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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关键词：梅尧臣；仕宦；生存方式；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131-05
在考察经济生活对于传统文学之影响时，仕途显然是一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固然关乎恢宏的功业理想，也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生计。作为谋生手段，仕宦限定了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容，进而影响心理世界，并波及文学创作，其中路径看似曲折，作用却非常明显。在这一方面，宋代诗人梅尧臣堪为例证。众所周知，题材的日常化与风格的平淡化乃是梅诗的两项突出特征，但此种诗风缘何而来？如果仅仅从个人性格方面作探寻，便无法解释梅诗为何具有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代表意义。而若复原当日生活实景便不难发现，仕宦所决定的生活水准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生活方式，正是梅尧臣诗风所以形成的背后推手。而由于梅尧臣所面临的其实是宋人的典型境遇，因此，所谓的开宋诗先声，又不妨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早期演示而已。
一、平淡诗风与略俭不丰的经济状况
所谓“平淡”，通常理解为梅诗中所体现的自然淡远意趣，其中又包含语辞的不事雕琢与情感的平和宁静这两重要素，而后者可能更为传统文人所看重。欧阳修就将此种风格归因于梅尧臣的人生境界，在《梅圣俞墓志铭》中作高度评价：“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1〕(卷三十三，《梅圣俞墓志铭》，P496)所谓 “唐诸子号诗人者”，就此前一贯的表达来看，应是指孟郊、贾岛为代表的一批中晚唐诗人，欧阳修好将梅尧臣与郊、岛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梅尧臣境遇与二人相同，而品格修养实过之，故能于文学中免除“僻固而狭陋”之弊。不过欧阳修的这一解读不妨视为揄扬故友的策略而已，未必合乎实际。因为当时人已经提及，梅尧臣“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2〕(卷十六，P125)朱东润先生也指出，所谓“仁厚乐易”，不宜过分强调，①梅尧臣性格中自有褊急激烈的一面，其不合于时也未必与此无关，因此将“平淡”与“僻固狭陋”的区别归因于此，至少不够充分。而在另一方面，梅尧臣的境遇与郊、岛其实又并不相同，梅尧臣生前已对此种比附不予认同，②事实上，若作进一步探究，他们在生存境遇方面的差异反而可能与文学上的泾渭分明有密切关系。
就仕途遭际而言，梅尧臣与郊、岛确在伯仲之间，但在仕途所决定的经济状况方面，彼此又实有轩轾之别。若从谋生的角度来理解仕宦，那么理应从入仕的难易程度、入仕时间长短以及俸禄数额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唐宋两代诗人的处境。不过在俸禄方面，虽然宋人自我感觉更优于唐人，(注：参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六“唐朝士俸微”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2页。）但由于唐宋两代的俸禄均随时调整，又涉及俸禄构成、货币购买力等因素，因此具体的比较其实无法进行。可资对照者，主要是前两项而已。从仕履来看，贾岛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入空门以求生计，后虽返俗，仍终身未第，开成二年（837）始责授长江县主簿，时已五十九岁，后迁普州司仓参军，卒于普州司户参军之职，享年六十五岁。孟郊三次应进士第，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时已四十六岁，又四年，始得授溧阳尉，又因不治官事被罚半俸，任职四年即辞官。后两度入节镇幕府，为时不过四年，即于元和九年（814）卒于赴任途中。梅尧臣系门荫得官，于天圣五年（1027）前后出任桐城县主簿，由此入仕，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历任知县、州郡判官、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国子监直讲等职，嘉祐五年（1060）卒于尚书都官员外郎之职，享年五十九岁。虽始终徘徊下僚，但入仕时间长达三十三年，期间仅因父母亡故而两度离职，为时四年。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入仕简易，且在职时间长，梅尧臣在仕途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显然会高于郊、岛二人。
梅尧臣与郊、岛的对比，虽为个案，仍有必然，其后折射的乃是宋代文士所享有的相对优厚待遇。粗略言之，宋代科举的录取率远高于唐人，且文士及第后即可释褐为官，不必如唐人在及第后尚需经过苛刻的选试（孟郊即因此在及第四年后方得一官）；又宋代于科举之外，尚有恩荫这一更主要的入仕途径，而门荫范围较唐代更广，与唐人五品官以上方许荫亲不同，宋人上自宰执、下及从七品之员外郎，都可荫及子孙（梅尧臣即因叔父梅询之恩荫补官，此后虽又屡次参加科考不中，但不妨为官），故就此言之，入仕实较唐人为易。入仕之后，宋人在职似亦较唐人稳定，盖赵宋以文臣治国，若无特故，不轻施责罚，故官员任职时间较长，梅尧臣仕途虽乏善可陈，却胜在波澜不惊，不似郊、岛难安于职，正与此有关。如此一来，宋人不啻获得了一个更为稳定而可靠的谋生手段。
就梅尧臣而言，有赖于制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差强人意，大体处于一种略俭不丰的状态。通过现存两千八百余首诗，今人不难复原其日常生活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梅尧臣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俸禄，此外的田产收入与友人资助不过是些微补助而已。而其俸禄虽不丰厚，已足供日常之用。以其晚年所任国子监直讲一职为例，俸禄约为每月二十千钱。(注：参见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第六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虽然此时大规模的加俸尚未开始，俸禄较后世水平为低，但比之于寻常百姓，已属可观。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北宋乡村下户（五等户中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而需租种土地耕种的农人）占当时户口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注：参见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时人描述，“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3〕( 卷三百六十二，十二月丙寅条，P8768)可知日常温饱亦不易得，客户则更为贫穷。又据考证，乡村下户的全部资产总值通常在四十千钱以下，(注：参见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则北宋社会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总值尚不及梅尧臣两月俸禄之和。由此推想，梅尧臣的收入水平由全局来看，已可划入较高收入阶层。
这一事实也可由梅诗得到印证。大抵上，梅尧臣偶有衣食不足，在父母丧葬等特定时期更为拮据，(注：参见《宁陵阻风雨寄都下亲旧》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03页。）但并非常态，经济状况在大多数时候可保持平衡，甚至偶有家境丰足的自喜，如《依韵酬永叔再示》。与此对应的是，梅诗中虽有对贫穷的感叹，但数量有限。在其三十三年所作两千八百多首诗中，直接提及贫困状况的不过六十余首，其中又只有十五首左右为独处咏怀的作品，其余约五十首则是作于与人唱和酬答的背景下，且相当数量是为答谢他人馈赠而作，则此时的贫困感叹尚有可能是虚应故事而已。由其诗还可知，梅家常年备有仆婢、车马，甚至有过以三万钱买马的举动，(注：参见《二马》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虽然可能是因陋就简，但都足以与平民家庭拉开距离。由此则可以理解，对于梅尧臣来说，生活中的主要困扰仍是仕途挫折而非生活困境，如其作于皇祐元年（1049）的《记岁》诗：“买臣四十八，犹苦行负薪。我免以樵给，贫居年与均。道上不讴歌，妻亦无恚嗔。三者固异彼，异同双朱轮。”〔4〕(卷十九，P519)与汉人朱买臣相比，梅尧臣自觉生计过之，唯无望于荣华而已。须知当年梅尧臣正因父亲去世而守制在家，经济状况已不如平时，然而在这种情境之下，政治上的失意仍是第一位的，生活上并没有感到太大问题。
由此便可以看出梅尧臣与郊、岛在生存层面上的不同。借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理论，对梅尧臣与郊、岛而言，在相当于最高层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功业理想方面固然都不能满足，但至少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方面（吃、住等日常生存需要），梅尧臣尚较后者为优，个人满足感也会较强。郊、岛由于长期不能入仕，经济来源不稳定且有限，以至于在最基本的生存方面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想保持心平气和，非不可能，但难度理应较梅尧臣更大，情怀因此僻固狭陋，亦可以理解。事实上，关于物质生活贫乏给郊、岛精神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自宋人欧阳修、李纲至今人闻一多、施蛰存，也已有充分论述。(注：参见任文京《孟郊、贾岛经济状况对其创作的影响》，《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而梅尧臣则拥有起码的物质条件、可靠的生活来源，更因此能够获得稳定的创作心理，即使仕途中遭遇沮丧，亦不至于过分绝望。在梅尧臣的诗中虽有对挫折或贫困的感叹，但不作极端的表达，正与此有关。所谓平淡诗风，平和的心理占有相当比重，稳定的生活则在事实上构成了平和心理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到晚年更趋明显，而其对应的经济状况是晚景胜于早岁，儿女婚嫁及父母终老之事俱毕，生活较为宽裕，诗风与经济状况之间的联系不可不察。
二、题材的日常化与受限的生活方式
仕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提供稳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没有弊端，而最为突出的负面影响便是对生活环境的约束，以及由此而来对诗歌题材的限定。
梅尧臣的诗歌在题材上具有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倾向。通常的理解将此视为诗人开拓精神之体现。即不满足于唐人诗歌既有畛域而希图别开生面，诗歌以故由唐人的江山大漠转而为宋人身旁之亭台园囿。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若仅仅着眼于此，则又未免在将诗歌创作的主观动机神化，而忽视了诗歌自我表达、自我愉悦乃至日常交际的作用，毕竟诗人不可能始终以一种“挑战者”的心态来进行创作，挑战对象的不确定和独辟蹊径的疲劳都会使得这种挑战难以为继。事实上，若换一角度理解，这种日常化的选材趋向也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不得已，即由特定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结果。
查考梅尧臣生平可知，其成年后游历之地非常狭窄（少年时曾随叔父宦游襄阳），任职之地包括如下城市：桐城县、河南县、河阳县、建德县、襄城县、湖州、许昌、陈州。此外尚有汴京及宣城较为特殊：汴京为政治中心，梅尧臣每逢改职均至此办理手续，又多次于此参加科考，晚年又在此任职；宣城为梅尧臣故乡，梅尧臣卸任后往往短暂返乡，再由此履新，再娶以及父母亡故时亦需回乡居住。可想而知，由于身份所限，不得擅离职守，梅尧臣基本只能以汴京以及宣城为中心，在各城市间作点对点式的线性流动，而在任所，日常出游也仅限周边而已。然所有流动范围，不出今日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其中属于今日江苏的城市，如扬州、润州、高邮等地，仅仅是在赴任或卸职途中经停而已，如此一来，其视野必然大受限制，而这相比唐人更成为极大缺失。严羽《沧浪诗话》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5〕(P699)无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都与远行有关，异乡的陌生风景、离别故乡亲人的感伤、对不可知未来的恐惧，都对诗人情感造成冲击，成为创作之诱因。而对于梅尧臣而言，虽有出行，相关的体验却往往付诸阙如，其中原因有三：①所经历之地曾多次往来，缺乏惊喜；②所经历各地彼此邻近，自然面貌差别不大，且所经路途为交通要道，设施完备，开发充分，更难给旅行者以经验之外的新鲜刺激；③旅行目的明确，家属亦往往随行，心态因之稳定，不至于产生前途未卜的恐慌或形单影只的孤独等情感波动。
与此相对应，梅尧臣在诗歌创作题材方面必然存在极大缺失，缺乏对自然山川与异地风情的体会，成为了与唐人相比的先天不足。作为一种补偿，将题材转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换言之，梅尧臣未必没有如唐人那样击剑漠北、浩歌剑南的意愿，但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断绝了这种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同一生活方式又为诗人提供了稳定而较有保障的生活，使得诗人无需为生计奔波劳心，从而出现了不少闲暇有待排遣。如此一来，梅尧臣诗歌中所出现的某些题材虽多少令人无奈，又实在是势所必然。如《扪虱得蚤》、《八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恶俗之作自然可视为平庸生活的折射，而如《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这样读来兴味索然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在淡而无味、缺少变化的生活中的勉强挣扎。《次韵》作于嘉祐四年（1059），由另一首《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可知，此诗的缘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刘敞、范镇、何郯等四人同至梅尧臣家中相访，当时各人均有诗作助兴。《次韵》即是对刘敞诗的唱和。《次韵》全诗如下：“九月车马过，我庭黄菊鲜，重来逾七旬，枯萼无复妍。自非凌霜操，枝叶徒相连，衰败未忍去，根荄尚翘然。不意憔悴丛，尤为君子怜，固值时节晚，岂恨地势偏。直如木上萝，缘蔓欲到天，一朝风雪厉，零落向暮年，至此事乃等，高低复何言。公休夸松柏，彭祖与颜渊，各不相健羡，焉能论柔坚。愿公时饮酒，周孔今下泉。”〔4〕(卷二十九，P1125)此诗先咏庭中枯菊凋零之状，进而感叹荣枯贵贱之空幻，意境并不深远，宗旨亦是老生常谈，但由此诗及众人的吟咏而复原当时情景，则不免令人感到，枯菊这一意象既缺乏美感也少有新意，之所以在当时当地得以入诗，全在把酒言欢之余，实在没有其他更多情物可助吟兴，于是诗人们也只能勉为其难，以眼前枯菊为题各自成篇，而这种状态下作出的诗歌，不吸引人也就势在难免。
《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当然不是特例，在梅诗中存在大量此类题材琐碎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相当数量同《依韵》一样属于唱和诗。朱东润先生早已注意到梅诗中的依韵诗、唱和诗过多的问题，指出原因在于梅尧臣晚年居住汴京，生活安定，亦不受政治浪潮影响。(注：参见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叙论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但需要指出，梅尧臣的唱和习惯并不起于晚年。早年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之时，梅尧臣便以唱和著名，而且这种声名的成就，又与西京幕府中谢绛、欧阳修、尹洙等一批才俊的唱和之风有关。而由早年西京生活至晚年东京安居，具体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常有变换，不变的是位居下僚的地位与波澜不惊的生活模式，由此则可以看出，对唱和诗与依韵诗的大量存在而言，仕宦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实会是一更为根本的原因，唱和诗、依韵诗并非绝无文学方面的价值，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作为文字游戏而出现的，其存在同样是狭窄生活的反映。
三、梅尧臣境遇的普遍性
与宋诗风貌之形成
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不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手段，也必然是重要的谋生方式，对于品级较低的文官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梅尧臣在其中年以后的诗中，便再三言及于此，如《宿洪泽》中的“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4〕(卷二十六，P852)或《依韵和春日偶书》中的“高低趋向难为合，冷暖情怀固饱谙。勉意妻儿犹苟禄，强颜冠冕未抽簪”。〔4〕(卷二十六，P842)此外在《答裴送序意》、《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吴冲卿学士以王平甫言淮甸会予予久未至冲卿与平甫作诗见寄答之》、《寄题刘仲叟泽州园亭》等诗中也多有感慨。入仕有种种不快，为何仍勉为其难？各诗对于其中的利益考量都阐述得相当清晰。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所得到的支持与所受到的限制，都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而这其实也是诸多地位相近者的共同选择。所谓“薄宦拘人似马衔”，夏竦.《题江州琵琶亭》（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引）［A］.《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2页。宋人每有类似表述，(注：参见《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传》、张耒《张耒集》卷四十八《送秦少章赴临安簿序》、苏过《斜川集》卷八《送八弟赴官汝南》、米友仁《阳春集》自序。）而欧阳修晚年《感兴五首》之四中所说的“仕宦希寸禄，庶无饥寒迫，读书为文章，本以代耕织”，〔1〕（卷六，P97）更将此种心曲表述无遗，可知在时人眼中，以仕进求衣食实为常识。
而在这一前提下，宋代文官们所面对的，自然会是和梅尧臣相似的境遇。
就经济状况而言，如上所述，梅尧臣的处境虽然不算宽裕，但在当时社会整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就梅尧臣地位而言，他又实际处于整个宋代官员金字塔序列的基层。梅尧臣的仕途确实不尽如人意，五十岁以前（皇祐三年，1051）所任几乎都为州县幕职官，属于“选人”序列，晚年所任之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等职，同样品位低下，而这一级别的官员原本是北宋文官中的主体。以元祐元年（1086）为例，当时自承务郎以上京朝官为三千人左右，选人则在一万人左右。(注：参见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04页。）由此则可以推想，处境类似梅尧臣者，理应是宋代文人官员的大多数。
而且从梅尧臣生平来看，他的经历也无何特别之处，甚至可用平淡无奇来形容。他未曾遭遇贬谪，与动荡战乱绝缘，家庭负累一般（梅尧臣有子女7人，而据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宋代官员平均每户有子女5.54人，(注：参见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第135页。）此外梅尧臣诗文中未见出需承担过分家族责任），又没有特别的癖好或收藏习惯，而上述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影响到一般官员的经济状况，换言之，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当时下层文官的标准样板，在正常状况下，一般文官的遭遇应与其差别不大。
就眼界和游历来看，梅尧臣的条件看似极端，也适足以反映宋人的基本处境。由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等疆土，宋代北部疆域较汉唐显著缩减，又由于赵宋不重军功，文人也无意如唐人折节从军，这都导致宋代文人先天地缺乏见识异域风光的可能，而靖康以后，丧失了淮河以北国土，宋人的眼界只会更为狭窄。对于一般宋人而言，中原以及东南沿海是最为熟悉的地域，路途较远的旅行，或是西入川蜀，或是南下岭海，但这并非常见情形，尤其后者，往往是严厉贬谪的结果。因而在正常状态下，文官的游历和视野并不会较梅尧臣更为丰富。宋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远行，如三苏的由蜀入京，欧阳修的由京城往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陆游的入川，范成大的入桂、入川，基本都与这两个方向有关，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所见风物迥异平日，当事人或有特别诗文，或专为游记，津津乐道于所见所感，也正可见出一般文人此种经验的缺乏。
而就一般出行而言，除日程有限之外，同样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当事个体的心理。如上所述，梅尧臣纵有旅行，心态也较为平和，不至于为不测之前途而不安，亦少有背井离乡之感伤。这对于一般宋代士人而言也同样成立，除非因贬谪远赴瘴疠之地，通常因公务出行无需对前途过分担忧，家人随同，又可解分离牵挂之苦，这都使得宋代士人的出行难度降低，心理冲击减小。合而言之，旅途中的见闻或感动减少，使得诗文的表现领域也有明显萎缩，而转向日常生活，便成为不得不然的趋势。
由此看来，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宋代士人的典型，而对其境遇与文学风貌的解读也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宋代士人。概言之，仕宦对于宋人的文学创作实能发挥双重效应：在提供物质与心理之稳定的同时，又限制了生活范围与视野。而这也理应成为理解宋代种种文学现象的一项基本背景。即如词体在宋代的勃兴，便不能不考虑到宋人的生活水准为花间樽前提供了物质条件，乐此不疲的宴饮雅集则适应了摆脱呆板生活的心理需要。
至于宋诗亦然。众所周知，梅尧臣在宋代诗坛之所以重要，正由于梅诗开启了宋诗的基本风貌，以平淡为美和题材日常化其实也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关键特征。然而宋诗又因何呈现出这般面目？对此固然可以由思想史的角度寻找原因，如三教合一的思潮培育出了宋人的理性文化性格以及“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但由对梅尧臣及更多宋代士人经济生活的分析又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平淡为美抑或题材的日常化，其后都还有具体的现实背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宋代诗风也是宋代士人经济生活方式导向的结果。事实上，由宋人对富贵气象的向往到白居易诗在两宋的流行，以及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对日常生活和田园风物的好尚，正可视为一定生活水准对欣赏趣味的引导；而无论西昆体的挦扯古人抑或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以拟古为内旨的文字游戏，都未尝不是对身外世界不得拓展之困境的回应。要言之，追踪宋诗的主要诗潮与诗体，往往可见仕宦之双重效应的潜在作用。
在此基础上，则似可对梅尧臣的诗学意义作新的解释。何以是梅尧臣成为开宋诗风气之先者？除了本身的成就与欧阳修等巨擘的推重等原因，生活年代较早无疑也成为一种先天优势。既然梅尧臣所引领的趋向——宋诗的转向日常、转向内在，其实是宋人共有生活方式的产物，那么开宋诗先声也无妨视为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换言之，梅尧臣乃是作为一位代表，适时地出现于彼时诗坛。而更进一步说，宋诗的某些根本特征，已为由此发轫的有宋一代文士的经济生活方式所限定。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A］.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Mei Yaochen’s Poetic Style and Officialdom Livelihood
——Also a Commentar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ng Officials’ Livelihood on Literature
YE Ye，LIU Xue
(Faculty of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For Mei Yaochen, entering the public service means the chances for personal fulfillment as well as for livelihood. It provided him with both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guarante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imited his experiences and vision, which made his poem quiet and trivial in style. Because Mei Yaochen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 had great impact in shaping the styles of Song poems. Mei Yaochen’s pioneering attempt in the Song poem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a particular way of living.
Key words: Mei Yaochen; officialdom; livelihoods; economic conditions
〔责任编辑： 燕 妮〕
关键词：梅尧臣；仕宦；生存方式；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131-05
在考察经济生活对于传统文学之影响时，仕途显然是一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固然关乎恢宏的功业理想，也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生计。作为谋生手段，仕宦限定了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容，进而影响心理世界，并波及文学创作，其中路径看似曲折，作用却非常明显。在这一方面，宋代诗人梅尧臣堪为例证。众所周知，题材的日常化与风格的平淡化乃是梅诗的两项突出特征，但此种诗风缘何而来？如果仅仅从个人性格方面作探寻，便无法解释梅诗为何具有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代表意义。而若复原当日生活实景便不难发现，仕宦所决定的生活水准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生活方式，正是梅尧臣诗风所以形成的背后推手。而由于梅尧臣所面临的其实是宋人的典型境遇，因此，所谓的开宋诗先声，又不妨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早期演示而已。
一、平淡诗风与略俭不丰的经济状况
所谓“平淡”，通常理解为梅诗中所体现的自然淡远意趣，其中又包含语辞的不事雕琢与情感的平和宁静这两重要素，而后者可能更为传统文人所看重。欧阳修就将此种风格归因于梅尧臣的人生境界，在《梅圣俞墓志铭》中作高度评价：“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1〕(卷三十三，《梅圣俞墓志铭》，P496)所谓 “唐诸子号诗人者”，就此前一贯的表达来看，应是指孟郊、贾岛为代表的一批中晚唐诗人，欧阳修好将梅尧臣与郊、岛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梅尧臣境遇与二人相同，而品格修养实过之，故能于文学中免除“僻固而狭陋”之弊。不过欧阳修的这一解读不妨视为揄扬故友的策略而已，未必合乎实际。因为当时人已经提及，梅尧臣“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2〕(卷十六，P125)朱东润先生也指出，所谓“仁厚乐易”，不宜过分强调，①梅尧臣性格中自有褊急激烈的一面，其不合于时也未必与此无关，因此将“平淡”与“僻固狭陋”的区别归因于此，至少不够充分。而在另一方面，梅尧臣的境遇与郊、岛其实又并不相同，梅尧臣生前已对此种比附不予认同，②事实上，若作进一步探究，他们在生存境遇方面的差异反而可能与文学上的泾渭分明有密切关系。
就仕途遭际而言，梅尧臣与郊、岛确在伯仲之间，但在仕途所决定的经济状况方面，彼此又实有轩轾之别。若从谋生的角度来理解仕宦，那么理应从入仕的难易程度、入仕时间长短以及俸禄数额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唐宋两代诗人的处境。不过在俸禄方面，虽然宋人自我感觉更优于唐人，(注：参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六“唐朝士俸微”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2页。）但由于唐宋两代的俸禄均随时调整，又涉及俸禄构成、货币购买力等因素，因此具体的比较其实无法进行。可资对照者，主要是前两项而已。从仕履来看，贾岛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入空门以求生计，后虽返俗，仍终身未第，开成二年（837）始责授长江县主簿，时已五十九岁，后迁普州司仓参军，卒于普州司户参军之职，享年六十五岁。孟郊三次应进士第，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时已四十六岁，又四年，始得授溧阳尉，又因不治官事被罚半俸，任职四年即辞官。后两度入节镇幕府，为时不过四年，即于元和九年（814）卒于赴任途中。梅尧臣系门荫得官，于天圣五年（1027）前后出任桐城县主簿，由此入仕，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历任知县、州郡判官、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国子监直讲等职，嘉祐五年（1060）卒于尚书都官员外郎之职，享年五十九岁。虽始终徘徊下僚，但入仕时间长达三十三年，期间仅因父母亡故而两度离职，为时四年。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入仕简易，且在职时间长，梅尧臣在仕途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显然会高于郊、岛二人。
梅尧臣与郊、岛的对比，虽为个案，仍有必然，其后折射的乃是宋代文士所享有的相对优厚待遇。粗略言之，宋代科举的录取率远高于唐人，且文士及第后即可释褐为官，不必如唐人在及第后尚需经过苛刻的选试（孟郊即因此在及第四年后方得一官）；又宋代于科举之外，尚有恩荫这一更主要的入仕途径，而门荫范围较唐代更广，与唐人五品官以上方许荫亲不同，宋人上自宰执、下及从七品之员外郎，都可荫及子孙（梅尧臣即因叔父梅询之恩荫补官，此后虽又屡次参加科考不中，但不妨为官），故就此言之，入仕实较唐人为易。入仕之后，宋人在职似亦较唐人稳定，盖赵宋以文臣治国，若无特故，不轻施责罚，故官员任职时间较长，梅尧臣仕途虽乏善可陈，却胜在波澜不惊，不似郊、岛难安于职，正与此有关。如此一来，宋人不啻获得了一个更为稳定而可靠的谋生手段。
就梅尧臣而言，有赖于制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差强人意，大体处于一种略俭不丰的状态。通过现存两千八百余首诗，今人不难复原其日常生活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梅尧臣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俸禄，此外的田产收入与友人资助不过是些微补助而已。而其俸禄虽不丰厚，已足供日常之用。以其晚年所任国子监直讲一职为例，俸禄约为每月二十千钱。(注：参见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第六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虽然此时大规模的加俸尚未开始，俸禄较后世水平为低，但比之于寻常百姓，已属可观。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北宋乡村下户（五等户中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而需租种土地耕种的农人）占当时户口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注：参见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时人描述，“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3〕( 卷三百六十二，十二月丙寅条，P8768)可知日常温饱亦不易得，客户则更为贫穷。又据考证，乡村下户的全部资产总值通常在四十千钱以下，(注：参见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则北宋社会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总值尚不及梅尧臣两月俸禄之和。由此推想，梅尧臣的收入水平由全局来看，已可划入较高收入阶层。
这一事实也可由梅诗得到印证。大抵上，梅尧臣偶有衣食不足，在父母丧葬等特定时期更为拮据，(注：参见《宁陵阻风雨寄都下亲旧》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03页。）但并非常态，经济状况在大多数时候可保持平衡，甚至偶有家境丰足的自喜，如《依韵酬永叔再示》。与此对应的是，梅诗中虽有对贫穷的感叹，但数量有限。在其三十三年所作两千八百多首诗中，直接提及贫困状况的不过六十余首，其中又只有十五首左右为独处咏怀的作品，其余约五十首则是作于与人唱和酬答的背景下，且相当数量是为答谢他人馈赠而作，则此时的贫困感叹尚有可能是虚应故事而已。由其诗还可知，梅家常年备有仆婢、车马，甚至有过以三万钱买马的举动，(注：参见《二马》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虽然可能是因陋就简，但都足以与平民家庭拉开距离。由此则可以理解，对于梅尧臣来说，生活中的主要困扰仍是仕途挫折而非生活困境，如其作于皇祐元年（1049）的《记岁》诗：“买臣四十八，犹苦行负薪。我免以樵给，贫居年与均。道上不讴歌，妻亦无恚嗔。三者固异彼，异同双朱轮。”〔4〕(卷十九，P519)与汉人朱买臣相比，梅尧臣自觉生计过之，唯无望于荣华而已。须知当年梅尧臣正因父亲去世而守制在家，经济状况已不如平时，然而在这种情境之下，政治上的失意仍是第一位的，生活上并没有感到太大问题。
由此便可以看出梅尧臣与郊、岛在生存层面上的不同。借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理论，对梅尧臣与郊、岛而言，在相当于最高层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功业理想方面固然都不能满足，但至少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方面（吃、住等日常生存需要），梅尧臣尚较后者为优，个人满足感也会较强。郊、岛由于长期不能入仕，经济来源不稳定且有限，以至于在最基本的生存方面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想保持心平气和，非不可能，但难度理应较梅尧臣更大，情怀因此僻固狭陋，亦可以理解。事实上，关于物质生活贫乏给郊、岛精神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自宋人欧阳修、李纲至今人闻一多、施蛰存，也已有充分论述。(注：参见任文京《孟郊、贾岛经济状况对其创作的影响》，《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而梅尧臣则拥有起码的物质条件、可靠的生活来源，更因此能够获得稳定的创作心理，即使仕途中遭遇沮丧，亦不至于过分绝望。在梅尧臣的诗中虽有对挫折或贫困的感叹，但不作极端的表达，正与此有关。所谓平淡诗风，平和的心理占有相当比重，稳定的生活则在事实上构成了平和心理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到晚年更趋明显，而其对应的经济状况是晚景胜于早岁，儿女婚嫁及父母终老之事俱毕，生活较为宽裕，诗风与经济状况之间的联系不可不察。
二、题材的日常化与受限的生活方式
仕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提供稳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没有弊端，而最为突出的负面影响便是对生活环境的约束，以及由此而来对诗歌题材的限定。
梅尧臣的诗歌在题材上具有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倾向。通常的理解将此视为诗人开拓精神之体现。即不满足于唐人诗歌既有畛域而希图别开生面，诗歌以故由唐人的江山大漠转而为宋人身旁之亭台园囿。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若仅仅着眼于此，则又未免在将诗歌创作的主观动机神化，而忽视了诗歌自我表达、自我愉悦乃至日常交际的作用，毕竟诗人不可能始终以一种“挑战者”的心态来进行创作，挑战对象的不确定和独辟蹊径的疲劳都会使得这种挑战难以为继。事实上，若换一角度理解，这种日常化的选材趋向也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不得已，即由特定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结果。
查考梅尧臣生平可知，其成年后游历之地非常狭窄（少年时曾随叔父宦游襄阳），任职之地包括如下城市：桐城县、河南县、河阳县、建德县、襄城县、湖州、许昌、陈州。此外尚有汴京及宣城较为特殊：汴京为政治中心，梅尧臣每逢改职均至此办理手续，又多次于此参加科考，晚年又在此任职；宣城为梅尧臣故乡，梅尧臣卸任后往往短暂返乡，再由此履新，再娶以及父母亡故时亦需回乡居住。可想而知，由于身份所限，不得擅离职守，梅尧臣基本只能以汴京以及宣城为中心，在各城市间作点对点式的线性流动，而在任所，日常出游也仅限周边而已。然所有流动范围，不出今日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其中属于今日江苏的城市，如扬州、润州、高邮等地，仅仅是在赴任或卸职途中经停而已，如此一来，其视野必然大受限制，而这相比唐人更成为极大缺失。严羽《沧浪诗话》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5〕(P699)无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都与远行有关，异乡的陌生风景、离别故乡亲人的感伤、对不可知未来的恐惧，都对诗人情感造成冲击，成为创作之诱因。而对于梅尧臣而言，虽有出行，相关的体验却往往付诸阙如，其中原因有三：①所经历之地曾多次往来，缺乏惊喜；②所经历各地彼此邻近，自然面貌差别不大，且所经路途为交通要道，设施完备，开发充分，更难给旅行者以经验之外的新鲜刺激；③旅行目的明确，家属亦往往随行，心态因之稳定，不至于产生前途未卜的恐慌或形单影只的孤独等情感波动。
与此相对应，梅尧臣在诗歌创作题材方面必然存在极大缺失，缺乏对自然山川与异地风情的体会，成为了与唐人相比的先天不足。作为一种补偿，将题材转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换言之，梅尧臣未必没有如唐人那样击剑漠北、浩歌剑南的意愿，但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断绝了这种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同一生活方式又为诗人提供了稳定而较有保障的生活，使得诗人无需为生计奔波劳心，从而出现了不少闲暇有待排遣。如此一来，梅尧臣诗歌中所出现的某些题材虽多少令人无奈，又实在是势所必然。如《扪虱得蚤》、《八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恶俗之作自然可视为平庸生活的折射，而如《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这样读来兴味索然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在淡而无味、缺少变化的生活中的勉强挣扎。《次韵》作于嘉祐四年（1059），由另一首《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可知，此诗的缘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刘敞、范镇、何郯等四人同至梅尧臣家中相访，当时各人均有诗作助兴。《次韵》即是对刘敞诗的唱和。《次韵》全诗如下：“九月车马过，我庭黄菊鲜，重来逾七旬，枯萼无复妍。自非凌霜操，枝叶徒相连，衰败未忍去，根荄尚翘然。不意憔悴丛，尤为君子怜，固值时节晚，岂恨地势偏。直如木上萝，缘蔓欲到天，一朝风雪厉，零落向暮年，至此事乃等，高低复何言。公休夸松柏，彭祖与颜渊，各不相健羡，焉能论柔坚。愿公时饮酒，周孔今下泉。”〔4〕(卷二十九，P1125)此诗先咏庭中枯菊凋零之状，进而感叹荣枯贵贱之空幻，意境并不深远，宗旨亦是老生常谈，但由此诗及众人的吟咏而复原当时情景，则不免令人感到，枯菊这一意象既缺乏美感也少有新意，之所以在当时当地得以入诗，全在把酒言欢之余，实在没有其他更多情物可助吟兴，于是诗人们也只能勉为其难，以眼前枯菊为题各自成篇，而这种状态下作出的诗歌，不吸引人也就势在难免。
《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当然不是特例，在梅诗中存在大量此类题材琐碎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相当数量同《依韵》一样属于唱和诗。朱东润先生早已注意到梅诗中的依韵诗、唱和诗过多的问题，指出原因在于梅尧臣晚年居住汴京，生活安定，亦不受政治浪潮影响。(注：参见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叙论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但需要指出，梅尧臣的唱和习惯并不起于晚年。早年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之时，梅尧臣便以唱和著名，而且这种声名的成就，又与西京幕府中谢绛、欧阳修、尹洙等一批才俊的唱和之风有关。而由早年西京生活至晚年东京安居，具体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常有变换，不变的是位居下僚的地位与波澜不惊的生活模式，由此则可以看出，对唱和诗与依韵诗的大量存在而言，仕宦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实会是一更为根本的原因，唱和诗、依韵诗并非绝无文学方面的价值，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作为文字游戏而出现的，其存在同样是狭窄生活的反映。
三、梅尧臣境遇的普遍性
与宋诗风貌之形成
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不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手段，也必然是重要的谋生方式，对于品级较低的文官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梅尧臣在其中年以后的诗中，便再三言及于此，如《宿洪泽》中的“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4〕(卷二十六，P852)或《依韵和春日偶书》中的“高低趋向难为合，冷暖情怀固饱谙。勉意妻儿犹苟禄，强颜冠冕未抽簪”。〔4〕(卷二十六，P842)此外在《答裴送序意》、《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吴冲卿学士以王平甫言淮甸会予予久未至冲卿与平甫作诗见寄答之》、《寄题刘仲叟泽州园亭》等诗中也多有感慨。入仕有种种不快，为何仍勉为其难？各诗对于其中的利益考量都阐述得相当清晰。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所得到的支持与所受到的限制，都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而这其实也是诸多地位相近者的共同选择。所谓“薄宦拘人似马衔”，夏竦.《题江州琵琶亭》（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引）［A］.《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2页。宋人每有类似表述，(注：参见《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传》、张耒《张耒集》卷四十八《送秦少章赴临安簿序》、苏过《斜川集》卷八《送八弟赴官汝南》、米友仁《阳春集》自序。）而欧阳修晚年《感兴五首》之四中所说的“仕宦希寸禄，庶无饥寒迫，读书为文章，本以代耕织”，〔1〕（卷六，P97）更将此种心曲表述无遗，可知在时人眼中，以仕进求衣食实为常识。
而在这一前提下，宋代文官们所面对的，自然会是和梅尧臣相似的境遇。
就经济状况而言，如上所述，梅尧臣的处境虽然不算宽裕，但在当时社会整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就梅尧臣地位而言，他又实际处于整个宋代官员金字塔序列的基层。梅尧臣的仕途确实不尽如人意，五十岁以前（皇祐三年，1051）所任几乎都为州县幕职官，属于“选人”序列，晚年所任之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等职，同样品位低下，而这一级别的官员原本是北宋文官中的主体。以元祐元年（1086）为例，当时自承务郎以上京朝官为三千人左右，选人则在一万人左右。(注：参见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04页。）由此则可以推想，处境类似梅尧臣者，理应是宋代文人官员的大多数。
而且从梅尧臣生平来看，他的经历也无何特别之处，甚至可用平淡无奇来形容。他未曾遭遇贬谪，与动荡战乱绝缘，家庭负累一般（梅尧臣有子女7人，而据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宋代官员平均每户有子女5.54人，(注：参见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第135页。）此外梅尧臣诗文中未见出需承担过分家族责任），又没有特别的癖好或收藏习惯，而上述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影响到一般官员的经济状况，换言之，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当时下层文官的标准样板，在正常状况下，一般文官的遭遇应与其差别不大。
就眼界和游历来看，梅尧臣的条件看似极端，也适足以反映宋人的基本处境。由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等疆土，宋代北部疆域较汉唐显著缩减，又由于赵宋不重军功，文人也无意如唐人折节从军，这都导致宋代文人先天地缺乏见识异域风光的可能，而靖康以后，丧失了淮河以北国土，宋人的眼界只会更为狭窄。对于一般宋人而言，中原以及东南沿海是最为熟悉的地域，路途较远的旅行，或是西入川蜀，或是南下岭海，但这并非常见情形，尤其后者，往往是严厉贬谪的结果。因而在正常状态下，文官的游历和视野并不会较梅尧臣更为丰富。宋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远行，如三苏的由蜀入京，欧阳修的由京城往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陆游的入川，范成大的入桂、入川，基本都与这两个方向有关，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所见风物迥异平日，当事人或有特别诗文，或专为游记，津津乐道于所见所感，也正可见出一般文人此种经验的缺乏。
而就一般出行而言，除日程有限之外，同样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当事个体的心理。如上所述，梅尧臣纵有旅行，心态也较为平和，不至于为不测之前途而不安，亦少有背井离乡之感伤。这对于一般宋代士人而言也同样成立，除非因贬谪远赴瘴疠之地，通常因公务出行无需对前途过分担忧，家人随同，又可解分离牵挂之苦，这都使得宋代士人的出行难度降低，心理冲击减小。合而言之，旅途中的见闻或感动减少，使得诗文的表现领域也有明显萎缩，而转向日常生活，便成为不得不然的趋势。
由此看来，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宋代士人的典型，而对其境遇与文学风貌的解读也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宋代士人。概言之，仕宦对于宋人的文学创作实能发挥双重效应：在提供物质与心理之稳定的同时，又限制了生活范围与视野。而这也理应成为理解宋代种种文学现象的一项基本背景。即如词体在宋代的勃兴，便不能不考虑到宋人的生活水准为花间樽前提供了物质条件，乐此不疲的宴饮雅集则适应了摆脱呆板生活的心理需要。
至于宋诗亦然。众所周知，梅尧臣在宋代诗坛之所以重要，正由于梅诗开启了宋诗的基本风貌，以平淡为美和题材日常化其实也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关键特征。然而宋诗又因何呈现出这般面目？对此固然可以由思想史的角度寻找原因，如三教合一的思潮培育出了宋人的理性文化性格以及“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但由对梅尧臣及更多宋代士人经济生活的分析又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平淡为美抑或题材的日常化，其后都还有具体的现实背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宋代诗风也是宋代士人经济生活方式导向的结果。事实上，由宋人对富贵气象的向往到白居易诗在两宋的流行，以及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对日常生活和田园风物的好尚，正可视为一定生活水准对欣赏趣味的引导；而无论西昆体的挦扯古人抑或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以拟古为内旨的文字游戏，都未尝不是对身外世界不得拓展之困境的回应。要言之，追踪宋诗的主要诗潮与诗体，往往可见仕宦之双重效应的潜在作用。
在此基础上，则似可对梅尧臣的诗学意义作新的解释。何以是梅尧臣成为开宋诗风气之先者？除了本身的成就与欧阳修等巨擘的推重等原因，生活年代较早无疑也成为一种先天优势。既然梅尧臣所引领的趋向——宋诗的转向日常、转向内在，其实是宋人共有生活方式的产物，那么开宋诗先声也无妨视为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换言之，梅尧臣乃是作为一位代表，适时地出现于彼时诗坛。而更进一步说，宋诗的某些根本特征，已为由此发轫的有宋一代文士的经济生活方式所限定。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A］.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Mei Yaochen’s Poetic Style and Officialdom Livelihood
——Also a Commentar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ng Officials’ Livelihood on Literature
YE Ye，LIU Xue
(Faculty of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For Mei Yaochen, entering the public service means the chances for personal fulfillment as well as for livelihood. It provided him with both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guarante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imited his experiences and vision, which made his poem quiet and trivial in style. Because Mei Yaochen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 had great impact in shaping the styles of Song poems. Mei Yaochen’s pioneering attempt in the Song poem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a particular way of living.
Key words: Mei Yaochen; officialdom; livelihoods; economic conditions
〔责任编辑： 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