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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 思想方法； 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24-0023-03
毛泽东是运用科学方法把握革命和建设规律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最精华的内容之一。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研究哲学的重点是方法论，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以此来探寻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早年曾把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使用“思想方法”的概念，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1934年，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论述了任务和方法的关系，强调指出：“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1]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作工具的研究”作为研究哲学的目，强调研究哲学要“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2]。1943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转化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工作方法十二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哲学方法论的功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会议上又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
除专门阐述方法论的著作外，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著作，无不充满方法论的内容。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都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即方法具体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对党的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二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主要从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视角来考察毛泽东是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把握发展规律的。党的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运用科学方法，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而获得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和法宝。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运用和体现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搞好其他各项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认为，研究任何事物都应当注意到古今的联系，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他多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所说的历史主义，意即不要离开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毛泽东能够作出辩证的分析，反对那种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简单化倾向。比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他说：“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3]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又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发展。”[4]对于党史上出现过的失误，毛泽东能够实事求是地作出辩证分析，他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5]他还以分析党史事件为例，具体阐述了辩证分析法，他说：“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6]毛泽东的辩证分析法，对改变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简单化倾向，对维护党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古今中外法
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7]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形象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间的基本联系，历史研究者要用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二是认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历史不断发展，呈现出具体历史现象的暂时性和阶段性。因此，一切具体历史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历史研究者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不能用任何固定的、先验的原则判断历史事实，不能用后人达到的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三是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研究党史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进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毛泽东运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对许多事件和人物作出了科学评价，对党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阶级分析法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问题。同样，阶级分析方法也是毛泽东研究历史问题的重要视角。他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8]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才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党史研究方面，毛泽东也注重用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并关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他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9]
当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内阶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仍将阶级斗争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应当明确，社会历史中存在阶级的客观事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会过时，阶级分析方法仍是在阶级社会中考察各阶级阶层政治态度的科学方法之一。不能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而否定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阶级斗争学说与历史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出现公式化、简单化倾向。
4．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指通过找出研究对象的异同点，以便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特征和本质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使研究者突破某一具体社会现象的局限性，开阔视野，获得对事物认识的新突破。毛泽东一贯重视用比较的方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用比较的方法深化对党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他提出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中的“中外”，就是鲜明的比较研究。毛泽东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纵向的比较，即从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性东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多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他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他强调必须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分清敌友。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也借鉴了历史经验。他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11]从历史的类似发展中，捕捉有利于指导革命事业的理论原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二是通过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空间的历史现象，深化对党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计划：“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12]这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重视比较研究的思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这一方法，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沙俄帝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比较，同时也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比较，从中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战略问题。三是突出时代特点，以宽广的国际视角看待党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从国际条件的变化，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宽广的国际视野，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此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之内；在此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5． 史论结合法
这里的“史”和“论”，有多重含义。如果“史”是指历史事实，“论”是指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则反复强调，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3]如果“史”是历史资料，“论”是指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则坚持论从史出，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大型资料集，为科学研究党史奠定了扎实基础。他还主张编辑党内和党外两种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应当“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4]他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又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5]很显然，毛泽东关于史与论的观点非常明确：党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史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研究党史的科学方法，忽视理论的指导或轻视材料的作用，都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注 释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63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3][5][7][9][12][1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3页，第406页，第400页，第406页，第406页，第408页，
[4][6][14][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2页，第938页，第801页，第814-815页。
[8][1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页，第3页。
[11] 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24-0023-03
毛泽东是运用科学方法把握革命和建设规律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最精华的内容之一。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研究哲学的重点是方法论，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以此来探寻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早年曾把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使用“思想方法”的概念，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1934年，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论述了任务和方法的关系，强调指出：“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1]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作工具的研究”作为研究哲学的目，强调研究哲学要“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2]。1943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转化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工作方法十二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哲学方法论的功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会议上又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
除专门阐述方法论的著作外，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著作，无不充满方法论的内容。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都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即方法具体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对党的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二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主要从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视角来考察毛泽东是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把握发展规律的。党的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运用科学方法，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而获得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和法宝。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运用和体现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搞好其他各项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认为，研究任何事物都应当注意到古今的联系，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他多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所说的历史主义，意即不要离开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毛泽东能够作出辩证的分析，反对那种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简单化倾向。比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他说：“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3]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又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发展。”[4]对于党史上出现过的失误，毛泽东能够实事求是地作出辩证分析，他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5]他还以分析党史事件为例，具体阐述了辩证分析法，他说：“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6]毛泽东的辩证分析法，对改变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简单化倾向，对维护党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古今中外法
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7]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形象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间的基本联系，历史研究者要用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二是认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历史不断发展，呈现出具体历史现象的暂时性和阶段性。因此，一切具体历史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历史研究者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不能用任何固定的、先验的原则判断历史事实，不能用后人达到的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三是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研究党史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进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毛泽东运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对许多事件和人物作出了科学评价，对党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阶级分析法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问题。同样，阶级分析方法也是毛泽东研究历史问题的重要视角。他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8]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才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党史研究方面，毛泽东也注重用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并关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他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9]
当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内阶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仍将阶级斗争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应当明确，社会历史中存在阶级的客观事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会过时，阶级分析方法仍是在阶级社会中考察各阶级阶层政治态度的科学方法之一。不能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而否定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阶级斗争学说与历史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出现公式化、简单化倾向。
4．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指通过找出研究对象的异同点，以便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特征和本质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使研究者突破某一具体社会现象的局限性，开阔视野，获得对事物认识的新突破。毛泽东一贯重视用比较的方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用比较的方法深化对党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他提出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中的“中外”，就是鲜明的比较研究。毛泽东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纵向的比较，即从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性东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多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他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他强调必须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分清敌友。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也借鉴了历史经验。他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11]从历史的类似发展中，捕捉有利于指导革命事业的理论原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二是通过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空间的历史现象，深化对党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计划：“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12]这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重视比较研究的思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这一方法，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沙俄帝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比较，同时也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比较，从中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战略问题。三是突出时代特点，以宽广的国际视角看待党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从国际条件的变化，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宽广的国际视野，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此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之内；在此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5． 史论结合法
这里的“史”和“论”，有多重含义。如果“史”是指历史事实，“论”是指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则反复强调，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3]如果“史”是历史资料，“论”是指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则坚持论从史出，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大型资料集，为科学研究党史奠定了扎实基础。他还主张编辑党内和党外两种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应当“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4]他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又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5]很显然，毛泽东关于史与论的观点非常明确：党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史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研究党史的科学方法，忽视理论的指导或轻视材料的作用，都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注 释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63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3][5][7][9][12][1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3页，第406页，第400页，第406页，第406页，第408页，
[4][6][14][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2页，第938页，第801页，第814-815页。
[8][1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页，第3页。
[11] 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