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元端先生生于1933年，是晚清洋务大臣盛宣怀的外孙。母亲盛爱颐，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女儿，人称盛七小姐，父亲庄铸九，是盛宣怀妻子庄夫人的内侄，也是武进（今常州）的名门望族。庄元端先生长居美国，作为盛宣怀家族的后人，他跌宕人生出乎一般人的想象。庄元端先生没有子女，在安徽劳改时，母亲曾给他在上海找了个女孩，到安徽和他结婚，一起生活了八年，后因病去世。庄元端先生1981年到美国，生活宽裕，很早就买了凯迪拉克汽车，也经常借钱给朋友，他的老板也向他借过钱，就是未碰到心仪女子，单身至今。
　　本文为庄先生的口述记录，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个人生存标本，然而却是当时大家族后裔的一种普遍状态，这样的人生记录有典型意义。
　　一、父母都是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世家子弟
　　我并不清楚有关我父母亲的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生出来。父亲庄家和母亲盛家是亲戚关系，但确实如外面所传言的，因为宋子文的关系所以我母亲结婚晚了。我母亲1933年生我，时年33岁，那时候算很晚了。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三岁，他们是亲戚，从小认得的。他们当时常在老公馆一起玩。我出生的时候，老公馆已经没有了，变成新成游泳池，南面是南京西路，北面是凤阳路，西面是现在的泰兴路，对面是斜桥总会。我父亲庄铸九是有点艺术气质的人，他是梅兰芳的京剧票友，最喜欢的剧目是《四郎探母》。我母亲欢喜弹词，我也不懂，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听上去是一样的。我是喜欢洋的，西洋音乐。
　　二、短暂的求学经历，被扣上右派帽子
　　我正式去学堂读书是五年级下半学期了，上了3个学期就毕业了。没去学堂之前，我母亲请了人在家里教我。因为去小学堂前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我在小学堂小便都不知道分男厕所女厕所。小学一毕业日本人就投降了。初中，我读位育中学，我读得非常好，竟然留级。因为两个学期只上了没几天课，一直在生病。后来读世界中学，李石曾办的，说读得好可以直升世界大学。我只听说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没有听说过世界大学，后来得知在日内瓦。初中毕业，快要解放，我在圣约翰附中读了半年，美国人回去了，学校没有了，我就不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在上钢三厂工作，地址在浦东南码头附近，原江南造船厂对面，现在已经拆掉了，我是厂基建科的技术员。1958年大炼钢铁时有句口号叫“钢铁大增长”，要求1958年全国钢铁产量翻一番，当时全中国年产钢铁535万吨，那么就等于1958年的指标是1千多万吨，算下来每天应该是3万吨左右，但因为完不成，就只能是脱期、脱期再脱期。第三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国家的主要工业指标要超英赶美，我当时就问：1970年我们国家超过英国，是超过什么时候的英国？是超过70年前的英国还是今年的英国？今年的英国数据我们是有的，70年前英国的数据谁也不知道，因为英国不是苏联，没有五年计划，所以我们不知道。我问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人告诉我标准答案。当时的回答就是：你这是反动言论。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的最大一个问题，另外，我还有不少小问题。我从小欢喜汽车，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下压着好多我画的汽车图样，别人看到都说这汽车好，一定是苏联造的。我说不是苏联的，是美国货，1938年的美国汽车，比苏联汽车好。这句话出口，又成为反动言论。大家知道，右派是有指标的，我就这样成为上钢三厂5个右派之一。5个右派中，两个劳教，我是其中一个，算比较严重的。主要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后来就到了安徽，一待就是21年。
　　三、用榔头和扳頭在劳改队里造汽车
　　上海人只知道安徽有个白茅岭劳改农场，因为白茅岭虽然在安徽，但是属于上海管的，白茅岭人发的是上海的布票和粮票。而我不是在白茅岭，我在巢县，工作就是在山上挖石头，边上就是巢湖，当时有个流行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五湖的第五个湖也是最小的一个湖就是巢湖，我就在这个五湖之一的巢湖边上。巢县劳改队有技术劳改犯，我没有报名，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把我安排成劳改犯当中的技术员。不久，又搬到合肥，正式开始接触汽车。
　　我从小就欢喜汽车，小时候家里汽车多，我人太小，还不能开，只能在家里的司机边上捣乱，等到长大些能开的时候，家中却已经没有汽车了。当时我在劳改队的绘图室（其实就是技术科），领导来问大家：是否可以造个汽车轿子？意思是给汽车安个外壳。有一个上海客车厂的劳改犯，他当时在厂里不是一把手就是二把手，被打成右派后，也被发配到巢县，他就把当时上海公共汽车的式样搬过来用了，效果还不错。后来从长春汽车厂运来散装车的零件，在合肥我们的劳改队组装，一百辆汽车零件进来，一百辆公共汽车出去，供应安徽全省的公共汽车。还有多，就卖到全国各地去了。我们当时叫巢湖汽车配件厂，后来改名江淮汽车制造厂，就是现在的上市公司江淮集团的前身。谁会想到一个劳改队的汽车配件厂，竟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呢？
　　劳改队有三个技术员，我是其中一个。当时大跃进，全国都在造汽车，大的像解放牌，小的像南京的跃进，全是苏联人的式样，当时认为苏联东西都是先进的。后来汽车式样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我设计的。卡车大梁最重要，国家有规定，鞍钢出品，南京跃进牌卡车两吨半，我设计的是三吨和三吨半，都是平头卡车，省下车头长出的一截。领导说不行，要撞死人的。我说开卡车不是撞卡车。我又说，十年以后，你也没死，我也没死，看马路上的卡车，短头的百分之几，长头的百分之几。他们不相信，现在长头卡车早已淘汰了。劳改队没有投资，没有人力，我们劳改犯，就是工具，就是榔头或扳头，但卡车就这样造出来了。当时，马路上都是这种车子，后来国家投资了，我也走了。我大学没有读过，只是中专生，但卡车被我造出来了。
　　四、绅士装扮满口英语签证一次通过
　　劳改结束，我回上海，1981年就去了美国。我知道美国领事馆每天批2到3人的签证，而我一次通过。那天去美国领事馆，见那里有三个签证窗口，其中一个是中国女人，但是ABC，不会讲中文；另一个是白种男人，他中文讲得比我好。我不知为何到了中国女人的窗口，我也胆子大，和她直接用英文讲：我30年没有和美国人讲过话了，sorry。她就说：没关系。边上有个翻译，我知道是便衣，心想，我若哪里讲得不好说不定又要去安徽了。开始叫我名字，后来就叫我Mr.Zhuang，说我通过了，要我付12元人民币。我心想，就是要我付1000元我也付。后来人家讲，一个是能直接和他们说英文的人很少，另外流氓阿飞样子的人家也不要。我当时戴着黑边眼镜，穿深黑呢中山装，脚踏锃亮的黑皮鞋，标准的知识分子样子，就OK了。还有，外国人看面孔的，有种国际面孔，外国人能接受，有种中国面孔，外国人就不接受。看来我算外国面孔。
　　我一个人生活在美国，但经常会回国看看，毕竟，我的根在中国。
　　（整理者为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