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翻检老影集，每一页都有不止一个故事，一页一页勾起我一串一串往事：一张是着了色彩的，两岁的我身穿一套小海军服，头戴有飘带的海军帽，那是革命人出身的父亲给我买的，站在比我大一岁的小姨身旁；还有一张是黑白的，我3岁时手握冲锋枪，还是那套海军服，“守护”着端坐椅上的母亲及怀抱中刚满月的我唯一的妹妹。
　　1960年上学，腰里天天别着一扣扳机就能发出响声的铁皮小手枪。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午饭常常只有七八粒炒黄豆。有个家境殷实的男生要用一包饼干换我的手枪，不换！看了电影《小兵张嘎》，老钟叔给嘎子做的木头手枪，我也花7分钱买一把刻剪纸的小刀，找来半根铁锯条，“蚂蚁啃骨头”，硬是“抠哧”出一把二十响匣子枪，系上红绸子穗儿，晚上睡觉都得放在枕头下，梦想着有一天换一把“真家伙”。
　　还比照着连环画《铁道游击队》，用8号铁丝“揋”成一把歪把子机枪，拴上橡皮筋儿，打用牛皮纸叠成雁翼形的“纸弹”。当时最爱读的书是《把一切献给党》，主要原因是主人公吴运铎是八路军兵工厂造枪炮弹药的“大拿”。
　　小学毕业时，作为“黑帮”子弟，我连“红小兵”“红卫兵”都当不上。我从箱底翻出父亲早年保留的“人字斜纹”黄军装上衣，戴着洗得有点发白的假军帽，背着黄书包，套用阿Q的一句话：“老子的老子，先前也是革命军人耶！”
　　初中“毕业”，因父亲“二进宫”蹲“牛棚”，我被从第一批去饶河生产建设兵团名单中“刷”下来。我异想天开地给在拉萨军分区枪械所当副所长的三叔写信，想“走门子”去他那儿当个修枪的兵。
　　在军邮路上走了半个多月的三叔回信（至今保留在我的1000多封书信中）和两枚毛主席像章、一双军用毛皮大头鞋，捧在手中，我乐得差点儿一个高儿蹿上房顶！打开信一看，就像一下子掉进黑咕隆咚的地下室：“第一，你才15岁，不够当兵年龄；第二，去兵团，政审都不合格，当边防军更不合格；第三，就算你偷着拿家里的户口本，能找到拉萨来，部队也得退回去……”
　　走投无路之际，父亲突然从“牛棚”里被第二次“解放”了。15岁阴差阳错地进厂学徒木型工的我，也成了武装基干民兵连的一名战士，业余时间苦练瞄准射击要领。曾参加区民兵射击比赛，5发命中50环，并列第三名，奖品是毛选1—4卷合订本和一个大号彩色暖水瓶、一双军用农田鞋。
　　1972年，工厂获得3个征兵名额——太原空军地勤兵。可是厂里不给我报名，说什么“独生子不能当兵，有个妹妹也算独生子”。我用木型工扁铲把右手无名指“豁”开一个口子，写下两份血书都是“参军保国”四个大字，父亲也用毛笔写了“声援信”。我还写了一份“入伍申请书”，直接找到动力区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现役团职军人）郭坤，他当即发给我登记表，说：“告诉你们领导，就说是我破例同意你报名参军，登记表让工厂革委会盖章后，一并报上来。把你的申请书稍改一下，作为新兵代表在欢送大会上的发言！”我乐得一蹦三跳地蹿上公交汽车，连借的自行车都忘记骑回来啦。
　　终于等到工厂外调材料回来，我才知道外祖父年轻时在安徽阜阳曾任三青团区监察委员……這对于要求既审查父亲三代，又审查母亲三代的政审而言，是绝对不合格的！我顿时如五雷轰顶。母亲13岁就从她家跑出来参加革命，与娘家断绝一切关系，连她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竟有“四重身份”……
　　18岁的我不甘心，也不放弃，竟然妄想当个文艺兵，遂拜省艺校杨老师学琵琶。我住进单身宿舍，每天早晚去一空车间练琴4个多小时，周日去老师琴房练10到12个小时，两年时间就熟练弹奏《浏阳河》《打虎上山》《送红军》等30多个曲子……
　　1974年“五一”节，西藏军区文工团来招考文艺兵。初试和复试都挺顺利，除了琵琶独奏，还会中阮伴奏……团支部书记，会用120、135相机拍照、冲卷、扩印……负责招考的副团长说：“你这样的最适合去高原营房哨卡慰问一线官兵……你是我这次招考新兵中最理想的一个！”
　　可是，当我主动“汇报”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时，他却眉头紧锁：“我必须马上向团长、政委请示！你能主动汇报，说明你的觉悟挺高。我会特别向领导说明这一点。”
　　第二天去副团长住的招待所，他给我倒了杯茶，轻声说：“太遗憾了！我昨晚向领导汇报，他们今天特别请示了军区政治部，答复是政审必须严格，不能破例！我真的替你惋惜，但我只是个管业务的副团长啊！”
　　一个月后，我去了市冶金局七三八一工程指挥部，身兼四职：团支部书记、保卫干事、广播站长、食堂会计，开始了十八个月惊心动魄的“深挖洞”战备工程……这算不穿军装的“工程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