是以唢呐为主要乐器来吹奏的。牌子曲《到春来》以唢呐为主，再伴以大锣拔，能渲染出热烈庄严的气氛，常常在粤剧热烈庄严的场面时使用。
以上三种《到春来（或“雷”）》，从它们的古谱上看都差不多，是68板（折半34板）形式，为民间器乐曲中较为典型的“大曲”形式。但在经演奏者演奏流传后，他们的处理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广东汉乐《到春来》古朴怡情，演奏时很少加花音，保留了传统古曲简谱的风格，还可以听到古风的乐声。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改编后，变成了一首流畅活泼的曲子，听起来让人联想起春天的景象。而牌子曲《到春来》改编后，热烈欢快，为舞台上的特定气氛而用。两首广东音乐《到春来（或“雷”）》将古谱改编为新声，虽把古谱改动了，但不失原本的风貌。在改编过程中没有任何西洋音乐的影迹，是完全根据我们传统的手法，加花音的方式，使其变得活泼流畅。这些花音使曲调非常具有本土气息，为这首曲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曲调流传得更广。[8]
广东汉乐《到春来》能从记谱到演奏方面都保留下300多年的传统风格，这应该与客家人的地理环境有关，客家人长期居住山区，较为封闭。更重要的是与客家人的价值观念有关，客家人崇拜祖先，团结保守，崇文重教，尊重传统文化。即使在海外，他们也没有受到海外音乐的影响，没有抛弃这古老淳朴的传统音乐，始终为自己的传统音乐而坚守着，使得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广东汉乐《到春来》到广东音乐《到春来（“雷”）》，不但涉及一些音乐方面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学方面等问题，如需深入了解，还要我们更多学者进一步更加深入地研究。
四、粤剧与广东汉剧
粤剧是广府的代表性剧种，广东汉剧是广东梅州客家地区的代表性剧种。以下将从“八大曲”中的传统粤剧剧本唱段与广东汉剧的剧本唱段进行比较，试图窥探“粤剧”与“广东汉剧”的历史联系。
清代同治年间在广州流传着粤曲“八大曲”，据香港潘贤达《粤曲论》介绍，八大曲是传统粤剧剧本《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鲁智深出家》等去除说白，取剧中各节歌曲，再将其连成一气，变成的一支首尾相贯的长曲。1954年香港的潘贤达提倡复兴“八大曲”，发表《粤曲论》列出了“八大曲”曲目为：《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韩信弃楚归汉》《雪中贤》《附荐何文秀》《黛玉葬花》《杨六郎罪子》和《鲁智深出家》。[9]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有一批广东汉剧剧本资料，其中有手抄剧本69册，全套共收广汉剧折子戏140出。[10]将这批广东汉剧剧目与“八大曲”的曲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而重要的现象。以八大曲的《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韩信弃楚归汉》为例，广东汉剧也有名目相同的剧本，而且两者的唱曲、曲文也非常相近。
以上可以看出这几本“八大曲”和广东汉剧的曲本唱段非常相似。众观广府与客家，两者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从地理角度看虽然他们有大致的界线，但由于他们文化相互交流和空间占用，文化分界已趋于模糊，文化区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两者的价值观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两者音乐方面，从广东音乐早期古谱中可以发现，广东音乐与广东汉乐有着相似的风格，但发展到后期，广东音乐有所改编，风格有所变化，而广东汉乐还保留着古谱原来的风貌。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1广东汉乐流传了几百年，却还能完全保留下原古老纯朴的风格，这虽与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山区有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客家人移民海外，把广东汉乐带到了海外，并在海外建立了“汉乐”社团等，却依然没有丢掉传统的风格，更没有融合海外音乐文化。2广东音乐恰恰相反，早期古谱的风格并没有得以流传，直到古谱被加花改编后才普遍流传下来，这是不是与广府人的开放融通、求新求变等思维方式有关系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分析研究。从“八大曲”和广东汉剧的剧本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早期的本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探寻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為粤剧与广东汉剧的关系、源流等问题提供线索，对于了解广府与客家的联系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韩莹莹）
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广府和客家地区地缘接近，作为同一区域内的民系，两者在音乐文化上即有共性，又各具自身特质，两者相互融合、渗透。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这两大领域，在学术界已有诸多成果。但两者的比较研究却始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果非常薄弱，两者音乐方面的比较研究更是罕见。因此，本文运用比较法，以广州为核心的广府和广东梅州为主的客家为研究对象，对两者音乐文化进行分析比较。本文涉及广东音乐早期古谱与广东（客家）汉乐、早期粤剧与广汉汉剧的比较，发现早期广东音乐与广东（客家）汉乐、早期粤剧“八大曲”与广东汉剧有相似之处。这些发现有利于为广府与客家音乐之间、粤剧与广东汉剧之间找到某些联系提供线索，对研究广府与客家的关系、源流等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广府;客家;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4-0072-03
一、文化區域的划分
（一）中国汉民族
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汉族各民系因其文化环境、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化特征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等。
汉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在历史上北方的汉人因遭战争、自然灾害等威胁，多次大规模地南迁，与南方各地土著人不断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南方汉族民系。针对区系和区划方法，学术界尚无绝对准确或标准的定论，能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认为同一民系群体一般具备同源相似的文化、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以及特定对应的生活时空。据此，学术界把中国汉民族分为五个主要民系，其中主要包括客家系、广府系、闽海系、湘赣系、越海系。客家系主要分布于闽西、粤东北、赣南;广府系主要集中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闽海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湘赣系是在湖南江西两省;越海系集中在华东地区。
（二）广东汉民族文化区
根据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文化区的基本概念，广东汉民族文化区包括两个层级，即四大文化区及其所辖九个文化核心区或文化亚区：1.粤中广府文化区。包括：以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西江广府文化亚区和高阳广府文化亚区;2.粤东福佬文化区。包括：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区和汕尾福佬文化亚区;3.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包括：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和粤北客家文化亚区;4.琼雷汉黎苗文化区。包括：琼雷汉文化亚区;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1]
本文主要以广州为主的广府文化核心区和以广东梅州为主的客家文化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对两者音乐文化进行分析比较。
二、广府文化与梅州客家文化的比较
广府、客家同为岭南地区。作为同一个空间区域内的文化区，广府、客家文化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既有共性特质，又各具不同的景观格局。
（一）广府与客家的共性
广府人和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强。广府人的宗族观念浓厚，尊祖崇祖，班辈分明，世系、家谱完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云：“明清时的广府人，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2]可见，宗族观念在广府地区的盛行。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他们崇拜祖宗，祭祀隆重;维系族人团结，有着强烈的血族互助的传统;祠堂设施完善，据史料记载，“大宗祠外复建小宗祠，城之内外为祠宇者十之三四，为民居者十之六七。”[3]为了抵御土著居民和更好地实施宗族制度，他们建围屋、土楼，层层叠叠，由近及远，形成近乎军事化的村落。
广府人和客家人重风水。早年，无论是修路筑桥、建房打灶还是办婚事或丧事，广府人和客家人都要特地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勘地利。不少族谱记载早期迁民在选择定居地时，都会考虑风水因素，选择“山川秀发”“绿林阴翳”的地方。[4]直到现在不少广府人和客家人乔迁新居、做生意、安葬先人时还要看风水。
广府人和客家人务实。广府人注重实干和成效，认为“做而言不如起而言”。他们认为“空谈误前程，行动最实际”，“空谈误国，实业兴邦”，推崇“英雄莫问出处”等。客家人在价值观上同样有着务实避虚的观念。在客家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天”。这句谚语正反映了客家人务实的观念。客家人的务实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深层意识内，可以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找到缩影。在饮食上，他们只求“食求果腹”。在穿着上，他们只求“衣能蔽体”。在民居建筑方面，他们强调房屋的坚固牢靠和实用性，装饰方面常常重内轻外，建筑材料方面常为就地取材。可见，长期以来，客家人已经养成了贬“奢”抑“侈”的生活习惯。这正是客家人务实避虚价值观念的写照。
（二）广府与客家的差异性
广府人重商，而客家人崇文。广府人地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南大门，在历史上很早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崇商之俗盛行。不论身处在广府的百姓还是官员都有非常强的重商意识。《广东新语》载：“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5]由此可见，广府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活跃的。与崇商相对应的就是广府人的轻文思想，从广府地区流传的一句谚语“猪不叫不添勺，人不穷不教学”中可以看出广府人对文的态度。在这方面客家人却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点。客家人崇文、重教，轻商。一方面，客家先民很大一部分是中原门户清高者，他们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下，推崇读书为贵，读书才有出头之日的价值观。客家谚语：“生子唔读书，当得养头猪”“鸡寻食，人求知”便是客家子弟崇文的表现。另一方面，客家人地处山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地限制了客家人的视域，导致客家人商业意识的缺失。《赣州府志》载：“鲜商贩，惟务农力产”“力穑不事商贾”。[6]《宁都直隶州志》载：“男耕稼而不商贾”。[7]直到现在客家地区还有些地方仍然受“耕以维生，读以存志”的观念影响，一直保留着保守、封闭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 广府人淡泊政治，而客家人崇尚功名。历史上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重商的传统弱化了广府人对政治功名的追求，他们不崇拜官本位，“弃官从商”“弃士从商”的情况常有发生。“官”与“士”代表的权力和名声，在广府人看来并不是最高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放弃虚名而追逐实利是更有价值的。而客家却截然不同。客家地区经济较落后，商业不发达。客家先民虽然不全是名门贵族却接近政治中心，对政治观念有较强的意识。他们从小就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读书求仕、出人头地成了他们至高的荣尚。
广府人重利，而客家人重义。广府人重利的思想深受商业文化的影响，与其崇商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广府人不仅重利，更多的关注经济利益，同时还排斥“君子讲义不讲利”“贵义贱利”等中国传统思想。他们不怕重利是对传统功利观的反叛，他们注重实惠，开放融通，积极开拓新的价值取向，实业报国。客家人重义轻利。在客家族群里，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常常被淡化，服从、听话和本分必须成为天职。因为利益的本位是家族，加之客家人不善经商、不喜经商，避免了长期的经济利益相争、计较，所以，客家人求的是名，取的是义，崇的是文，追的是仕。
三、广府音乐与客家音乐的比较
广府音乐是以广东音乐为代表的一种传统的器乐，也称粤乐。客家音乐在这里指的是广东梅州的客家音乐——广东汉乐。广东汉乐主要流传于梅州，梅州有汉乐之乡的素称。以下我们以一首《到春来》为例，来追寻广东音乐与客家汉乐的联系。
广东汉乐传统曲目中有一首《到春来》，广东音乐也有传统曲目《到春雷》、小调曲《到春来》和粤剧牌子曲《到春来》。广东汉乐传统曲目《到春来》与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的曲调基本上是相同的，与广东音乐小调曲《到春来》曲调却完全不一样，与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到春来》很相似。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两首与广东汉乐相似的《到春来》。
广东汉乐《到春来》属于丝弦乐，主要演奏乐器有：杨琴、琵琶、吊胡、头弦、筝、箫笛等，是纯器乐曲。这一种类曲演奏时，除了会在乐句的开头或结尾处加个别的装饰音，一般都会严格按照谱子演奏，整首曲调不加花音。在演奏过程中整曲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演奏方式，很少有变化，保持一种纯朴的古风韵味。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是一首68板曲，与广东汉乐《到春来》基本相同，只是曲名差一个字，“来”字被“雷”字所代替。为什么曲名中的“来”字被“雷”字所代替，就较费斟酌了，目前学术界对此没有统一标准的说法。早在1917年出版的《弦歌必读》一书登的“古谱”中就可见此曲此名。从读它的“古谱”可以看出，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来》与广东汉乐《到春来》是基本相同的。在曲中也没有添加什么“雷”的音形，但是在当时这首曲调流传得并不广。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首加了花的《到春雷》。加了花的《到春雷》由于加了不少花音，把整首曲子的风格变得焕然一新，由简朴的韵味变成了活泼流畅的风格。因此，这首曲子便开始流传开来。1934年出版的《国乐新声》登有此曲，并标有杨琴奏法符号，到现在，曲调奏法已经固定下来。从清末的手抄本可以看出，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到春来》是以“反线”来记谱的，这种记谱和广东汉乐的《到春来》非常相似，谱面上并没有加花音，不过，演奏的时候很少人会严格按照曲谱来奏，慢慢地，这简朴的曲谱也被人加花改编。至于为什么用“反线”来记谱，这可能与唢呐的指法与奏法有关系，在广东音乐粤剧牌子曲中很多时候是以唢呐为主要乐器来吹奏的。牌子曲《到春来》以唢呐为主，再伴以大锣拔，能渲染出热烈庄严的气氛，常常在粤剧热烈庄严的场面时使用。
以上三种《到春来（或“雷”）》，从它们的古谱上看都差不多，是68板（折半34板）形式，为民间器乐曲中较为典型的“大曲”形式。但在经演奏者演奏流传后，他们的处理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广东汉乐《到春来》古朴怡情，演奏时很少加花音，保留了传统古曲简谱的风格，还可以听到古风的乐声。广东音乐传统曲目《到春雷》改编后，变成了一首流畅活泼的曲子，听起来让人联想起春天的景象。而牌子曲《到春来》改编后，热烈欢快，为舞台上的特定气氛而用。两首广东音乐《到春来（或“雷”）》将古谱改编为新声，虽把古谱改动了，但不失原本的风貌。在改编过程中没有任何西洋音乐的影迹，是完全根据我们传统的手法，加花音的方式，使其变得活泼流畅。这些花音使曲调非常具有本土气息，为这首曲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曲调流传得更广。[8]
广东汉乐《到春来》能从记谱到演奏方面都保留下300多年的传统风格，这应该与客家人的地理环境有关，客家人长期居住山区，较为封闭。更重要的是与客家人的价值观念有关，客家人崇拜祖先，团结保守，崇文重教，尊重传统文化。即使在海外，他们也没有受到海外音乐的影响，没有抛弃这古老淳朴的传统音乐，始终为自己的传统音乐而坚守着，使得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广东汉乐《到春来》到广东音乐《到春来（“雷”）》，不但涉及一些音乐方面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学方面等问题，如需深入了解，还要我们更多学者进一步更加深入地研究。
四、粤剧与广东汉剧
粤剧是广府的代表性剧种，广东汉剧是广东梅州客家地区的代表性剧种。以下将从“八大曲”中的传统粤剧剧本唱段与广东汉剧的剧本唱段进行比较，试图窥探“粤剧”与“广东汉剧”的历史联系。
清代同治年间在广州流传着粤曲“八大曲”，据香港潘贤达《粤曲论》介绍，八大曲是传统粤剧剧本《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鲁智深出家》等去除说白，取剧中各节歌曲，再将其连成一气，变成的一支首尾相贯的长曲。1954年香港的潘贤达提倡复兴“八大曲”，发表《粤曲论》列出了“八大曲”曲目为：《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韩信弃楚归汉》《雪中贤》《附荐何文秀》《黛玉葬花》《杨六郎罪子》和《鲁智深出家》。[9]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有一批广东汉剧剧本资料，其中有手抄剧本69册，全套共收广汉剧折子戏140出。[10]将这批广东汉剧剧目与“八大曲”的曲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而重要的现象。以八大曲的《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韩信弃楚归汉》为例，广东汉剧也有名目相同的剧本，而且两者的唱曲、曲文也非常相近。
以上可以看出这几本“八大曲”和广东汉剧的曲本唱段非常相似。众观广府与客家，两者都是源于中原汉文化。从地理角度看虽然他们有大致的界线，但由于他们文化相互交流和空间占用，文化分界已趋于模糊，文化区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两者的价值观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两者音乐方面，从广东音乐早期古谱中可以发现，广东音乐与广东汉乐有着相似的风格，但发展到后期，广东音乐有所改编，风格有所变化，而广东汉乐还保留着古谱原来的风貌。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1广东汉乐流传了几百年，却还能完全保留下原古老纯朴的风格，这虽与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山区有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客家人移民海外，把广东汉乐带到了海外，并在海外建立了“汉乐”社团等，却依然没有丢掉传统的风格，更没有融合海外音乐文化。2广东音乐恰恰相反，早期古谱的风格并没有得以流传，直到古谱被加花改编后才普遍流传下来，这是不是与广府人的开放融通、求新求变等思维方式有关系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分析研究。从“八大曲”和广东汉剧的剧本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早期的本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探寻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為粤剧与广东汉剧的关系、源流等问题提供线索，对于了解广府与客家的联系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