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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追求新闻的本质真实和整体真实是媒体记者的长远目标和理想追求,那么,对媒体和记者来说,首先应做到的,则是要保证新闻的具体真实。
有部美国影片《上帝也疯狂》,讲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某部落土著人因在沙漠里捡到一只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玻璃瓶子而引发的十分有趣的故事。假若这个故事成真,那么当地记者可能发出这样的报道,“某年某月某日,当地土人在附近沙漠发现了一件透明器物,该器物内空外圆,用之可吹奏音乐,可当陀螺玩,也可当擀面杖碾压食物。有人看见它是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银色神鸟下的神蛋”。那么,这条新闻真实吗?从本质真实的角度看,它不真实,因为这个所谓的“神蛋”其实是乘客从飞机上随手扔下的一只玻璃饮料瓶子,并非什么神鸟下的神蛋。但从具体真实看,它又是基本真实或部分真实的,因为它起码记录下了“那一刻”所发生的事以及瓶子的用处。
如果这位记者再客观一点,将上述新闻改为“有人看见一不明飞行物上落下一透明物体”,那么,也许这条新闻更合乎我们所说的真实性原则。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我们对所报道的事实的本质还一时不能弄明白,切不可道听途说,以偏概全,甚至自作聪明,乱贴标签,以致以讹传讹。一种简单而高明的方法,便是如实道来——就如“不明飞行物”之类的例子,倒是更能让人信服,也更接近事实。这,也应当是另一种形式的新闻本质真实。
近些,近些,再近些
谈到新闻真实性,我们一般会想起普利策的那句名言“准确,准确,再准确些”。而如何做到“准确再准确呢”?笔者的观点是,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必须最大限度地走近事实,离事实“近些,近些,再近些”。
比如说,我们采访某人,若用电话,必然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尽管被采访者在酒楼搂着小姐,品着“人头马”,也可以用“正在开会呢”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记者,其真实性自然不足信。若是用了可视电话或视频采访,既见其人又闻其言,必然真实了许多,且避免了口手不一的嫌疑,因为视频的反映空间必定有限,其人是在家,在宾馆或在办公室,记者未必看得真切,其真实性也要打些折扣。而只有记者亲赴现场,身临其境,和采访对象面对面交谈,才具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觉和感受,如其办公条件是简陋还是豪华,大门是否好进,谈话是真诚还是勉强,采访对象是面色清朗还是酒气逼人。这些都是电话或视频采访无法做到的。由此可见,由于采访方式的不同,记者和采访对象的距离有多远,离真实就有多远。
在这里,笔者提出的“走近事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走近事实是了解真相的第一步,即没有记者的“走近事实”,就没有新闻报道的“接近事实”。二是新闻的真实性必然也包含了记者走进现场,走近事实的真实性,也即包含了记者采访过程的真实。许多调查性新闻都有很好的例证。
一般来说,记者距离新闻事实越近,其采写的报道就越“接近事实”,现场感就强,可信性也强。我们要求记者“走近事实”,这不仅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责任要求,同时也是职业道德要求。这里,我们顺便提醒记者写稿时应尽量注明信息来源或出处,标明记者与新闻事实的距离,以便读者和受众作为判断其可信性的依据。
新闻的真实与记者的真诚
对媒体和记者来说,新闻的真实和记者的真诚是一种应该深入骨髓的东西。真诚是职业道德,也是人格力量,多少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童叟无欺”。受众对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之所以反感和不买账,是因为虚假新闻本身就有欺骗受众的故意,而失实报道少说也是对受众的不尊重。
从一定意义上讲,记者的真诚决定新闻的真实。因为记者的真诚首先体现在对受众的负责和敬畏,而这负责和敬畏表现在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必然是对新闻真实原则的忠实和坚守。所以,记者采写新闻的真实度,也反映了记者对受众的真诚程度。
新闻的真实和记者的真诚还表现在记者采访的深入程度以及记者是否用心采访。在这方面,往往那些真正来自社会底层、发自人物内心的报道具有一种特别能打动人且使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笔者看过的央视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有两次印象最深。
一次是央视记者张泉灵在灾区路边的采访。关于这次采访,《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他的《四川人》里也曾提及:“一电视记者采访一老者,问去哪里,说回家。问干嘛,说家里还有粮食和菜地,回去看一下。问家里还有什么人,说除了他之外,一家四口人都压死了”。卢跃刚接着在文中这样写到:“那位地震家里死了四口人的老者,很朴实很宿命地讲述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好像不完全是讲给别人听的,同时也讲给自己听,像是自言自语”。“遭灾遭难的人,被救的人,都平实得很。记者的话筒端得再久也不会顺竿子爬,猜透其中意图,说感谢某感谢某某”。在这里,卢跃刚所说的“平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本色,是新闻真实的一种表现形态。
另一次是央视“铭记”栏目播的有关《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在灾区的拍片经历。在余震不断、山石不时滚落的灾区山路上,这位记者碰到一对中年农民夫妇,这对夫妇要从25里外的学校废墟中把在地震中遇难的17岁儿子的尸体背回家。夫妻俩先是用路边树枝做了副担架抬,遇上泥石流路面便由丈夫背着走。孩子的父亲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背着儿子在坎坷的山路上艰难跋涉,一边和背上已亡的儿子说话:“孩子,咱们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了。”这对夫妇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回家住上最后一夜。和张泉灵的路上采访一样,这个故事里的人和事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真实得有点琐细(贺延光后面还讲述了孩子回家后孩子的曾祖母、祖母及其一家人怎样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为孩子守灵,一家人如何回忆孩子平日里的好处,如此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活得艰难但却真实的凡人小事,这种简单平实的述事方式,却感动了人们心灵深处一些埋藏得太久的东西。许多观众看电视时都和笔者一样,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眼泪悄悄向肚子里流的感觉。也只有从这些朴实得令人心酸、真实得令人震撼的故事里,观众才能真正地体会出什么是“大悲无声”,什么是“大爱无言”,什么叫“欲哭无泪”。
在贺延光的“诉说”中,述者的语气始终是平缓的,声音里透着压抑;而张泉灵则在那位老者走后,终于忍不住蹲在路边大哭一场。此刻,观者、述者及故事中人物都有了一种内心的相通和共鸣。在这些报道中,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实际距离、心理距离都很接近,记者情绪的倾泄也是一种真实,这真实是上述故事里的新闻真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有意地过度地发表意见张扬自我,但由于新闻的真实性特性,“记者采访”这一真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新闻里体现出来。那些采访者在采访中自然流露而非刻意表现、有意显摆且合情合理的采访画面,不仅为受众所认可,而且由于其真诚和真实,同样很感动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因真实而存在、而有意义、而有生命和感染力。我们常说的“真善美”,“真”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作为新闻特性的真实又自有其确定不移的含义。在这里,新闻真实不仅仅指新闻事实的真实,也包括采访过程的真实,自然也包括了记者态度和感情的真诚。真实+真诚,这种记者和采访对象、采访环境最自然、最合理的结合就使新闻报道具有了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潜在的魅力和感染力,这当然蕴含了新闻的美学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
有部美国影片《上帝也疯狂》,讲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某部落土著人因在沙漠里捡到一只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玻璃瓶子而引发的十分有趣的故事。假若这个故事成真,那么当地记者可能发出这样的报道,“某年某月某日,当地土人在附近沙漠发现了一件透明器物,该器物内空外圆,用之可吹奏音乐,可当陀螺玩,也可当擀面杖碾压食物。有人看见它是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银色神鸟下的神蛋”。那么,这条新闻真实吗?从本质真实的角度看,它不真实,因为这个所谓的“神蛋”其实是乘客从飞机上随手扔下的一只玻璃饮料瓶子,并非什么神鸟下的神蛋。但从具体真实看,它又是基本真实或部分真实的,因为它起码记录下了“那一刻”所发生的事以及瓶子的用处。
如果这位记者再客观一点,将上述新闻改为“有人看见一不明飞行物上落下一透明物体”,那么,也许这条新闻更合乎我们所说的真实性原则。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我们对所报道的事实的本质还一时不能弄明白,切不可道听途说,以偏概全,甚至自作聪明,乱贴标签,以致以讹传讹。一种简单而高明的方法,便是如实道来——就如“不明飞行物”之类的例子,倒是更能让人信服,也更接近事实。这,也应当是另一种形式的新闻本质真实。
近些,近些,再近些
谈到新闻真实性,我们一般会想起普利策的那句名言“准确,准确,再准确些”。而如何做到“准确再准确呢”?笔者的观点是,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必须最大限度地走近事实,离事实“近些,近些,再近些”。
比如说,我们采访某人,若用电话,必然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尽管被采访者在酒楼搂着小姐,品着“人头马”,也可以用“正在开会呢”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记者,其真实性自然不足信。若是用了可视电话或视频采访,既见其人又闻其言,必然真实了许多,且避免了口手不一的嫌疑,因为视频的反映空间必定有限,其人是在家,在宾馆或在办公室,记者未必看得真切,其真实性也要打些折扣。而只有记者亲赴现场,身临其境,和采访对象面对面交谈,才具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觉和感受,如其办公条件是简陋还是豪华,大门是否好进,谈话是真诚还是勉强,采访对象是面色清朗还是酒气逼人。这些都是电话或视频采访无法做到的。由此可见,由于采访方式的不同,记者和采访对象的距离有多远,离真实就有多远。
在这里,笔者提出的“走近事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走近事实是了解真相的第一步,即没有记者的“走近事实”,就没有新闻报道的“接近事实”。二是新闻的真实性必然也包含了记者走进现场,走近事实的真实性,也即包含了记者采访过程的真实。许多调查性新闻都有很好的例证。
一般来说,记者距离新闻事实越近,其采写的报道就越“接近事实”,现场感就强,可信性也强。我们要求记者“走近事实”,这不仅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责任要求,同时也是职业道德要求。这里,我们顺便提醒记者写稿时应尽量注明信息来源或出处,标明记者与新闻事实的距离,以便读者和受众作为判断其可信性的依据。
新闻的真实与记者的真诚
对媒体和记者来说,新闻的真实和记者的真诚是一种应该深入骨髓的东西。真诚是职业道德,也是人格力量,多少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童叟无欺”。受众对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之所以反感和不买账,是因为虚假新闻本身就有欺骗受众的故意,而失实报道少说也是对受众的不尊重。
从一定意义上讲,记者的真诚决定新闻的真实。因为记者的真诚首先体现在对受众的负责和敬畏,而这负责和敬畏表现在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必然是对新闻真实原则的忠实和坚守。所以,记者采写新闻的真实度,也反映了记者对受众的真诚程度。
新闻的真实和记者的真诚还表现在记者采访的深入程度以及记者是否用心采访。在这方面,往往那些真正来自社会底层、发自人物内心的报道具有一种特别能打动人且使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笔者看过的央视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有两次印象最深。
一次是央视记者张泉灵在灾区路边的采访。关于这次采访,《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他的《四川人》里也曾提及:“一电视记者采访一老者,问去哪里,说回家。问干嘛,说家里还有粮食和菜地,回去看一下。问家里还有什么人,说除了他之外,一家四口人都压死了”。卢跃刚接着在文中这样写到:“那位地震家里死了四口人的老者,很朴实很宿命地讲述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好像不完全是讲给别人听的,同时也讲给自己听,像是自言自语”。“遭灾遭难的人,被救的人,都平实得很。记者的话筒端得再久也不会顺竿子爬,猜透其中意图,说感谢某感谢某某”。在这里,卢跃刚所说的“平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本色,是新闻真实的一种表现形态。
另一次是央视“铭记”栏目播的有关《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在灾区的拍片经历。在余震不断、山石不时滚落的灾区山路上,这位记者碰到一对中年农民夫妇,这对夫妇要从25里外的学校废墟中把在地震中遇难的17岁儿子的尸体背回家。夫妻俩先是用路边树枝做了副担架抬,遇上泥石流路面便由丈夫背着走。孩子的父亲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背着儿子在坎坷的山路上艰难跋涉,一边和背上已亡的儿子说话:“孩子,咱们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了。”这对夫妇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回家住上最后一夜。和张泉灵的路上采访一样,这个故事里的人和事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真实得有点琐细(贺延光后面还讲述了孩子回家后孩子的曾祖母、祖母及其一家人怎样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为孩子守灵,一家人如何回忆孩子平日里的好处,如此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活得艰难但却真实的凡人小事,这种简单平实的述事方式,却感动了人们心灵深处一些埋藏得太久的东西。许多观众看电视时都和笔者一样,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眼泪悄悄向肚子里流的感觉。也只有从这些朴实得令人心酸、真实得令人震撼的故事里,观众才能真正地体会出什么是“大悲无声”,什么是“大爱无言”,什么叫“欲哭无泪”。
在贺延光的“诉说”中,述者的语气始终是平缓的,声音里透着压抑;而张泉灵则在那位老者走后,终于忍不住蹲在路边大哭一场。此刻,观者、述者及故事中人物都有了一种内心的相通和共鸣。在这些报道中,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实际距离、心理距离都很接近,记者情绪的倾泄也是一种真实,这真实是上述故事里的新闻真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有意地过度地发表意见张扬自我,但由于新闻的真实性特性,“记者采访”这一真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新闻里体现出来。那些采访者在采访中自然流露而非刻意表现、有意显摆且合情合理的采访画面,不仅为受众所认可,而且由于其真诚和真实,同样很感动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因真实而存在、而有意义、而有生命和感染力。我们常说的“真善美”,“真”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作为新闻特性的真实又自有其确定不移的含义。在这里,新闻真实不仅仅指新闻事实的真实,也包括采访过程的真实,自然也包括了记者态度和感情的真诚。真实+真诚,这种记者和采访对象、采访环境最自然、最合理的结合就使新闻报道具有了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潜在的魅力和感染力,这当然蕴含了新闻的美学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