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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
当前，次级债已成上市银行再融资的普遍选择。据统计，2011年以来已有14家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发行总量达到2076.5亿元，比去年增长125%。
点评：目前银行间流动性相对紧张，导致银行资金成本大增，发行次级债的成本水涨船高，多家银行次级债票面年利率均超5%。此时银行却选择大规模发行次级债融资，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导致其资本消耗急剧加快，但经营利润增速又明显滞后于风险资产规模的增速，再加上资本监管越来越严，商业银行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满足监管的要求，只能把目光转向债券市场发行次级债。
但上市银行要从长远发展的话，还需多策并举，尽快走出“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次级债等再融资”的怪圈，减弱再融资的“磁力”。参照国际经验，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次级债融资的目的单一，只考虑将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金的工具，忽视了次级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效用。要知道，次级债作为一种长期资金对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效用是很大的。商业银行理应充分利用次级债发行带来的缓冲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应更注重内源融资的作用，即银行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等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减少银行的现金流出挖掘内部资金潜力，提高内部资金使用效率。
上市银行不可能无休止地通过市场融资，出路就在于创造条件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让银行信贷资产流动和变现。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既可创造投资工具，又可创造金融产品，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11年8月，国务院已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扩大试点。
目前，银行再融资看似为了达到监管标准，实现稳健经营，本质上却暴露出转型滞后、盈利模式单一的软肋。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都是以公司业务为主，盈利模式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存贷利差和大客户基础之上。这种经营模式不改，银行的再融资将没完没了。所以，银行经营战略应尽快由“红海”转向“蓝海”，大力开展多元化的低资本需求业务。当银行从资本消耗型逐步转变为资本节约型时，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对再融资的依赖。
110.22万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显示，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2010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达110.22万元人民币。
点评：12月10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发言表示，未来的调整会将国企划分为两大类：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
公益型企业的个人收益增长明显高于社会效益。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一边是“公益型”企业效益的滑坡，一边是“公益型”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的与时俱进，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公益型企业的高管薪水考核就是和效益成反比？
公益型企业员工薪水管理问题多多，均指向“个益型”。大概是受国资委“高管年收入不能超过员工年薪的12倍”的规定影响，多家“公益型”的整体福利水平高得让普通人不敢想像，三大石油巨头之一的中海油员工年薪已经达到36.8万元。2011年5月23日，审计署发布的17个公告披露了多家央企职工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使用虚假发票分别套取资金、虚列研发费用，乱发奖金、补贴、过节费、公款交纳私人物业费等。
纵观国企腐败案，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特点凸显。“个益型”特点上升的同时，这些企业的公益型却无法显现。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1年1-9月对外捐赠情况。公告称，根据企业上报的捐赠情况，2011年1-9月有92家中央企业发生对外捐赠支出，累计支出总金额为16.9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石油约2.4亿元，中石化0.98亿元，中海油0.85亿元，三大油企共计捐赠4.23亿元。而去年全年，三桶油的对外捐赠总额为8.98亿元。
与之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让公益型企业汗颜。2011年4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家族将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价值35.5亿元。同时，2010年，曹德旺捐赠到账总额为10.28亿元。企业是不是公益型企业，不是官封或者自封的，是要看是不是给社会真正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趋势，却不能不让人警惕。
9800多户
据北京晨报报道，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洛阳等城市共清理出9800多户虚假保障住房家庭。在北京的保障房申请资格公示上，一些来自于烟草、电信等行业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为零。
点评：按照上述数据，仅北京、上海、洛阳等城市就查处清理了约有9800多户骗取保障房家庭，这个数字的确很惊人。2011年全国不过开工建设了1000万套保障房，仅以上述近1万套为例，被骗取的竟然就高达1‰！其他城市呢？全国数百个城市里面还有多少类似的“骗保”住户？而且，仅洛阳一个地级市就查处了2077户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的家庭，其“骗购”比例之大更为惊人。因此，对于这类频繁发生的“骗保”现象，绝不应掉以轻心。
骗取保障房只是一个现象，露出来的却是极为严重的公权失范的内因。据称，“有些审核人员不愿意在无人举报的情况下主动得罪人”，是导致骗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令人难以理解。明知道有人“骗”，却熟视无睹，怕得罪人。公权者或个别政府官员插手保障房牟利肥私，只能说明一些公权者德操的沦丧和公平正义的坍塌。每一套被骗的保障房背后无不意味着个别公权者的“变异”，其所暴露出来的是公权乱象和可能的腐败。
保障房关系社会公平，也直接关系政府形象。保障房被“侵吞”、骗取，折射出来的是监督乏力的社会短板，反映出来的是分配保障房程序上、结果上和分配过程中的“透明度”远远不够。近些年来屡屡发生的某地“X连号”事件，“开宝马奔驰住保障房现象”，“来自于烟草、电信等行业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为零”的怪异……足以说明漏洞之大和堵漏洞之急迫。
执行好保障房政策需要坚定决心，防止惠及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被高收入群体吞噬，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在这一点上，各级各地纷纷出台新政予以调整和加强监督，在保障资格审核标准、操作办法、监督方式和退出机制上做了更严密的设计。但在考虑政策的同时，应尽快考虑立法保障。《住房保障法》虽然自2008年11月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但迟迟未见“庐山真面目”，在保障房建设大提速的背景下，《住房保障法》的立法步伐也必须提速。只有以一个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惩处手段来震慑“骗取者”，才有可能让“骗取者”收手。
1.28亿人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就新制定的国家扶贫标准接受采访时称，据测算，到2011年年底，新标准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3.4%。
点评：当下，中国高速增长的GDP及财政收入无疑散发着诱人光泽，容易引人注目。而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和真实的农村贫困状况，亦不容回避。
11月底，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人民币提高了92%。确定扶贫标准的实质是划定贫困人口，这一标准的大幅提升，必然意味着贫困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一部分民众会重新“返贫”。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从物质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令人骄傲的成就。在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新扶贫标准出台，贫困人口数量变为1.28亿，这其实是继承了前十年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提高了国家公共服务的底线。不仅如此，此次的“增贫”，更具有某种宣誓性，因为它预示着一种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观。
在一种刻意压低的标准下让人产生“中国贫困人口很少”的印象，其实并不明智。这是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较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视而不见，是对那些贫苦群体令人无法接受的漠视，这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力增强的一种不信任和不尊重。此次中央果断提高扶贫标准，意味着在一个漂亮的数据和一个对社会真实发展面貌的判定之间，选择了后者。此点殊为可喜。
标准改变，贫困人口数量顿增，但1.28亿这一数字并不可怕，也丝毫不令人沮丧。因为这不仅没有抹杀中国消除贫困工作的卓绝努力，反而为这1.28亿个同胞提供了更乐观的前景。
6274元人民币
据媒体报道，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打印机内存条价格高达6274元人民币，而惠普（中国）公司指定经销商表示，同型号的一般内存条只要300元人民币左右，而原装同型号的内存条也只售600元人民币左右。采购单位称采购程序都是合法的，价格也是透明的。
点评：政府采购价是市场价的9倍，这让人瞠目结舌，可采购单位却说“程序合法，价格透明”。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打开中央政府采购网，发现不管查询任何商品的具体信息，都要求登录，而登录的前提是注册。但当点开“注册”网页后却发现，只有两个选项——即“采购人注册”和“供应商注册”，也就是说这两类之外的人或组织是无法注册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公开透明是政府采购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政府采购也因此被称为“阳光采购”。作为中央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一个主要窗口，中央政府采购网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按照这种要求，每个供应商及其商品报价都应是公开的，公众应该可以像浏览新闻一样任意查看政府采购网站的所有网页。
政府采购为什么总是“只买贵的不选对的”？原因无外乎操作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查处不给力等等，而这些都与“伪公开”有关，一方面，“暗箱”为黑手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暗箱”让公众的监督无法落到实处；此外，“暗箱”也让查处有了回旋的余地。事实上，“天价采购”事件大都不了了之，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政府采购的混乱局面。
所以，要实现公平公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公开。落实“阳光采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信息公开应该是基本性工作。在这方面，中央政府采购网应该率先垂范。
1元
12月8日，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处长表示，年终奖存在临界点问题。年终奖多发一元钱，个人所得税可能就要多缴一千多元钱。陆坤称，这种情况可能是税率级差造成的，但各单位财务人员先计算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点评：有人说：“个税法修正案是一个“正和博弈”，博弈的是官智与民智、官意与民意，并且最终形成博弈双方的基本共识”。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了3500元人民币，这也带动一系列欣喜的“变化”：个税免征额“量变”，个税品质“质变”；个税税率“量变”，公民权利“质变”。年终奖的“一元纠结”，说明量变与质变只是阶段性的，期待更大的“变化”。
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元化”。截至目前，个税改革锁定于免征额与税率之上，而且是“一道杠子”，缺乏灵活性。关于个税改革，有很多“金点子”。有关人士建议，建立个税自动调整法律机制，建立刚性和弹性兼具的个税法律机制，让个税起征点能够随着时代和人们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有人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最合理，不但考虑到了公民个人的利益，更考虑到了公民家庭的整体福利；还有人提议，建立人性化机制。在个税征管方式上，发达国家早已经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人性化的制度。比如说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等。下一步的个税改革应该破除“一元化”格局，踏上“多元化”征程。
225名
据媒体统计，2008年以来是A股市场富豪井喷期。在1000名上榜富豪中，有666人来自2008年以后上市的企业。统计还显示，276家创业板公司，催生出了225名亿万富豪。
点评：如果这些上市公司在催生亿万富豪的同时，能让投资者也富起来，相信多数投资者对股市这个“造富机器”会充满感恩。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造富机器”让很多限售股股东成了千万乃至亿万富豪，而另外一方面，投资者却亏损累累，投资证券市场鲜有较好的回报。换句话说，“造富机器”不能藏富于民，只是“造富”了证券市场里的少数人。
当公司高管和限售股股东把公司上市当成一种终极目标的时候，上市公司其实早已丧失了创造财富的动力。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千万富豪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件：等待限售股限售期的结束。而很多高管和限售股股东连这点耐心都没有，想方设法辞了职去兑现。如果证券市场新上市公司多数把上市当成理想实现的终点，那这样的市场，怎么能指望公司还去创新、去创造财富呢？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又怎么能不大大降低呢？
下大工夫创设创业板和中小板，原本是希望通过强化资源配置功能，催化出更多充满创新能力的伟大的公司。尽管美国股市也存在“造富机器”功能，但其多数上市公司还是集中资本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技术和业态创新，正是这样的创新精神，给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财富效应，也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了藏富于民的重要途径。与之相比，沪深市场的差距还很大。
该如何避免“造富机器”只让少数人富起来，又该如何促使沪深证券市场发挥藏富于民的功能呢？
首先需要继续改革当前的新股发行体制，避免高价、高市盈率发行。高价发行严重侵害了投资者利益，为市场积累了巨大风险。在海外成熟资本市场，其发行市盈率一般在15倍左右，与我国新股发行动辄30至40倍市盈率相比，新股发行给市场带来的风险和泡沫要小很多。
其次，股改之后，一股独大现象依然存在，不少家族控股公司存在持有股份比重过高的问题。尤其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中，父子控股、夫妻控股和兄弟控股的公司不在少数。一方面，这会造成财富向同一个家族集中；另外一方面，这也很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治理，且容易形成业绩操控和内幕交易，中小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很难获得发言权。无疑，降低新股发行市盈率、改革发行方法和给投资者更多发言权，做起来难度不小，更需要时间和配套措施。但众多投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当前，次级债已成上市银行再融资的普遍选择。据统计，2011年以来已有14家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发行总量达到2076.5亿元，比去年增长125%。
点评：目前银行间流动性相对紧张，导致银行资金成本大增，发行次级债的成本水涨船高，多家银行次级债票面年利率均超5%。此时银行却选择大规模发行次级债融资，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导致其资本消耗急剧加快，但经营利润增速又明显滞后于风险资产规模的增速，再加上资本监管越来越严，商业银行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满足监管的要求，只能把目光转向债券市场发行次级债。
但上市银行要从长远发展的话，还需多策并举，尽快走出“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次级债等再融资”的怪圈，减弱再融资的“磁力”。参照国际经验，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次级债融资的目的单一，只考虑将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金的工具，忽视了次级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效用。要知道，次级债作为一种长期资金对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效用是很大的。商业银行理应充分利用次级债发行带来的缓冲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应更注重内源融资的作用，即银行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等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减少银行的现金流出挖掘内部资金潜力，提高内部资金使用效率。
上市银行不可能无休止地通过市场融资，出路就在于创造条件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让银行信贷资产流动和变现。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既可创造投资工具，又可创造金融产品，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11年8月，国务院已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扩大试点。
目前，银行再融资看似为了达到监管标准，实现稳健经营，本质上却暴露出转型滞后、盈利模式单一的软肋。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都是以公司业务为主，盈利模式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存贷利差和大客户基础之上。这种经营模式不改，银行的再融资将没完没了。所以，银行经营战略应尽快由“红海”转向“蓝海”，大力开展多元化的低资本需求业务。当银行从资本消耗型逐步转变为资本节约型时，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对再融资的依赖。
110.22万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显示，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2010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达110.22万元人民币。
点评：12月10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发言表示，未来的调整会将国企划分为两大类：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
公益型企业的个人收益增长明显高于社会效益。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一边是“公益型”企业效益的滑坡，一边是“公益型”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的与时俱进，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公益型企业的高管薪水考核就是和效益成反比？
公益型企业员工薪水管理问题多多，均指向“个益型”。大概是受国资委“高管年收入不能超过员工年薪的12倍”的规定影响，多家“公益型”的整体福利水平高得让普通人不敢想像，三大石油巨头之一的中海油员工年薪已经达到36.8万元。2011年5月23日，审计署发布的17个公告披露了多家央企职工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使用虚假发票分别套取资金、虚列研发费用，乱发奖金、补贴、过节费、公款交纳私人物业费等。
纵观国企腐败案，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特点凸显。“个益型”特点上升的同时，这些企业的公益型却无法显现。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1年1-9月对外捐赠情况。公告称，根据企业上报的捐赠情况，2011年1-9月有92家中央企业发生对外捐赠支出，累计支出总金额为16.9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石油约2.4亿元，中石化0.98亿元，中海油0.85亿元，三大油企共计捐赠4.23亿元。而去年全年，三桶油的对外捐赠总额为8.98亿元。
与之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让公益型企业汗颜。2011年4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家族将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价值35.5亿元。同时，2010年，曹德旺捐赠到账总额为10.28亿元。企业是不是公益型企业，不是官封或者自封的，是要看是不是给社会真正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趋势，却不能不让人警惕。
9800多户
据北京晨报报道，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洛阳等城市共清理出9800多户虚假保障住房家庭。在北京的保障房申请资格公示上，一些来自于烟草、电信等行业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为零。
点评：按照上述数据，仅北京、上海、洛阳等城市就查处清理了约有9800多户骗取保障房家庭，这个数字的确很惊人。2011年全国不过开工建设了1000万套保障房，仅以上述近1万套为例，被骗取的竟然就高达1‰！其他城市呢？全国数百个城市里面还有多少类似的“骗保”住户？而且，仅洛阳一个地级市就查处了2077户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的家庭，其“骗购”比例之大更为惊人。因此，对于这类频繁发生的“骗保”现象，绝不应掉以轻心。
骗取保障房只是一个现象，露出来的却是极为严重的公权失范的内因。据称，“有些审核人员不愿意在无人举报的情况下主动得罪人”，是导致骗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令人难以理解。明知道有人“骗”，却熟视无睹，怕得罪人。公权者或个别政府官员插手保障房牟利肥私，只能说明一些公权者德操的沦丧和公平正义的坍塌。每一套被骗的保障房背后无不意味着个别公权者的“变异”，其所暴露出来的是公权乱象和可能的腐败。
保障房关系社会公平，也直接关系政府形象。保障房被“侵吞”、骗取，折射出来的是监督乏力的社会短板，反映出来的是分配保障房程序上、结果上和分配过程中的“透明度”远远不够。近些年来屡屡发生的某地“X连号”事件，“开宝马奔驰住保障房现象”，“来自于烟草、电信等行业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为零”的怪异……足以说明漏洞之大和堵漏洞之急迫。
执行好保障房政策需要坚定决心，防止惠及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被高收入群体吞噬，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在这一点上，各级各地纷纷出台新政予以调整和加强监督，在保障资格审核标准、操作办法、监督方式和退出机制上做了更严密的设计。但在考虑政策的同时，应尽快考虑立法保障。《住房保障法》虽然自2008年11月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但迟迟未见“庐山真面目”，在保障房建设大提速的背景下，《住房保障法》的立法步伐也必须提速。只有以一个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惩处手段来震慑“骗取者”，才有可能让“骗取者”收手。
1.28亿人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就新制定的国家扶贫标准接受采访时称，据测算，到2011年年底，新标准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3.4%。
点评：当下，中国高速增长的GDP及财政收入无疑散发着诱人光泽，容易引人注目。而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和真实的农村贫困状况，亦不容回避。
11月底，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人民币提高了92%。确定扶贫标准的实质是划定贫困人口，这一标准的大幅提升，必然意味着贫困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一部分民众会重新“返贫”。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从物质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令人骄傲的成就。在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新扶贫标准出台，贫困人口数量变为1.28亿，这其实是继承了前十年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提高了国家公共服务的底线。不仅如此，此次的“增贫”，更具有某种宣誓性，因为它预示着一种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观。
在一种刻意压低的标准下让人产生“中国贫困人口很少”的印象，其实并不明智。这是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较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视而不见，是对那些贫苦群体令人无法接受的漠视，这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力增强的一种不信任和不尊重。此次中央果断提高扶贫标准，意味着在一个漂亮的数据和一个对社会真实发展面貌的判定之间，选择了后者。此点殊为可喜。
标准改变，贫困人口数量顿增，但1.28亿这一数字并不可怕，也丝毫不令人沮丧。因为这不仅没有抹杀中国消除贫困工作的卓绝努力，反而为这1.28亿个同胞提供了更乐观的前景。
6274元人民币
据媒体报道，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打印机内存条价格高达6274元人民币，而惠普（中国）公司指定经销商表示，同型号的一般内存条只要300元人民币左右，而原装同型号的内存条也只售600元人民币左右。采购单位称采购程序都是合法的，价格也是透明的。
点评：政府采购价是市场价的9倍，这让人瞠目结舌，可采购单位却说“程序合法，价格透明”。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打开中央政府采购网，发现不管查询任何商品的具体信息，都要求登录，而登录的前提是注册。但当点开“注册”网页后却发现，只有两个选项——即“采购人注册”和“供应商注册”，也就是说这两类之外的人或组织是无法注册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公开透明是政府采购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政府采购也因此被称为“阳光采购”。作为中央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一个主要窗口，中央政府采购网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按照这种要求，每个供应商及其商品报价都应是公开的，公众应该可以像浏览新闻一样任意查看政府采购网站的所有网页。
政府采购为什么总是“只买贵的不选对的”？原因无外乎操作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查处不给力等等，而这些都与“伪公开”有关，一方面，“暗箱”为黑手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暗箱”让公众的监督无法落到实处；此外，“暗箱”也让查处有了回旋的余地。事实上，“天价采购”事件大都不了了之，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政府采购的混乱局面。
所以，要实现公平公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公开。落实“阳光采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信息公开应该是基本性工作。在这方面，中央政府采购网应该率先垂范。
1元
12月8日，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处长表示，年终奖存在临界点问题。年终奖多发一元钱，个人所得税可能就要多缴一千多元钱。陆坤称，这种情况可能是税率级差造成的，但各单位财务人员先计算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点评：有人说：“个税法修正案是一个“正和博弈”，博弈的是官智与民智、官意与民意，并且最终形成博弈双方的基本共识”。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了3500元人民币，这也带动一系列欣喜的“变化”：个税免征额“量变”，个税品质“质变”；个税税率“量变”，公民权利“质变”。年终奖的“一元纠结”，说明量变与质变只是阶段性的，期待更大的“变化”。
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元化”。截至目前，个税改革锁定于免征额与税率之上，而且是“一道杠子”，缺乏灵活性。关于个税改革，有很多“金点子”。有关人士建议，建立个税自动调整法律机制，建立刚性和弹性兼具的个税法律机制，让个税起征点能够随着时代和人们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有人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最合理，不但考虑到了公民个人的利益，更考虑到了公民家庭的整体福利；还有人提议，建立人性化机制。在个税征管方式上，发达国家早已经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人性化的制度。比如说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等。下一步的个税改革应该破除“一元化”格局，踏上“多元化”征程。
225名
据媒体统计，2008年以来是A股市场富豪井喷期。在1000名上榜富豪中，有666人来自2008年以后上市的企业。统计还显示，276家创业板公司，催生出了225名亿万富豪。
点评：如果这些上市公司在催生亿万富豪的同时，能让投资者也富起来，相信多数投资者对股市这个“造富机器”会充满感恩。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造富机器”让很多限售股股东成了千万乃至亿万富豪，而另外一方面，投资者却亏损累累，投资证券市场鲜有较好的回报。换句话说，“造富机器”不能藏富于民，只是“造富”了证券市场里的少数人。
当公司高管和限售股股东把公司上市当成一种终极目标的时候，上市公司其实早已丧失了创造财富的动力。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千万富豪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件：等待限售股限售期的结束。而很多高管和限售股股东连这点耐心都没有，想方设法辞了职去兑现。如果证券市场新上市公司多数把上市当成理想实现的终点，那这样的市场，怎么能指望公司还去创新、去创造财富呢？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又怎么能不大大降低呢？
下大工夫创设创业板和中小板，原本是希望通过强化资源配置功能，催化出更多充满创新能力的伟大的公司。尽管美国股市也存在“造富机器”功能，但其多数上市公司还是集中资本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技术和业态创新，正是这样的创新精神，给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财富效应，也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了藏富于民的重要途径。与之相比，沪深市场的差距还很大。
该如何避免“造富机器”只让少数人富起来，又该如何促使沪深证券市场发挥藏富于民的功能呢？
首先需要继续改革当前的新股发行体制，避免高价、高市盈率发行。高价发行严重侵害了投资者利益，为市场积累了巨大风险。在海外成熟资本市场，其发行市盈率一般在15倍左右，与我国新股发行动辄30至40倍市盈率相比，新股发行给市场带来的风险和泡沫要小很多。
其次，股改之后，一股独大现象依然存在，不少家族控股公司存在持有股份比重过高的问题。尤其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中，父子控股、夫妻控股和兄弟控股的公司不在少数。一方面，这会造成财富向同一个家族集中；另外一方面，这也很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治理，且容易形成业绩操控和内幕交易，中小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很难获得发言权。无疑，降低新股发行市盈率、改革发行方法和给投资者更多发言权，做起来难度不小，更需要时间和配套措施。但众多投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