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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儿的人不大明白什么叫“品牌”。他们心目中商业信誉完全凝聚在高悬于店铺门面之上那块牌匾里。那叫“字号”，生意人看得比命都金贵。
光绪庚子年，北京城里闹八国联军。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前门外大栅栏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3000多家商号铺面连同祖传牌匾化为灰烬。唯独路南一家药铺的老匾被一个小伙计拼着性命摘下来，藏在后院的杂货堆里躲过一劫。大火过后老掌柜含着泪接过小伙计抱在怀里的老匾，那上面3个金字——“同仁堂”完好无损，落款是康熙八年己酉。重张开业的时候老匾被重新高高挂起，一挂又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66年，毁在那场浩劫里。
许多老北京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大栅栏街南那处与众不同的下洼门。门上悬“乐家老铺”横匾。推开店门抬头看，“同仁堂”黑漆老匾就高挂在店堂正中，金色大字闪烁着沉稳的光泽。左有“琼藻新栽”，右写“灵兰秘授”。一字柜台内的正面是一扇屏风，两侧整齐摆放着几排大瓷药罐子，罐子上醒目地写着各种中成药名称——牛黄清心丸、防风通圣丸、苏合香丸等等，数以百计。高高的饮片柜台后是巨大的药斗柜，一个个小抽屉上整齐地标明饮片名——银花、连翘、生地、甘草……柜前师傅手持药戥子有条不紊地拉动抽屉忙活着抓药，之后一转身，准确而均匀地分装在柜台上摆好的一排白纸上。大查柜逐味号包核对无误，把印着功能主治的小票放进小包里，包成上尖下方的一个大包，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口印”。店堂里药香四溢，充盈着古朴优雅的气氛；收款台算盘噼啪作响，仿佛传递着来自远古的声音。
同仁堂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中药铺。他家的老祖宗乐良才和许多老北京的祖先一样，是永乐年间随着明朝迁都从江南来到北京落户的。他当时只是走街串巷的铃医，手摇串铃行走于京城的胡同街巷之间，凭借着简便、速效的医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几代人下来，乐家不仅变成了老北京，而且成了享誉四九城的名医。
北京自古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管您来自天南海北，只要在这儿住久了，就能被这里的规矩和传统所融化，言行间带上京城的做派。老乐家到了曾孙子乐显扬，凭借着祖传医术和自己的悟性当上了朝廷的太医院吏目，结束了几代游方郎中的生涯。那时已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朝廷归大清了。
秉性朴诚的乐显扬并没有靠着太医院混入仕途。在他看来，“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家传的手艺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乐显扬广读方书，精研医术，他制作的丸、散、膏、丹谨遵炮制之规，必求地道药材，靠着显著的疗效在朝廷内外享有盛誉。康熙八年（1669年），阅尽千帆的乐显扬开设了一间药室，请人刻了那块“同仁堂”牌匾，以彰显“公而雅”的心志。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的三儿子乐凤鸣继承父业，在前门大栅栏路南挑起了同仁堂药铺的字号。
药铺创建伊始，乐凤鸣整整花了5年的工夫编纂成了堪称经典的《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记载了乐家的祖传秘方，收录了宫廷秘方、古方和民间验方等等总计360多个。更可贵的是，书中明确了同仁堂独特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简物力。”这句话铭刻在每一个“同仁堂人”的骨子里，支撑着这家老药铺历经多少次天灾人祸和战乱滋扰，在风风雨雨里绵延了300多个春秋。
有人说同仁堂罔替不衰是仰仗了清宫的支持。这话说得有些道理。封建时代京城里的买卖人连个开茶馆的都知道“在街面上混饭吃人，人缘儿顶重要”，何况开大药铺的呢？商户要想生意做得安稳踏实怎么能没有朝廷做靠山？同仁堂也确实靠的是供奉御药房而发的家。而且，在极度艰难的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出面挽救同仁堂于水火之中。比方说乾隆十八年（1753年），同仁堂遭受火灾，当时老铺主病故，小铺主年幼，全部资产还不够还债的。就在乐氏一门孤寡穷途末路之时，乾隆皇帝亲自“垂怜”，不但赏赐了维持生计钱粮，还命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同仁堂”的烂摊子。同时规定“同仁堂”这块牌匾不能更换。到了清朝末年乐家第十世的时候，同仁堂官商特性更是登峰造极。乐平泉不仅广交王侯贵戚和各衙门官吏，甚至还出钱捐了个二品典封，受赏顶戴花翎，成了和巡抚同级的红顶商人。没有官府的支持，同仁堂难以度过那么多次内外倾轧、子孙不肖和经营不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同仁堂的药若是没有独到的功效，皇家和官府也不会如此青睐。毕竟药不同于其他商品，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皇亲国戚们更惜命。
同仁堂是以丸、散、膏、丹等中成药著称于世的。至于配方，有些是乐氏家传，但大部分来自于医学典籍、民间验方和清宫太医院。俗话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同仁堂的药之所以与众不同，往往在于计量独特和选料实在。
比如活络丹本是明代古方，但原方配伍主次不明，君臣佐使含糊不清。同仁堂根据中药配伍原则对各味药量做了调整，大幅度提高了疗效，成了治疗风湿痹症的良方。更有意思是白凤丸，综合了3本医书的3个方剂调配而成，药性平和，不燥不寒，不愧为治疗妇女气血两亏的圣药。
说到选料，那更是同仁堂的杀手锏。同仁堂一贯以拣选上等地道药材闻名，名贵药材如牛黄、犀角等等挑选起来丝毫不苟。即便是很普通的药材，也要做到选料精道，从不坑人。比如大黄，只选最瓷实的进，带泡儿的一律不能用。就连做蜜丸辅料的蜂蜜也都来自专门的蜜行。这就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乐氏祖训认为，所谓古方无效的说法，必是由于“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而相比之下，其他药铺根本不重视这些细节，甚至琢磨出用糖稀代替蜂蜜的“窍门儿”，为的是能偷偷省俩钱。
同仁堂制药过程不惜工本。水丸和蜜丸必依古法炮制，蒸、炒、煅、烫、炙、浸、水、飞等40多道繁琐工序没有一丁点儿马虎。所用细料如牛黄、羚羊角等等必依古法放足分量。而且制成之后还要封好存放一两年才能出售，为是去净燥气，让药味更纯，这样药效才更好。期间积压的成本，也就由药店承担了。这就叫“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上世纪50年代，药库里清理出一批清朝末年生产的苏合香丸和再造丸，打开蜡壳以后依然药香浓郁，色泽如初。同仁堂的子孙就是凭着这份踏实和耐性一代代经营着这家老字号，不坑人，不害人。
讲起经营，同仁堂在迎合了皇家和官府需求的同时，也从没忘了平民百姓。每到会试之期向各地进京备考举子赠送应季成药是传承了200年的老规矩。这不但在全国扬了善名，还为日后培养了一大批高端消费者。对于穷人，每年夏天备预防中暑的小药那是惯例。不仅如此，当年北京城每年要清理一次城沟，也是同仁堂出资在各个城门开沟的地方挂上一排明亮的“沟灯”，为的是让走夜路的百姓不至于摔着碰着。当然，那高高挂起的大灯笼上少不了“同仁堂”3个大字。
京城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同仁堂的，老药铺成了北京的一部分，相声里有《同仁堂》，童谣里也有“同仁堂”。与其说同仁堂经营的是药品，倒不如说同仁堂经营的是一种“养生”的文化，一种“济世”的气脉。这气脉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贯至今，虽历尽坎坷却从未中断过。
给顾客配1分钱药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顾客要买4克天仙藤，而当时这4克药只值4厘钱，老店员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给包好了10克，说明用法后只收了顾客1分钱。
老字号上那瓷瓷实实的金字，正是靠着这无数次似乎是不经意间做成的一分钱生意捶打出来的。
（摘自中华书局《京范儿》 ）
光绪庚子年，北京城里闹八国联军。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前门外大栅栏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3000多家商号铺面连同祖传牌匾化为灰烬。唯独路南一家药铺的老匾被一个小伙计拼着性命摘下来，藏在后院的杂货堆里躲过一劫。大火过后老掌柜含着泪接过小伙计抱在怀里的老匾，那上面3个金字——“同仁堂”完好无损，落款是康熙八年己酉。重张开业的时候老匾被重新高高挂起，一挂又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66年，毁在那场浩劫里。
许多老北京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大栅栏街南那处与众不同的下洼门。门上悬“乐家老铺”横匾。推开店门抬头看，“同仁堂”黑漆老匾就高挂在店堂正中，金色大字闪烁着沉稳的光泽。左有“琼藻新栽”，右写“灵兰秘授”。一字柜台内的正面是一扇屏风，两侧整齐摆放着几排大瓷药罐子，罐子上醒目地写着各种中成药名称——牛黄清心丸、防风通圣丸、苏合香丸等等，数以百计。高高的饮片柜台后是巨大的药斗柜，一个个小抽屉上整齐地标明饮片名——银花、连翘、生地、甘草……柜前师傅手持药戥子有条不紊地拉动抽屉忙活着抓药，之后一转身，准确而均匀地分装在柜台上摆好的一排白纸上。大查柜逐味号包核对无误，把印着功能主治的小票放进小包里，包成上尖下方的一个大包，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口印”。店堂里药香四溢，充盈着古朴优雅的气氛；收款台算盘噼啪作响，仿佛传递着来自远古的声音。
同仁堂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中药铺。他家的老祖宗乐良才和许多老北京的祖先一样，是永乐年间随着明朝迁都从江南来到北京落户的。他当时只是走街串巷的铃医，手摇串铃行走于京城的胡同街巷之间，凭借着简便、速效的医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几代人下来，乐家不仅变成了老北京，而且成了享誉四九城的名医。
北京自古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管您来自天南海北，只要在这儿住久了，就能被这里的规矩和传统所融化，言行间带上京城的做派。老乐家到了曾孙子乐显扬，凭借着祖传医术和自己的悟性当上了朝廷的太医院吏目，结束了几代游方郎中的生涯。那时已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朝廷归大清了。
秉性朴诚的乐显扬并没有靠着太医院混入仕途。在他看来，“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家传的手艺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乐显扬广读方书，精研医术，他制作的丸、散、膏、丹谨遵炮制之规，必求地道药材，靠着显著的疗效在朝廷内外享有盛誉。康熙八年（1669年），阅尽千帆的乐显扬开设了一间药室，请人刻了那块“同仁堂”牌匾，以彰显“公而雅”的心志。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的三儿子乐凤鸣继承父业，在前门大栅栏路南挑起了同仁堂药铺的字号。
药铺创建伊始，乐凤鸣整整花了5年的工夫编纂成了堪称经典的《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记载了乐家的祖传秘方，收录了宫廷秘方、古方和民间验方等等总计360多个。更可贵的是，书中明确了同仁堂独特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简物力。”这句话铭刻在每一个“同仁堂人”的骨子里，支撑着这家老药铺历经多少次天灾人祸和战乱滋扰，在风风雨雨里绵延了300多个春秋。
有人说同仁堂罔替不衰是仰仗了清宫的支持。这话说得有些道理。封建时代京城里的买卖人连个开茶馆的都知道“在街面上混饭吃人，人缘儿顶重要”，何况开大药铺的呢？商户要想生意做得安稳踏实怎么能没有朝廷做靠山？同仁堂也确实靠的是供奉御药房而发的家。而且，在极度艰难的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出面挽救同仁堂于水火之中。比方说乾隆十八年（1753年），同仁堂遭受火灾，当时老铺主病故，小铺主年幼，全部资产还不够还债的。就在乐氏一门孤寡穷途末路之时，乾隆皇帝亲自“垂怜”，不但赏赐了维持生计钱粮，还命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同仁堂”的烂摊子。同时规定“同仁堂”这块牌匾不能更换。到了清朝末年乐家第十世的时候，同仁堂官商特性更是登峰造极。乐平泉不仅广交王侯贵戚和各衙门官吏，甚至还出钱捐了个二品典封，受赏顶戴花翎，成了和巡抚同级的红顶商人。没有官府的支持，同仁堂难以度过那么多次内外倾轧、子孙不肖和经营不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同仁堂的药若是没有独到的功效，皇家和官府也不会如此青睐。毕竟药不同于其他商品，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皇亲国戚们更惜命。
同仁堂是以丸、散、膏、丹等中成药著称于世的。至于配方，有些是乐氏家传，但大部分来自于医学典籍、民间验方和清宫太医院。俗话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同仁堂的药之所以与众不同，往往在于计量独特和选料实在。
比如活络丹本是明代古方，但原方配伍主次不明，君臣佐使含糊不清。同仁堂根据中药配伍原则对各味药量做了调整，大幅度提高了疗效，成了治疗风湿痹症的良方。更有意思是白凤丸，综合了3本医书的3个方剂调配而成，药性平和，不燥不寒，不愧为治疗妇女气血两亏的圣药。
说到选料，那更是同仁堂的杀手锏。同仁堂一贯以拣选上等地道药材闻名，名贵药材如牛黄、犀角等等挑选起来丝毫不苟。即便是很普通的药材，也要做到选料精道，从不坑人。比如大黄，只选最瓷实的进，带泡儿的一律不能用。就连做蜜丸辅料的蜂蜜也都来自专门的蜜行。这就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乐氏祖训认为，所谓古方无效的说法，必是由于“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而相比之下，其他药铺根本不重视这些细节，甚至琢磨出用糖稀代替蜂蜜的“窍门儿”，为的是能偷偷省俩钱。
同仁堂制药过程不惜工本。水丸和蜜丸必依古法炮制，蒸、炒、煅、烫、炙、浸、水、飞等40多道繁琐工序没有一丁点儿马虎。所用细料如牛黄、羚羊角等等必依古法放足分量。而且制成之后还要封好存放一两年才能出售，为是去净燥气，让药味更纯，这样药效才更好。期间积压的成本，也就由药店承担了。这就叫“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上世纪50年代，药库里清理出一批清朝末年生产的苏合香丸和再造丸，打开蜡壳以后依然药香浓郁，色泽如初。同仁堂的子孙就是凭着这份踏实和耐性一代代经营着这家老字号，不坑人，不害人。
讲起经营，同仁堂在迎合了皇家和官府需求的同时，也从没忘了平民百姓。每到会试之期向各地进京备考举子赠送应季成药是传承了200年的老规矩。这不但在全国扬了善名，还为日后培养了一大批高端消费者。对于穷人，每年夏天备预防中暑的小药那是惯例。不仅如此，当年北京城每年要清理一次城沟，也是同仁堂出资在各个城门开沟的地方挂上一排明亮的“沟灯”，为的是让走夜路的百姓不至于摔着碰着。当然，那高高挂起的大灯笼上少不了“同仁堂”3个大字。
京城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同仁堂的，老药铺成了北京的一部分，相声里有《同仁堂》，童谣里也有“同仁堂”。与其说同仁堂经营的是药品，倒不如说同仁堂经营的是一种“养生”的文化，一种“济世”的气脉。这气脉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贯至今，虽历尽坎坷却从未中断过。
给顾客配1分钱药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顾客要买4克天仙藤，而当时这4克药只值4厘钱，老店员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给包好了10克，说明用法后只收了顾客1分钱。
老字号上那瓷瓷实实的金字，正是靠着这无数次似乎是不经意间做成的一分钱生意捶打出来的。
（摘自中华书局《京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