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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噪,在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古代指出战时擂鼓呐喊,以壮声势。今泛指喧嚷。而喧嚷的解释则为:大声地叫或说。我以为,本文里的“鼓噪”还是古代解释得相对到位。尽管在大半生的新闻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报道是以弘扬主旋律的基调出现的“鼓”音,但难免也有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噪”音。从此意义而言,鼓噪者比较符合我的经历和工作状态。
虽说是一个自画像命题,倒不如以一个新闻记者特别是广播记者的职业身份交流来表述更为妥贴。因此,形象描述必不可少了: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汉族人士;皮肤黝黑;身高172厘米;体重89公斤;体形常被家属戏称为“枣核”;真正的内涵是:一裁缝在为本人做裤子时,忽然找不到原先量好的尺寸了。待后来发现,又无论如何不敢下剪子。原因很简单:哪有裤长和腰围一样的主儿?健康状况,身体严重透支下的各种病——高血压、脂肪肝、浅表性胃炎并糜烂、十二指肠炎、腰椎骨质增生、右腿膝关节退行性病变(专家的解释:40岁的人,60岁的腿)。长着一张基本还不算太难看的国字脸;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已花白,一笑起来一脸的“灯芯绒”和千“沟”万“壑”;肚皮最高处比鼻子尖超3厘米;极少穿西服类的正装,这就是年方45整岁的我。
将就着看吧。
关于我的新闻记者经历,不久前邂逅一白领资深女性,有段对话,在此照搬。
问:你们记者真是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不退缩吗?
答:不是真是,而是真的是。
问:请举个常态的例子?
答:“非典”时期瞒着家人到“非典”病区现场采访病人。现在想起来,依然后怕。但这并不意味着会主动放弃。
问:做一名记者是不是很辛苦?
答:不仅是辛苦,而且是非常辛苦。
问:请举例?
答:爹娘老子、老婆孩子哪个也顾不上。女儿考大学时,尽管成绩非常好,也是学文科的,但坚决不学新闻。理由是:新闻记者这行当,不但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连累得家人也仿佛一同“泡”在一缸似乎永远也苦不到头的苦水里。
问:为你的职业感到骄傲吗?
答:它给了我太多连做梦都无法企及的荣誉和无声的鞭策。
问:你目前最大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答:能随“雪龙”科学考察船到南极采访。
……
我的职业生涯应当是与21世纪西部地区广播媒体的影响力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1988年7月,我从宁夏大学毕业后,被择优分配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广播记者。尽管我并不喜欢广播,但总也算是学以致用了。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苏北城市的喧嚣里长大的学生娃,真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句实话,工作之初,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天,一位山东广播电台的同行到宁夏采访。领导安排我陪同他到农垦系统的平吉堡奶牛场采访。山东同行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公奶牛产奶吗?”这一问还真把我问迷糊了。情急之下,他催促着我请教一位正在清扫奶牛圈舍的大姐。那位大姐并没有直接给我答案,而是没好气地反问我:“男人生不生孩子?”当我也同样粗声粗气地告诉山东同行答案时,没想到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公奶牛不产奶,那为何还叫奶牛呢?”余勇再鼓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打听:结果更干脆,就俩字“配种”!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除了现在想起来都会开怀一笑而外,从此以后,我还学到了山东同行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职业习惯。不懂装懂的记者才是傻记者。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久领导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农村组从事农村报道。不知稼穑之苦的我,既不懂得春种,也不知晓秋收。在浑然不觉中,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赶上了“架”。冒傻气的事在我身上自然是层出不穷。每次下乡到牲口圈采访时,我常常自作聪明地躲藏在牛、马、骡、驴等大家畜的身后,惟恐它们尥蹶子。直至有一天,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周生贤(现任国家环保部部长)先生发现站在家畜后腿如此近的我,猛拉了一把后,我才如梦方醒:这些“大家伙”是后蹄子尥蹶子,哈哈……
从表面上来看,广播记者要比其它媒体记者显得轻松一些。事实上,这种想法没有丝毫依据。真正好听的广播节目是要靠音响说话的。广播记者必须要把你手里的话筒伸向采访对象近些、再近些,才能完成音响采集任务。一对一的传播模式既是它的传播特点,也是影响其无限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广播事业立体发展的需要,现在对广播记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你拿起话筒就能够口述、连线和播报,还要求拿起数码相机就能拍照、迅捷地给网络发稿。这都是后话了。
当记者,远非大家想象得那样风光无限。有风光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是奔波之苦、采访之苦、工作之苦。曾有人说,新闻是跑出来的。我感同身受的是,新闻的确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写”出来的。这一方面要求新闻记者一定要勤奋,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说明,一味地待在上面而不深入到基层跑,绝对成不了一个好记者。因而,作为一个在西部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广播记者,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就更多。我就曾有过近30多个小时粒米未进的纪录。
那是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牧业县——盐池采访。采访前夜,为了赶稿子,我就没有吃饭。一大早,为了赶头班车,天蒙蒙亮就爬起来。当时,县城里没有一家商店开着。可,当我饿着肚子、千辛万苦地赶到采访对象家时,他已经早早地赶着羊群进山了。当时,又没有其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我只好步行去追他。当追上他和他的羊群时,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而采访对象自带的食物也早已被吃光了。原本想采访完就赶回县城的我,只能又留宿他家。当他妻子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时,我的肠胃竟然痉挛地直想吐。直到现在,我都养成了早上猛吃一通,垫足“底”,喝个水饱的不良饮食习惯。这种习惯有点像骆驼。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肚子搞得很“臃肿”。不知道“内幕”的还以为是个“腐败肚儿”呐。其实,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职业病而已。
在西部采访,既有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也有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苦乐相伴。初冬时节,我曾在回族群众家刚刚墁好的窑洞里和衣而宿好多天。没想到,就此落下的关节炎与我如影相随好多年,以至于三伏天都不敢脱秋裤,痛苦不堪;我曾经为了核实一个被采访人物的真实身份,带着实习生硬是爬上了缓慢爬坡的大卡车,等到采访地时,除了眼睛,从头到脚几乎成了个“土人”。接待我们的乡党委书记在把我的记者证翻来覆去地看了N遍后,才摇晃着脑袋说:“好多年,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能吃苦的记者了”;我曾经多次遇到车祸,甚至顾不上检查一下受到创伤的身体,只要腿脚还能动,从未影响过自己的工作;我也曾连天加夜、未曾合眼地连续值班四五十个小时,直至筋疲力尽;我曾为了到外地采访,晚上把只有六七岁的女儿单独锁在家里;我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沙尘暴中采访,差点跌落悬崖……曾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当曾经变得司空见惯时,生活中的曾经又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西部地区突如其来的一场沙尘暴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天晚上,正是我的生日。当亲朋好友正在为我举杯时,忽然接到立即下乡的指令。现场的一个同事操起电话想建议领导换个记者,被我制止了。我放下手里的碗筷,随着专家组直奔采访地点。后来,不知领导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抱歉地道了一句“生日快乐”。尽管是一次过得并不算快乐的生日,但至今仍让我念念不忘。人们常说,警察是一天24小时上班。新闻记者不也同样如此吗?像这样的采访活动,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对于我的家庭和亲人而言,却只能自认无奈:“有女不嫁记者郎,十天九天守空房。家里家外没指望,回来一身脏衣裳”。事实的确如此!直到现在,只要我出差回来,鼓鼓囊囊的行李包里大半都是脏衣裳。有时难免家人有怨言:可谁又让你是记者家属呢?
正面报道,对记者来讲是考验;写负面报道,对记者而言,在考验之前还要加一句,必须要学会承受和忍耐心理的折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曾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一段时间,我们集中收到好多封该村农民举报村支书违法乱纪的举报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我带着记者到村里调查时,竟然被骑着摩托车的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了。对此,我们并没有理睬,而是多方采访,倾听群众呼声。当农民群众的意见收集得差不多时,我提出要直接与这个村支书对话:连我的同事们都捏了把汗。要知道,从村里农民群众的口中,这个支书的所为和“村霸”无异。当我与这个村支书面对面时,他几乎咆哮着向我扑来……他身边的一个亲戚更是手持凶器准备大打出手。面对此景,我一方面尽力控制村支书的情绪,一方面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在与村支书的沟通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其他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使得我们的采访更加充实和完善。事后,其他当地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进村就报举情况进行采访时,是靠打了110才被解救出来的。而我们客观公正的报道除了获得了自治区好新闻一等奖外,还有农民群众送来的锦旗。从这件事情我悟出:话语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学会倾听,学会分析,而决不是一味地义愤填膺和自我造势。记者更需要一颗公平、公正,对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当然,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所需要承担的社会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需要来自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否则,置身于“炮火”之下的只能是记者自己。
坦诚地说,正是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15年里,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广播记者;怎样利用好手里的话筒采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在电视等媒体的冲击之下,举步维艰:作为省级广播电台的记者甚至没有采访用的录音机。我自己干脆买了一台小型的袖珍录音机弥补公家设备的不足。出差的差旅费压上两三年都报销不了,累计两千多元钱(当时我的月收入也只有100多元),就只好自己先垫上;外出采访,单位派不出车来(也没有车可派),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即便是到了基层市县,也经常借同行的自行车下乡入村。毕竟咱还是农业记者,吃点苦,没啥!我第一篇获得中国广播奖的作品,通讯《特殊的奉献》就是骑自行车采访的产物。记得那是1993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我从首府银川市顶着刀割般的寒风到近20公里的黄河边,采访一位捐资助学的回族妇女。当天晚上,从她家返回的路上,自行车轮胎又偏偏被扎破了。半夜三更,无处求援。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硬着头皮穿过一片片乱坟地,在月明星稀的深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直到子夜时分才回到了家。
在我最为苦闷和彷徨的日子里,远在千里之外、也曾经是新闻工作者的老父亲来信说,尽管现在单位的困难比较多,但总会过去的,坚持下去就是希望。作为一个广播记者,你的肩上还承担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更何况困难的又不只是你一个人。正是在老父亲的激励下,我一直苦守着贫瘠的“广播阵地”。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里,我采写的多篇多种体裁的新闻作品屡屡获得中国广播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成为当时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收获最多、成绩也最为丰厚的青年记者。1999年,一位年富力强、胆识过人的新台长的到来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广播二次创业的口号,勾画了蓝图。那一年,我也被破格提拔到新闻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岗位。在新的台领导班子的鼓励下,我大胆改革,将宁夏电台新闻节目所占比例由我接手时的5%,提高到90%。节目的时效性、可听性大大增强,并在西部省区率先实现了重点新闻节目的直播,且直播率在西部省区电台中遥遥领先。
对一个人最好的奖赏,是给他一个最好的工作空间。随着新闻视野的不断延伸,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新领导班子的支持下,我参与策划并带领着一位年轻记者和一部车沿着宁夏境内的397公里黄河段采访、制作了50集系列报道《走访黄河宁夏川》,讴歌了改革开放以来,宁夏黄河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开创了宁夏广播事业的先河。随后又策划实施了60集大型现场报道《党旗飘飘塞上行》,深入到田间地头、工矿企业中,把最鲜活的广播新闻呈现给广大听众,在宁夏广播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99年,我破格晋升为主任记者;同年,被国家广电总局、人事部授予“全国广电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又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2年6月,我奉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记者站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作为国家级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在业务上,要求记者一定要动脑子,用脑子写稿,直至要写出新闻背后的“新闻”来。宁夏,作为一个地处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总量甚至不如东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所属的一个县级市的水平。如何在中央电台的重要节目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仅靠勤奋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努力琢磨报道技巧,探究各节目之间的内在规律,三个月后,所发稿件基本驾轻就熟。半年后,发稿的成绩和排名就已经跨入了全国40个记者站的个人先进行列。2004年,我参加了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组织的“2004中国西部纪事”大型报道,使我对新的广播报道理念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2007年,作为中央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大型系列报道《穿越三北风沙源》的策划之一和西路报道组组长,我们先后穿越了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塔克拉玛干、库姆塔格等五大沙漠,行程12000多公里,完成了现场连线、录音报道、内参、网络稿件等多项任务。除了为中央电台和中国广播网提供大量的录音、图片和文字稿件外,我们还专门在《银川晚报》上刊发了20多篇连续报道,在地方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组报道也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但作为领队之一的我,出发时因为没有把胃出血和突发性的右腿韧带撕裂当回事,回来后留下了严重的肠胃病和右腿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毛病,永远离开了情有独钟的足球场。
同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记者站,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宁夏记者站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由全国最差跃居为全国较为先进的记者站;宁夏记者站的发稿成绩也同样跃居全国40个记者站的先进行列;2004年,我又被国家广电总局破格晋升为“高级记者”;2005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4月30日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得到了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年前,作为一个广播记者,当我能拿着砖头大的SONY录音机长长的话筒独自采访时,曾激动不已;20年后,当我开着采访车、背着笔记本电脑、拿着精巧的数字录音机、挎着专业数码相机采访时,不由地感叹起岁月的短暂。在20多年的广播记者经历中,我算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从没有想到的是,上级组织给了我莫大的荣誉。特别是当我作为新闻出版界多年来唯一的一名代表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推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时,更是感到无上的光荣。正是在这种鼓励与鞭策下,我至今仍然无怨无悔地履行着一个西部广播记者的职业使命。
广播记者,只不过是新闻职业中的一种。它是一个对体能、脑力等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的职业,一个很吸引人、很累人,但也常常令人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职业。手里的话筒就是你的骄傲;形形色色的音响将记载着你始终如一的进取与争锋!
痛;并经历着、探索着、快乐着……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站长)
虽说是一个自画像命题,倒不如以一个新闻记者特别是广播记者的职业身份交流来表述更为妥贴。因此,形象描述必不可少了: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汉族人士;皮肤黝黑;身高172厘米;体重89公斤;体形常被家属戏称为“枣核”;真正的内涵是:一裁缝在为本人做裤子时,忽然找不到原先量好的尺寸了。待后来发现,又无论如何不敢下剪子。原因很简单:哪有裤长和腰围一样的主儿?健康状况,身体严重透支下的各种病——高血压、脂肪肝、浅表性胃炎并糜烂、十二指肠炎、腰椎骨质增生、右腿膝关节退行性病变(专家的解释:40岁的人,60岁的腿)。长着一张基本还不算太难看的国字脸;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已花白,一笑起来一脸的“灯芯绒”和千“沟”万“壑”;肚皮最高处比鼻子尖超3厘米;极少穿西服类的正装,这就是年方45整岁的我。
将就着看吧。
关于我的新闻记者经历,不久前邂逅一白领资深女性,有段对话,在此照搬。
问:你们记者真是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不退缩吗?
答:不是真是,而是真的是。
问:请举个常态的例子?
答:“非典”时期瞒着家人到“非典”病区现场采访病人。现在想起来,依然后怕。但这并不意味着会主动放弃。
问:做一名记者是不是很辛苦?
答:不仅是辛苦,而且是非常辛苦。
问:请举例?
答:爹娘老子、老婆孩子哪个也顾不上。女儿考大学时,尽管成绩非常好,也是学文科的,但坚决不学新闻。理由是:新闻记者这行当,不但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连累得家人也仿佛一同“泡”在一缸似乎永远也苦不到头的苦水里。
问:为你的职业感到骄傲吗?
答:它给了我太多连做梦都无法企及的荣誉和无声的鞭策。
问:你目前最大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答:能随“雪龙”科学考察船到南极采访。
……
我的职业生涯应当是与21世纪西部地区广播媒体的影响力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1988年7月,我从宁夏大学毕业后,被择优分配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广播记者。尽管我并不喜欢广播,但总也算是学以致用了。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苏北城市的喧嚣里长大的学生娃,真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句实话,工作之初,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天,一位山东广播电台的同行到宁夏采访。领导安排我陪同他到农垦系统的平吉堡奶牛场采访。山东同行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公奶牛产奶吗?”这一问还真把我问迷糊了。情急之下,他催促着我请教一位正在清扫奶牛圈舍的大姐。那位大姐并没有直接给我答案,而是没好气地反问我:“男人生不生孩子?”当我也同样粗声粗气地告诉山东同行答案时,没想到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公奶牛不产奶,那为何还叫奶牛呢?”余勇再鼓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打听:结果更干脆,就俩字“配种”!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除了现在想起来都会开怀一笑而外,从此以后,我还学到了山东同行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职业习惯。不懂装懂的记者才是傻记者。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久领导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农村组从事农村报道。不知稼穑之苦的我,既不懂得春种,也不知晓秋收。在浑然不觉中,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赶上了“架”。冒傻气的事在我身上自然是层出不穷。每次下乡到牲口圈采访时,我常常自作聪明地躲藏在牛、马、骡、驴等大家畜的身后,惟恐它们尥蹶子。直至有一天,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周生贤(现任国家环保部部长)先生发现站在家畜后腿如此近的我,猛拉了一把后,我才如梦方醒:这些“大家伙”是后蹄子尥蹶子,哈哈……
从表面上来看,广播记者要比其它媒体记者显得轻松一些。事实上,这种想法没有丝毫依据。真正好听的广播节目是要靠音响说话的。广播记者必须要把你手里的话筒伸向采访对象近些、再近些,才能完成音响采集任务。一对一的传播模式既是它的传播特点,也是影响其无限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广播事业立体发展的需要,现在对广播记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你拿起话筒就能够口述、连线和播报,还要求拿起数码相机就能拍照、迅捷地给网络发稿。这都是后话了。
当记者,远非大家想象得那样风光无限。有风光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是奔波之苦、采访之苦、工作之苦。曾有人说,新闻是跑出来的。我感同身受的是,新闻的确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写”出来的。这一方面要求新闻记者一定要勤奋,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说明,一味地待在上面而不深入到基层跑,绝对成不了一个好记者。因而,作为一个在西部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广播记者,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就更多。我就曾有过近30多个小时粒米未进的纪录。
那是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牧业县——盐池采访。采访前夜,为了赶稿子,我就没有吃饭。一大早,为了赶头班车,天蒙蒙亮就爬起来。当时,县城里没有一家商店开着。可,当我饿着肚子、千辛万苦地赶到采访对象家时,他已经早早地赶着羊群进山了。当时,又没有其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我只好步行去追他。当追上他和他的羊群时,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而采访对象自带的食物也早已被吃光了。原本想采访完就赶回县城的我,只能又留宿他家。当他妻子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时,我的肠胃竟然痉挛地直想吐。直到现在,我都养成了早上猛吃一通,垫足“底”,喝个水饱的不良饮食习惯。这种习惯有点像骆驼。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肚子搞得很“臃肿”。不知道“内幕”的还以为是个“腐败肚儿”呐。其实,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职业病而已。
在西部采访,既有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也有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苦乐相伴。初冬时节,我曾在回族群众家刚刚墁好的窑洞里和衣而宿好多天。没想到,就此落下的关节炎与我如影相随好多年,以至于三伏天都不敢脱秋裤,痛苦不堪;我曾经为了核实一个被采访人物的真实身份,带着实习生硬是爬上了缓慢爬坡的大卡车,等到采访地时,除了眼睛,从头到脚几乎成了个“土人”。接待我们的乡党委书记在把我的记者证翻来覆去地看了N遍后,才摇晃着脑袋说:“好多年,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能吃苦的记者了”;我曾经多次遇到车祸,甚至顾不上检查一下受到创伤的身体,只要腿脚还能动,从未影响过自己的工作;我也曾连天加夜、未曾合眼地连续值班四五十个小时,直至筋疲力尽;我曾为了到外地采访,晚上把只有六七岁的女儿单独锁在家里;我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沙尘暴中采访,差点跌落悬崖……曾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当曾经变得司空见惯时,生活中的曾经又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西部地区突如其来的一场沙尘暴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天晚上,正是我的生日。当亲朋好友正在为我举杯时,忽然接到立即下乡的指令。现场的一个同事操起电话想建议领导换个记者,被我制止了。我放下手里的碗筷,随着专家组直奔采访地点。后来,不知领导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抱歉地道了一句“生日快乐”。尽管是一次过得并不算快乐的生日,但至今仍让我念念不忘。人们常说,警察是一天24小时上班。新闻记者不也同样如此吗?像这样的采访活动,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对于我的家庭和亲人而言,却只能自认无奈:“有女不嫁记者郎,十天九天守空房。家里家外没指望,回来一身脏衣裳”。事实的确如此!直到现在,只要我出差回来,鼓鼓囊囊的行李包里大半都是脏衣裳。有时难免家人有怨言:可谁又让你是记者家属呢?
正面报道,对记者来讲是考验;写负面报道,对记者而言,在考验之前还要加一句,必须要学会承受和忍耐心理的折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曾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一段时间,我们集中收到好多封该村农民举报村支书违法乱纪的举报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我带着记者到村里调查时,竟然被骑着摩托车的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了。对此,我们并没有理睬,而是多方采访,倾听群众呼声。当农民群众的意见收集得差不多时,我提出要直接与这个村支书对话:连我的同事们都捏了把汗。要知道,从村里农民群众的口中,这个支书的所为和“村霸”无异。当我与这个村支书面对面时,他几乎咆哮着向我扑来……他身边的一个亲戚更是手持凶器准备大打出手。面对此景,我一方面尽力控制村支书的情绪,一方面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在与村支书的沟通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其他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使得我们的采访更加充实和完善。事后,其他当地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进村就报举情况进行采访时,是靠打了110才被解救出来的。而我们客观公正的报道除了获得了自治区好新闻一等奖外,还有农民群众送来的锦旗。从这件事情我悟出:话语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学会倾听,学会分析,而决不是一味地义愤填膺和自我造势。记者更需要一颗公平、公正,对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当然,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所需要承担的社会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需要来自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否则,置身于“炮火”之下的只能是记者自己。
坦诚地说,正是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15年里,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广播记者;怎样利用好手里的话筒采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在电视等媒体的冲击之下,举步维艰:作为省级广播电台的记者甚至没有采访用的录音机。我自己干脆买了一台小型的袖珍录音机弥补公家设备的不足。出差的差旅费压上两三年都报销不了,累计两千多元钱(当时我的月收入也只有100多元),就只好自己先垫上;外出采访,单位派不出车来(也没有车可派),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即便是到了基层市县,也经常借同行的自行车下乡入村。毕竟咱还是农业记者,吃点苦,没啥!我第一篇获得中国广播奖的作品,通讯《特殊的奉献》就是骑自行车采访的产物。记得那是1993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我从首府银川市顶着刀割般的寒风到近20公里的黄河边,采访一位捐资助学的回族妇女。当天晚上,从她家返回的路上,自行车轮胎又偏偏被扎破了。半夜三更,无处求援。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硬着头皮穿过一片片乱坟地,在月明星稀的深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直到子夜时分才回到了家。
在我最为苦闷和彷徨的日子里,远在千里之外、也曾经是新闻工作者的老父亲来信说,尽管现在单位的困难比较多,但总会过去的,坚持下去就是希望。作为一个广播记者,你的肩上还承担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更何况困难的又不只是你一个人。正是在老父亲的激励下,我一直苦守着贫瘠的“广播阵地”。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里,我采写的多篇多种体裁的新闻作品屡屡获得中国广播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成为当时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收获最多、成绩也最为丰厚的青年记者。1999年,一位年富力强、胆识过人的新台长的到来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广播二次创业的口号,勾画了蓝图。那一年,我也被破格提拔到新闻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岗位。在新的台领导班子的鼓励下,我大胆改革,将宁夏电台新闻节目所占比例由我接手时的5%,提高到90%。节目的时效性、可听性大大增强,并在西部省区率先实现了重点新闻节目的直播,且直播率在西部省区电台中遥遥领先。
对一个人最好的奖赏,是给他一个最好的工作空间。随着新闻视野的不断延伸,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新领导班子的支持下,我参与策划并带领着一位年轻记者和一部车沿着宁夏境内的397公里黄河段采访、制作了50集系列报道《走访黄河宁夏川》,讴歌了改革开放以来,宁夏黄河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开创了宁夏广播事业的先河。随后又策划实施了60集大型现场报道《党旗飘飘塞上行》,深入到田间地头、工矿企业中,把最鲜活的广播新闻呈现给广大听众,在宁夏广播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99年,我破格晋升为主任记者;同年,被国家广电总局、人事部授予“全国广电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又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2年6月,我奉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记者站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作为国家级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在业务上,要求记者一定要动脑子,用脑子写稿,直至要写出新闻背后的“新闻”来。宁夏,作为一个地处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总量甚至不如东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所属的一个县级市的水平。如何在中央电台的重要节目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仅靠勤奋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努力琢磨报道技巧,探究各节目之间的内在规律,三个月后,所发稿件基本驾轻就熟。半年后,发稿的成绩和排名就已经跨入了全国40个记者站的个人先进行列。2004年,我参加了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组织的“2004中国西部纪事”大型报道,使我对新的广播报道理念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2007年,作为中央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大型系列报道《穿越三北风沙源》的策划之一和西路报道组组长,我们先后穿越了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塔克拉玛干、库姆塔格等五大沙漠,行程12000多公里,完成了现场连线、录音报道、内参、网络稿件等多项任务。除了为中央电台和中国广播网提供大量的录音、图片和文字稿件外,我们还专门在《银川晚报》上刊发了20多篇连续报道,在地方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组报道也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但作为领队之一的我,出发时因为没有把胃出血和突发性的右腿韧带撕裂当回事,回来后留下了严重的肠胃病和右腿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毛病,永远离开了情有独钟的足球场。
同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记者站,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宁夏记者站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由全国最差跃居为全国较为先进的记者站;宁夏记者站的发稿成绩也同样跃居全国40个记者站的先进行列;2004年,我又被国家广电总局破格晋升为“高级记者”;2005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4月30日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得到了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年前,作为一个广播记者,当我能拿着砖头大的SONY录音机长长的话筒独自采访时,曾激动不已;20年后,当我开着采访车、背着笔记本电脑、拿着精巧的数字录音机、挎着专业数码相机采访时,不由地感叹起岁月的短暂。在20多年的广播记者经历中,我算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从没有想到的是,上级组织给了我莫大的荣誉。特别是当我作为新闻出版界多年来唯一的一名代表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推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时,更是感到无上的光荣。正是在这种鼓励与鞭策下,我至今仍然无怨无悔地履行着一个西部广播记者的职业使命。
广播记者,只不过是新闻职业中的一种。它是一个对体能、脑力等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的职业,一个很吸引人、很累人,但也常常令人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职业。手里的话筒就是你的骄傲;形形色色的音响将记载着你始终如一的进取与争锋!
痛;并经历着、探索着、快乐着……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