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新年的团圆饭，我就乖巧地坐在屋子的拐角。我在等着母亲送来压岁钱，“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盼的不就是压岁钱么。每年除夕，一家人吃过团圆饭，母亲就会悄悄去找钱，然后装在一个通红的纸包里给我。
　　我偷偷地向厨房瞄了一眼，母亲出去了，我知道，红包快到手了。我们家有个规定：三十晚上发红包，家里每个都有，可是新年过后，大概初十吧，母亲又要收回。尽管明知一个红包只会在我兜里呆十来“天，可期盼依然如此强烈。
　　过了好久，依然不见母亲来，我心里不禁怦怦跳。我把椅子挪到哥哥身旁，悄悄地问：“今年有没有压岁钱啊!”哥哥瞪了我一眼，我不明白哥哥的意思。一会爸爸也出去了，哥哥赶快凑到我耳旁说：“千万别哭着要压岁钱，你不知道吗，今年家里这么紧，哪有钱给我们啊!”
　　哥哥比我大，也比我懂事。其实我也知道，今年家里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承包了政府的茶厂。为了承包这个工程，原本不宽裕的家庭花光了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向信用社贷了几千。承包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政府要求两年里完成-百多亩的退耕还林。买树苗、运输、找工人栽树、
　　维护……家里只要能卖钱的几乎都出卖了。本来说退耕还林的补助年里就能到。那么，一切都宽裕了，可到腊月二十七，信用社放假的那天，父亲去问，上面的拨款还是没有下来。父亲只有垂头丧气地回家。以往，家里经济虽然紧张，过年怎么说还买几百块钱的年货。可今年，直到二十九，父亲也只带回几张减价的对联，据说还是赊来的。
　　想着，想着，不知为什么，竟然哭了起来，嘴里竟不由自主地嚷嚷：“我要压岁钱、我要压岁钱。”
　　等我缓过思绪，母亲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拿着红纸包。我就像看到了流星，顿时眼前一亮，哽咽声早已停止。我接过母亲的纸包，正要打开，母亲止住了我。母亲喊着我的名字说：“本来今年都没有红包的，你是最小的，所以只给你一个，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我边点头，边望着母亲问：“什么事?”母亲说：“我们来个约定初五之前你只能着这个红抱、不能打开，要爱惜。也不能把红包磨破。”我不解地问母亲其中的原因。母亲深沉地说：“你答应我就是了，我年前给你在庙里抽过签的，初五前别打开，你今年就会学习好、身体也好。”说到这里，母亲就没再说了，声音显得有些颤抖。我把纸包翻着看了看，就欣然地答应了，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包塞在衣服最安全的衣兜里。
　　晚上，父母亲都睡了，我拿出纸包，借着窗户微弱的光亮看着，里面好像是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我用手摸了摸，想打开，又想起母亲的话，于是就放在枕下。
　　以后的几天，我真的没有打开，尽管几次都把手势做好了，想到母亲的话，又住手了。
　　初五的早晨，朦胧中我感觉有人进了我的房间。听着动静，我知道是母亲，可我并不知道她来干什么。等母亲走后，我突然想起今天可以拆开红包了，于是二头坐起来。天还是蒙蒙亮，屋里还有些模糊，不过我完全确定：我的衣服不见了。一定是母亲拿去了，母亲拿我的衣服去干什么呢?再想想，我昨晚还真忘了把红包拿出来，母亲会不会悄悄地偷我的红包啊!
　　越想，我越不放心。穿上裤子，赤裸着上身，悄悄地出了房门。刚出来就听到母亲房里有声音，我轻轻地躲到父母的房门外听着。父亲说：“你哪儿弄的钱啊!”母亲说：“还不是向隔壁五婶借的呗!”父亲说：“大年里的，你还向人家借钱!”母亲说：“我也知道，可不能骗孩子吧，别让他一早起来拆红包是一张纸。这孩子多听话啊，人家一直没拆，我就想着，过了初三就好跟五婶开口了，等过了初十我就又可以还人家了么……”
　　听着母亲的话，我的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很不是滋味，做了贼般地逃回自己房间，钻进被窝。不过一会，母亲又来了，我用被子蒙着头，装睡。母亲给我放下衣服，又给我扯了扯被角就出去了。
　　听着母亲远去的脚步声，我的泪染湿了枕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