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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有形，信息化无形，这只是表面的观测条件区别；识别同质与非同质才是可观测与未观测的要害……
张维迎最近提出，反对“传统经济学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垄断程度”，认为“传统经济学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混了。它把没有竞争当作‘完全竞争’，把真正的竞争当作‘垄断’”。因为传统经济学隐含前提假设“生产的产品不能与别人不同”，是不合理的。
张维迎这个思想与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的思想异曲同工。笔者近年发表许多文章，发现张伯仑思想与互联网思维惊人神似。所以对张维迎的说法深有同感。
笔者最近两年通过中国社科院基础学者课题“信息化测评的理论与方法”，集中研究了计量新范式这个问题。工业化有形，信息化无形，这只是表面的观测条件区别；识别同质与非同质才是可观测与未观测的要害。“索洛悖论”之所以看漏信息技术的产出，根本原因是其均衡框架中缺乏差异化相关计量范式。而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测评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关键，就是要解决将差异化内生于均衡的问题。有了它，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在经济学中才有“显影液”，否则永远是无形的、不可见的。
沿着这个思路再读经济学史，笔者发现，至少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与此有关。首先是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提出的D-S模型，把数量与价格之间的二维最优问题，修正为数量、品种与价格之间的三维最优问题。D-S模型的主要贡献，是把张伯仑理论从文字改写为数学，第一次把品种（在数学上代表张伯仑说的差异化）内生于均衡模型。“单一品种”还是“多品种”这一涉及工业化与信息化分野的原则问题，第一次进入经济学核心，对斯密理论搞了一回彻底的修正主义；其次是克鲁格曼利用D-S模型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再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次是对李嘉图搞了一回彻底的修正主义。这两次修正是对传统工业化理论的两个“大耳光”。
进一步研究发现，原有帕累托最优竟未必是真正的全局最优。因为数量与价格之间的最优（帕累托最优）只是二维均衡的最优，在数量、品种与价格之间的三维均衡中，未必是最优！这就回到张维迎提出的问题上来，如果互联网的所谓“垄断”（显然不是行政垄断），只不过是异质性的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垄断”的完全竞争），已达到全局均衡最优，则基于同质化的最优（二维最优）反垄断，就成了反竞争。实质是用“数量-价格”二维的帕累托最优，在反对“数量-品种-价格”三维的帕累托最优。请注意，《反垄断法》适用的区别在于，原来的反垄断要维护的，是工业化条件下同质性的完全竞争，尚说得过去；而现在的反垄断，在创新成为价值主导的条件下，反的是差异化的完全竞争，就扯历史后腿了。
互联网把完全竞争从同质性的工业化时代推进到异质性的信息化时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继工业革命以来第二次价值分野之处：承认不承认“差异化”作为价值新范式的地位，考验着我们的思维是否跟上时代。是把差异化当作未观测对象，拒绝正视；还是勇敢地面对它，向张伯仑的差异化和熊彼特的创新敞开大门，不仅仅决定着对新经济价值的测评，更决定着对新经济价值的把握。中国要走出同质化的中国制造，就需要在理论深处进行这样的思想解放。
张维迎最近提出，反对“传统经济学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垄断程度”，认为“传统经济学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混了。它把没有竞争当作‘完全竞争’，把真正的竞争当作‘垄断’”。因为传统经济学隐含前提假设“生产的产品不能与别人不同”，是不合理的。
张维迎这个思想与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的思想异曲同工。笔者近年发表许多文章，发现张伯仑思想与互联网思维惊人神似。所以对张维迎的说法深有同感。
笔者最近两年通过中国社科院基础学者课题“信息化测评的理论与方法”，集中研究了计量新范式这个问题。工业化有形，信息化无形，这只是表面的观测条件区别；识别同质与非同质才是可观测与未观测的要害。“索洛悖论”之所以看漏信息技术的产出，根本原因是其均衡框架中缺乏差异化相关计量范式。而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测评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关键，就是要解决将差异化内生于均衡的问题。有了它，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在经济学中才有“显影液”，否则永远是无形的、不可见的。
沿着这个思路再读经济学史，笔者发现，至少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与此有关。首先是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提出的D-S模型，把数量与价格之间的二维最优问题，修正为数量、品种与价格之间的三维最优问题。D-S模型的主要贡献，是把张伯仑理论从文字改写为数学，第一次把品种（在数学上代表张伯仑说的差异化）内生于均衡模型。“单一品种”还是“多品种”这一涉及工业化与信息化分野的原则问题，第一次进入经济学核心，对斯密理论搞了一回彻底的修正主义；其次是克鲁格曼利用D-S模型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再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次是对李嘉图搞了一回彻底的修正主义。这两次修正是对传统工业化理论的两个“大耳光”。
进一步研究发现，原有帕累托最优竟未必是真正的全局最优。因为数量与价格之间的最优（帕累托最优）只是二维均衡的最优，在数量、品种与价格之间的三维均衡中，未必是最优！这就回到张维迎提出的问题上来，如果互联网的所谓“垄断”（显然不是行政垄断），只不过是异质性的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垄断”的完全竞争），已达到全局均衡最优，则基于同质化的最优（二维最优）反垄断，就成了反竞争。实质是用“数量-价格”二维的帕累托最优，在反对“数量-品种-价格”三维的帕累托最优。请注意，《反垄断法》适用的区别在于，原来的反垄断要维护的，是工业化条件下同质性的完全竞争，尚说得过去；而现在的反垄断，在创新成为价值主导的条件下，反的是差异化的完全竞争，就扯历史后腿了。
互联网把完全竞争从同质性的工业化时代推进到异质性的信息化时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继工业革命以来第二次价值分野之处：承认不承认“差异化”作为价值新范式的地位，考验着我们的思维是否跟上时代。是把差异化当作未观测对象，拒绝正视；还是勇敢地面对它，向张伯仑的差异化和熊彼特的创新敞开大门，不仅仅决定着对新经济价值的测评，更决定着对新经济价值的把握。中国要走出同质化的中国制造，就需要在理论深处进行这样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