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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往往是某种人物性格的代称：曹操是狡诈的典型，诸葛亮乃智慧的化身，说起忠义就提关羽，谈到勇猛就想起张飞……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早就成了通用的词汇，人们习惯于用他们来比附和品评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上，注重借鉴传统戏剧与史传文学的技巧，呈现出脸谱化和程序化的特点，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人物形象“脸谱化”
《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大都个性鲜明，恰如京剧中的脸谱，单看那张脸就知道他的性格特征。“……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也如歌曲所唱，三国人物形象性格较为单一。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被极力渲染，其他方面却被有意淡化。这些艺术形象也许偏离他们历史本来面目，却已根深蒂固地活在大众心中。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三国志》中，陈寿称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在大家眼中，他却是一个千古“奸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着意塑造的结果。浓墨重彩地突出其性格 “奸诈”的一面，对其“英雄”行径则轻描淡写。曹操行刺董卓，本是尽显英雄本色的壮举。小说对他使计支开吕布，被董卓察觉后假称献刀，从容应对的过程详加描述，凸显了曹操“多机变”的性格特征，少见其英雄气概。官渡之战中，曹操故友许攸前来投奔，知他军粮已尽，故意问道：
“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面对前来投奔的老朋友，曹操“跣足出迎”“携手共入”，一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样子。一旦涉及军情，就不吐半句实言。军粮已尽，仍称有一年之粮，面对许攸的逼问与“拂袖”，“实诉”“可支三月”。当面撒谎，面色如常，其逢场作戏与老谋深算表露无遗，许攸不得不感叹其“奸雄”面目。曹操自我解嘲后“附耳低言”，看似在向老友透露机密，可出口仍是“止有此月之粮”，老奸巨猾的形象被渲染到了极致。另一个军粮的故事，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曹操的“奸诈”。仓官王垕向曹操禀告军中断粮：
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曹操自称“有策”，但使计的对象却非敌人。为缓解缺粮危机，竟然用上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性命。尤为齿冷的是，先让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再当面强借对方人头，最后让他背上盗窃军粮的罪名而死，心狠手辣。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把曹操的“狡诈”强化到残忍的地步，其阴险毒辣的“奸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诸葛亮，更是淋漓尽致地凸显了他超凡的智慧。未出茅庐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隆中对”成为刘备争夺天下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便于博望、新野连胜两仗。尤其后来赤壁之战前前后后一连串故事，“只身入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借箭祭风”、“智算华容道”、“火烧赤壁”……在群英荟萃的三国时代，他依然光芒四射，其神机妙算的一面被渲染到了极致。还有张飞的勇猛，关公的忠义，刘备的仁厚……无不如此。
二、塑造过程的“程式化”
史传文学常是“盖棺定论”，先对传主进行历史评价，再以足够的事实加以说明。《三国演义》作为通俗小说，虽然有了更多虚构的成分，但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却明显受到史传文学人物传记手法的影响。先粗笔勾勒出人物的外貌及性格特征，借助一两个小故事加以强化，随着情节的发展，再通过事例不断进行渲染与巩固，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程式。
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一出场，他奇特的外貌就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为了突出其性格的神勇与忠义，采取了逐步渲染、不断烘托的手法。先写他的神勇。年纪轻轻就怒杀势豪，首次出战对付黄巾军，举刀就把对手“挥为两段”，给人留下初步印象。他真正亮相应是“温酒斩华雄”，对付连杀三员大将的华雄，关羽简直是轻而易举，“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充分显示了他超凡的本领。后来又有“匹马斩颜良”，河北军“波开浪裂”般的溃散，颜良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都衬托出他无人能挡的神勇。再到“杀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逐步打造出一个“战神”的形象。对于他的忠义，桃园结义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屯土山降曹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的约定，“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把“义”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为突出关公的“义”，将其置于两难境地。降曹期间，关公受到了礼遇，封官赠金，赐袍赐马；千里走单骑之时，实际也得到了曹操的关照，这份情义自是不轻。可曹操是刘备“兴复汉室”的最大障碍，不能“以私废公”；杀曹的机会更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军令状早已签下，放曹理当斩首。即使如此，他还是“拼将一死酬知己”，以义为重，知恩图报，放了曹操一马。这样的“义”，超越常理，达到极致，成功铸就了其“忠义”的形象。历来关公受到了不同阶级的共同崇敬，无论官方与民间，不分正义与邪恶，都对他敬仰有加，奉之若神。死后更被历朝历代屡次加封，祭祀他的庙宇到处都是，人们尊称他“关帝”。
刘备一出场就是“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亦有龙凤之姿，帝王之相：“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且“事母至孝”。桃园盟誓他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每到一地即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即使逃命，也不忍舍弃乡民……一桩桩事例，逐步塑造出一个宽厚仁德的理想贤君。
人物的性格本是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同的环境常有不同的表现，且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脸谱化和程式化的操作，使得人物形象性格显得较为单一，而过分的渲染甚至夸张，又容易失去生活的真实感。鲁迅先生就曾评价：“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即使如此，《三国演义》还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编辑/姚晟
一、人物形象“脸谱化”
《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大都个性鲜明，恰如京剧中的脸谱，单看那张脸就知道他的性格特征。“……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也如歌曲所唱，三国人物形象性格较为单一。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被极力渲染，其他方面却被有意淡化。这些艺术形象也许偏离他们历史本来面目，却已根深蒂固地活在大众心中。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三国志》中，陈寿称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在大家眼中，他却是一个千古“奸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着意塑造的结果。浓墨重彩地突出其性格 “奸诈”的一面，对其“英雄”行径则轻描淡写。曹操行刺董卓，本是尽显英雄本色的壮举。小说对他使计支开吕布，被董卓察觉后假称献刀，从容应对的过程详加描述，凸显了曹操“多机变”的性格特征，少见其英雄气概。官渡之战中，曹操故友许攸前来投奔，知他军粮已尽，故意问道：
“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面对前来投奔的老朋友，曹操“跣足出迎”“携手共入”，一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样子。一旦涉及军情，就不吐半句实言。军粮已尽，仍称有一年之粮，面对许攸的逼问与“拂袖”，“实诉”“可支三月”。当面撒谎，面色如常，其逢场作戏与老谋深算表露无遗，许攸不得不感叹其“奸雄”面目。曹操自我解嘲后“附耳低言”，看似在向老友透露机密，可出口仍是“止有此月之粮”，老奸巨猾的形象被渲染到了极致。另一个军粮的故事，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曹操的“奸诈”。仓官王垕向曹操禀告军中断粮：
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曹操自称“有策”，但使计的对象却非敌人。为缓解缺粮危机，竟然用上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性命。尤为齿冷的是，先让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再当面强借对方人头，最后让他背上盗窃军粮的罪名而死，心狠手辣。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把曹操的“狡诈”强化到残忍的地步，其阴险毒辣的“奸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诸葛亮，更是淋漓尽致地凸显了他超凡的智慧。未出茅庐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隆中对”成为刘备争夺天下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便于博望、新野连胜两仗。尤其后来赤壁之战前前后后一连串故事，“只身入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借箭祭风”、“智算华容道”、“火烧赤壁”……在群英荟萃的三国时代，他依然光芒四射，其神机妙算的一面被渲染到了极致。还有张飞的勇猛，关公的忠义，刘备的仁厚……无不如此。
二、塑造过程的“程式化”
史传文学常是“盖棺定论”，先对传主进行历史评价，再以足够的事实加以说明。《三国演义》作为通俗小说，虽然有了更多虚构的成分，但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却明显受到史传文学人物传记手法的影响。先粗笔勾勒出人物的外貌及性格特征，借助一两个小故事加以强化，随着情节的发展，再通过事例不断进行渲染与巩固，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程式。
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一出场，他奇特的外貌就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为了突出其性格的神勇与忠义，采取了逐步渲染、不断烘托的手法。先写他的神勇。年纪轻轻就怒杀势豪，首次出战对付黄巾军，举刀就把对手“挥为两段”，给人留下初步印象。他真正亮相应是“温酒斩华雄”，对付连杀三员大将的华雄，关羽简直是轻而易举，“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充分显示了他超凡的本领。后来又有“匹马斩颜良”，河北军“波开浪裂”般的溃散，颜良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都衬托出他无人能挡的神勇。再到“杀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逐步打造出一个“战神”的形象。对于他的忠义，桃园结义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屯土山降曹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的约定，“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把“义”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为突出关公的“义”，将其置于两难境地。降曹期间，关公受到了礼遇，封官赠金，赐袍赐马；千里走单骑之时，实际也得到了曹操的关照，这份情义自是不轻。可曹操是刘备“兴复汉室”的最大障碍，不能“以私废公”；杀曹的机会更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军令状早已签下，放曹理当斩首。即使如此，他还是“拼将一死酬知己”，以义为重，知恩图报，放了曹操一马。这样的“义”，超越常理，达到极致，成功铸就了其“忠义”的形象。历来关公受到了不同阶级的共同崇敬，无论官方与民间，不分正义与邪恶，都对他敬仰有加，奉之若神。死后更被历朝历代屡次加封，祭祀他的庙宇到处都是，人们尊称他“关帝”。
刘备一出场就是“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亦有龙凤之姿，帝王之相：“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且“事母至孝”。桃园盟誓他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每到一地即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即使逃命，也不忍舍弃乡民……一桩桩事例，逐步塑造出一个宽厚仁德的理想贤君。
人物的性格本是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同的环境常有不同的表现，且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脸谱化和程式化的操作，使得人物形象性格显得较为单一，而过分的渲染甚至夸张，又容易失去生活的真实感。鲁迅先生就曾评价：“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即使如此，《三国演义》还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