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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学者吴文藻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社区是观察和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在此，本文通过对社区一词追根溯源的概念解析，分析中国社区的特点，并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历史进行简略回顾，分析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发展前景。通过对社区理论的梳理和分析，认为提升社区的精神内涵-------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社区治理需要结合本土特点，在管理过程中兼顾地方性知识和现代管理技术这两个方面，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认同感;社会团结;社区发展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滕尼斯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Gemeinschaft即为社区或共同体）在滕尼斯的这本著作中，他用二分法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类型。他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体，社会是思想的机械的形态，是一种机械聚合的人工制品。前者是自然形成，以整体为本，后者是有目的的个人的联合，以个人为本。它们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理想类型。
该书共三卷，第一卷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分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和社会的理论两章。第二卷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分为人的意志的形式，对立的阐释和经验的意义三章。第三卷为自然法的社会学的根据，分为定义和命题，法中的自然之物以及被约束的意志形式（公团和国家）三章。
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其中最强有力的三种原始关系方式是，第一，通过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关系，第二，通过丈夫和妻子作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从天然的动物的意义来理解），第三，通过作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血缘共同体。在任何一种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不同产生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同时也产生着威严。
一、社区与社会团结类型
作为古典类型学上的分析，涂尔干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基于传统社区的机械团结和基于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从功能出发，通过人类社会法律的变化阐释了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与滕尼斯不同，涂尔干反对把不同社会排列在一个进化的直线上，他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划分出不同的时期。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上，集体意识支配人的行动，个性被淹没。[1]这点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极为相似。机械团结是古代社会的特征，这时候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个性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人人有别并且相互依赖，即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分化。现代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社会分工是其基础。而滕尼斯则以选择意志为基础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
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则认为社区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有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第三，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在一个社区中，一定的人口，固定的区域，以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三个要素，认同感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对所在社区有认同感时，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联系，社区即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
二、中国的社区研究史
中国的社区研究源于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中文的“社区”一词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费孝通为首的一批燕京大學社会学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意愿首创的。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帕克写的一篇论文中有一句“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在译成中文时卡住了学生，他们挖空心思地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把 “society”译为社会。中国的社区研究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影响，起初都是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等都集中研究农村社区，他们试图从村落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寻求重建国家的路径。
三、社区认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我国的社区建设可以追溯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由街道办事处直接管理城市居民委员会，单位制在社区中占主导地位，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90年代初期，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建设兴起，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商业性城市社区迅速发展，人们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迁，上海市委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的要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社区为基本网格，以信息化为支撑，合理配置和整合行政、社会资源，实现网格内各类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保障有力的管理方式。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棋盘，划分出若干个网格，分别建立功能齐全、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管理服务全覆盖。[2]
总体来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具有社会资源整合和调整的精细化管理，政府的服务型管理，居民参与的动态化管理和技术运用的信息化管理特征。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应用较为成熟，而在二三线城市中却存在诸多障碍，学者孙立平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是困扰我国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具体的应用和操作，社区网格化服务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已经试点和应用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仍然存在着技术管理人员缺乏，服务范围过小，管理价值最大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操作困境。而在即将推广的地区，网格化服务还需要一个适应期，如何与当地的文化，经济，管理制度相适应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结合并利用地方性知识，获得人们对新的社区组织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是目前需要探索的。
注释：
[1]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三联书店，2008.
[2]宣国祥.促进资源整合——诸暨市围绕“三化”探索社区网格化管理〔J〕.今日中国论坛， 2007.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认同感;社会团结;社区发展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滕尼斯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Gemeinschaft即为社区或共同体）在滕尼斯的这本著作中，他用二分法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类型。他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体，社会是思想的机械的形态，是一种机械聚合的人工制品。前者是自然形成，以整体为本，后者是有目的的个人的联合，以个人为本。它们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理想类型。
该书共三卷，第一卷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分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和社会的理论两章。第二卷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分为人的意志的形式，对立的阐释和经验的意义三章。第三卷为自然法的社会学的根据，分为定义和命题，法中的自然之物以及被约束的意志形式（公团和国家）三章。
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其中最强有力的三种原始关系方式是，第一，通过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关系，第二，通过丈夫和妻子作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从天然的动物的意义来理解），第三，通过作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血缘共同体。在任何一种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不同产生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同时也产生着威严。
一、社区与社会团结类型
作为古典类型学上的分析，涂尔干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基于传统社区的机械团结和基于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从功能出发，通过人类社会法律的变化阐释了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与滕尼斯不同，涂尔干反对把不同社会排列在一个进化的直线上，他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划分出不同的时期。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上，集体意识支配人的行动，个性被淹没。[1]这点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极为相似。机械团结是古代社会的特征，这时候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个性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人人有别并且相互依赖，即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分化。现代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社会分工是其基础。而滕尼斯则以选择意志为基础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
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则认为社区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有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第三，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在一个社区中，一定的人口，固定的区域，以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三个要素，认同感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对所在社区有认同感时，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联系，社区即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
二、中国的社区研究史
中国的社区研究源于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中文的“社区”一词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费孝通为首的一批燕京大學社会学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意愿首创的。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帕克写的一篇论文中有一句“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在译成中文时卡住了学生，他们挖空心思地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把 “society”译为社会。中国的社区研究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影响，起初都是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等都集中研究农村社区，他们试图从村落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寻求重建国家的路径。
三、社区认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我国的社区建设可以追溯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由街道办事处直接管理城市居民委员会，单位制在社区中占主导地位，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90年代初期，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建设兴起，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商业性城市社区迅速发展，人们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迁，上海市委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的要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社区为基本网格，以信息化为支撑，合理配置和整合行政、社会资源，实现网格内各类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保障有力的管理方式。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棋盘，划分出若干个网格，分别建立功能齐全、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管理服务全覆盖。[2]
总体来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具有社会资源整合和调整的精细化管理，政府的服务型管理，居民参与的动态化管理和技术运用的信息化管理特征。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应用较为成熟，而在二三线城市中却存在诸多障碍，学者孙立平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是困扰我国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具体的应用和操作，社区网格化服务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已经试点和应用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仍然存在着技术管理人员缺乏，服务范围过小，管理价值最大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操作困境。而在即将推广的地区，网格化服务还需要一个适应期，如何与当地的文化，经济，管理制度相适应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结合并利用地方性知识，获得人们对新的社区组织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是目前需要探索的。
注释：
[1]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三联书店，2008.
[2]宣国祥.促进资源整合——诸暨市围绕“三化”探索社区网格化管理〔J〕.今日中国论坛，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