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创了新高。这种情况让国内的批评家们又开始批评宏观政策当局的外汇政策：他们为什么持有那么多美元？为什么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他们傻么……
　　其实，我倒奇怪国内的批评界为什么那么悲观。从结果来看持有美元好像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差。
　　首先，我怀疑人们认为人民币升值过于剧烈，其中可能有个心理原因，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这个数字上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到了“5”时代，人们会觉得这个变化很大。
　　其实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3升值到6.2时大家没那么大的反应，但从6.1到6情况就不同了，好像一个时代要结束似的，其实从数字上看是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要持有那么多美元，这有点像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中所举的例子。巴菲特当时让毕业生们想象一下，如果一定要把钱投给身边的同学，该把钱投给谁？是投给那些高大上，以后前程似锦的同学，还是投给那些不喜欢和人交往、性格偏狭的。
　　中国外汇投放决策在这10年同样面临此类问题：该把钱更多地以美元的方式储备，还是以其他币种储备。比如购买更多欧洲国家的国债，或者把钱换成日 元。
　　在人类还可以预期的年份里，对比其他经济体，美国应该说还是巴菲特所说的那个最出色的同学—虽然，这个同学并不是什么道德楷模，他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信弃义。但是你看看其他同学的表现—欧洲国家在忙着以破产威胁世界，而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放纵日元急剧贬值—美国还是个好同学。
　　世界就是这样，你知道做一件事会对你有风险，但是你不得不去做，因为什么都不做或者做其他的事风险更大。
　　美联储在2014年开始缩减QE水平，从这个动作到美联储升息还有大概两年的时间。这个缓冲期就是一个新兴市场囤积美元的周期。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此作为是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那时候，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是因为在美元升值周期贸易赤字过大，又没有太多的外汇储备，从而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创。至于那个在东南亚受到死亡威胁的乔治·索罗斯，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客观地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给中国带来好处的，当时中国加工业的竞争力正需要一个引子，就可以更好地嵌入到世界经济链条中去。正好在这个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中国的竞争者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陷入灭顶之灾—我去过几回泰国，在一定程度上那个美丽的国家到现在其实还在消化着1997年的危机产生的问题。
　　没有过多地陷入那场危机，中国除了要客观地感谢一下乔治·索罗斯，更多地要感谢自己保守的外汇战略，这使中国经济没有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成为裸泳者。在外汇市场上，帕累托最优平衡可能根本不存 在。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更主要是因为中国最近对美国的出口增加，另外，境外资本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预期导致了外资直接投资（FDI），这个过程将在美国经济复苏到足够好及至升息后有所变化。
　　当然，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高，它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持有美元的成本在升高，在不久后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持有美元很可能变成一个成本包袱。这需要决策当局用更精巧的管理方式调控中国民间对外投资的水平。
　　上海的自贸区其实就是个很不错的实验区，如果这种尝试成功，可能会带给中国居民又一次财富增长的机会。
　　虽然人民币一直在缓慢升值，但在中美关系的相互言论中，这个话题最近被提及的频率并不是太高。由于地缘政治问题，两个国家的关系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默契中—谁都不提那些让彼此为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