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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营企业是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主体，民营企业家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力量。研究环保严查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利器，还是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不仅具有现实价值，也具有理论意涵。报告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描述。报告发现，环保压力有利于推动优势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研发，促进技术创新，带动转型升级，但是也有压力性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行业发展产生“马太效应”，对企业发展是“双刃剑”，环保监管存在“一头热”等3个问题。报告认为，促进新时代民营企业绿色发展，要配套出台实施“柔性”措施，构建刚柔并济的制度政策体系，以确保环保标准的提高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能。
关键词：民营企业;环保压力;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2-0087-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包括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民营企业是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主体，民营企业家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力量。生态环境部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合作协议。研究环保严查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利器，还是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不仅具有现实价值，也具有理论意涵。环保严查效果如何，民营企业在环保治污方面投入多大、环境压力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受到的环保压力是否不同，哪些行业受影响更大，环保严查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哪些经营决策、是否推动了民营企业转型，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回答。
关于环保严查是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动能还是压力，现有研究观点不一。“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够弥补企业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与生产力[1-2]。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创新补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关系，具有“门槛效应”，“波特假说”在东部能够成立，但是在西部却难以获得支持[3]。“污染避难所”理论却认为，外商直接投入是工业污染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会降低环保标准，软化环境规制，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4-6]。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在环保严查中受到何种影响是判断我国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
报告使用2018年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根据考察问题所涉及的相关变量，报告得到3973个有效样本观察值。为了解环境严查以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状况，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设计了一组环境污染成本与压力来源的变量。本报告旨在通过调查回答如下问题：（1） 2017年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如何;（2）遭受环境处罚的力度有多大;（3）环保压力有哪些;（4）环保压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发展。
一、环保投入情况
（一）企业家与环境投入
总体上说，受访企业家的环境成本并不高，多数低于50万。超过2500家私营企业治污投入不足20万元，占企业总样本数的63%。企业的治污投入差异较大，企业最少投入1万元，最多则达250万元。这表明，只有少数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治污投入差异，报告按照企业的规模、行业、地区类型等做进一步分析。
从2017年的环境治理投入费用情况来看，73.50%的私营企业治污投入少于50万元（表1）。有3.83%的企业约152家治污投入超过200万元。投入治污费用在100万元～1200万之间的企业占13.37%。
企业家、出资人个体对私营企业的运营具有关键影响。学历、海外教育经历、政治身份等企业家经历都会影响私营企业经营策略[7]。报告重点关注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环境治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有政治身份的私营企业家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高（表2）。政治身份对企业家和其所在企业形成了影响，政治身份和政治纽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具有影响机制。
（二）企业特性与环保投入
行业属性是影响企业治污成本的重要因素（表3）。相比其他行业，制造业数量多，也是治污投入最多的产业，受环保严查的影响最明显。治污投入200万元到250万元的企业中，65.79%的企业都是制造业企业。治污投入低于50万元的制造业只占26.13%。其他治污成本较高的行业是农、林、牧、渔、采矿业以及建筑业。环境问题突出的企业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些企业能否通过技术升级、环境改善等方式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着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能否达成。
企业的资产规模是影响治污投入的重要因素（表4）。相对来说，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愿意投入的治污费用越高。治污投入高于50万元方面，资产规模为负的企业占23.89%，资产规模在0万元～100万元的企业占11.96%，资产规模在10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占22.16%，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10000万元的企业占的31.19%，资产规模在10000万元以上企业则高达42.21%。这说明治污投入较高的企業多数是千万元级企业。在所有样本中，治污投入的主力企业是千万元到亿元级企业，总共占40.96%。
（三）成本感知、社会责任认知与治污投入
企业创始人和企业本身经营内容、行业特性是制约企业投资决策的客观约束，企业家对企业的定位、经营成本的判断则是直接影响企业进一步投资方向的主观条件。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问卷中有一组询问企业家对成本变化总体趋势的问题。报告重点考察政府办事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与治污投入的关系。答案有“明显降低”“有所降低”“没有变化”“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5个选项。报告将治污投入划分为50万元以下、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以上5个类别，分别检验不同类别的企业成本与治污投入的关系。 政府办事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趋势（表5）。治污投入越高的企业越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有降低。同样，越是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明显或有所降低的企业越倾向在环境治理上提高投入。表5显示，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和有所降低的企业中，治污投入在50万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27.49%和28.97%，远高于认为办事成本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的比例（分别为20.98%和24.24%）。治污投入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17.76%的企业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50.66%的企业认为有所降低，共占68.42%。这说明，营商环境建设、简政放权等措施有效得降低了企业的审批、注册等办事成本。
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税费成本没有变化或有所提高，企业对税费成本变化的感知略有分歧（表6）。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的企业中，34.42%的企业认为税费成本没有变化，28.49%认为有所上涨。治污投入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则有31.58%的企业认为税费成本有所降低，31.58%的企业认为没有变化，29.61%的企业认为有所上涨。认为税费成本明显降低或有所降低的企业中，70%～80%的企业的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认为税费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中，则分别有73.79%和76.47%的企业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那些感觉税费成本升高的企业，治污的成本也是偏高。
与税费成本相比，企业更明显感觉到了融资成本的升高（表7）。总体来说，34.16%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治污投入的差异并没有明显影响他们的态度。同样地，感觉到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治污投入也偏大，治污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占19.91%和16.76%。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下文简称CSR）定位是影响治污投入的主观因素。将实现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重要价值的企业，治污投入更高（表8）。表7显示：54.36%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是利润与社会责任并重型。但是那些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一定社会责任的企业，治污投入高于50万元的占比更高。纯利润导向的企业定位，84.06%的企业治污投入都低于50万元。治污投入高于200万元的企业中，12.84%的企业在章程中有明确规定社会责任，59.46%的企业将盈利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责任视为企业定位。
二、环保处罚
报告把“您的企业2017年下列方面的费用有多少，因环境问题受到的罚款多少万元”作为主要因变量，进一步分析环保处罚的力度以及哪些企业容易遭受环保处罚。
报告比较环境罚款与其他类型罚款的覆盖面和程度。表9显示，相比税收和产品、服务的罚款，针对环境问题的罚款额度最小，但是覆盖面较大，2.62%的企业遭受了环境罚款，仅低于针对产品和服务的罚款覆盖面。从罚款额度来看，税收的罚款额度最高，处罚程度最严厉，均值达到26.972万元，最大达到10亿元。其次是对产品、服务的罚款，均值在18.36万元，最多罚款6亿多元。而因为环境问题遭受罚款额度最高只有100万元。这说明，环保严查的罚款额度不大，主要体现在覆盖面上，3745家企业中将近100家企业受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利于减少企业遭受处罚的力度（表10）。11家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所在企业遭受10万以上环境处罚。遭受50万元以上罚款的私营企业主中，有接近40%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这说明，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更在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声誉。
從行业来看，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与建筑业遭受环境罚款的情况更为普遍（表11）。制造业中有16家企业遭受10万元到100万元的环境污染处罚，47家企业遭受10万元以下的环境罚款。制造业是受环境严查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第三产业几乎没有环境罚款的案例，基本不受影响。
三、环保压力
环保严查对企业造成的压力不仅直接来自政府对环境标准的提高和执行力度的加大，也来自与企业经营中市场同行、消费者、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为叙述方便，报告将五种压力类型概括为政府压力、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与利润压力。总体来看，2017年私营企业受到的各方压力都有所增加（表12）。来自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尤其明显。30.92%的私营企业主感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明显增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和企业的环境压力感知差异，报告对该题的选项重新做了编码，按照没有压力1分、压力变小2分、没有变化3分、压力有所增大4分、压力明显增大5分排列，选项越高表示压力越大。同时，为了方便呈现和比较，报告按照企业的类型求取分组的压力平均数（1～5），平均数越高表示此组的环境压力指数越高。借助这个方法，报告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企业与企业环境压力感知之间的关系。
表13显示，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对环境压力的感知更为明显。政府压力方面，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感受的政府压力均值为3.96，而没有这两个身份的只有3.79。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方面，有两个身份的比没有身份的压力分别高0.38、0.33、0.32和0.30。但是，相比其他压力，政府压力是环保压力最大的来源渠道，其次就是利润的挤压。
不同行业的环境成本不同，环保严查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报告发现，第三产业的环境压力呈现明显差异，第二产业的各种环保压力都非常大（表14）。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均值达到4.09（最高5），这对我国目前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形成较大影响。第一产业多数分布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薄弱，社会关系浓厚，因此遭受到的社群压力最大，为3.81。
大型企业的社会压力大，小型企业的市场压力大。百亿以上企业的环保压力更多来自政府和社群的环保要求。而1亿到100亿之间规模的企业则主要受到市场消费者、同行行动和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压力来源的形态有所不同（表15）。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越大，越需要回应政府和周边社区、群众的要求。 四、环保压力与企业发展
企业的环境压力会不会倒逼企业转型、影响企业的经营策略，也是报告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报告把环保压力作为主要自变量，因为企业切实感受到的来自各方的环保压力是推动企业转变经营和发展策略的最终动力。本次问卷涉及“政府环保风暴、检查”“周边社区、群众环保要求”“消费者环保意识”“同行企业改进环保的行动”以及“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等5种环保压力来源，明确将市场完善、社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不同环保压力来源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环保压力类型与企业经营策略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分组平均数的影响，报告对投资额度进行了缩尾处理（l%）。
（一）环保压力与企业投资倾向
感受到环保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国内新增投资额度越高（表16），且不论环境压力是何种类型都是如此。其中，来自政府环保检查的压力更明显地推动了企业新增投资额的上涨。
对环保压力与2018年国内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报告采用了相反的分组方法（表17）。报告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的压力值：1代表没有压力，2代表压力变小，3代表没变化，4是有所增大，5为明显增大。报告计算了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五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数值越高，表明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越高。结果表明：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额会增加的企业家，反而是政府环保压力最高的群体，压力值3.90。政府压力越大，投资动力越大。社群压力则是相反的趋势，反而是那些表示2018年会减少投资的企业的社群压力最大。
受访企业的境外投资额度普遍较低。最少投资为0元，最多投资为31078万美元，均值则为21.25万美元。但是最大值比较极端，因此我们仍然采用缩尾处理，处理后的数据，最大值变为120万美元，均值仅为1.65万美元。表18是根据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得出的平均数。
对环保压力与2018年境外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报告把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的压力值。1代表没有压力，2代表压力变小，3代表没变化，4是有所增大，5为明显增大。报告计算了2018年预期境外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5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数值越高，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就越高。表19显示，会增加境外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消费者、行业和利润的更高的环保压力，压力值分别高达4.00、3.69、3.68、3.63和3.69。
（二）環境压力与企业研发投入
依靠研发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也是产业升级的最终目的。对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报告采用一系列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和平台的问题进行检验。同时，报告采用研发投入与研发占营收比来检测环保严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两个变量都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20展示了研发投入、研发占营收比，以及缩尾后的研发投入与研发/营收比的主要描述变量。2017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值是623.52万元，缩尾去掉极端值后，研发投入的均值变为335.21万元。同样，研发占营收的比重在缩尾前为4.9，缩尾去极端值后变为3.9。
对环保压力与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之间的关系，报告采用依据各种环保压力的类型和程度分组，求取相应组别企业研发费用均值的形式。表21显示，环保压力越大，企业的研发费用投资额度越高，分别为478.78万元、464.04万元、414.93万元、427.65万元以及510.65万元。同样的，越是感觉没有环保压力的企业，平均而言新增研发投入越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的营收情况，环保压力与研发关系则呈现了相反的关系（表22）。那些越是感觉环保压力变小或没有压力的企业，研发占营收的比重越大，分别占5.24%、4.11%、5.12%、5.51%和4.23%。
（三）企业定位、预期与信心
环保投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引进。报告把问卷中对企业技术来源与定位的两组题目作为因变量，检测环保严查是否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引领和自主研发的能力。问卷通过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评价从1～10进行打分的方式，测量企业家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的感知。同时要求企业家对5年后企业的业内技术定位打分。报告把1～10视为技术引领程度的连续变量，计算不同环境压力程度下企业技术引领程度的平均值，对平均值进行比较。关于环境压力对企业技术独立程度的影响，报告也采用相同的比较策略。
总体来看，越是认为政府、社群、行业和利润的环保压力变小的企业越认为自己的行业技术引领地位较高（表23）。但是，认为消费者的环保要求明显增大的企业对自己当前的业内技术引领地位更为乐观。
受访者还被要求填写他们对未来5年业内技术引领地位的判断。总体上看，所有企业对未来自己企业的技术地位都更为乐观，认为未来地位会有所提高（表24）。但是，感觉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变小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更为乐观。各方压力变小企业，对业内技术引领地位自评均值分别达到了7.70、7.72、7.79、7.68和7.88。
企业主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与业内技术地位评价相反（表25）。感觉到环保压力增大的企业，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自我评价更高。认为政府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自评的自主研发能力平均在6. 13分左右;认为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有所增大的，则分别为6.08、6.10、6.09和6.12。相比感觉压力没有变化、变小或者压根没有压力的企业来说，自我评价都更高。
同样的，多数企业认为未来5年自主研发能力会提升（表26）。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对未来自身的研发能力评价也更高，更加自信。这说明，对多数健康企业来说，一定程度的环保压力并不会损伤企业的积极性，反而催生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内生动力。感知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和明显增大的企业对企业未来研发能力预期会更好。越是没有环保压力的企业，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越低。 企业家所感受到的环保压力有可能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风险的感知。报告对企业家认为今后5年面临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可能性，主要考察表27中9个方面的内容。报告把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评价设定为：1表示“很有可能”，2表示“教有可能”，3表示“不好说”，4表示“不太可能”，5表示“不可能”。为便于理解，报告将衡量经济与社会风险的经济陷入低迷等有关变量重新编码为“1不可能”“2不太可能”“3不好说”“4较有可能”和“5很有可能”等5个分类变量。值越大，说明对经济风险发生的预期越高。
报告对9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表27）。透过因子分析发现，上述9个内容可以拆分为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两个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为63.5%。其中变量1～5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因子，这些内容主要与市场有关，这里称为“市场经济风险”;6～9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因子，主要与政治社会有关，这里称为“政治社会风险”。
为了分析企业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我们将1-5变量合并为5～25的市场经济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4，4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792、0.820、0.768、0.732和0.793，内在一致性较好。第6-9变量合并为4～20的政治社会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8，每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 762、0.782、0.868和0.771，内在一致性也较好。
表28显示，环保压力越大的企业，越倾向认为市场经济风险会发生，市场信心越低。那些感受到环保投入对利润挤压的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对经济风险的预期最悲观，风险指数平均值达到16. 01。越感觉环保没有对企业形成压力或觉得压力变小的企业，对市场经济形势的判断越乐观。
为了与市场经济风险预期形成对比，也为了了解环保压力对企业家政治社会风险预期的影响，报告将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计算政治社会风险指数的均值，值越大，风险越高，信心越低。表29显示，感觉环保压力没有变化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最低。除此外，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或明显增大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也偏低。
五、政策建议
报告发现，环保严查的确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对私营企业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环保严查会淘汰一批老旧、盈利能力差、规模小的企业，并促使有能力的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增加研发和投资规模。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马太效应”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寡头化，不利于行业良性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企业发展的“双刃剑”。环保压力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发展的转型。但是，环保压力促使企业增加环保、研发和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市场信心的波动。三是环保监管的“一头热”。企业感受的环保压力主要来自政府环保风暴、严查。社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并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所欠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依赖环保风暴式的治理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报告认为，在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促进新时代民营企业绿色发展，要调动各方力量，构建刚柔并济的制度政策体系：一是配套融资、税费政策，扶助小微企业。要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等组织性力量，了解小微企業生存状况，借助融资和税收政策扶助有潜力的小微企业。二是配套环保咨询、指引服务，促进产业结构协调有序升级。环境成本具有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环境代价高的企业并不是都可以被代替的。部分行业的转型需要长期持续投入，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三是配套舆论引导与激励机制，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要积极倡导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建立。同时，要在行业标准中加入绿色考核，倡导绿色消费与生活理念，用行业与市场的力量约束企业行为。四是配套营商环境改善，提振企业家的市场信心。要在推动环保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稳定国内企业的市场预期。在舆论环境上，鼓励企业创新，引导企业转型，以更多的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环境影响。在制度环境上，降低企业行政管理成本，提供公平有效的市场融资、培训、财税等机会，降低企业环境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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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民营企业;环保压力;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2-0087-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包括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民营企业是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主体，民营企业家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力量。生态环境部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合作协议。研究环保严查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利器，还是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不仅具有现实价值，也具有理论意涵。环保严查效果如何，民营企业在环保治污方面投入多大、环境压力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受到的环保压力是否不同，哪些行业受影响更大，环保严查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哪些经营决策、是否推动了民营企业转型，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回答。
关于环保严查是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动能还是压力，现有研究观点不一。“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够弥补企业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与生产力[1-2]。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创新补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关系，具有“门槛效应”，“波特假说”在东部能够成立，但是在西部却难以获得支持[3]。“污染避难所”理论却认为，外商直接投入是工业污染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会降低环保标准，软化环境规制，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4-6]。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在环保严查中受到何种影响是判断我国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
报告使用2018年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根据考察问题所涉及的相关变量，报告得到3973个有效样本观察值。为了解环境严查以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状况，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设计了一组环境污染成本与压力来源的变量。本报告旨在通过调查回答如下问题：（1） 2017年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如何;（2）遭受环境处罚的力度有多大;（3）环保压力有哪些;（4）环保压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发展。
一、环保投入情况
（一）企业家与环境投入
总体上说，受访企业家的环境成本并不高，多数低于50万。超过2500家私营企业治污投入不足20万元，占企业总样本数的63%。企业的治污投入差异较大，企业最少投入1万元，最多则达250万元。这表明，只有少数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治污投入差异，报告按照企业的规模、行业、地区类型等做进一步分析。
从2017年的环境治理投入费用情况来看，73.50%的私营企业治污投入少于50万元（表1）。有3.83%的企业约152家治污投入超过200万元。投入治污费用在100万元～1200万之间的企业占13.37%。
企业家、出资人个体对私营企业的运营具有关键影响。学历、海外教育经历、政治身份等企业家经历都会影响私营企业经营策略[7]。报告重点关注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环境治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有政治身份的私营企业家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高（表2）。政治身份对企业家和其所在企业形成了影响，政治身份和政治纽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具有影响机制。
（二）企业特性与环保投入
行业属性是影响企业治污成本的重要因素（表3）。相比其他行业，制造业数量多，也是治污投入最多的产业，受环保严查的影响最明显。治污投入200万元到250万元的企业中，65.79%的企业都是制造业企业。治污投入低于50万元的制造业只占26.13%。其他治污成本较高的行业是农、林、牧、渔、采矿业以及建筑业。环境问题突出的企业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些企业能否通过技术升级、环境改善等方式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着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能否达成。
企业的资产规模是影响治污投入的重要因素（表4）。相对来说，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愿意投入的治污费用越高。治污投入高于50万元方面，资产规模为负的企业占23.89%，资产规模在0万元～100万元的企业占11.96%，资产规模在10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占22.16%，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10000万元的企业占的31.19%，资产规模在10000万元以上企业则高达42.21%。这说明治污投入较高的企業多数是千万元级企业。在所有样本中，治污投入的主力企业是千万元到亿元级企业，总共占40.96%。
（三）成本感知、社会责任认知与治污投入
企业创始人和企业本身经营内容、行业特性是制约企业投资决策的客观约束，企业家对企业的定位、经营成本的判断则是直接影响企业进一步投资方向的主观条件。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问卷中有一组询问企业家对成本变化总体趋势的问题。报告重点考察政府办事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与治污投入的关系。答案有“明显降低”“有所降低”“没有变化”“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5个选项。报告将治污投入划分为50万元以下、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以上5个类别，分别检验不同类别的企业成本与治污投入的关系。 政府办事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趋势（表5）。治污投入越高的企业越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有降低。同样，越是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明显或有所降低的企业越倾向在环境治理上提高投入。表5显示，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和有所降低的企业中，治污投入在50万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27.49%和28.97%，远高于认为办事成本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的比例（分别为20.98%和24.24%）。治污投入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17.76%的企业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50.66%的企业认为有所降低，共占68.42%。这说明，营商环境建设、简政放权等措施有效得降低了企业的审批、注册等办事成本。
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税费成本没有变化或有所提高，企业对税费成本变化的感知略有分歧（表6）。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的企业中，34.42%的企业认为税费成本没有变化，28.49%认为有所上涨。治污投入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则有31.58%的企业认为税费成本有所降低，31.58%的企业认为没有变化，29.61%的企业认为有所上涨。认为税费成本明显降低或有所降低的企业中，70%～80%的企业的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认为税费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中，则分别有73.79%和76.47%的企业治污成本在50万元以下。那些感觉税费成本升高的企业，治污的成本也是偏高。
与税费成本相比，企业更明显感觉到了融资成本的升高（表7）。总体来说，34.16%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治污投入的差异并没有明显影响他们的态度。同样地，感觉到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治污投入也偏大，治污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占19.91%和16.76%。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下文简称CSR）定位是影响治污投入的主观因素。将实现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重要价值的企业，治污投入更高（表8）。表7显示：54.36%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是利润与社会责任并重型。但是那些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一定社会责任的企业，治污投入高于50万元的占比更高。纯利润导向的企业定位，84.06%的企业治污投入都低于50万元。治污投入高于200万元的企业中，12.84%的企业在章程中有明确规定社会责任，59.46%的企业将盈利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责任视为企业定位。
二、环保处罚
报告把“您的企业2017年下列方面的费用有多少，因环境问题受到的罚款多少万元”作为主要因变量，进一步分析环保处罚的力度以及哪些企业容易遭受环保处罚。
报告比较环境罚款与其他类型罚款的覆盖面和程度。表9显示，相比税收和产品、服务的罚款，针对环境问题的罚款额度最小，但是覆盖面较大，2.62%的企业遭受了环境罚款，仅低于针对产品和服务的罚款覆盖面。从罚款额度来看，税收的罚款额度最高，处罚程度最严厉，均值达到26.972万元，最大达到10亿元。其次是对产品、服务的罚款，均值在18.36万元，最多罚款6亿多元。而因为环境问题遭受罚款额度最高只有100万元。这说明，环保严查的罚款额度不大，主要体现在覆盖面上，3745家企业中将近100家企业受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利于减少企业遭受处罚的力度（表10）。11家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所在企业遭受10万以上环境处罚。遭受50万元以上罚款的私营企业主中，有接近40%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这说明，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更在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声誉。
從行业来看，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与建筑业遭受环境罚款的情况更为普遍（表11）。制造业中有16家企业遭受10万元到100万元的环境污染处罚，47家企业遭受10万元以下的环境罚款。制造业是受环境严查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第三产业几乎没有环境罚款的案例，基本不受影响。
三、环保压力
环保严查对企业造成的压力不仅直接来自政府对环境标准的提高和执行力度的加大，也来自与企业经营中市场同行、消费者、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为叙述方便，报告将五种压力类型概括为政府压力、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与利润压力。总体来看，2017年私营企业受到的各方压力都有所增加（表12）。来自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尤其明显。30.92%的私营企业主感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明显增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和企业的环境压力感知差异，报告对该题的选项重新做了编码，按照没有压力1分、压力变小2分、没有变化3分、压力有所增大4分、压力明显增大5分排列，选项越高表示压力越大。同时，为了方便呈现和比较，报告按照企业的类型求取分组的压力平均数（1～5），平均数越高表示此组的环境压力指数越高。借助这个方法，报告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企业与企业环境压力感知之间的关系。
表13显示，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对环境压力的感知更为明显。政府压力方面，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感受的政府压力均值为3.96，而没有这两个身份的只有3.79。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方面，有两个身份的比没有身份的压力分别高0.38、0.33、0.32和0.30。但是，相比其他压力，政府压力是环保压力最大的来源渠道，其次就是利润的挤压。
不同行业的环境成本不同，环保严查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报告发现，第三产业的环境压力呈现明显差异，第二产业的各种环保压力都非常大（表14）。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均值达到4.09（最高5），这对我国目前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形成较大影响。第一产业多数分布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薄弱，社会关系浓厚，因此遭受到的社群压力最大，为3.81。
大型企业的社会压力大，小型企业的市场压力大。百亿以上企业的环保压力更多来自政府和社群的环保要求。而1亿到100亿之间规模的企业则主要受到市场消费者、同行行动和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压力来源的形态有所不同（表15）。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越大，越需要回应政府和周边社区、群众的要求。 四、环保压力与企业发展
企业的环境压力会不会倒逼企业转型、影响企业的经营策略，也是报告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报告把环保压力作为主要自变量，因为企业切实感受到的来自各方的环保压力是推动企业转变经营和发展策略的最终动力。本次问卷涉及“政府环保风暴、检查”“周边社区、群众环保要求”“消费者环保意识”“同行企业改进环保的行动”以及“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等5种环保压力来源，明确将市场完善、社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不同环保压力来源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环保压力类型与企业经营策略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分组平均数的影响，报告对投资额度进行了缩尾处理（l%）。
（一）环保压力与企业投资倾向
感受到环保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国内新增投资额度越高（表16），且不论环境压力是何种类型都是如此。其中，来自政府环保检查的压力更明显地推动了企业新增投资额的上涨。
对环保压力与2018年国内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报告采用了相反的分组方法（表17）。报告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的压力值：1代表没有压力，2代表压力变小，3代表没变化，4是有所增大，5为明显增大。报告计算了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五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数值越高，表明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越高。结果表明：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额会增加的企业家，反而是政府环保压力最高的群体，压力值3.90。政府压力越大，投资动力越大。社群压力则是相反的趋势，反而是那些表示2018年会减少投资的企业的社群压力最大。
受访企业的境外投资额度普遍较低。最少投资为0元，最多投资为31078万美元，均值则为21.25万美元。但是最大值比较极端，因此我们仍然采用缩尾处理，处理后的数据，最大值变为120万美元，均值仅为1.65万美元。表18是根据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得出的平均数。
对环保压力与2018年境外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报告把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的压力值。1代表没有压力，2代表压力变小，3代表没变化，4是有所增大，5为明显增大。报告计算了2018年预期境外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5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数值越高，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就越高。表19显示，会增加境外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消费者、行业和利润的更高的环保压力，压力值分别高达4.00、3.69、3.68、3.63和3.69。
（二）環境压力与企业研发投入
依靠研发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也是产业升级的最终目的。对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报告采用一系列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和平台的问题进行检验。同时，报告采用研发投入与研发占营收比来检测环保严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两个变量都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20展示了研发投入、研发占营收比，以及缩尾后的研发投入与研发/营收比的主要描述变量。2017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值是623.52万元，缩尾去掉极端值后，研发投入的均值变为335.21万元。同样，研发占营收的比重在缩尾前为4.9，缩尾去极端值后变为3.9。
对环保压力与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之间的关系，报告采用依据各种环保压力的类型和程度分组，求取相应组别企业研发费用均值的形式。表21显示，环保压力越大，企业的研发费用投资额度越高，分别为478.78万元、464.04万元、414.93万元、427.65万元以及510.65万元。同样的，越是感觉没有环保压力的企业，平均而言新增研发投入越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的营收情况，环保压力与研发关系则呈现了相反的关系（表22）。那些越是感觉环保压力变小或没有压力的企业，研发占营收的比重越大，分别占5.24%、4.11%、5.12%、5.51%和4.23%。
（三）企业定位、预期与信心
环保投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引进。报告把问卷中对企业技术来源与定位的两组题目作为因变量，检测环保严查是否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引领和自主研发的能力。问卷通过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评价从1～10进行打分的方式，测量企业家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的感知。同时要求企业家对5年后企业的业内技术定位打分。报告把1～10视为技术引领程度的连续变量，计算不同环境压力程度下企业技术引领程度的平均值，对平均值进行比较。关于环境压力对企业技术独立程度的影响，报告也采用相同的比较策略。
总体来看，越是认为政府、社群、行业和利润的环保压力变小的企业越认为自己的行业技术引领地位较高（表23）。但是，认为消费者的环保要求明显增大的企业对自己当前的业内技术引领地位更为乐观。
受访者还被要求填写他们对未来5年业内技术引领地位的判断。总体上看，所有企业对未来自己企业的技术地位都更为乐观，认为未来地位会有所提高（表24）。但是，感觉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变小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更为乐观。各方压力变小企业，对业内技术引领地位自评均值分别达到了7.70、7.72、7.79、7.68和7.88。
企业主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与业内技术地位评价相反（表25）。感觉到环保压力增大的企业，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自我评价更高。认为政府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自评的自主研发能力平均在6. 13分左右;认为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有所增大的，则分别为6.08、6.10、6.09和6.12。相比感觉压力没有变化、变小或者压根没有压力的企业来说，自我评价都更高。
同样的，多数企业认为未来5年自主研发能力会提升（表26）。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对未来自身的研发能力评价也更高，更加自信。这说明，对多数健康企业来说，一定程度的环保压力并不会损伤企业的积极性，反而催生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内生动力。感知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和明显增大的企业对企业未来研发能力预期会更好。越是没有环保压力的企业，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越低。 企业家所感受到的环保压力有可能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风险的感知。报告对企业家认为今后5年面临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可能性，主要考察表27中9个方面的内容。报告把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评价设定为：1表示“很有可能”，2表示“教有可能”，3表示“不好说”，4表示“不太可能”，5表示“不可能”。为便于理解，报告将衡量经济与社会风险的经济陷入低迷等有关变量重新编码为“1不可能”“2不太可能”“3不好说”“4较有可能”和“5很有可能”等5个分类变量。值越大，说明对经济风险发生的预期越高。
报告对9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表27）。透过因子分析发现，上述9个内容可以拆分为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两个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为63.5%。其中变量1～5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因子，这些内容主要与市场有关，这里称为“市场经济风险”;6～9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因子，主要与政治社会有关，这里称为“政治社会风险”。
为了分析企业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我们将1-5变量合并为5～25的市场经济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4，4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792、0.820、0.768、0.732和0.793，内在一致性较好。第6-9变量合并为4～20的政治社会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8，每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 762、0.782、0.868和0.771，内在一致性也较好。
表28显示，环保压力越大的企业，越倾向认为市场经济风险会发生，市场信心越低。那些感受到环保投入对利润挤压的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对经济风险的预期最悲观，风险指数平均值达到16. 01。越感觉环保没有对企业形成压力或觉得压力变小的企业，对市场经济形势的判断越乐观。
为了与市场经济风险预期形成对比，也为了了解环保压力对企业家政治社会风险预期的影响，报告将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计算政治社会风险指数的均值，值越大，风险越高，信心越低。表29显示，感觉环保压力没有变化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最低。除此外，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或明显增大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也偏低。
五、政策建议
报告发现，环保严查的确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对私营企业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环保严查会淘汰一批老旧、盈利能力差、规模小的企业，并促使有能力的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增加研发和投资规模。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马太效应”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寡头化，不利于行业良性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企业发展的“双刃剑”。环保压力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发展的转型。但是，环保压力促使企业增加环保、研发和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市场信心的波动。三是环保监管的“一头热”。企业感受的环保压力主要来自政府环保风暴、严查。社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并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所欠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依赖环保风暴式的治理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报告认为，在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促进新时代民营企业绿色发展，要调动各方力量，构建刚柔并济的制度政策体系：一是配套融资、税费政策，扶助小微企业。要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等组织性力量，了解小微企業生存状况，借助融资和税收政策扶助有潜力的小微企业。二是配套环保咨询、指引服务，促进产业结构协调有序升级。环境成本具有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环境代价高的企业并不是都可以被代替的。部分行业的转型需要长期持续投入，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三是配套舆论引导与激励机制，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要积极倡导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建立。同时，要在行业标准中加入绿色考核，倡导绿色消费与生活理念，用行业与市场的力量约束企业行为。四是配套营商环境改善，提振企业家的市场信心。要在推动环保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稳定国内企业的市场预期。在舆论环境上，鼓励企业创新，引导企业转型，以更多的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环境影响。在制度环境上，降低企业行政管理成本，提供公平有效的市场融资、培训、财税等机会，降低企业环境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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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