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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眼下正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减下的碳量也能成商品,形式各种各样:碳补偿、碳礼物、碳权、碳交易、碳基金等。去年全球碳交易规模已达到300亿美元,2012年更可达1500亿美元。这些碳交易计划的规模都很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充。不过,在执行过程中,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减排不只省钱,还可赚钱
“碳交易”源于《京都议定书》的CDM(清洁发展机制),由于发达国家单靠自身减排能力,很难满足《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的目标,因此该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此产生了由企业、技术服务公司、国际买家共谋的“碳交易”。
去年我国和联合国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碳交易所。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每立方米温室气体的价格是0.11元人民币。碳交易的好处在于,农民可以通过改进耕作方式或修建沼气池等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释放,从而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
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欧洲国家,有越来越多人购买“碳礼物”作为生日或圣诞节礼物。英国还打算发行碳信用卡,建立个人的碳配额交易市场。
“减排风”空前大流行,除了是为了拯救全球变暖危机外,更多企业与个人也都体会到减排可带来好处。比如2003年,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免耕。地表盖上一层秸秆和杂草,播种机带着小犁头深度控制到刚刚能接触泥土为止,然后再把种子撒到这层土中。由于这层土长期被秸秆、杂草覆盖,一般都很湿润,加上微生物丰富,土质也较松,种子撒下后发芽较快,并且很容易把根扎下去。
种子发芽后,过去被认为是累赘的秸秆、杂草,就变成了小苗的保护层。从2003年到2005年两年间,这个州的农民通过碳交易就获得了169938美元。
我国现有户用沼气池2200万个,每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可年产沼气385立方米,替代薪柴和秸秆1.5吨,相当于3.5亩林地的年生物蓄积量,可少用1吨多煤,沼液的施用可年节约一袋化肥。这些效益对节能减排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无疑将给急于做碳生意的交易商一个发财的机会,农民当然会从中受益匪浅。
今年7月开始,台湾统一超商在全台湾超过4000家门市,从每日凌晨1时起,全面关闭骑楼灯和横式招牌灯,预计每月可省下77萬度电力,减少约491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一天减少2.7万辆小客车的碳排放。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可进行减排工程,减下的碳量还可转卖。根据世界银行今年5月的最新统计,2006年全球碳交易规模已达300亿美元,相较于2005年的100亿美元,增长了两倍。
另类碳交易潜行中国
欧洲碳基金的状况只是与中国相关的利益链的一小部分。曼氏金融在6月底发布的报告认为,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各类投机资金正在为参与碳交易引入新的投资策略,包括对排放权的交易、为减排项目融资、电力交易、跨商品交易,以及对相关股票和私人股权(PE)的交易等等。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清洁发展机制下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供应国。而在CDM这一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碳交易体系之外,国内部分机构也在寻求非政府主导的、而且更为便捷的碳交易体系。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碳交易平台似乎正为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这样一种交易选择。已经成为CCX会员的极少数中国企业,也希望推进业已形成的减排量在CCX的上市交易。
CCX成立于2003年,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与当时已经出现的CDM不同,CCX是一种不同模式的完全基于市场的温室气体交易。而且,在碳交易的利益分配和监管方面,CDM和CCX平台的交易也有区别。
在CDM框架下,要转让温室气体排放额的企业必须先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经过评核批准后,企业要再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合格,并把项目报告送交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登记注册。之后,国家发改委将负责监督该企业的CDM项目的实施与推行,并核证该企业能够真正转让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且政府主管部门还将从项目业主出售减排额的收入中收取2%-65%不等的费用。
“而CCX的交易机制不受政府主导,由企业和企业、甚至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中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沈静说,“在CCX类似于资本交易的平台上,交易的是经过核证机构核证的减排量。与CDM框架下包括政府,业主,和中间机构的复杂利益链相比,CCX的碳交易是简单的‘民间活动’。”
尽管和CDM相比,CCX的交易平台似乎更容易让减排项目业主进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自中国减排项目的减排额在CCX注册出售。
沈静认为,CCX原来只是在北美开展活动,中国减排项目使用的很多方法学还不在CCX的认可范围内。“无论哪个行业的减排量,必须要有方法学。我们还在开发方法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漫长,特别复杂,必须从头来”。
方法学是审查减排项目合格性以及估算和计算项目减排量的基础。沈静介绍说,CCX以前一直是从事北美地区的农业项目,农田休耕、甲烷利用、森林碳汇等。而中国减排项目所应用的方法学多在CCX认可的范畴之外。“目前只能结合具体项目推进,才能逐步形成对应某一项目的方法学。”她说,“如果企业的减排项目使用的是目前CCX范畴内的方法学,交易就会比较便利。”
目前,由中扬电器参与的水电和高炉燃气(能效转化)两类项目正处于专家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而后将进入核证流程。这两个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额将有可能是首批在CCX注册交易的来自中国的减排额。
尽管目前CCX也在个案上认可CDM产生的减排额在CCX交易。但是李树仁认为,这缺乏实际可行性。因为CDM框架下的减排额交易必定已确定买方,而不用将减排额在CCX注册交易。
碳交易的前景不明朗
去年,很多欧洲政府明显地发放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这样一来,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实际的减排。还有一些其他的忧虑。从理论上来说,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以抵消碳排放是有道理的。贫困国家基础设施常常老化且效率低下,相对较容易用不太精深的新技术来取代,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但是,在欧洲市场上,减排成本和抵消排放的项目的成交价格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一个价值500万美元的焚化炉,产生的排放许可价值却高达5亿美元。
此外,减排计划的效果是否合法也是一个问题。对于起步者来说,一个抵消排放项目的制定总要经过激烈争执。植树到底能够减少多少碳排放也存在科学争议。经济学家也围绕某些项目的价值判定辩论不休。比如,垃圾填埋场利用从垃圾中回收的甲烷发电,因此可以获得补助。那么产生的电力是否代表新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此项目是否变得毫无益处?还是它替代了煤炭发电?对于碳节约的夸大估计是可以理解的。审核人员应该阻止过多的捏造数据的行为,但在缺乏统一协议的情况下,这难以实现。在自发市场上,由于没有普遍接受的标准,世界银行担心,缺乏可信性会导致市场出现廉价出售碳排放额度的现象。
还有更麻烦的。由于市场上存在众多利润机会,因而可能形成一种刺激,即为了获得清理污染的补贴而增加更多的污染排放。为什么不继续运营一个老旧的钢铁厂或者干脆提议再建一座低效的新厂呢?这样的政策可能将大量的资金带到发展中国家,但对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作用不大。
抵消策略的支持者回应说,如果全世界严肃对待气候变化这件事,就需要想办法培育正在逐渐形成的市场。碳交易计划可以从几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当发达国家要求贫困国家帮助解决气候变化时,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道德权威感。其次,这些国家会有强烈的动机用更清洁的新技术取代陈旧的技术。第三,给碳交易制定一个相当于其负面外部成本(即环境污染)的价格,能够鼓励发达国家寻求更清洁更廉价的技术。而最大的好处在于,把市场经济学与关爱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将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
减排不只省钱,还可赚钱
“碳交易”源于《京都议定书》的CDM(清洁发展机制),由于发达国家单靠自身减排能力,很难满足《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的目标,因此该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此产生了由企业、技术服务公司、国际买家共谋的“碳交易”。
去年我国和联合国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碳交易所。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每立方米温室气体的价格是0.11元人民币。碳交易的好处在于,农民可以通过改进耕作方式或修建沼气池等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释放,从而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
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欧洲国家,有越来越多人购买“碳礼物”作为生日或圣诞节礼物。英国还打算发行碳信用卡,建立个人的碳配额交易市场。
“减排风”空前大流行,除了是为了拯救全球变暖危机外,更多企业与个人也都体会到减排可带来好处。比如2003年,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免耕。地表盖上一层秸秆和杂草,播种机带着小犁头深度控制到刚刚能接触泥土为止,然后再把种子撒到这层土中。由于这层土长期被秸秆、杂草覆盖,一般都很湿润,加上微生物丰富,土质也较松,种子撒下后发芽较快,并且很容易把根扎下去。
种子发芽后,过去被认为是累赘的秸秆、杂草,就变成了小苗的保护层。从2003年到2005年两年间,这个州的农民通过碳交易就获得了169938美元。
我国现有户用沼气池2200万个,每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可年产沼气385立方米,替代薪柴和秸秆1.5吨,相当于3.5亩林地的年生物蓄积量,可少用1吨多煤,沼液的施用可年节约一袋化肥。这些效益对节能减排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无疑将给急于做碳生意的交易商一个发财的机会,农民当然会从中受益匪浅。
今年7月开始,台湾统一超商在全台湾超过4000家门市,从每日凌晨1时起,全面关闭骑楼灯和横式招牌灯,预计每月可省下77萬度电力,减少约491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一天减少2.7万辆小客车的碳排放。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可进行减排工程,减下的碳量还可转卖。根据世界银行今年5月的最新统计,2006年全球碳交易规模已达300亿美元,相较于2005年的100亿美元,增长了两倍。
另类碳交易潜行中国
欧洲碳基金的状况只是与中国相关的利益链的一小部分。曼氏金融在6月底发布的报告认为,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各类投机资金正在为参与碳交易引入新的投资策略,包括对排放权的交易、为减排项目融资、电力交易、跨商品交易,以及对相关股票和私人股权(PE)的交易等等。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清洁发展机制下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供应国。而在CDM这一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碳交易体系之外,国内部分机构也在寻求非政府主导的、而且更为便捷的碳交易体系。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碳交易平台似乎正为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这样一种交易选择。已经成为CCX会员的极少数中国企业,也希望推进业已形成的减排量在CCX的上市交易。
CCX成立于2003年,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与当时已经出现的CDM不同,CCX是一种不同模式的完全基于市场的温室气体交易。而且,在碳交易的利益分配和监管方面,CDM和CCX平台的交易也有区别。
在CDM框架下,要转让温室气体排放额的企业必须先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经过评核批准后,企业要再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合格,并把项目报告送交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登记注册。之后,国家发改委将负责监督该企业的CDM项目的实施与推行,并核证该企业能够真正转让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且政府主管部门还将从项目业主出售减排额的收入中收取2%-65%不等的费用。
“而CCX的交易机制不受政府主导,由企业和企业、甚至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中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沈静说,“在CCX类似于资本交易的平台上,交易的是经过核证机构核证的减排量。与CDM框架下包括政府,业主,和中间机构的复杂利益链相比,CCX的碳交易是简单的‘民间活动’。”
尽管和CDM相比,CCX的交易平台似乎更容易让减排项目业主进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自中国减排项目的减排额在CCX注册出售。
沈静认为,CCX原来只是在北美开展活动,中国减排项目使用的很多方法学还不在CCX的认可范围内。“无论哪个行业的减排量,必须要有方法学。我们还在开发方法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漫长,特别复杂,必须从头来”。
方法学是审查减排项目合格性以及估算和计算项目减排量的基础。沈静介绍说,CCX以前一直是从事北美地区的农业项目,农田休耕、甲烷利用、森林碳汇等。而中国减排项目所应用的方法学多在CCX认可的范畴之外。“目前只能结合具体项目推进,才能逐步形成对应某一项目的方法学。”她说,“如果企业的减排项目使用的是目前CCX范畴内的方法学,交易就会比较便利。”
目前,由中扬电器参与的水电和高炉燃气(能效转化)两类项目正处于专家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而后将进入核证流程。这两个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额将有可能是首批在CCX注册交易的来自中国的减排额。
尽管目前CCX也在个案上认可CDM产生的减排额在CCX交易。但是李树仁认为,这缺乏实际可行性。因为CDM框架下的减排额交易必定已确定买方,而不用将减排额在CCX注册交易。
碳交易的前景不明朗
去年,很多欧洲政府明显地发放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这样一来,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实际的减排。还有一些其他的忧虑。从理论上来说,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以抵消碳排放是有道理的。贫困国家基础设施常常老化且效率低下,相对较容易用不太精深的新技术来取代,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但是,在欧洲市场上,减排成本和抵消排放的项目的成交价格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一个价值500万美元的焚化炉,产生的排放许可价值却高达5亿美元。
此外,减排计划的效果是否合法也是一个问题。对于起步者来说,一个抵消排放项目的制定总要经过激烈争执。植树到底能够减少多少碳排放也存在科学争议。经济学家也围绕某些项目的价值判定辩论不休。比如,垃圾填埋场利用从垃圾中回收的甲烷发电,因此可以获得补助。那么产生的电力是否代表新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此项目是否变得毫无益处?还是它替代了煤炭发电?对于碳节约的夸大估计是可以理解的。审核人员应该阻止过多的捏造数据的行为,但在缺乏统一协议的情况下,这难以实现。在自发市场上,由于没有普遍接受的标准,世界银行担心,缺乏可信性会导致市场出现廉价出售碳排放额度的现象。
还有更麻烦的。由于市场上存在众多利润机会,因而可能形成一种刺激,即为了获得清理污染的补贴而增加更多的污染排放。为什么不继续运营一个老旧的钢铁厂或者干脆提议再建一座低效的新厂呢?这样的政策可能将大量的资金带到发展中国家,但对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作用不大。
抵消策略的支持者回应说,如果全世界严肃对待气候变化这件事,就需要想办法培育正在逐渐形成的市场。碳交易计划可以从几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当发达国家要求贫困国家帮助解决气候变化时,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道德权威感。其次,这些国家会有强烈的动机用更清洁的新技术取代陈旧的技术。第三,给碳交易制定一个相当于其负面外部成本(即环境污染)的价格,能够鼓励发达国家寻求更清洁更廉价的技术。而最大的好处在于,把市场经济学与关爱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将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