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艾伦·伍德是加拿大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她以其独特的分析方式，重新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理论，着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程序和批判精神。她重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关系，主要提出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而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
在导论中，伍德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视角入手，致力于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来“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
她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谈起，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经济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基础性的地位。而斯密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内容，而抽象地研究其“经济”之后，就出现了在概念上对“经济”和“政治”作刚性划分的永久化趋势，这样的分离长期以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伍德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的轮廓，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因为政治与经济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忽略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掩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矛盾。
伍德通过对汤普森的论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她还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直接继承了把经济活动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思想，也是上了斯密的当。首先，她对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接着，她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必然引起的焦虑：它无法解释价值观念以及文化道德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而在任何社会中，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实践。她强调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应同时体现在政治与经济逻辑中，即“‘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确切地说，它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物质’观点。进一步讲，‘基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这些不能被化为一个空间上分离的上层建筑领域。”可见这种“基础”其实就是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这与她主张生产关系的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中，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和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可操作的历史原则”相一致。伍德就此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结构，主张经济基础其实始终浸透在上层建筑中，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与表象性的上层建筑的“上升中的顺序”，因为二者的分离将社会层面割裂开来了。她直接回到与社会意识相对的“社会存在”，而不赞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伍德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用“社会存在”笼统代替，与她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对历史过程经验性的描述是分不开的。但伍德绕开马克思容易被批评的预设的有价值倾向的批评视角，力图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表述和纯粹科学的研究。她的“社会存在”要兼容理论的抽象与现实历史的具体：“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伍德抓住了“生产方式”概念来谈论关系和过程，也将经济的抽象建立在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的分析之上了，但她却无法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布展。这就要回到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这一问题上。从文本分析来看，马克思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后才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伍德走向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一在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中。现代西方哲学反对本质主义，马克思也反对本质主义，其共同的理论敌人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现代西方哲学走向了现象学及日常生活批评，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观，即历史发生学的本质：历史发展的自身会不断剥离自身的假象，涌动出自身的本质。而回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层面，探讨历史本质怎样才能浮现在历史现象层面，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建立在一种认同的基础上：即相信历史自身运动的意义，相信未来的发展是建立在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本身的运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经验的运动；一种是内在矛盾的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建立在现实本身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伍德的思路中没有马克思这种内生性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张力。她不赞同西方后现代的偶然性、破碎性，但又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路；她没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未抓住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性的伸展，只是回到看似具体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层面。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没能给意识形态和人的意识一个合理合法的地位，她把理论空间拓展了一个新纬度，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其实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就区分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两个概念，并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观念拜物教批判的转变。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两大拜物教的存在，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身的本质结构就存在着自我的客观颠倒。他在历史本质层面上强调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但在历史运作层面，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历史现实分析中，他也从日常生活出发，看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马克思的这种建立在分层阐释法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伍德等人远远无法达及的。
（作者简介：谈华伟（1987.9-），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在导论中，伍德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视角入手，致力于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来“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
她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谈起，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经济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基础性的地位。而斯密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内容，而抽象地研究其“经济”之后，就出现了在概念上对“经济”和“政治”作刚性划分的永久化趋势，这样的分离长期以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伍德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的轮廓，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因为政治与经济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忽略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掩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矛盾。
伍德通过对汤普森的论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她还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直接继承了把经济活动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思想，也是上了斯密的当。首先，她对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接着，她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必然引起的焦虑：它无法解释价值观念以及文化道德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而在任何社会中，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实践。她强调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应同时体现在政治与经济逻辑中，即“‘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确切地说，它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物质’观点。进一步讲，‘基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这些不能被化为一个空间上分离的上层建筑领域。”可见这种“基础”其实就是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这与她主张生产关系的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中，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和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可操作的历史原则”相一致。伍德就此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结构，主张经济基础其实始终浸透在上层建筑中，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与表象性的上层建筑的“上升中的顺序”，因为二者的分离将社会层面割裂开来了。她直接回到与社会意识相对的“社会存在”，而不赞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伍德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用“社会存在”笼统代替，与她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对历史过程经验性的描述是分不开的。但伍德绕开马克思容易被批评的预设的有价值倾向的批评视角，力图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表述和纯粹科学的研究。她的“社会存在”要兼容理论的抽象与现实历史的具体：“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伍德抓住了“生产方式”概念来谈论关系和过程，也将经济的抽象建立在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的分析之上了，但她却无法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布展。这就要回到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这一问题上。从文本分析来看，马克思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后才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伍德走向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一在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中。现代西方哲学反对本质主义，马克思也反对本质主义，其共同的理论敌人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现代西方哲学走向了现象学及日常生活批评，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观，即历史发生学的本质：历史发展的自身会不断剥离自身的假象，涌动出自身的本质。而回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层面，探讨历史本质怎样才能浮现在历史现象层面，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建立在一种认同的基础上：即相信历史自身运动的意义，相信未来的发展是建立在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本身的运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经验的运动；一种是内在矛盾的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建立在现实本身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伍德的思路中没有马克思这种内生性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张力。她不赞同西方后现代的偶然性、破碎性，但又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路；她没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未抓住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性的伸展，只是回到看似具体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层面。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没能给意识形态和人的意识一个合理合法的地位，她把理论空间拓展了一个新纬度，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其实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就区分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两个概念，并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观念拜物教批判的转变。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两大拜物教的存在，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身的本质结构就存在着自我的客观颠倒。他在历史本质层面上强调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但在历史运作层面，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历史现实分析中，他也从日常生活出发，看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马克思的这种建立在分层阐释法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伍德等人远远无法达及的。
（作者简介：谈华伟（1987.9-），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