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英雄筹马
　　1960年，大庆会战工委先后召开过3次万人大会。7月1日召开的第三次万人大会，是重点表彰在油田会战中涌现出来的“五面红旗”：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帮和朱洪昌。大庆会战工委决定让这5名英雄骑着高头大马、胸戴大红花绕场一周，并将此项重任交给了主管工会工作的陈洪起。
　　为了落实5匹高头大马，陈洪起到隆尔图红色草原牧场，与牧场的莫书记谈了此事。莫书记听说是为英雄找马，非常支持，当即表示一定会将草原上最好的马留给他们。
　　那牵马人找谁呢？大庆会战工委决定让“五面红旗”所在队的书记或者指挥牵马。于是陈洪起一个队一个队地跑，与5个人所在队的书记和指挥谈了此事。听说要给“王马段薛朱”牵马，他们没有一丝犹豫，当即就同意了。
　　7月1日早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由于那段时间天天下雨，那天早上，送马的人以为大会肯定不开了，就把马放在马圈里，没有牵到指定地点。不过后来他及时把马送了过去，没有耽误大会。
　　当陈洪起看到“王马段薛朱”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时，他高兴地说：“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甩掉祖国石油落后的帽子，做再多的工作也值。”
　　（陈洪起/口述，摘自《中国石油报》
　　过年的二斤猪肉
　　20世纪70年代初，物质非常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特别是猪肉，可称奢物，如谁家有顿肉吃，就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记得1972年春节要到了，母亲凭肉票起了几个大早，到食品站排队买猪肉都没买到。眼看第二天就大年三十，父母都坐在那里犯愁。父亲当时在一个单位做头，下面职工许多人家都和我家一样，过年买不到肉吃，好几个职工到父亲那里诉苦。那个年代又不允许私自买卖和宰杀生猪，发现了要从重处理。那时，一向为人沉稳的父亲表现出一种无畏与果断，他暗示职工：“去搞头猪来杀！”于是几个职工偷偷到乡下买了一头大肥猪运回来晚上杀了，大家每人分了几斤肉，我家也分了二斤。我和弟弟大声嚷道：“嗬，过年有肉吃喽！”母亲马上止住，叮嘱：“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二斤肉母亲算计得很好，分成二份。一份做成红烧肉大年三十晚吃，一份用盐腌一下储存起来，春节期间每天炒一点，保证都有点肉吃。最记得三十晚那餐，红烧肉一端上来我们几个孩子就抢着伸出筷子，你一块我一块地往嘴里放。“真香啊！”肚里没油的那个年代，肉是那么地诱惑人，让我们觉得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那年的二斤肉让我们家过了一个好年，可是这事后来不知怎么漏了出去。好在父亲是个老干部，再加上春节让人买不到肉也确是有关部门工作没做好，又是过年为了吃肉这人之常情的事情，没有倒卖等行为，所以从宽处理，“批评”了几句了事。
　　（王建成/文，摘自《新华视界》）
　　挨批斗老婆承诺离婚躲劫难
　　1966年8月17日傍晚，隔壁大叔来到我家，说：“你快躲躲吧！今天晚上开群众大会要斗争你。”我说：“我一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我是社员，我是群众，干吗就斗争着我了？”我决定不跑不躲。
　　那天刚一擦黑儿，大队贫委会一个副主席来到我家，谈东论西地拉家常。没过十几分钟，一群人闯进我家。他们都是本村人，戴着“红卫兵”红袖章，全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他们满脸怒气，将我从炕上拽下来，把不到两岁孩子从我老婆怀里夺出来丢在炕上，不顾孩子哭叫，把我老婆也从炕上拽下来。两口子谁都不准穿鞋，被拧着胳膊，押到群众斗争大会的台上。红卫兵逼迫我跪到凳子面的棱上。我的双腿如同刀割一般疼痛，跪不住，他们就拳打脚踢。台下有人挑动群众高喊：“打倒富裕中农分子韩永山。”
　　我老婆在一旁陪斗。她怀有两个月的身孕，向红卫兵和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跪下求饶。她答应他们：坚决跟我划清界限，明天就跟我离婚。就这样，她逃过了挨斗的劫难。第二天，“文革会”把法庭庭长喊来，在关着我的小屋里，让我在离婚书上签字。我被斗了两场，关了5天5夜。县工作组进村后，我被放了出来，与妻子复婚。我找到“文革会”主任和贫委会主席问为什么斗我，他们理屈词穷。几个同情我的人说，是因为1964年税务所干部住在我家，征走我村贩卖土线、织卖土布和投机倒把人的税，传言说是我举报的。
　　（韩永山/文，据《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